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再国家化与国家的再政治化①——新自由主义、经济需要与竞争国家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政治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化与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6-0005-07
假如持续的、系统的学术分析是真实世界的重大意义的可靠指标，那么，国家真的已经碰到麻烦了。相反，假如国家在真实世界中的重大意义在持续的、系统的学术分析中得到了准确反映，那么，所有的政治分析家就都是国家理论家，而国家已经不可阻挡地消亡这一看法过去就应当被揭露为一个明白无误的无稽之谈。一边是理论家关于国家因全球化而不可阻挡地消亡这一权威的程式化说明，一边是国家的生命力得到延续的各种证据。的确，要是没有就常常是艰涩难懂的国家理论语言受过强化训练，还真体会不到两者的差距会有这么大。因为且不论修辞学，即便是最粗糙的资料堆砌也显示：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提出来的民族-国家危机没什么充分证据。由数据可见，从1960年至2000年，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的)最高水平，那些最开放的经济体的国家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而且，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支出与经济开放性和GDP的关联性都增强了。修辞学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无疑，这既显示了民众对当代国家理论缺乏兴趣，也显示了当代国家理论的理论贫困。
目前，对当代国家发展轨迹中决定性因素的研究不断增多，全球化、区域化、后工业化，甚至是后现代化(不管它究竟指什么)，都曾经或正处于独领风骚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对自由民主国家的当代特征缺乏持续的反思就变得尤其引人注目了。可这些实在太频繁的争论——就像在全球化争论中一样——几乎都排他性地集中在独立的变量上，因为正反双方相持不下的，不过是讨论中的解释性变量的范围和“本体”，以及迫使国家削减支出的机制可能已经被似是而非地归结于这种解释性变量的程度。但是，不管交锋多么激烈、多么迁延不绝，现实存在着的国家的发展轨迹自身在争论中却几乎是缺失的。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事态，可能预示了一种更广泛的危机。这种危机如果不是国家自身的，那就肯定是我们关于国家的思考方式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本文关注的就是那些例外。这些例外中最重要的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的、看起来类似的两种说明。它们分别是菲力浦·切尼(Philip G.Cerny)对“竞争国家”的兴起的说明[1](P595-625)[2](P251-274)，以及鲍勃·雅索普对“熊彼特式的后民族国家的工作福利制政体”②——这种表述确实有点累赘——的突现的说明[3](P7-39)[4]。在对当代国家形式提供了积极的说明和描述的文献群中，这两种说明都是与众不同的。不仅如此，它们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认为战后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存在中断；它们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宣泄式的危机就是发生中断的那个时间点；以强调个案间的不同变化为条件，它们都强调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及与其关联的国家政体存在相似性；它们都确认(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的消亡和(熊彼特式的)竞争国家的兴起；它们都确认经济改革存在巨大的外在压力，不过又都认为这种外在压力仅仅是引发政治变化和思想变化的有限力量；最终，对于当代政治经济关系的关键性特征变化，它们都提供了观察细致入微，但却概要、优雅而言简意赅的说明。
在这两种说明中，切尼的说明无疑相对简单一些。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因而在当代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领域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与雅索普详细阐述过的概念计划相比，它在精致程度、理论弹性和雄辩性上确实不够，不过，它的说明更容易理解，因此，它显然更适合成为我们接下来行文的出发点。
一、竞争国家和熊彼特式的后民族国家的工作福利国家
