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音论文,类型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4)02-0001-13
0 语音演变的研究是语音的历史研究，也是语音变化的原理和机制的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目标和重要方向，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甚至可以说是历史语言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因而，从来为历史语言学家所深切关注，理论迭出，成果斐然。最主要的理论大致有四种：新语法学派的连续式音变理论、波浪说、方言地理学和语言联盟的扩散式音变理论、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和拉波夫的变异理论。这些理论不全是研究语音历又演变的理论，只是与语音变化有关的理论，因为语音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是很难区分的，因此这些有关语音变化的理论，甚至共时音变的理论，都会对语音演变原因、方式和过程等具有解释的意义和价值。这些理论也不全是完整的语音演变理论，完整的语音演变理论至少要包括演变的原因、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等各个方面，而上述理论只在不同的方面对语音的演变做出贡献：前一种理论贡献在演变的条件，后三种理论贡献在演变的过程，都对进一步研究语音的演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价值。当然，这些理论除了没有全面研究语音的演变外，还都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各自强调理论的独立性，把原本互补的关系变成了对立的关系，而且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比如演变和变化、历时和共时、渐变和突变、变化和竞争、扩散的方式和单位等都存在分歧甚至错误的理解。为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些语音变化的理论进行再认识，澄清一些基本的概念，在前人的研究以及自己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为语音演变的全过程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以期能对语音的演变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和全面的认识。
一 理论和方法
1.0 研究语音演变的理论，不能不涉及语言观，因此不能不先对与语音演变有关的语言观念和相关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比如演变和变化，一般都以为演变是历时的变化，变化当然就是共时的变化了。其实，区分历时的音变和共时的音变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一个语音都是处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处在发展之中。如果以音变的条件来说，即共时音变是有条件的，而历时音变与共时比较来说是没有条件的，那么见母三等字从舌根音变为舌面音，后面i的条件至今犹在，可是不能不承认它是演变；如果从音变的结果来说，那么，大家都承认变异是变化的开始，扩散式音变是在共时中扩散的，共时中扩散的这部分语词中的音变，算是历时音变还是共时音变呢？扩散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扩散的时间有长有短，怎么来确定多长时间算共时，多长时间算历时呢？这说明音变中的“时”是不容易确定的，何况，今天看到的历时音变是过去共时音变的结果，今天看到的共时音变又是以后历时音变的开始。这就给我们通过语言内部语音的变异、扩散和由于历时变化所造成的共时的空间差异来观察语音演变的机制和原理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1.1 研究语音的演变与研究语言的所有其他门类一样，必须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文精神。结构主义将语言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这没有什么不对，错误的是把语言这个符号系统绝对化、概念化甚至人格化，与社会也即与创造语言的人割裂开来，成为一种所谓的自组织系统，把语言发展的动力完全限定在语言结构的内部。这不仅是一种机械主义，而且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只是把与人无关的推动语言发展的力量从主观唯心主义心里的“神”移到了客观的语言符号系统中罢了。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原因，什么是条件，更不明白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打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方：汽车所以会动，是人开动的，人创造了汽车这个装置，只是一个能动的条件，没有人的开动，汽车是不会自己动的。语言是人的思维能力所独立创造的成果，也即人的一种思想。正因为语言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可以各不相同，因此尽管人的思维能力和逻辑即思维规律是基本相同的，但作为一种思想而又去表达其他思想的语言却五花八门。