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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无疑是人类的普遍爱好，把握现实亦是这一爱好的逻辑必然，而现实是传统积淀着的现实，这样，在传统—现实—未来的逻辑链条上，为着切实地展望未来和牢固地把握现实，就有必要深刻地反思传统。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为着德育工作的开展，而对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孔子的德育思想进行反思，显然是不无裨益的。
目的论
要了解孔子德育的目的，就有必要探究一下“德”的产生及其发展。
“德”字在商代卜辞中已出现，作“徝”没有底心，与“直”字通，其时并没有完全具备“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的道德含义。至西周，“德”才作为一个重要的伦理字眼而出现。
“德”的产生，与周初对“天命”的怀疑有直接关系。商代将天神与祖宗神混而为一，“下帝”受命于“上帝”，相当于子孙对祖先的继承。“上帝”可以任意主宰一切，“下帝”自然也可以任意主宰一切。商末的纣王很迷信这一点，胡作非为，结果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周取商代之后，自然要把天神夺过来作自己统治天下的神学依据。然而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困难，即原来的天神也同时是商人的祖宗神，而不是周人的祖宗神，怎么把别族的祖宗神归于自己呢？于是周人便把天神与祖宗神分开，称天神为“天”，除了讲商代的事之外一般不称“上帝”。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天”现在又收回而改授命于周为地上的统治者呢？为此，他们又想出了一个理由，即接受“天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更是“德”。对此，《尚书·周书》中多次讲到。例如：“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酒诰》）“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蒸，天惟降时丧”。（《多方》）“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这就是说，商代的“先哲王”是有“德”的，所以“天命”归于商，统治了好多年。后来商的“王人不秉德”，“不敬厥德”于是“平坠厥命”“天命”就转移了，而周的先王是“明德”、“敬德”的，所以“天命”就转到了周。对此，《尚书·周书》载道：“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康诰》）“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曲神夭，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多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人意识到“皇天无乐，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今《周书》无此诗）即所谓要“以天下为宗，以德为本”（《庄子·天下》），“以德配天”，这完全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即为着政治的目的。这就是“德”作为伦理规范产生的始初缘由。
周人如是，那么，说“周之德，其谓至德者也已矣”（《伦语·泰伯》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孔子又是怎样的呢？
与周人的“逻辑”一样，孔子虽然也说过“畏天命”之类的话，但总的说来，对天鬼之事是持怀疑态度的。正如他的学生们所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自己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与此怀疑天、鬼的思想相联系的就是强调“德治”，注重“德化”。通俗地说，就是强调和注重道德教育。
何以见得呢？
甲、从《论语》中关于“德”的篇幅来看：
我们知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语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者。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因此，《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也就是在这一重要材料中，有30章出现“德”字，共出现38次。诸如“民德归厚”、“崇德辨惑”、“至德”、“好德”、“乱德”等等。这是从字面上言及“德”字的情况来看。在《论语》中，字面未提而内容是讲“德”的则更多：其间作为“德”的重要内容的“礼”字出现74次；作为“德”的核心的“仁”则高达109次。无怪乎，孔子自己也说：“志向在道，根据在德，领先在仁，游习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进而对“德之不修”的事引为“吾忧”（《述而》）。
乙、从孔子对学生的评价来看：
孔子对学生有各不相同的多方面的评价。其间一次对他十个学生的特长分别进行评价时，表现了他对“德”的重视。如《论语》载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在此，说孔子“建立德行科”“与后世大专院校的系（科）设置相类似”（燕国材著《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固然牵强，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重视对学生在道德品质方面“进行专门教育和训练”（同上）的真实。并且，在排列学生的特长顺序时，孔子注重以“德行”为首位，这就不能不说明德育在孔子这位古代教育家心目中的地位了。
丙、从孔子的德育思想对学生的实际影响来看：
孔子的学生子夏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我们认为，子夏在这里道出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虽说没有学习过《诗》、《书》、《乐》等，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的思想固然偏颇，但是，我们却不难看出孔子德育思想对学生的实际影响。同时因此亦不难看出作为先生的孔子对德育的重视程度。
问题是在于：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德育呢？或者说其目的何在呢？
如前所述，周人强调“以德为本”，“以德配天”旨在为政治服务，而赞扬“周之德”的孔子亦与其是一样的“逻辑”，这就是说，孔子强调德育，亦是旨在“德治”。亦即孔子重视德育也是由于政治的缘故，为着政治的目的。对此，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在孔子看来，用“政法”和“刑罚”的办法对待人民，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而用道德来诱导、教育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甚至能象群星围绕北斗星那样的拥戴统治者。
至此，我们不能不说，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伦理学家的孔子，首先是一位高明的政治理论家！
明确这一点，对我们高校德育工作者的修养和德育工作的开展或许不无启示。
过程论
德育过程就是道德品质的培养、提高和完善的过程。具体说来，这一过程离不开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等阶段。兹根据孔子的有关言论，分述如次：
甲、道德认识阶段。所谓道德认识，就是指人们对一定社会的道德关系以及关于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过程中，首先就要形成他们的道德认识。