切尼的基本论点可以简述如下。如果说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占优势地位的民族-国家形式是“福利国家”，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语境中，这种国家政体就不再行得通了。它已经被竞争国家所取代，或者在某种语境中也可以说，正处于被竞争国家取代的过程中。福利国家最优先考虑的是通过“将经济生活的关键要素”与“市场力量”分离，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而竞争国家的首要战略则是“为了使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在国际的和跨国的条件下更具有竞争力地市场化”[2](P258，259)。社会福利的供给让位于已经察觉到的经济需要，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性增强所导致的激烈竞争已经揭示：福利国家是过去那个时代多多少少有些放纵的奢侈品。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时代，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易受到全球化操控的彻底的竞争力审查。正如切尼所解释的那样，“只有相应制定出适应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有效替代模式”，国家干预模式才是可行的，否则，“当世界市场证明它们在经济上效能低下时，均质化压力很可能会继续侵蚀那些不同的模式”[2](P251)。结果就是新的国家政体即竞争国家的出现，其大致特征可以描绘如下：(1)它的“盈余”本质(这当然是与之前的福利国家相比较而言的)；(2)从宏观经济干预模式向微观经济干预模式的转变；(3)努力提高弹性和对变化着的竞争条件的适应性应对水平；(4)“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灵符的内在化，及以通胀控制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5)(只有)通过进取、创新和收益率的积极外在化，间接提高福利[1(P9，598，612-613)[2](P260)。
尽管使用了部分相同的术语，不过，雅索普的说明与切尼的说明的相似性却是似是而非的。无论如何，两者看似“差之毫厘”，实际上却是“谬以千里”。《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到处都是警示、限定和有条件限制的论述，这些既将该书弄得有些凌乱，也提供了精细、精密和精确。正是它们使该书超越切尼的说明——因为简单而产生吸引力、但毕竟有些俗套的简约风格，更容易被理解。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详细阐述雅索普的论题，不过将其不同的要点大致罗列如下却是不无裨益的。(1)对雅索普而言，使超越(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这种需要猛然呈现的，并不是全球化，而是(一般认为的)从福特制向作为附带调节模式的积累方式的后福特制的转变。(2)(“倾向性地”)取代凯恩斯式的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以下简称KWNS)的熊彼特式的后国家的工作福利政体(Schumpeterian post-national workfare regime，以下简称SPWR)的突然出现，还依旧处于一种出现过程。(3)雅索普以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地考察了KWNS和SPWR的可能的形式变化，在此过程中，他对偶然性的政治发展过程(如新自由主义)和导致SPWR突现的、更具有必然性的经济逻辑，进行了远比切尼清楚得多的区分。(4)与切尼不同，雅索普确实提到(虽然只是附带地)那种可能性，即：在当前语境(如突然出现的后福特制)中，SPWR的替代国家形式与资本扩大的再生产是相容的。
尽管存在这些重要差别，不过，正是这两种说明从现有文献群中脱颖而出。甚至，与这两种说明有关的主要问题就存在于它们共同享有的东西之中。有限的篇幅不允许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努力进行详细的评论和批判的评价，以将新的生命注入到这些努力中去，从而发展出一种积极的当代国家理论。相反，我将直指这种类型的说明所存在的一系列潜在局限性，同时对这些局限性可能被运用到切尼和雅索普不同的“竞争国家”论题中的限度进行评估。我的评论将以一系列独立的但又内在相关的、批判而系统的观察评论的形式展开。我最终的结论是提出：需要对切尼和雅索普很好地描述但没有充分解释的国家转型过程进行再政治化。
二、描述还是解释？
行文至此，读者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已有关于战后国家发展的说明的性质、地位究竟如何？应当说，要么是切尼，要么是雅索普，在以下问题上并不是非常清楚。对竞争国家的突现进行说明，其目的仅仅是对观察到的和展现出来的经验性规律(福利国家样的实体被竞争国家样的实体所取代)进行抽象化的再描述？还是，其意图就是对这种转变的逻辑和/或必要性进行说明？要么，其意图就是当竞争国家样的实体出现并在其出现的地方，对它的突现进行解释？这两种说明对这些问题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混淆。有时候，特别是在雅索普的著作中，竞争国家/SPWR的“倾向性地”突现被当做各种复杂而具有明确的发生场合、基本上不在叙述范围内的交互作用的一个偶然结果。在其他场合中，从福利国家向竞争国家的转变既被当做一种必然性，又被当做一种需要解释的被决定的变化。这一点在切尼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一贯。这当然更成问题。因为这存在一种倾向：为了对(突现的)竞争国家样的形式进行说明，而对正在进行的发展过程进行推断，结果，这种形式被从后往前看地当做旧的政体危机的唯一可能的回应形式。这么做存在不折不扣的危险：新自由主义的偶然性政治被当做对外在经济环境的一种必然适应，这实际上是把近乎自然的竞争选择过程强加到并不明确的发展状态上。虽然雅索普也未能完全避免这一点，但这种倾向在切尼关于竞争国家的说明中表现得特别强烈。结果，这在无意中沦为一种新自由主义辩护形式：政治过程突然发生的一切，既成为一种自然过程的结果，又在表面上成为一种必然过程的结果。
