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与论文,留日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其反帝的直接对象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包括此前业已归国的中国留日学生）乃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而且其爱国活动贯穿于整个五四运动的始终。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应追溯到1918年5 月爆发的留日学生归国反日运动。史学界一般认为，1918年5 月爆发的中国留日学生归国反日爱国运动（即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成为次年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从而构成五四运动爆发的“远因”。而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至6月五四运动结束这一整个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作用十分重大。对此，以前学界却鲜有系统论及。本文拟就此间留日学生与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系统论述于后。
（一）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自巴黎和会开幕起，中国留日学生就对之密切关注。实际上，五四运动的两个中心口号及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早在“五四”之前的巴黎和会期间留日学生就率先提出并具体实施了。
第一，留日学生首倡“外争国权”。“外争国权”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中心口号和根本目标。这就是要力图通过正当的外交手段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中国主权。其所争“国权”之基本内容即：“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而这些基本主张，留日学生早在“五四”以前就首先明确地提出，并为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开幕之时， 当天上海《民国日报》即刊出中国侨日学、商各界全体致北京当局及全国人民的通电，要求于巴黎和会上废除“二十一条”。而当初中国代表向和会所提出的条件中并无此项要求。4月15日，中国代表团才向和会提出废除1915 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注：参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405页， 中华书局，1987。）。可见，后来成为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废除“二十一条”主张，正是中国留日学生及侨日商界首先提出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1月28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提出后， 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首先向国内发表《媾和意见书》，2月4日公开提议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并就此提出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的具体议案，拟出组织办法和包括取消“二十一条”和“归还青岛”等内容的“提议条件”。（注：1919年2月9日、1919年4月21 日《大公报》（长沙）。）由此，留日学生救国团作为民间爱国机构，最先公开系统地提出了与后来五四运动中所极力要求的“外争国权”内容大体一致的基本主张。2月23日，归国留日学生发表宣言， 再次提出了与后来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容基本一致的五项主张。（注：1919年2月23日、1919年2月9日《民国日报》（上海）。）
为了“外争国权”，留日学生还进一步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一方面，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多次发表通电，呼吁力争山东权益。 如2月8日、9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先后分别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和北京外交团，呼吁中日问题为存亡所系，要求据理力争。（注：1919年2月23日、1919年2 月9日《民国日报》（上海）。）其对于唤醒国民救国，作用极大。另一方面，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密切关注巴黎和会动向，不断通电呼吁力争中国主权。如3月9日，东三省留日学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通电，呼吁力争中国主权，并表示愿“赴汤蹈火，在所弗辞”。他们还希望国内速和，以利于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并派代表徐景云回国，向南北和会双方代表陈述速和意见。（注：1919年2月9日、1919年4月21日《大公报》（长沙）。 ）他们还在日本进行了反对亚细亚学生会的斗争，以抵制日本一些人的拉拢诱惑。（注：参见《龚德柏回忆录》，38页，台北龙文出版公司，1989。）
由上可见，留日学生的确首先提出了与后来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大体一致的基本主张和所争国权之主要内容，并付诸行动，他们无疑是五四运动“外争国权”的先导。
第二，留日学生率先提出“内惩国贼”。“内惩（除）国贼”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中心口号和主要目标，其所惩国贼即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爱国群众欲通过“内惩国贼”这一手段来达到其“外争国权”的根本目的，而这种手段，在“五四”之前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就已率先使用了。这就是著名的1919年4月11 日“东京击章（宗祥）”，送卖国贼回国的运动。（注：1919年4月22日《晨报》。 ）他们首先在海外异邦正式公开地喊出了“打倒卖国贼”的响亮口号，并率先施行了“内惩国贼”的直接行动。4 月“东京击章”也为“五四”北京痛打卖国贼（恰恰又是章宗祥）作出了可资仿效的榜样。“东京击章”对北京五四运动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 月中国留日学生东京击章事件后，国内人民中很快便产生了仿效此种斗争方式的意识，并准备付诸行动。如有人回忆说：“那时，中国留日学生已率先行动了……我们也酝酿用类似办法，去惩戒号称‘四大金刚’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注：周予同：《火烧赵家楼》，见《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3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东京击章”的亲历者龚德柏回忆说，五四运动的“发动力”，则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为章宗祥所举行的临别“送行”，他们“送卖国贼回国促成了五四运动”（注：参见《龚德柏回忆录》，39—40页，台北龙文出版公司，1989。）。