孔子深感道德认识的重要。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仲由呀，懂得德的人很少啊！”（《卫灵公》载：子曰：“由，智德者鲜矣。”）正是基于这一点，孔子很重视形成学生的道德认识。而形成道德认识，最根本的就是要教育学生掌握有关道德概念。孔子在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思想情况下，对于天命或神治，他羞羞答答地不敢多言。而对于礼治或礼教，他觉得仅以道德行为去规范人心，似又偏而不全。于是，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并总结前人的经验别出心裁地把古代文献如《诗》、《书》、《左传》、《国语》中较少谈到的“仁”（只有“保国”、“利民”、“整民”等数条）抬了出来，大肆发挥，并加以概括，成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孔子对“仁”这个道德概念的解释很多，并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但在孔子看来，“仁”还是有一个主要内容的，这就是《颜渊》篇所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为了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孔子还对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概念系列进行了规定，并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具体对象的实际，不厌其烦地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其间还注重对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阐述，以加深学生对道德观念的认识。如《论语》所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仕由己而由乎入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对此若用现代语解释：“克己”就是约束自己，“复礼”就是指行为合乎“礼”，“归仁”是指一旦约束自己而使言行都合于礼，人家就会称许为“仁”。因此，视、听、言、动等具体行为不能“非礼”。由此可见：“仁”和“礼”相对而言，“仁”是意识形态或道德观念，“为仁”表现为意识合乎“仁”；“礼”是行为实践或道德行为规范，“复礼”表现为行动要受“仁”的意识指导；这样，“仁”与“礼”的关系就是意识和行为的关系，两者是统一的，将道德意识的“仁”和道德行为的“礼”统一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上，无疑就是孔子之谓“克己复礼为仁”的本质涵义所在。我们认为，孔子之所以对学生大谈道德概念及其关系，其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他们在牢固掌握这些概念、形成相应的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付诸道德行为，以实现“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孔子还注重通过对学生进行评价来帮助学生形成道德认识。他的这类评价，有时是当面对被评价的学生说的。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不是容易做到的，但有一次子贡却对孔子说，他能做到这一点，孔子便立即指出，这不是他所能做到的。有时是在别的学生面前评价某一学生。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先进》）
孔子不仅自己评价学生，而且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他的这种将评价和自我评价结合起来的方式，在形成学生道德认识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学生的自我评价合乎事实时，就给予肯定。如子贡认为自己的智力不如颜渊，这个评价正确的，孔子便肯定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一是当学生的自我评价不合乎事实时，就给予纠正。如有一次，子贡对孔子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个自我评价不够正确，孔子便立即对子贡指出：“赐也，非尔所及也。”（参见《公冶长》篇）
乙、道德情感阶段。所谓道德情感，是指人们 心理上对于某种道德义务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还必须在形成其道德认识的基础上，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感。
在人们的心理上对于某种道德义务所产生的好恶，不一定都是以道德认识的形式即理论形式来表现，往往是通过无言的感情来表现：或表示为悦诚；或表示为愤怒；或表示为内疚……正因为如此，道德情感才是形成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任何道德品质都包含有认识和情感两种因素，只有认识的而没有情感的因素，或者只有情感的而没有认识的因素，都是不能构成某种真正的道德品质的。孔子似乎理解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他构建的“仁”学体系中，一方面要人懂得“爱人”的道理，另一方面又要人怀有“爱”人的情感，因为要“爱人”就需要有极大的同情心。而这“理”和“情”两方面的齐备便是做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的必须。
孔子还在很多地方提出过关于仁德的情感因素。例如，他说：“仁者不忧。”这“不忧”便是一种情感。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意思是，只有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可见仁德含有“爱”和“恨”这两种情感。
由于孔子重视仁德的情感因素方面，所以他就尽力激发人们从心坎里爱好仁，并从心坎里厌恶不仁。在孔子看来，爱好仁德的人，是无法超过的了；厌恶不仁的人，就会不让不仁的人影响自己。而无论“好仁”或“恶不仁”的人，在实 行仁德的时候，就一定不会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了（《里仁》）。
孔子不仅注重激励学生的道德情感，而且还主张通过《诗》、“乐”去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因为，在他看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所以它对于道德情感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至于“乐”在培养学生道德情感中的意义也是很明显的。孔子常把《诗》、礼、乐并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丙、道德信念阶段。所谓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某种道德义务所具有的坚定信心和强烈的责任感。进行道德教育时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还要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道德信念。
内心信念不是一般的道德认识，也不是意志力的一般表现，而是深刻的道德认识，强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因此，在德育过程中，孔子也很重视道德信念的培养。孔子提倡的道德信念就是“志于道”（《述而》）“死守善道”（《泰伯》）。在他看来，一个人由于有了坚强的道德信念，他才能作到“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才能成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卫灵公》）；才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追求道德的最高境界。
