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历史的恶作剧——从反讽与戏仿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后现代性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恶作剧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讽(irony)是后现代主义写作消解书写主体自我情感的有效方式，亦是伊哈勃·哈桑藉以描述后现代文化特征的11个系列性定义之一。在他看来，“由于缺少基本的原则或范例，我们转向游戏、相互影响、对话、讽喻、自我—反折——一句话，转向反讽。这种反讽呈现出不确定性、多价性；它追求明晰，即非神秘化的明晰和在场的纯粹之光。……反讽、透视洞悉论(perspectivism)、自我反指(reflexiveness)：这些表达了心智在寻找不断回避它的真实时的必然娱乐，且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反讽的进入或者自我—意识的剩余。”（注：参阅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pp168-173,p170,published in 1987 by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伊哈勃·哈桑认为，后现代的反讽是一种由阿兰·王尔德(Alan Wilde)所界定的“悬搁式反讽”(suspensiveirony)。此种反讽充斥着荒诞性、多重性、随意性以及或然性等等征兆的暖昧态度，潜含着对于世界和人生根本易变性的后现代式宽容。“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一般习惯于取纳的正是这种悬搁式反讽，凭此遮掩着自我对世界和人生悬而未决的狐疑感和荒谬感。从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叙述自己抑或他人的幸福与苦难时，他们始终把持着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超然语调，令人实难明辨出其于当时的情感和心态究竟如何。崇高与卑鄙、正义与邪恶一律免不了遭“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冷漠调侃，他们的叙述动机似乎只是为了“好玩”，重构历史不外是为了反串一场滑稽表演，其荒诞不经委实让人忍俊不禁，但在之后又的确引人深思。总之，反讽叙事谋略使“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同叙事对象拉开了距离，并以一种游戏的方式维持着冷静的历史叙述；而历史客体也就在这种貌似无动于衷的叙述中，渐渐显露出自己的真实况味。
《罂粟之家》（苏童）中的陈茂，作为一个农民革命者，跟以往革命斗争史小说文本中的同类形象，比如朱老忠（梁斌《红旗谱》）等大相径庭。陈茂本是一个“干遍了枫杨树女人”的“乡间采花盗”，却居然当上了农会主任，甚至还被工作组长庐方称赞为“最为自觉的农民革命者”、“难得的农村干部”。但是，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陈茂的流氓恶习依然不改，强奸了地主刘老侠的女儿素子。陈茂这一历史个案，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于其阶级兄弟朱老忠这种依靠党的关怀和帮助，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历史人物典型的调侃及讽喻。作为一种反讽方式的存在，陈茂这个历史形象有力破除了人们之于人物出身的历史迷信。建国初期小说文本一再苦心经营的精神血缘历史谱系，在这里遭遇了被解构的险境。陈茂的个体存在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明显有悖于权威的历史叙述：“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茂的凸现，无疑令此种经典解释被置于重新审视的情境之中；或者说，陈茂的出场实践了阶级身份历史作用的非神话化。此外，地主刘老侠与《红旗谱》中的冯氏地主也是迥然不同。刘老侠一家在革命阶级的斗争教育面前，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忏悔和动摇，反而给予了极其顽固的抵制和蔑视，乃至死不足惜。当家族面临危机时，刘老侠想到的不是让儿子沉草去求助革命者庐方（庐方又是沉草的同学），相反却叫他去投靠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的土匪姜龙。显然，后者比前者更能获得他的信任。在刘老侠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他最为痛恨的还是革命阶级，这种刻骨痛恨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刘老侠对于本阶级利益的执着坚守以及对革命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仇恨，使一向贴在地主阶级面目上的色厉内荏标签至此脱落。在此，革命阶级针对反动阶级而进行的合法化历史清算，看上去显得并不那么顺理成章；因为刘老侠根本无法打消的阶级仇恨，致使这种“合法化”的说服力不得不打上几分折扣。