语言是人创造的，语言的变化是人对语言的修改或再创造，离开了人侈谈语言的变化或语音的变化，来说明和解释语言或语音变化的机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根据前苏联教条主义所谓的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确定和预测语言或语音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且认为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是从来也没有人能离开人的因素说明白哪怕一条语言或语音系统的内在规律。比如假定浊塞音声母清化是汉语的一条内部规律，那么为什么有的方言又不清化呢？再进一步问，浊塞音声母为什么要清化呢？更遑论问浊塞音既然要清化，原来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浊塞音声母呢？这是将自然规律教条地与社会规律混为一谈的结果，看不到这两种规律的差异性和社会规律的复杂性。“自然规律是在自然界各种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规律则必须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规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不研究“人们的自觉活动”，怎么能揭示语言或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呢？同时也忘记了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忘记了人类在认识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能改造规律的创造性，更忘记了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由偶然性表现出来的道理。一个语言或语音系统离开了人，能自己组织自己，这种偶然性又是由什么东西来体现呢？除了语言或语音系统中有一种人以外的“神”的力量，还有什么力量推动语言或语音的变化呢？语言不成了不需要任何外在动力的“永动机”了么？
1.2 我们研究语音的内部规律，无非是截取历史的一个断面，通过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异和结构的变化，加上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来进行的。这种内部规律既没有真正的起点，也没有完整的终结。如果这个规律还不能“从一而终”，就必须使用规律只在一定时间内起作用的原理，进行时间上的制约；或者使用这个规律受到其他规律的冲击发生中断的原理，进行空间上的限定；更不用说大量找不到结构变化条件的语音变化了。再说社会规律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可以使用还原法或模型法进行还原和验证，一个音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才能完成变化的过程。比如我们假定入声韵尾脱落是汉语的一条内部规律，我们既不能为几个上海人设定一个社会或其他的环境，看看他们的入声韵尾是否会脱落，也不能肯定上海话中入声韵尾脱落的规律是不是过了这条规律的活动期，更无法预料会不会出现其他规律使这条规律中断失效。可见，语言或语音的内部规律及其发展的方向、目标的确定和研究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语言或语音没有内部规律，没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语言或语音的发展变化肯定没有离开创造和使用语言的人而“自己组织自己”的规律。任何语言或语音的变化规律都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交际过程中以偶然的面貌出现和通过复杂的过程实现的。语言的变化与语言的创造本质上是一样的，语言的创造从没有语言到有语言是一种变化，语言从旧的状态变成新的状态也是一种创造。语言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也就是永远处在创造之中。这种创造是人类集体意志的产物，是人类思维的创造性成果，是人类独立思想的体现。把人类创造语言的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及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简单地与自然现象的规律等量齐观，把人排斥在规律的研究之外，是不能深入揭示语言发展内部规律的一个根本原因。
1.3 人们常说社会发展和交际的需要是语言发展和变化的动力，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有两点必须说明：社会是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是人创造的，社会的进步是人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是人的需要，社会只不过是人的群体意识和活动的代名词；其次，人是社会的人，受社会的制约，本质上是个体受群体制约和个体受组织制约的意思。人脱离了社会无法生存，社会没有了人就不成为社会。可见，离开了人去观察、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可能。社会对语言的制约，是一种宏观制约，必须以人为中介的制约，把社会绝对化、概念化甚至人格化，与人分离开来，把社会的变动与语言或语音的变化直接对等起来，不仅错误地理解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不懂得因果关系的层级性，这是一种庸俗社会学。恩格斯说过：“要想把……高德意志的语言音变……的起源加以经济上的说明而不至于闹笑话，那是很困难的。”