在进行道德信念的培养方面，孔子善于利用民间格言和古籍名言激励学生，以在培养学生顽强的道德意志的基础上培养其坚定的道德信念。如《子路》篇载：“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看来，他的教育是有成效的，他的学生子张就说过：“固守仁德不坚决，信仰道义不忠实，这种人有他可，没有他也可。”（参见唐满先《论语今译》第197页）
丁、道德实践阶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尤为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把自己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付诸道德实践。从孔子开始，重视“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反映在德育方面，就是特别重视道德实践，重视道德行为的训练，重视道德习惯的培养。
首先，孔子主张言行一致，要求“言而有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述而》）他赞扬子路说话讲信用，说“子路无宿诺。”（《颜渊》）他又主张少说多做、先行后言，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方而后从之”。（《为政》）他反对讲大话，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反对讲空话，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反对讲假话，说“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反对信谣、传谣，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阳货》反对表里不一，很讨厌“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的两面派。认为“巧言令色”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其次，孔子要求学生以好人好事为榜样，效法他们的道德行为；同时还要以坏人为镜子，对照自己的行为。如他不只一次的教育学生说，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又进一步要求他们“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在道德实践中，为了使学生能效法好的榜样，孔子还要求他们慎重地选择朋友。他一方面要求学生虚心地向朋友学习，说“无友不知己者”（《学而》）；另一方面又指出朋友有好有坏，好朋友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有益，而坏朋友则有害。他告诫学生：“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在道德实践中，为了使学生能摒弃坏的榜样，孔子又要求学生善于“自省”、“自讼”，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如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再次，孔子特别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实践。他的“学习而时习之”一语，就包含有这种意思在内。因为孔子的“学”不是仅指文化知识，而且也指形成道德品质。所以他所说的“习”也就含有对道德认识的经常温习、道德情感的反复锻炼、道德行为的持续实践的意思。孔子还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这句话对持续的道德实践说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孔子对道德实践要求如此严格，所以他对那些只能在短期内实行仁德的学生很不满意，甚至对“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渊也不能完全感到欣慰，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学生具有深刻的道德认识，“高尚”的道德情操，顽强的道德意志，坚定的道德信念，持续的道德实践，以便把他们真正培养成道德完备的“士”、“君子”、“圣贤”或“成人”（见燕国材著《先秦心理思想研究》）。
方法论
要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自然要讲究恰当的教育方法。孔子在进行道德教育时的原则和方法，很有可取之处。对此，在前面分析德育过程时稍有涉及，现择其三点予以述说：
甲：启发诱导。启发诱导既是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此，我们仅就德育这一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启发诱导的原则为孔子所首倡，现以孔子一名言为证：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这里的意思是，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不要生硬地给学生灌输道德认识，机械地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感，勉强地要他们付诸道德实践，而是要启发他们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自觉“躬行”。
按照孔子的本意，所谓启发诱导，就是要善于抓住学生的“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据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我们认为“愤”与“悱”是密切相关的：苦思未得，必然会辞难达意；而辞难达意，又可能是苦思未得。抓住这两种时机进行启发诱导，就往往易于使学生触类旁通、豁然开朗，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孔子进行启发诱导一个最突击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他最得意的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所谓“循循善诱”，就是根据学生的特点，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形成道德认识，发展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养成道德习惯。而且这种诱导必须由近而远，由浅而深，循序渐进，逐步提高。这样才会抓住学生的全部心灵，特别是他们接受教育的自觉性和思维的积极性，使他们达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事实有不少。如子夏问“巧笑情兮，美目盼兮”的诗意于孔子，孔子只说“绘事后素”四字。孔子在这里不是传授图画知识，或大讲诗经，而是引导学生听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果然子夏马上就有领会地问“礼后乎？”孔子高兴地说“启予者商也！”（《八佾》）又如孟懿子问孝于孔子，孔子只说“无违”二字。这时樊迟在驾车，孔子把话转告樊迟，樊迟进一步问，孔子才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之以礼。”（《为政》）还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说颜足“亦回以发，回也不愚”（《为政》），当子贡对《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了新的体会时，他立即赞扬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些无疑是孔子在道德教育中善于循循善诱的明证。
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一样，既是一个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一个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此，也仅就德育这一方面作些分析。