第三，留日学生参与“五三”决策。1919年5月3日晚，在国民杂志社的发起组织之下，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代表会，各校学生代表应邀参加，此即“五三”集会。该会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归国留日学生黄日葵（1918年自日归国，时为北大学生）被推举担任该会记录，卓越的新闻战士邵飘萍（1915年在日本留学时曾参加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时为北大讲师）首先报告山东问题。黄、邵二人在“五三”集会上，对发动五四运动的重大决策和直接准备起了重要作用。而首先发起组织“五三”集会的国民杂志社，则是上年留日学生归国反日运动的产物。王兆荣、阮湘、王希天等留日学生救国团的领导人都先后加入了国民杂志社，成为学生运动骨干；阮湘还任该杂志负责日本方面的“京外经理员”。在北大“五三”集会上，有人明确提议仿效留日学生“东京击章”做法，说“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这个提议得到一致赞同（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223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由此可见，留日学生对于决定发动五四运动的“五三”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归国留日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发起、准备起了关键作用。难怪李璜回忆道：“1918年留日归国的学生分别插入北京各大学，成为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分子”（注：李璜：《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1月～6月），850 页，台湾，1979。）。
总之，自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开幕至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夜，我国留日学生都一直在为中国主权而极力抗争。他们在国内国外都率先走在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斗争的最前列，继上年反日爱国斗争之后，进一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做好了准备和铺垫。留日学生实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重要动因。
（二）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留日学生立即投身其中。在国内，有1918年罢学归国以及新近回国的留日学生的直接战斗；在日本，则有众多中国留学生的遥相呼应，极力声援，而且发生了继上年之后的又一次归国反日运动。其大致表现如下：
一是在日本的遥相呼应。东京和巴黎是五四运动在国外斗争的两个主要战场。当“五四”风暴发生后，“身居仇国”的中国留日学生更是“闻风响应”，遥为声援。
无独有偶，就在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中国留日学生也不约而同地在东京集会。同日，留日学生总会致电北京政府徐世昌总统，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卖国，同胞恨极，请处死刑，以谢同胞”（注：1919年5月20日《大公报》（长沙）。）。 这与同日北京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内除国贼”口号何其相似乃尔15月6 日日本开始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后，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纷纷罢课集会。中国留日学生监督江庸因而致电北京政府，因不能阻止留日学生在中国使馆集会而提出“引咎辞职”（注：1919年5月20日《大公报》（长沙）。）。
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3000多人在东京集会，在彭湃等人的领导下纪念国耻，讨论山东问题，前往各国使馆递交外交问题意见书，并揭出上书“打倒军国主义”、“直接收回青岛”等语的白布大旗，列队游行，遭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同日，大阪中国留学生也召开了国耻纪念会。（注：1919年5月20日《大公报》（长沙）。）
1919年东京“五四”集会与北京“五四”游行不谋而合；而东京“五七”事件则与北京“五四”示威规模相当（均在3000多人），并被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实藤惠秀称为“东京的五四运动”（注：实藤惠秀：《留日学生的两大贡献》，见《中日文化交流》（1），17页，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前夕，留日学生已“多有返国者”（注：《五四爱国运动资料》，257页，科学出版社，1959。），“五四”以后， 又有留日学生愤而罢学归国之举。他们还选派代表回国力争，东京中国留学生特派代表廖方新、王俊分赴北京、上海。黄齐生、王若飞、彭湃、凌炳、陈望道等都毅然罢学归国，直接声援国内的反帝爱国斗争。多数未归国的留日学生，则在日本坚持爱国斗争，与国内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除函电呼吁外，他们还积极为国内报刊撰文投稿，宣传爱国。此时留日学生郭沫若、李达等对五四运动的声援颇有影响。
二是在国内的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因外交问题归国的留日学生以及此前归国的留日学生，大都直接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爱国政治运动，其中有的还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在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归国留日学生更是积极参加。其中黄日葵乃是发动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五四”当天，他带头游行后，与许德珩一起被选为北京学生代表，南下津、宁、沪等各大城市，进行联络和发动工作。回国声援的留日学生代表在北京顺治门外烂缦胡同湖南会馆设办事处。12日，留日学生代表在北京上书请愿。14日，留日学生代表陈定远等晋见总理钱能训，要求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主权据理力争。（注：1919年5月15日《晨报》。）21日， 留日学生代表上书北京政府总统、总理，力争中国主权，并要求严惩卖国贼。（注：1919年5月 21日《晨报》。）留日学生还上书总统徐世昌，提出拒签和约、惩治卖国贼等四项要求。（注：《五四爱国运动资料》，202～203 页， 科学出版社，1959。）归国留日学生曾琦还参与策划了北京6月3日罢市活动（注：四川《隆昌县志》，740页，巴蜀书社，1995。）
“六三”以后，归国留日学生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展了更为激烈的爱国斗争。直到6月27日，即巴黎和会签字前夕， 留日学生代表同北京学生代表等共400 余人还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进行“山东问题之最后请愿”。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 五四运动告一段落。显而易见，归国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从“五四”游行开始到6月28日，都一直在坚持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早年归国的留日学生，由于他们在留学日本时曾深受日本侵略行为的直接刺激而富有民族主义意识，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曾几度留学日本并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和早年留日并曾多次领导学生斗争的李大钊（1913年～1916年留日），都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归国留日学生周恩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早年留日归国的邵飘萍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因揭露曹、章、陆的卖国罪行，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归国留日学生还在上海直接促成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建立。黄日葵还被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的编委。全国学联是五四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它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