（注：参见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马恩选集》（俄文版）468页，1948年。转引自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东方书店，1955年。）前苏联的语言学家批评过马尔，列宁批评过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是针对这种庸俗的社会学。我们提倡语音演变研究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文精神，是要在研究语音演变的全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人的自身，即研究他们的思维能力，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创造、应用这种语言的心理模式和心理基础，认知和应用这种语言的能力和态度等这些与人有关的具体因素，而不是求助于廉价的内部规律和简单化或庸俗化的社会制约，这样才能弄清楚语音演变的原因、条件、过程、方式和结果，才能使语音演变的机制得到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1.4 语音演变的研究是从时间上对语音变化的观察，而任何一个限定的时段，都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语音演变的窗口。任何一种语音的演变在历史的变化中都会呈现出时间上的层级性和发展上的阶段性。一个多层级或多阶段的音变，不同层级或阶段变化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多层级或多阶段的音变，不过是多个单层级或单阶段音变的组合，每个层级和阶段都反映了一个语音变化的全过程。由于我们是研究语音演变的机制和原理，而不研究一个语音具体变化的规律或过程，从理论上来说，截取任何一个层级和阶段，都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由于语音的变化都是在交际中，即语言的应用中发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音变的层级或阶段，都是一个历史层级或阶段上的“共时”，当前的层级或阶段则是现实的“共时”。从语音变化的角度来说，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共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不同历史阶段上这种“共时”音变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并且根据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文精神，即通过思维、思想、语言心理、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等与人有关的因素，提高对语音演变机理认识的深入性和解释性。
1.5 从理论上来探讨或证明语音演变的机制或原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除了要确立历史主义的原则和辩证的方法外，要涉及到众多的学科和方法，比如对于同源的语言，使用历史语言学的构拟方法，通过构拟不同阶段的语言状态来观察和研究语音的演变；对于同源或不同源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或者双语研究的方法，研究语言接触造成的语音变化；通过普通语言学的方法，探讨语音的生理和物理属性，说明语音变化的生理和物理基础；通过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从语音共时的社会变异反观历时的变化；通过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探讨语音变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基础。更不用说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明社会、思维、思想、语言、语音等的性质及其复杂关系了。可见，语音演变机制和原理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的研究，一个多学科的整合工程。
二 语音演变的原因
2.0 按照事物的矛盾法则，语言的语音总是处在非平衡和相对平衡的状态，研究语音演变的原因，就是研究语音非平衡态产生的原因。由于这种原因极为复杂，在研究中就发生不同的偏颇：一是把基础理论哲学化，把社会因素视作外因，把语言结构因素视作内因，即所谓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社会是外因，语言结构是内因的原则性和简单化的解释；二是把社会与语言关系庸俗化，即上文所述把社会因素与语言因素完全对等起来的庸俗社会学；三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如连续式音变理论强调结构因素，扩散式音变强调语言关系。这些研究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把创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因素排除在外，不考虑原因的层级性或直接原因或间接原因，更不关注原因之间的复杂关系，基本上都是把语言这种符号系统作为一个客观物质现象来研究的。其实，从语言发生于社会，发展于社会，应用于社会，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受社会规律的制约；从语言是一个客观的符号实体，有自己的系统、结构和要素来说，语言是一种自然的物质现象，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从语言是由人创造、由人使用、由人修改，与人的思维、认知和行为密不可分来说，语言又是一种心理现象，受心理规律的制约。