同样，《红粉》（苏童）里的妓女秋仪在适逢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选择良机时，感到的不是跳出火坑的喜悦，而是一种面临“新生”的惊悸与敌意。故此，她放弃了这次良机，选择了跳车逃跑。而她跳下的那辆卡车，实际上正是带其驶向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秋仪毫不犹疑地拒绝了政府提供的善意帮助，暗示出她对自己本来生活现状的满足和依赖。小说中的另一妓女小萼虽然“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结果也并未能就此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依旧好逸恶劳，过着依赖男人的寄生生活。老浦恰是为了不断迎合她的物质贪欲，从而走上犯罪迷途的。可以说，是小萼难改的旧日积习直接促成了老浦的悲剧结局。秋仪与小萼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诸种隔膜行为表明，她们始终没有将政府当作自己的拯救者，也始终未把自身视为旧社会的受害者。在她们那里，革命所换取的崭新时代，仿佛是搅扰了她们原本宁静的生活秩序；而并未表现为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暴力实践。特别是小萼对于过去妓女生涯一直怀有的眷恋之情（这种眷恋之情完全可由她在远行前，还渴望看一眼自己昔日生活过的妓院翠云坊的伤感举动中见出），更是暴露出其对这场革命意义的绝对陌生。单从秋仪、小萼这两个人物来看，新建政权对于一代旧人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像我们一贯所想象的那样取得了全面而彻底的胜利。秋仪、小萼作为“少数话语”(minority discourse)的反讽式出现，使我们目睹到了庞大历史地块上的某些微小缝罅。一样起到此类作用的，还有《红粉》中的那些革命军人和干部形象。他们不仅不像既往文本所表现的那样个个和谒可亲，反倒颇有几分虚情假意。在他们眼里，秋仪、小萼这些女性似乎并不属于被欺凌被侮辱的阶层，因此他们不但不给予应有的阶级同情，甚而公开表示鄙弃，如一位年轻军官竟然骂她们为“操不死的臭婊子”。事实上，来自于帮教组织的此种歧视，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她们的疏离感。两者之间迟迟难以消除的隔阂，道出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行动中的生硬层面。建国初期政府致力于营造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合作温情，在这里得到的却是反向的嘲讽性彰显。
正义与神圣在苏童的笔下，被奚落得实在有失体面：对刘老侠的批斗会不但没能达到预计的教育目的，反倒演变成一幕笑料频出的闹剧；妓女们不仅不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反而制造骚乱殴打革命军人。苏童通过让批斗会、监督改造等这种具有革命严肃性的合法形式出现意外的喜剧效果，进而连其内容一同颠覆。
类似的情景在《丰乳肥臀》中也时有出现。令小学生们哭得颇为壮烈的阶级教育展览，经过上官金童眼睛的过滤以及郭马氏的现身说法，结果反变成收买人心的可笑骗局；所谓教育不过是当权者对于无知民众的随意愚弄。第二次阶级教育展览则“实际上由于四姐出场，高密东北乡这一次阶级教育展览的意义便完全被消解了。男人们是看妓女。女人们也是去看妓女。四姐虽已是残花败柳，但瘦死的骆驼大如马，丑死的凤凰俊过鸡。尤其是她那件大红的旗袍，照耀得阶级教育展览馆一片红光，……。四姐久经风月，自然精通男人心理。她施展出魅人术，手捏兰花，目送秋波，扭腰弄胯，搔首弄姿，弄得阶级教育展览馆里洪水滔天，连那些公社干部都挤鼻子弄眼，丑态百出。”尤其是“四姐”即兴发挥的一番嬉笑怒骂以及裸体表演，更是将这次严肃的阶级教育展览戏谑得狼狈不堪，体无完肤。进步及落后，美善与丑恶一下子全部颠了个个儿。阶级教育展览馆这种庄严的公共场合，由于主办者甚至某些参观者的阴暗窥视心理，结果变成了合法展示色情的淫秽场所。曾为妓女的“四姐”，本身作为“不道德”形式的出场，在其有意脱光衣服满足了人们同样有失道德的心理欲求之后，整个阶级教育展览也同样成为不道德的“阴谋”了。