三、功能的或功能主义的？
这就直接提出了与此密切联系的第二个问题：这两种说明的功能的和(可能是)功能主义的特征。由于曾得益于调节理论的启示，雅索普的很多分析都是用功能术语和经济学术语表达的。只要SPWR能够稳定、强化福特制之后的积累体制扩大的再生产，并为这种再生产创造条件，那么，它就很可能从以前嵌在大西洋福特制(直接的和扩大的)体系中的经济体中突现出来，直到其确实突现出来的程度。这使得雅索普可以言说适应于资本积累的国家的理想类型形式和功能，并据此开展他的分析。切尼所要强调的是在由经济体之间激烈竞争所规定的语境中高效的经济产出的选择，这发挥了一种非常类似的作用。只要竞争国家能够将全球化时代强加到国家身上的竞争规则内在化，竞争国家就很可能突然出现，并且达到其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程度。功能性再一次成为选择对象。
现在很清楚，如果人们同意：求诸这种功能性语言并不是创造一种关于国家形式发展轨迹的解释这一企图的一部分，那么，严格地讲，这就还不是功能主义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小心为上。因此，我们希望指出两点。
首先，如前所述，切尼和雅索普的说明无意成为解释性的，这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已经清楚的是：在已经提出了一种关于倾向性转变的解释这个限度内，那已经是用功能性术语在表达了，因此可以说是功能主义的。在如此之高的理论抽象水平上，这种功能主义可以被认为(比如说，在其启发性的价值方面)是防御性的，但同时，它不可能适合所有人的胃口，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一个作者的充分辩护。
其次，即使被认为具有纯粹启发性的价值，以及在内容上或设计上都是非解释性的，但描述/引出竞争国家/SPWR本身就倾向于假定：不言而喻的经济效率/功能性是理解一种资本主义国家政体被另外一种政体所取代的关键。换言之，因为SPWR将是KWNS的可靠继承人，所以，它就必须对大西洋福特制的根本(截然不同于“叙述性的”“真实的”)危机的解决有所助益。同样，因为竞争国家将是福利国家的可靠继承人，所以，它就必须在由资本的流动性和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刻画的语境中，证明自己具有福利国家所不具有的功能。然而，对确定的国家层次的发展之更详细、更具体的分析已经使以下这一点变得很清楚：这么做是可疑的(雅索普自己似乎也在许多方面都退却了)。因为就像雅索普承认的那样，如果它是作为叙述的而非实际存在的危机——新政体根据这种危机获得合法性基础，进而开始自己的建构——解决之道，那么，拿什么来确保两个作者都假定是有利的和具有功能性的“应急措施”？因为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机制被提出来。
四、一个没有政治主体的过程？
由于它对经济作用的优先考虑，以及它对国家的制度形式对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功能度或阻滞功能度的探索，“竞争国家论题”显然是不关政治的。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说明实际上都丝毫没有提及政党，也丝毫没有涉及向竞争国家/SPWR的假定转变或多或少具有当代社会中经济治理的民主特征③。而且，就像在雅索普的著作中提到的那样，虽然一系列政治变化被考虑在内，但它们只被赋予一种有限的二阶相关性；实际上，只是在比雅索普主要涉及的理论抽象层次低得多的层次上，它们才发挥作用。部分上是这么做的一个结果，“竞争国家论题”从不反对任何在本质上更加政治化的、显而易见的竞争者，这在经验记录以及切尼和雅索普对它的风格迥异的表达中，至少是同样一致的。
这里最著名的就是(形式可能千变万化的)新自由主义论题。公道地讲，与切尼不同，雅索普事实上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若凤凰一样从现存福特制的灰烬中重生，进而给突现的竞争国家/SPWR所造成的形变压力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了一种相当可靠的新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特别强调了国际院校在表述危机的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得以大行其道的过程中的作用[4](P132)。就像雅索普坦率地承认的那样，考虑到SPWR(我们重新回到这一点)倾向性发展的不平衡特征，那么，认为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验到的，是一个回应现存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感觉到的、被制造出来的以及真正的危机的、渐进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虽然也是一个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不同样也是似是而非的吗？