孔子当时虽没有明确提出“因材施教”四个字，但在实际上采用了这一原则和方法，而且将其作了灵活的运用。
要因材施教就必须个别对待。《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运用这一方法的例子颇多，归纳起来，概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对学生询问的同一问题，能针对具体对象，作出方向一致但又各有侧重的回答。如关于“仁”的问题：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仲弓问仁，他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京无怨。”（《颜渊》）樊迟问仁，他说“爱人”（《颜渊》）。其他如“问礼”、“问教”、“问政”、“问知”、“问士”、“问君子”等等，均莫不如此。
二是对学生提出的同一问题，能针对提问人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回答。如关于“闻斯行诸”的问题，冉求问时，孔子回答说：“行之”。子路问时，他却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这在表面上看来，孔子不是自相矛盾吗？连在场的学生公西子华也觉得有些奇怪。其实这一作法很富有道德心理学的意义。因为冉求和子路的道德心理特点不同，所以教育方法应有所区别。用孔子回答公西子华的话说就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三是对个别学生提出的问题，能针对其品格特点予以回答。例如，子路好勇，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当他提出“君子尚勇乎”的问题时，孔子便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
丙、表扬批评。孔子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方法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诸如：
首先，善于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表扬或批评。例如颜渊，因为他自觉性很强，所以对他总是以表扬为主。在《论语》中记载孔子表扬他的有十多次。如“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等等。而对于子路，则因他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经常批评他。
其次，孔子又善于针对同一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有时直接表扬，有时直接批评；甚至在同一场合里，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先扬后抑。直接批评的，如有一次子路问孔子：“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很不高兴，当时就指责说：“是故恶乎佞者。”（《先进》）先扬后抑的，如有一次，孔子因情绪不好，对子路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本是夫子的一句牢骚话，但素有骄气的子路听后却飘飘然起来。孔子见此情景，觉得影响不好，并立即改口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先抑后扬的，如有一次“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对他很不客气地说：“由之瑟，奚为丘之门？”其他学生一听，觉得老师似乎是在下逐客令了，于是便“不敬子路”。孔子见此情景，也感到影响不好，便又连忙改口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由此亦可见，孔子批评学生也不是以“一棍子打死”为目的的。
关系论
在明确了德育的目的，阐发德育的过程和方法后，要真正做到有效的进行德育，孔子认为还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甲、了解与教育的关系。了解学生是为了教育学生。孔子通过他的实践，较好地处理了了解学生和教育学生的关系，在两者的结合上，也下了一番功夫。一般说来，他了解并教育学生的方法有四：一是利用机会和学生谈话，了解、启发、教育学生。如“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为政》）。二是从答问中了解学生，指点教育学生。《论语》记载孔子运用这种方法的地方很多，比如，前面谈到的“问仁”、“问政”、“问君子”等，孔子总是随问答或谈话来结合进行教育。三是让学生自作比较，使其彼此相互了解、教育。如“‘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公冶长》）四是引导学生言志借以相互了解教育。如“颜渊季种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公冶长》）
乙、知过与改过的关系。学生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一般是有斗争和曲折的，其间包括知过改过的过程。孔子对此是有注意的，并指出应善于处理知过与改过的关系。如说：“过则勿惮改”（《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还指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子张》）这些对我们目前做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显然是有启发的。
丙、律己与责人的关系。孔子所讲的人、己关系是在他的“正名”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但即使是在奴隶制度下，其等级制使人与人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平等，可社会中人与己还是在时时事事中，这样，在道德领域里就有着如何处理人与己的关系问题。比如孔子及其弟子常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中庸》所讲的“絜矩之道”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的积极方面，这些都是在德育上反映着人与己应有的关系，构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概念。这是德育上应该处理好人与己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孔子还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的主张。认为人们应该严以律己，宽以责人，这样就可以促使道德走向更高境界，促进德育取得更大成果。在德育工作上注重厚和薄、严和宽的相辅相成，那么，高尚的道德风气，也就可以逐渐形成。
丁、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在道德教育中，孔子不仅注重言传，而且重视身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孔子不仅理论上重视身教，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躬行的。例如，他要求学生好学乐学，自己就“好古敏求”，“学而不厌”；他要求学生“不耻下问”，自己就“每事问”，虚心求教；他要求他们确立志向，自己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他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犹也”。（《述而》）还谦虚地说：“躬行君子，则吾谓之有得”。（《述而》）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在德育方面，不仅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