阶级教育展览的正大目的，最后还是被“四姐”的脱衣舞表演肢解得一干二净。而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则将历史处理得更是荒诞不经，滑稽透顶。历史中的天子与贱民均未逃脱他的无情戏耍，所有等级贵贱，神圣庸俗均被其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轮回方式彻底拆解了。不再有什么标准，亦不再有什么分别，任何人都只不过是虫豸一样的苟活者而已。今生的王侯将相，说不定就沦落成来世的街头乞丐；而今世的布衣奴婢，也极有可能摇身一变为来生的名门权贵。刘震云的历史书写证明：谁都无法把持住最后的荣耀，历史恶作剧似的无情轮回，令所有根本性的存在都已不复可能。刘震云撕毁了人们心目中的等级／标准契约，从深层上说，并不是为了否定人们为此而进行的任何努力，而是希望由此结束人们之于权威盲从及谄媚的可悲历史。
洪峰的《瀚海》实质上也完全可看作是对历史经典记忆的一次深度反讽，其反讽的标的正是他于一开始引为题记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句箴言：“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但在洪峰那里，却是“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诗意的理解。我不是没进行努力，只是发现那样做的结果总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我的结论是也只能是：生活就是生活，一切就是一切。”洪峰显然认定巴乌斯托夫斯基是在竭力将生活美化，因此，他的意图就是要展现生活的庸俗及丑陋，以验证生活本身压根就“没有诗意”。为了完成这个验证，洪峰于是开始了对自我家族历史的追溯。选择自我作为反讽叙事对象，这既符合反讽的自我反指特征，亦能借此进一步增强叙事的反讽效果。至于他所运用的反讽腔调，从其对故乡的介绍中便可窥豹一斑：“我想，只要你去过沙漠然后再到我的故乡来，你就会觉得我的故乡跟天堂差不多。当然，这必须先有一个很不可靠的假设：除了沙漠之外你没去过任何地方，或者你干脆就生活在沙漠里。”洪峰就像调侃故乡这样调侃着家族祖孙三代的历史，只是他有所侧重地触及的只是家族亲眷们的爱情／婚姻生活。不难看出的是，洪峰意欲通过对他们爱情／婚姻——尤其是所谓爱情经历的真实披露，来戳穿历来笼罩在爱情主题表面的美丽幻象，从而最终实现其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生活诗意化理解的怀疑。爱情——这一原本属于生活之中最富有浪漫诗意的话语，在洪峰家族历史中全然沦落成暴力与交易的冷酷事实。生活的无情根本不承认罗蔓蒂克爱情的存在。在“姥姥”的爱情／婚姻履历里，我们看到，她的“爱情”竟是在遭到强奸之后开始的：“年轻时的姥姥相当俊俏。梳一条大辫子，一直甩到屁股。她十六岁的时候，让邻屯一个财主的大少爷拽进高粱地里强奸了。说强奸算不上精确。后来她差不多隔几天就去大甸子，那少爷也总能适时出现强奸得逞。说穿了，两厢情愿或者干脆就是爱情。”然而，这次爱情并未维系多久，私奔途中，财主少爷被胡子打死之后，“姥姥”立马就变成了胡子的压寨夫人。当委身的胡子遭另一伙胡子吞灭后，她又不得不流落进戏班子里，“免不了让掌包的睡她，后来又和大师兄相好。”不过，这仍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情感纠缠，它以“掌包的喝醉酒死在窑子里面，大师兄当了八路一去不回”而告终。最后，“姥姥”又一次被“姥爷”以强奸的方式弄到手之后，才总算从此结束了自己动荡的情感生涯。在“姥姥”的爱情事件里，她始终充当着被损害的角色；爱情首先提供给她的，不是庇护亦不是温情，而是强暴和索取。在其他家族成员身上，我们所能目睹的爱情也同样匮乏诗意。“爷爷”同“奶奶”的结合，是其误入窑子与身为妓女的“奶奶”相遇，并被老鸨诈干钱财后，对“奶奶”施行报复的结果。爱情在此被表现为嫖客和妓女之间的被迫合作。至于“舅舅”与李慧兰以及“妻子”的父母之间的爱情，一样是凭借欺骗和暴力来促成的。而“姐姐”同革委会副主任的爱情，则完全是由“父亲”一手策划的肮脏政治交易。也许“二哥”和林琳的爱情尚有稍许诗意，但其不寒而栗的结局，却大大戕伤了这可怜的诗意。
在了解了洪峰家族的爱情／婚姻史以后，如果我们还能对于爱情抱有什么诗意的幻想，那将需要绝对不可理喻的自信。洪峰的家族历史叙述，说明了“现实先于诗意”的事实；正像他针对“姥姥”和“姥爷”的结合而发的议论：“至于这里边有没有爱情，没有人去考察它。我想有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发生了并且真实。没有这个事实，就不会有我甚至我的儿子。这比什么都重要。”在洪峰看来，现实比诗意更可靠，因为它绝不会欺骗你；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只能生活在现实里，而不是诗意之中。