语言就本体论来说，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性和统一性，就规律性来说，具有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三重性和统一性。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现象，现代哲学中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外，还确立了语言世界。换句话说，语言有自己的存在和运动方式，有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规律。
2.1 从上可见，研究语言的演变至少要考虑社会、心理、结构和接触四个因素，语音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的物质载体，自不例外。社会的因素是语音发展演变的宏观原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推动语言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推动语音的发展和演变。在语音演变的研究中要考虑的社会因素是社会对语音演变的制约性，比如社会发展对语言交际适应性的影响，社会事件如战争、迁移、经商等对语言接触的影响，人的社会属性对思维能力、思维方式、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语言交际的社会性对交际行为个体性的影响等。这些影响都会不同程度地在宏观上对语言或语音的变化发生作用，从而对语言或语音演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社会对语音演变原因的制约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语音演变的原因是一种群体意识，也即是一种社会意识，尽管这种社会意识开始以偶然的面貌出现，但必须经过社会的过滤，即社会其他成员的选择和认同，形成一定的规模才能向其他社会成员传播和扩散；第二，既然作为社会意识的语音演变的动因要经过社会的过滤和选择，可见，语音演变原因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是什么盲目的出现，无意识的传播，正如上文所述，社会规律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实现的；第三，人的社会属性对语音演变原因的影响体现在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上，由于人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因此对语音的变化会有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语音变化的条件，无论是结构的条件或语言关系的条件，会成为音变的原因，有的则在一定时间后消失，有的只能停留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而不能广泛传播的道理。
2.2 由于社会规律是通过人的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来实现的，思维规律是人的思维形式对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反映，语音演变的社会原因必然要受到人的思维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和社会意识等的影响和制约。人类有四种基本的思维能力，即本质化、抽象化、概念化和系统化的能力。人使用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思维能力产生思想，创造语言，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人类的思维能力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现出来，所谓思维方式是指从不同角度、层面、方位、从平面转向立体、从个体转向系统等对思维能力的具体应用和进行思维方向和目标的选择。思维方式受以下因素的制约：(1)对客观认知程度深浅的差异；(2)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的差异；(3)包括受科学、宗教等一系列理论体系制约所造成的差异；(4)对逻辑规则和模式规则的认知和运用的差异；(5)受思维成果社会性影响造成的差异；(6)受语言能力影响造成的差异。虽然思维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会因人而异，但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共性，与语言或语音演变有关的思维方式大约有以下几种：(1)系统思维方式，即以有序组织替代无序组织的思维方式；(2)对称思维方式，即以平衡的组织代替不平衡组织的思维方式；(3)简约思维方式，即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益的思维方式；(4)求新思维方式，即以新的状态取代旧的状态的思维方式；(5)趋同思维方式，即将相近的集合合并为相同集合的思维方式。以上只是择要而言，影响语音变化的思维方式当然不止这五种，比如由于宗教和文化社会意识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像语言禁忌引发的语音变化等，由于在语音的演变中不是主要方面，不再详细讨论。