就地区而言，归国留日学生除在北京、上海、天津外，还在武汉、吉林、广东、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总之，自始至终，留日学生在日本和国内都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乃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经指出：谈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谈到留日学生（注：李璜：《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1月～6月），850页，台湾，1979。）。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留日学生发动和促成了五四爱国运动。
（三）
留日学生与五四爱国运动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留日学生自始至终都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的预演、酝酿发生、发展直到结束），或直接参加于国内，或遥相呼应于国外，进行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卓有成效的反帝爱国斗争。其爱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留学生中，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之强烈、斗争精神之英勇，远胜于留美学生；其爱国力量之强大，也超过了留欧学生。数千留日学生（含已归国者）走在了五四爱国斗争的最前列：他们冲锋陷阵，英勇奋战。其所以如此，并非偶然。这是由广大留日学生的自身素质、历史传统和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等各种因素促成的。他们投身五四运动，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留日学生具有反帝爱国传统，许多人赴日留学之时即怀救国之志，投身于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传统的发扬。五四运动以前，留日学生就曾有过多次归国反帝的斗争历史。这些斗争对以后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时期的留日学生多数人本身即抱着留学救国之志而东渡日本的，如李达、彭湃、周恩来、王若飞、黄日葵等等都是这样。而且，“留日学生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前途”，是其一大特点。（注：参见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6）。）正因为如此，在民族危难之时， 留日学生们必然挺身而出。这是留日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根本原因。
其次，留日学生“身居仇国”，备受外侮，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切肤之痛”、格外之恨。如1918年5月， 留日学生曾琦致函国内友人道：“日本处心积虑，要亡中国；中国此时，外患尚重于内忧，我辈必须唤起国人注意日本的侵华情形”（注：李璜：《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1月～6月），850页， 台湾，1979。）。1918年彭湃也曾深切地感到“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注：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倡导者彭湃》，见《彭湃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二十一条”刚一提出，首先起来反对的就是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从在日本的生活经验出发，了解世界大势，也得知“先进各国”正在准备吞食中国而日本尤甚、最为可怕，故他们特别“仇日”，必然极力倡导反日爱国的斗争。
第三，在日本所受的西式教育使留日学生们具有较强的民族民主意识和反抗精神。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成为日本教育的重要内容，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桥梁。这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日本又是资产阶级改革极不彻底的国家，明治维新后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促使它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使中国留日学生在同一国家里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日本军事封建主义的矛盾表现。他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黄侯兴：《郭沫若》，22页，人民出版社，1986。）。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教育环境里，留日学生比其他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更具有民族民主主义意识和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尤其具有浓厚的反日情绪。因此在五四运动中，留日学生的反日情绪和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毅然走在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最前列。
第四，国民党人的支持是促使留日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留日学生投身五四运动，与当时国内最大最先进的政党——国民党的支持极有关系。在中国留学生中，留日学生是最受国民党领袖们重视的一部分。这使留日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乃至组织上都同国民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自1918年5 月以来一直对留日学生的归国反帝运动予以积极支持，充当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舆论工具。巴黎和会开幕时，正是《民国日报》首先刊出了留日学生要求在和会上取消“二十一条”的通电。因此，国民党人的支持也是促使留日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更加壮大了留日学生们反帝爱国的勇气和声势。
总之，以上几个因素决定了广大留日学生特别具有反帝爱国精神，促成了他们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成为发动和推进五四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留日学生对五四运动，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 6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