不管是较之于切尼的说明，还是较之于雅索普的说明，对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的这种特征描述具有许多潜在优势。其中主要包括：(1)它不必然求助于功能逻辑；(2)它将行动者放回一个用另外的方式看似乎没有主体的无主体过程；(3)它能够相当便利地、可论证地说明不同语境中(从70年代末期的英国到90年代的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改革过程的非常不同的时间表；(4)它与雅索普自己的证明相当一致，即应对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常常基于政治动机作为危机建构起来的观念。最后，它暗示如下可能性：两个作者共同描述的发展过程能够被民主地说明，甚至能够听命于或变得听命于政治的深思熟虑。对批判性的政治分析而言，最后一点很可能被证明是最吸引人的一种竞争优势。
最后，这是否是一种可靠的替代论题，并不真就是问题的关键，但我们肯定也不能现在就作出结论。关键是，如果替代论题能被推论其特征是更加政治的和偶然的，那么，在我们满足于竞争国家论题完全不关政治的特征前，它们就需要被质询和暂时搁置。否则，一种明显的危险就会出现：新自由主义化之非常偶然和政治化的过程，会被误认为是外在强加的和不可协商解决的经济需要的简单内在化。
五、国家政体的不同形式
第三组问题关系到特定时间点上占优势地位的国家政体的不同形式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直接因雅索普对KWNS和SPWR形式中的体制变化的说明而产生[4](P58ff)。它实际上与切尼更加程式化的说明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对占优势地位的国家政体(不管是福利国家还是竞争国家)能以不同形式出现几乎没有给任何提示[2](P263-268)④。但随后的争论可能很容易迁延到切尼的著作上。
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关键问题简单陈述如下。一方面是KWNS和SPWR的理想型表达，另一方面是“实际存在的”个案，它们之间存在非常重大的偏差，有鉴于此，在这么高的理论抽象化和一般化层面上，就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提出一种说明，其意义何在？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战后大多数时间里，加拿大的国家政体缺乏KWNS的明确制度特征；而如今在成为熊彼特式的竞争国家的过程中，其相关特征一点也不清晰明了，根本不太像SPWR。那么，用这些术语提出一种加拿大国家发展理论，能就加拿大政治经济分析得到什么更大的收获呢？相同的问题可以适用于雅索普的计划意欲全部囊括的个案国家：从美国(几乎是KWNS的原型)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⑤。我们可以用更一般的术语再陈述一遍：如果一种特定的政体在福特制占优势地位的“黄金时代”与KWNS就不是非常相像，且现在它与突然出现的SPWR又只能勉强找到一些相似之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指望这种程式化的、自认为的理想型叙事能够把握到正在讨论中的转变的本质，而不是指望它提供能够阐明那种转型的复杂的具体性的概念呢？是什么使雅索普相信：在那么高的理论抽象水平上，像这样的发展轨迹的决定性因素依旧是管用的呢？
雅索普确实只是附带地处理了一个普遍性问题，不过，他似乎把这个问题当做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明的、将通过建构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程式化叙事而获得的价值。这种建构将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1)从KWNS向SPWR的过渡；(2)这些发展中的国家政体与通过福特制危机而实现的后福特制发展的“结构联接”。如他所说，“包含在SPWR倾向性突现中的变迁之普遍而广泛分布的性质表明，这种变迁的主要原因应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战后政治经济之普遍而广泛部分的性质中去发掘”[4](P142)。这句话既给人以很大启示，也带来同样大的问题。首先，与该文在其他地方提出的主张相反，它暗示：他所作的分析确实有意是因果性/解释性的，而不仅仅在进行抽象化的再描述、特征总结和分类。其次，更直接相关的是，这里存在循环解释。坦率地讲，雅索普很危险，因为他在设定他要证明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设定了SPWR的倾向性突现，那么，它当然必须被解释；如果你假定它一向是从KWNS中突现出来的，那么，你仅仅期待被观察到的过渡的一般解释，那当然是似是而非的。但处于危险之中的正是这个问题，而且这正是雅索普自己对各种KWNS和各种SPWR的区分当做处于危险中的问题而引起的问题。很简单，雅索普在KWNS样的实体和SPWR样的实体中所观察到的变异程度，与影响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的一般(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机制的识别是一致的吗？如果可以找到对表面上相似的发展轨迹的一般解释，那么，为什么不把一些具有明显竞争性的说明考虑进来呢？比如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政体能够或多或少根据KWNS或SPWR术语被描述这一事实，不需要暗示：它们的发展能够根据对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的程式化说明，得到最好的(即使是充分的)把握。
这种程式化叙事在分析方面的便利当然能够得到辩护，同时，雅索普和切尼能够据以支撑自己的案例的证据的广度和多样性，也至少对这种便利提供了一种含蓄的辩护。但这种辩护远不是自明的，依旧需要讲清楚。