思维方式具有选择性，在社会规律中是以人的自觉活动体现出来的，这样就能科学地说明相同的语音条件，为什么不同的语言社团会发生不同的选择。比如为什么汉语见母三等字有的地方前化为舌面音，有的地方不前化保留舌根音；入声字有的地方不保留喉塞韵尾，有的地方保留。同样，也能说明既找不到结构条件，也找不到语言关系条件的语音变化的原因。比如语音功能的合并现象，像汉语大部分地方区分音位的n、l在有的地方却不分了；再如语音功能的转移现象，像上海活鼻音韵尾-n的功能转移到前面的元音上；汉语清浊声母的区别功能转移到声调上等等，常常很难从结构条件或语言关系条件来说明深层的原因。我们说过“语言变化的原因追溯得越远，与语言本身的结构关系也越小。”[1]语音演变的原因是有层级性的，层级越高与语言结构本身的关系就越小。我们以思维方式解释语音演变的原因，与青年语法学派对语音演变原因的心理解释有本质的不同：首先是对思维和认知的认识不同；其次，青年语法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发现语音演变的原因在语言结构内部，并主张“语音规律无例外”，所以对语音演变原因的所谓类推和联想之类的心理解释，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且实际上还是矛盾的：如果语音演变的原因是出于语言结构，而且没有例外，就不可能再有心理的原因，因为语音演变的心理原因不仅是语音结构内部原因的例外，而且更是语音结构内部原因引发的音变必然会产生例外的原因。
2.3 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语音演变的原因是语言结构和语言接触的原因。这是层级最低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条件。语音结构的原因主要就是青年语法学派所说的原因，也就是一般共时的条件音变观象，在语音的演变过程中，这种条件常常消失，使音变成为变音。这种原因是由果溯因推究出来的，即构拟一个或多个历史平台，通过历史平台之间的语言状态或历史平台与当前的语言状态进行比较，寻求语音演变的条件。正如上文所述，有的条件并不消失，不得不承认也是一种变音，这大体是根据语音差异性的大小由语音的感知所决定的，受音系学原理的制约，所以汉语k和
属于两个音类而不是一个音类。当然，所谓语言结构原因不仅仅指一般的共时语音变化现象，比如空格、链移、语法对语音变化的制约等应该都属于这个范围。
语言接触作为语音演变的一种原因，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语言结构内部的原因，除了连续式音变理论外，所谓波浪说、方言地理学、语言联盟、词汇扩散、社会变异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因的基础上的。语言接触作为引发语言演变的原因，应该分为两个层级：一是与语言结构的原因处于对等关系，都是在共时状态下直接引发语音的变化，这是发生于语言或方言之间的一种直接和低层级的影响，比如一个或几个语音或声调的借入；一是与语言结构原因处于上下位关系，或者说语言结构原因是由语言接触所造成的。这是一种间接或高层级的影响，语言中的所谓平行发展，常常是语言接触造成的。比如声调的产生，复辅音或韵尾的简化等。这种音变涉及到语音系统性变化。
语言自己不会接触，所谓语言接触是指使用语言的人的接触，接触就是学习的意思，没有学习也就没有接触。语言接触是双向的，是指语言学习的双向性，即基础语和目的语的转换，甲语作为基础语学习目的语乙语，乙语同样可以作为基础语学习甲语。语言的接触造成语言的影响，语言的影响则发生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由于语言学习具有过程性和不可避免的偏移性，使用目的语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发生偏误和把基础语习惯带入目的语，以致成为目的语音变的原因。上海话原来宕开一读
，梗开二读
，由于有些人受苏北话的影响，都变读成，两个韵就合并成一个韵了。这是苏北人学习上海话时把基础语的习惯带进了目的语上海话。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目的语同样也会影响基础语，即目的语的习惯也会带入基础语，成为基础语音变的原因。佤语在与汉藏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语音结构逐渐汉藏语言化，原来没有声调的细允话就产生了声调，这是深层次的影响，不是单个声调的借入，而是声调功能性特征的发生。
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相互影响，深入的程度随语言学习和使用的程度而不同，一般的学习和不熟练的使用，只产生浅层次的影响，深入的学习和熟练的使用，即所谓熟练的双语人才能引发深层次的影响，即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影响。语言接触不只是指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也指由于不同社会属性而有一定语言差异的群体之间的接触，再如所谓的文白异读，性质与方言之间的接触相同。语言接触还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正面理解是相互接触，反面理解是相互不接触，不接触同样是音变的一个原因，当然这种不接触是指原来接触而后来不接触，而不是指从来不接触。方言变体称地域变体是不准确的，空间不能引发语言的变化，造成语言变化的原因是原来接触而后来不接触，因为同一空间可以存在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空间可以存在相同的方言。再说空间是很难计量的，多大的空间造成方言的差别，多大的空间造成土语的差别呢？藏语农业地区的话，几十公里就会发生差异，而牧业地区的话几百公里都一样，正是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由于土地固定采取定居方式，减少了语言接触的机会；而必须交换的牧业生产，由于牧场的变动采取游动居住方式，增加了语言接触的机会。可见，空间差异不是造成语言差异的原因。