“新历史主义”小说藉借反讽方式，使原属合理的行为遭罹游戏化的袭击，导致一切天经地义的理由不得不再次被冷静观望。为了顺利完成这一指归，“新历史主义”小说甚至拒绝相信历史理性的运作，致使历史结局的必然性常常遭其冷遇；而历史中的或然性倒是倍受青睐。许多“新历史主义”小说都善用一种充满荒诞意味的或然性，来渲染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以进一步满足其反讽历史的用心。有必要点明的是，这些小说对于历史偶然性的器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一顾虑；其实，它们真正介意的还只是设法突出偶然性之于历史质变的绝对控制权。在它们那里，历史之所以神秘，正是取决于偶然性的力量。任何诉诸理性的努力，面对偶然性的“玩笑”，都必将感到无可奈何。
《大年》中豹子袭击丁家大院的计划本来极有可能落空，因为丁伯高一个远房亲戚的小孩已从村中磨房里听到了这一消息。然而，就在他飞奔回家把这件事情禀报给父亲时，却正值父亲痔疮发作，“坐在马桶上痛得大汗淋漓”，没顾得上搭理他。小孩只好又去告诉母亲，但巧的是他的母亲竟是一个哑巴。所以，当这个哑巴跑去通知丁伯高一家时，虽然“冲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足足比划了有两袋烟的工夫”，也无人能够弄懂她究竟是想说些什么；而且“哑巴的比划使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耐烦”。结果，豹子的袭击就在这种富于戏剧性的巧合情势之下，鬼使神差似地取得了成功。《迷舟》里的萧眼见就要丧命于怀恨报复的三顺的屠刀之下，但三顺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原来的打算。究竟是什么来由促成了这一事件的急剧转机？作品中这样写道：“也许是萧对于一个已经废掉的女人的迷恋感染了他，也许是他内心深处莫名其妙的喜怒无常，三顺放弃了杀死萧的想法。”这些过于随意的“也许”终不足以说明三顺的意外动机，唯有“偶然”才能真正解释事件变化的根本因源。而这种“解释”实际上也是无异于拒绝了理性参与的可能，因此，它并不构成真正的解释。《相会在K市》（李晓）中的革命热血青年刘东，仅由于房东太太近乎胡闹的行为，便被疑为叛徒，轻易成为自己人的刀下冤魂。一个极其渺小的细节，如此不经意地就改写了一个人的历史。《活着》（余华）里的主人公福贵，本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由于同龙二赌博输尽所有家产结果沦为贫民，龙二则摇身一变成了地主。然而，不到四年便开始土改，龙二因此作为恶霸地主被人民政府理所当然地处决，福贵却因祸得福，不仅侥幸存活，还分得龙二的五亩土地。当听到龙二“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的哭喊时，我们不能不感到历史实在是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人类所有的心机和策谋，哪里能够招架得住这种“冷不防”的戏耍呢？在《灵旗》之中，人物的命运同样也不得不忍受着历史此种恶作剧似的任意拨弄。青果老爹为了帮助时日艰难的九翠，不仅极力阻止她卖掉瓦房水田的念头，还义务替她当起了长工。结果，九翠的瓦房水田虽然是被他保住了，却也为此于土改时给九翠额外“挣到一顶小地主帽子”。于是，作为“剥削者”、“吸血虫”，九翠忍受了三十年屈辱不堪的日子。形成有趣对照的是黑廷贵，他本是阴毒财佬黑景常的儿子；因为爹死娘疯家道败落，自己沦为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乞儿。而土改倒使他获得了一个人人羡慕的成份：雇农。曾因妒忌所有那些比他有钱的人，黑廷贵喜欢“拿这些人家的鸡鸭鹅狗出气。不是狗上吊，就是鸡淹死。”但是，此种行径却于此时升华成了壮举：“穿制服的人夸奖他，说他有觉悟。还没解放，就敢于用种种巧妙的方法跟有钱人斗。”黑廷贵甚至从此步步高升，做了水牯岭公社的一家之主。历史阴差阳错的可笑表演，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青果老爹感到了惶惑，“理不清这沦桑人事中的善恶忠邪，是非曲直，前因后果。他有时相信这一切都是命，有时又怀疑。”《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出生时，幸得日本军医救治转危为安。几十年后，他为此被当作“一出娘肚子就当汉奸的杂种”而饱受红卫兵的藤条之苦。但是又过了几十年之后，那位曾经抢救过他的日本军医竟然作为投资巨商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即刻又由“汉奸”变成了“友谊使者”。难以预料的剧烈转折，使上官金童看上去有如历史手中的一个可悲玩偶。