最后，雅索普对KWNS和SPWR的处理存在某种不均衡。因为至少对他来说，前者与多数福利政体类型(确定了6种)和许多经济治理模式(确定了4种)是一致的，而后者与福利政体类型、经济治理模式之类的并不具有什么不可分割性：不同福利政体的发展轨迹，也不是经济治理混合体类型在具体的SPWR变体上的投影线。当然，雅索普仅仅是根据它们的新自由主义、新社团主义、新社群主义或新国家主义特征，对熊彼特式的竞争国家和SPWR进行分类的，同时也指出，它们绝不意味相互的排他性[4](P259-267)。KWNS样的政体和/或功能对应物的巨大多样性，似乎正在一个弹性相当差的SPWR盒子中处于被挤压的过程中，在那里，每一种形态都将通过融新自由主义、新国家主义、新社群主义和新社团主义为一体的经济治理模式得到治理。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都间接表明了探索SPWR更内在的分类，进而在最相似的以及差别最大的KWNS的发展轨迹中寻找家族相似性的潜在效用。只有做到这一点，雅索普才能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如下主张给予充分辩护，即他所描述的转变的“主要原因”“应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战后政治经济之普遍而广泛部分的性质中去发掘”[4](P142)。
六、结构、能动性和战略
第四组关系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的相容度：一方面是两位作者有名的、对结构-能动性关系的世故对待，另一方面是两位作者都提出的、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发展的功能(主义的)分类和抽象的再描述[5][6]。
鉴于两位作者在较早论著中都将结构和能动性的交互作用作为重点来论述，那么，他们现在提出的这个论题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仅仅给确定的主体以最低限度的作用。他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将自己的工作限定在对国家发展倾向和反倾向被释放出来的战略地形进行图绘上。这是一项奇怪的无主体的工作。这与许多人过去当做结构化理论(切尼的例子)和战略关系方法(雅索普的例子)共同的核心和定义性关切的东西——对能动性和结构、战略和战略语境之间动态的相互影响进行论述和理论反思这种意愿——是相当不一致的。
但糟糕的是，关于战略或战略行动者，两位作者谁也没有说多少，尽管他们在评估那些行动者必须穿越的地带的不均衡轮廓方面的确着力甚多。这无疑是如下事实的一个后果：在他们绝大部分分析得以进行的抽象的空气稀薄的高空，显然不会有太多确定的战略行动者或其他什么行动者。另外，选择这么高的抽象度和一般化度，其本身就需要证明，而这有理由认为是与两位作者在别的地方所辩护过的努力，即对结构-能动性关系进行的理论反思，是不相容的。
七、替代选择：更臻完美？
竞争国家论题有点无主体的特征导致最后一个、也是紧密联系着的问题：未能系统地探索竞争国家/SPWR的替代选择。此外，公平地说，雅索普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了问题，并在其他地方预见到了这种潜在批判。不过，他制造出来的新问题和他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当然，这一点可以再讨论。我们认为，在这里特别考虑两点意见是不无裨益的。
首先，雅索普在第一次承认SPWR的替代选择确实(或是可以推断的)存在的同时，说：“我的目的不是为SPWR——就像这里已经勾画出来的一样，作为当代资本主义调节模式的关键要素——提供一个替代选择，就更不用说为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提供详细蓝图了。”他继续说：“这种有限的研究不可能为勾画替代选择提供基础，因为这么做需要考虑整个世界市场和生活世界，因此要超越这种研究关切的时空母体才行。”[4](P247)我们假定，他在第二段话中提到的替代选择更多地与勾画一种替代性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困难有关，而不涉及SPWR的可信的替代选择问题。为了开始探索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中的政治和经济选择的各种变量，为什么必须要“考虑整个世界市场和生活世界”，理解这一点确实有点难。诚然，它所承担的一切的确只是关于如下问题的一种讨论：社会政策对(认识到的)经济需要的服从其本身是否与福特制之后任何一种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必然关联？雅索普在很多方面都进行这种类型的分析，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这种工作福利制因素不是竞争的必然条件——这是我要争辩的各条中的一条，那么，我们考虑这种替代选择就是绝对必要的，不管这么做的内在困难有多大。
通过宣布自己的希望，雅索普为自己关于替代选择之实在太简短的讨论作了总结：“包含在这种工作中的适当评论将……有助于对替代选择的研究。”[4](P248)这意见特别诱人，因为它暗示：尽管SPWR在表面上和后福特制一样是功能切合的，但SPWR的替代选择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比SPWR更适合(正常地)。当然，仅仅希望他的工作能够有助于对替代选择的研究，这不可能是足够的。因为，可以争论的是，在将SPWR作为后福特制的功能性相关物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雅索普是无意中将它与可能推进替代选择讨论的批判类型隔绝开来了。这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切尼对竞争国家的说明，因为它同样没有承认全球化语境中存在(稳定的)替代选择的可能性。