三 演变的的方式和过程
3.1 演变的方式
是指语音变化的传播方式。连续式音变的理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渐进的，连续的，而变化在词汇中的反映却是突然的，离散的。”也就是说“这种变化的每一种形式在词汇中的反映却是同时的，突然的，只要条件相同，某一形式……就会机械地、盲目地、同时突然地发生变化，即包含这一音位的全部语素都一起发生变化，表现出音变规律无例外的特点。”[2]p112-113；词汇扩散理论正好相反，王士元说：“但在某些语言现象中，语音的变化既然是突然的，词汇的变化就不会也是突然的。” [3]，也就是说，扩散式音变理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突变，而词汇的变化则是渐变的。从表面上看，引发这两种音变的原因不同，连续式音变发生的原因是语言结构，扩散式音变发生的原因是语言关系或者心理原因，不同的原因造成不同的演变方式。实际上，这里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语音演变方式的同一性、差异性和统一性问题：变化的音素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变化是渐变的还是突变的，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是盲目的还是自觉的。
3.1.1 词汇扩散理论，也即扩散式音变，包括三个涵义：第一，语音存在于语词之中，语音的变化是通过语词的扩散来完成的；第二，语音变化的扩散就包含在语词的扩散之中，扩散的单位是语词而不是语音；第三，词汇扩散是渐进的，某一语音变化现象在包含这个变化语音的语词全部扩散完成的时候，这个音变过程才最终完成。前两个问题涉及到语音演变的方式，后一个问题虽然是关于演变过程的问题，但弄清了前两个问题，后一个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争议，第二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徐通锵认为“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的单位不是词，而是词中的一个音类”[2]p256，他的理由是：“从表面现象上来看，扩散的时候似以语素
词）为单位，是‘群’类字一个一个地并入‘穷’类字，但如加以仔细的推敲，就可以发现演变的单位既不是语素词），也不是音位，而是词中的一个音类：韵母。‘群’由
变读为
，声母没有变，声调没有变，词的意义也没有变，甚至它的语词结合条件、语用环境也都没有变，起变化的只是词中的一个韵母。”[2]p255这恐怕是无的放矢，词汇扩散的理论使用在语音变化上，即扩散式音变，它所指的扩散单位是词汇，意思是变化的语音存在于语词之中，语词的扩散也就是语音的扩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单独提出语音变化的单位。没有提不等于没有单位，作为汉藏语言来说，自然是音类。作为词汇扩散理论的扩散式音变，没有说整个语词的语音都要变，也没有说语义、语境、语词的组合条件要变，因为前提是发生变化的那个语音存在于语词之中随着语词的扩散完成变化的过程。换句话说，语音的变化是通过语词扩散这种方式完成的。可见，王士元说的是扩散的方式问题，徐通锵说的扩散的内容问题，这两种扩散单位不是一回事。如果说，要把音类作为扩散方式来理解，那就是说扩散式音变不是通过词汇扩散完成的，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来论证的事情了。
王士元和徐通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研究语音的演变时，都不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即上文所述这些与人有关的具体因素。因此，他们的道理都对也都不对。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人的语言是习得的。既然人的语言是习得的，语言的变化当然也是习得的。人类语言的习得过程，通过思维和认知能力的研究、儿童语言获得的研究和成人语言习得的研究，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可以用一个中国的民谚打个比方：“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做”，这就是说不用教你诗词的格律和对仗、平仄等规则，你只要“熟读”，在“熟读”中不是单纯的记忆，而是能体会到诗词的结构和做诗填词的方法，只要变换词汇，就能做出合格的诗词来。学习语言也一样，无论儿童或成人，当学习语词和句子到一定量的时候，同时也学到了语言的结构规则和表达方法，就能说出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语。语音的学习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词汇呢？当然不是。比如一个上海人到北京来，学习普通话，他先通过一部分语词学会了上海话中没有的卷舌塞擦音，然后进行类推，即把上海话中读舌尖塞擦音的词自动读成卷舌塞擦音，而且还会发生类推过当的现象，把普通话中读舌尖塞擦音的“资、雌、斯”也读成卷舌塞擦音。这说明了三点：第一，语音的学习开始必须通过词汇；第二，语音的学习并不都通过词汇，即在通过词汇学习到一定程度时，语音就会脱离词汇成为一个独立的心理单位，因为类推的是音类而不是词；第三，语音的学习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类推到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语词，更不会发生类推过当。学习语音变化的情况是相同的，当某种原因使语言发生一个音类代替另一个音类的时候，先在一部分人中开始，即所谓的变化由变异开始详见下文），其他的人则通过自觉学习完成语音变化的全过程，即先通过词汇学习，再进行音类的类推。换句话说，是先通过词汇扩散，再通过音类的类推，因为像上文所引的宁波话“群”由