历史就是这样反复无常，为所欲为，让你哭笑不得。人的命运在其捉弄之下，变得变幻无凭，祸福难料。“新历史主义”小说将历史解读成荒诞的恶作剧，随心所欲地同人类开着残忍的玩笑；旨在提醒我们人类并不能从历史那里得到什么有用庇护，也压根成为不了什么历史的主人。面对命运的偶然，“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更多的人显得可怜而且卑微。没有什么能够让“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反讽腔调感到忌讳，大到官方意识形态，小至家族亲情尊严。莫言在这方面成功地开了先河，并一直独“秀”于林，其粗鄙程度简直无人与之抗衡。后起的苏童、余华们则更为注重反讽时的风度，讲求在调侃中透出优雅来。以余华为例，他虽偶露精鄙化兴趣，但在整体上仍不离优雅风范：
我母亲温顺地躺倒，将一条腿拔出来搁在秋天的空气里。她的眼睛依然不安地看着他的脖子。我父亲用手捂住脖子爬上了母亲的身体，在长凳上履行起了欲望的使命。罗老头家的几只鸡喔喔叫着满怀热情地也想加入其中，它们似乎是不满意孙广才独吞一切，聚集到了他的脚旁，用嘴啄起了他的脚。这应该是全神贯注的时刻，我父亲却被迫时刻费力地挥动他的脚，去驱赶那几只缺乏礼貌的鸡。鸡被赶开后又迅速聚拢到他的脚旁，继续啄他的脚。……（《在细雨中呼喊》）
扯断了老婆的裤带，又扭伤了自己的脖子，孙广才情欲沸腾时迫不及待的样子着实可笑。但同莫言比，余华调侃长辈时，手下还是相当留情的。
其实，“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历史的反讽游戏，在意图上是针对传统经典文本或者权威成见而发的。它竭力通过戏仿(parody)及改写传统经典文本等滑稽方式，来瓦解其在历史中的尊贵地位，以弥合高雅／通俗、精英／大众之间的鸿沟。“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此种努力，最终就是要取消所有人为设置的既成界限，解构一切以某种“偏见”累积而成的人文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这种方式早就已经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写作的惯用手法。如伊塔洛·卡尔维诺便善于以滑稽模仿的方式，实施对于古典著名文本的改写，其《看不见的城市》于某种意义上，恰是对《马可·波罗游记》有关内容的戏仿；理查德·布鲁蒂根的《在美国捕鳟鱼》则戏拟了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等作品热衷鼓吹的所谓大自然心理疗法；唐纳德·巴塞尔姆《白雪公主》、《欧也妮·葛朗台》甚至照搬原作的题目和人物，将人们记忆中的格林及巴尔扎克形象涂鸦得一塌糊涂，抛掷在现代社会的垃圾堆里。
戏仿是后现代主义写作普遍采用的一种解构形式，根据M.A.罗斯对洛奇、艾柯等人的小说所做的戏仿使用梳理，它主要显现为“元小说／互文本”、“喜剧／幽默”等后现代性品格。（注：参阅Margaret A.Rose:parody:Ancient,Modern,and Post-modern,PP282-283,published in 1993 by Cambridge University.）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后现代人将批判娱乐化，以及避免明确理性构筑的心态。在“新历史主义”小说那里，戏仿变成颠覆传统经典文本的又一把杀手锏。借助于文本分析，我们能够很容易分辨出它们的戏仿对象。例如苏童的诸多“新历史主义”作品，大都存在着对建国初期革命历史题材文本的戏伤印迹。其《罂粟之家》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妨可以看作是对于梁斌《红旗谱》的戏仿。倘若把两者中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施行一番比照，后者的荒诞滑稽效果自然就会显露无遗。再则，《罂粟之家》的题旨意象，在选择方面，相较《红旗谱》亦具有一定的戏仿性。“罂粟”和“红旗”的感官上共同呈现着鲜艳之美的刺激，而前者隐涵着“毒素”，后者表征的却是“革命”。后者所宣谕的鲜明激进思想，在前者那里被代之以“美丽+邪恶”的暧昧意味。设若说红旗之“谱”表达的是对于集体事业的憧憬与赞美，罂粟之“家”则仅是关于个体生存事实的平静记录。并且，由于戏仿所制造的消遣娱乐效果，致使《红旗谱》始终保留的严肃激情，在《罂粟之家》中也遭到了全面封杀。事实上，建国初期革命历史题材文本一向善于营造的恢弘气势，根本禁不住“新历史主义”小说采取戏仿策略时，以反讽叙事基调进行的有力消解。后现代主义语境所提供的超道德合法保护，使一切既有道德成规都面临着被质疑被审查的劣势境地。而戏仿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超道德的形式，所以它能够利用此种优势，随意对于任何道德话语施加压力。