雅索普的一个最终结论性意见再一次强化了这一点。在一段自认为有新意的警句中，他对全部的论证进行了如下总结：“熊彼特式的后民族国家福利政体将为全球化中的知本主义的后福特制经济提供最有可能的时空环境，虽然依旧是不完美的和暂时的。”[4](P268)这段话在方方面面都很生动。首先，它让我们想起，虽然是突现，但SPWR仍然必须充分物质化自身。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这将是资本主义的能力——从政治冲突和辩论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召唤出有利的经济功能性——的胜利。这种假定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可是，我们为什么应当指望SPWR能够证明自己是经济上最有效的产物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释。其次，“最有可能的”确切含义依旧含混不清。考虑到他早先的评论，我们只能假定：评论并无意去暗示一种规范性的认可(因为我们不应当把“最有可能的”解读为“最渴望的”)。宁可说，“最有可能的”意味着“经济上功能性最好的”。如果这就是事实，那么它再一次导致一个问题：即使我们了解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国家政体得以突现和被取代的内在于此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斗争，为什么我们所期待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呢？
最终，我们可以追问，如果我们没有考虑过替代选择，我们怎么知道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呢？
就像上述分析已经满怀希望地指出的那样，切尼和雅索普关于战后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轨迹的说明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无论它们有什么不足，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争论中，它们的观点都是主要的当事方。它们为未来的研究和未来的学者安排了议程，对传统理解提出了一系列有力挑战，从而为本领域的未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然而，就像许多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一样，它们的价值既在于能够唤起争鸣和讨论，也在于其中的实质性贡献。这都很重要。
而且，像其中的主要分析焦点即竞争国家/SPWR一样，竞争国家论题应当被看做一项依然在进行着的工作。我已经力图证明，它可能更加有效地描述今天的国家发展轨迹，而不在于对轨迹本身提供了什么充分解释。就像我已经论证过的那样，这是既有分析的功能的、反政治的和很大程度上是无主体的性质的一个产物，反过来说，这也是对这一论题所运行其上的、高度抽象和普遍化的理论平台的一种反映。如果它描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不是一种非常迷人的前景，进而，如果对竞争国家/SPWR的接受似乎不时地、令人忧虑地向新自由主义教条投降，那么，我们去除切尼和雅索普已经很好描述了的发展过程的偶然性质，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为了这么做，我们就必须从高度抽象的理论平台上降下来，抵抗功能主义解释的诱惑，用政治参与者重新激活当代国家理论。在重新国家化的政治学中，我们必须对国家进行重新政治化。
注释：
①本文的原英文标题是“Re-Stating Politics,Re-Politicising the State”。这是一种深受德语影响的表述方式，意思是：把政治问题重新放到国家框架中来考察，把国家问题重新放到政治领域中来考察。这显然过于累赘。译者因此把它直译成“政治的再国家化与国家的再政治化”，以求简要。——译者注
②“熊彼特式的后民族国家的工作福利制政体”的原文是“Schumpeterian post-national workfare regime”。译者之所以把其中的“post-national”翻译成“后民族国家的”，是因为在雅索普那里，“post-national”意指“超越单一民族的”，还原到他生活其中的西欧语境，这其实也就是指超越由单一民族所构成的民族-国家界限的。——译者注
③实际上这只存在一种例外。切尼曾简短而附带地指出：国家所必须日益扮演的“新的和潜在不民主的角色”使经济(而非政治)需要感到满足。然而糟糕的是，这种具有极端重要性的评论并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假定这是因为切尼仅仅假设：除了让政治优先性和民主需要服从经济需要外，别无选择。
④不过，切尼在这里并没有承认竞争国家的主要形式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第265页)。
⑤不管怎样说，它们都是原型性的凯恩斯式福利国家。很长时间以来，它们就既具有高度经济开放性特征，也具有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体制特征。20世纪90年代，它们经历了危机，其原因与从实际存在的福特制向福特制之后的转变没有关系。当然这一点是可以再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