，虽然没有语音的结构条件，但有明显的类推条件。由此可见，词汇的扩散只出现在音变过程的前一阶段，不需要经历全过程，即所有包含这个变音的语词都扩散完了音变过程才结束，因为后半段音类的扩散是以音类为单位通过类推完成的，不通过词汇的扩散。
再进一步考察扩散式音变在语音上是不是突变的呢？说突变至少是不准确的。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来看，受语言或方言影响或心理原因发生变化的语音，如果原来的语言或方言里是有的，比如上文所说
如果受影响的音原来语言或方言中是没有的，那就更不能突变了。比如藏语从汉语中借入一个唇齿音f，是通过“豆腐、粉条”这类语词扩散的，原来读ph，后来读Φ，最后才读f，因为现代藏语里，有的地方只读Φ，有的地方有的人读Φ有的人读f。如果只从f的结果来看，好像是由f直接扩散的，而实际上是经过Φ的，并不是一步到位。从f说是突变，加上Φ就不是突变了。这种现象说明，扩散式音变从语音上说也并不是突变的。从根本上说，扩散的方式在语音上同样要考虑到人的学习因素，否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3.1.2 上面的讨论已经充分说明了词汇扩散的方式出现在音变的开始阶段，而不是全过程，语音的变化是自觉学习的结果，不是什么机械的、盲目的和无意识的过程，在语音上也不是突然变化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上述社会规律是人类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道理。我们可以使用同样道理来观察连续式音变。所谓连续式音变包含四个涵义：第一，音变是语音层级上的，而且都有一个结构上的条件，比如见母三等字是一个连续式音变，后面都有一个介音i；第二，一个处于一定结构条件中的音类的变化是渐进的，比如见母三等字在方言里由k变成c，
；第三，语音在词汇上是突变的，或者说，包含符合这种结构条件的音类的语词，都会突然地发生相同的语音变化；第四，发生这种变化都是机械的、盲目的和无意识的。
第一个意思是说明演变的原因，上文已经讨论过；第二个意思是说语音本身变化的渐进性，我们上文所举的见母三等字的变化例子，好像并不完全符合新语法学派所谓的“渐变”原理。叶斯泊森(Jesperson)提出著名的锯木头比喻，才符合新语法学派语音变化“完全是无意识”的原理，也就是说语音只能无意识地一点一点变，如果一有意识，就会得到纠正，音变就不会发生。这种“渐变”原理根据上面的研究和我们的观察，显然是站不住的：(1)上文已经充分说明语音的变化是使用语言的人自觉学习的结果，偶然出现的发音偏差，属于非语言状态，当这种细微的量变在一部分人中出现时，其他人怎么能感觉到而自觉地学习呢？这种细微的差别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中传播的呢？可见，新语法学派音变理论的基础“无意识论”就是错误的；(2)从人学习语音的自觉性来说，人对语音感知有一个容受度，即对一个语音边界的感知度，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对这种容受度是不相同的。比如苗语有的地方能感知和区分五个不同的平调，而其他汉藏语言的使用者一般能感知和区分两个，三个是少数，五个就很罕见了。上述见母三等字变化的分度是根据汉语方言共时情况推断的，大致符合使用汉语的人的容受度，换句话说，只有当ki在一部分人中说成ci或ci在一部分人中说成
的时候，才能成为音变的原因，促使音变发生，客观上不存在叶斯泊森(Jesperson)提出的像锯木头那样的语音“渐变”现象，换句话说，语音细微的量变现象在全社会同时发生是不可能的，语音变化的传播方式只能是从一个音到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认为有区别的另一个音。(3)从音变的传播方式来说，连续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没有本质差别。如上所述，变化是从变异开始的，全社会或全体使用汉语某方言的人因为k后有一个i，而共同产生语音协合的意识，同时发生同化的变化，使k前化，是匪夷所思。只有在一部分人中完成了从ki到ci的变化，即发生了社会变异，才有可能成为变化的原因，激发变化，促进变化的传播和扩散。因此，即使是有结构条件的音变，其演变的方式与扩散式音变一样，也是先从一部分人开始，其他人从词汇扩散学习，再通过语音类推完成音变全过程。可见，所谓连续式音变在词汇上也不存在突变现象。
语音演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发生“突变”的现象，但不同的音变完成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变化速度的快慢并不决定于有无语音结构条件的类推或联想，还得考虑语言或方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问题。因为从音变学习的自觉性出发，语言或方言使用者对不同的音变都会有态度问题，换句话说，语言态度会干扰音变过程的时间和速度。先举一个所谓扩散式音变的例子：上海话受苏北话影响有些人原来宕开一的与梗开二的合并，都变读成。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种变化还没有发生，因为苏北话在上海称“江北话”。说江北话的人在解放前大多从事苦力的职业，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所说的话常常是上海相声（滑稽戏）讽嘲的对象。解放后由于这些原来住在上海说苏北话的人以及随新四军进入上海的说苏北话的人，很多当上干部，有的还当上高级干部，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语言威信也相应提高，他们的发音习惯带入他们所说的上海话，从而影响了上海的本地人。