在《丰乳肥臀》中，还出现了戏仿《圣经》的片段（《圣经》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品乐于戏仿的对象，如约翰·巴思《牧羊童加尔斯》等）。小说写上官鲁氏在“那头大姑姑家陪嫁过来的老骡子”的启示下走进教堂时，马洛亚牧师正诵读着《马太福音》的有关章节：“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与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节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因迟迟生不出儿子而饱罹凌辱的上官鲁氏，此时仿佛看见了希望，一句“主啊，我来晚了……”的泣语，打动了马洛亚牧师。于是，马洛亚牧师将其“凉爽的精子像箭簇一样射进了”上官鲁氏的子宫，上官鲁氏为此“眼睛溢出感恩戴德的泪水”，并怀胎生下一男一女。在这里，马洛亚牧师、上官鲁氏分别客串了圣灵和圣母，然而他们生下的“耶稣”却是一个有着恋乳癖的小“杂种”。他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并且一生窝囊透顶，毫无作为。
至于王小波的《红拂夜奔》，戏仿的旨意更加明白。尽管他的具体写作实践或许尚未真正构成对其所指经典文本的戏仿，但他的戏仿欲望却表现得相当强烈：“熟悉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本书叙事风格受到法国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杰出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更像一本历史书而不太像一本小说”；“本书这一部分受到了乔治·奥维尔的经典之作《1984》的影响。有人说，《1984》受到了摩尔爵士《乌托邦》的间接影响。假设如此，本书作者就是从这两本书内获得了益处。虽然本书是如此地粗陋，得到的有益影响又是如此令人遗憾的微不足道（这是因为本人的鲁钝），但是作者仍要在此表达对两位前辈大师的感激之忱。”虽然王小波于此对其所提及的大师著作看似颇为恭敬，但是，只要联系一下他在作品之中对于历史所做的荒唐离奇手脚，那么，这种恭敬便即刻会发生反讽的转移了。
当然，戏仿并不仅限于这种对经典文本的反讽拟写，它还包括对于某些经典信仰的滑稽处理。如王安忆在《纪实和虚构》中，沿着宗族姓氏去追根溯源，然而她所凭依的宗族姓氏却是母亲的，这显然同正统的伦理观念截然相悖。正像她在作品中所说：“……这其实已经说明我的追根溯源走上了歧路，是在旁枝错节上追溯，找的却是人家的历史。”进而她又诠释说这“也可证明在上海这城市里，妇女的地位上升，父权观念下降。”而《丰乳肥臀》里的宗族血脉，实际上由于上官福禄的“无能”，结果转为由上官鲁氏的母系血统来维持；父系血统则在宗族传承中完全中断。需要说明的是，王安忆、莫言对于父系权威的这种滑稽处理，在我看来，似乎不应被强调为女权主义的张扬。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所动用的后现代主义式反讽，决定了它们根本不可能容纳什么明确的建设性宗旨。“作为一个实质性要素，反讽写作具有这样的倾向，即自我解构——但是没有对立面又不能构成自身，和自我创造。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哪一部分是解构的，哪一部分属于建构的。”（注：Ernst Behler: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p148,published in 1990 b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我们也可以看到，母亲或女性形象在《纪实和虚构》与《丰乳肥臀》里，事实上并未得到省略反讽的幸运。在此，王安忆、莫言卸下了道德责任的重担，显得漫不经心而又大度宽容。女权主义之于他们如同父权主义一样无聊，张扬哪一种主义都纯属多余。此刻，他们更愿认同的是一种漫流着魔幻意味的荒诞情感。对于这个世界，他们的怀疑远远多于肯定。基于此，确立某种价值和意义的时刻显然尚未抵达。在他们眼里，理性并不能够说明一切，暂且暖昧一回倒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无可否认，“新历史主义”小说所运用的悬搁式反讽是经不起理性推敲的；但同样亦不可否认，悬搁式反讽的荒诞性内核本身也是拒绝理性推敲的。而且，事实也已经证明：“新历史主义”小说经由反讽及戏仿的后现代主义式运作，成功地击毁抑或说至少搁浅了现代主义的理性航船。
标签：新历史主义论文; 小说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论文; 丰乳肥臀论文; 现代性论文; 红旗谱论文; 爱情论文; 罂粟之家论文; 洪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