上个世纪60年代上海本地的一部分年轻人和中年人开始说，不再说，70年代以后这个音变逐渐扩散，但至今距离完成还为时尚早，因为上海本地人，特别是老年人至今认为这是一种“江北腔”，不予认同；再举两个所谓连续式音变的例子：上海话大约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已经开始尖音变成团音，50年代时还是有些人分尖团，有些不分尖团，都读团音，进展缓慢，但由于解放后普通话的影响，加速了舌面化的进程，到70年代前后已经基本完成，现在除了少数说老派上海话的老年人外，已经都不分尖团音，只读团音。再如北京话因为后面的介音i有前化趋势，也符合汉语方言发展的一般趋势。这种音变发源于所谓的“女国音”，即一部分女中学生将发成一个比舌叶音略靠前的塞擦音。这种现象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不断受到黎锦熙、赵元任、徐世荣、陈松岑等研究者的关注，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曹志耘[4]和胡明扬[5]分别进行调查，发表文章报告调查结果。虽然调查的结果曹志耘占调查对象的80%左右，而胡明扬只占30%左右，差别较大，而且调查的对象都有片面性，但音前化的趋势毋庸置疑，变化的范围都在女性，而且由中学生扩展到部分三四十岁的女性，从不稳定（随年龄增长回复到一般发音）到相对稳定。就我们的观察，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女性中，同样也出现在男性中，特别是演艺圈中，加上近年港台话的影响，前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但这种发音尚不稳定，前化的部位也不完全统一，这种音变还在发展之中，离开完成距离尚远。从这种音变现象来看，它是有语音结构条件的，而且符合汉语舌面音前化的一般趋势（常州话已经前化到舌叶音，安徽话有的地方已经前化到舌尖音），出于一种心理原因由女性的变异开始，逐渐扩散。应该说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语音变化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例子。尽管这种变化有结构的条件，但没有出现连续式音变理论所提出的词汇和语音上的“突变”和“渐变”现象。如果从上世纪20年代算起，已经80多年，发展的速度缓慢，比上述上海话变的所谓扩散式音变还慢，这同样是由于语言态度的问题，因为起变的群体原来是女性中学生，后来扩及部分成年女性，近些年才向成年女性和男性扩展，可见原来男性和大多成年女性对这种变化不认可，这种态度影响了音变的发展速度。
3.1.3 就语音变化扩散的方式来说，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和说明：第一，语音的变化是语言使用者自觉学习实现的，先通过词汇扩散学习，后通过语音类推完成。但我们在现实的语音变化中看到一部分语词已经变化完成，即发音已经固定；一部分语词正在变化，即可以两读，发音还不稳定；一部分语词则还没有变化，保持原来的发音。这种现象是词汇扩散理论的基础，也是首先由扩散式音变研究者所关注的。所谓连续式音变因为认为语音在词汇中是突变的，自然不承认这种现象。就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所谓连续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中语音变化的扩散方式是一样的，都是自觉学习的结果，无论在语音或词汇上都不存在突然的、盲目的和无意识的变化。自觉学习是个人行为，而一部分语词已经发生变化，一部分语词正在变化，一部分语词没有变化却是社会现象，从表面来看，有一定的矛盾，因为个人学习的词汇和语音扩散具有任意性，而已经变化、正在变化和没有变化的现象具有社会性。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首先，既然个人对语音变化的学习首先是通过词汇扩散的，这种扩散必然是社会性的扩散，这点词汇扩散理论和社会变异理论已经讲清楚了；其次，也是问题的关键，既然通过词汇扩散进行学习后，即转入语音的类推，而类推行为是个人的，为什么会存在一部分语词正在变化的两读和不变的社会现象呢？换句话说，语音上的类推或扩散为什么会发生阻滞现象呢？这要从扩散量和语言态度两方面来说明。如果扩散量尚小，或者扩散刚开始，没有达到类推的程度，继续扩散自不成问题；如果扩散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或者正在变化或两读的现象比较突出，这就必须考虑语言态度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述语言态度能加速和延缓对语音变化的学习和扩散，上文所举的“女国音”，尽管是有条件的音变，进展缓慢，不能迅速扩散和类推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所说的自觉学习当然是指在交际过程中的学习，也即“语言感染”现象，就是说我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常常会产生学习对方语言习惯的倾向、心理和行为，以提高交际的效果。一种音变如果一旦为该语言大多数使用者接受的时候，进展就快，如上文所举上海话尖团音变化的例子；如果受到一定的抵制，进展就缓慢，就会产生词汇扩散期延长、两读和不变的现象，如上文所举北京话的“女国音”变化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其他语言现象变化的例子，说明语言使用者的自觉性和语言态度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比如手机这种新事物刚传入中国时称“大哥大”，而且迅速普及，但由于这个词与黑社会的黑话有关，受到一部分语言使用者的抵制，并另创新词“手机”，在很短的时间内“手机”即替代了“大哥大”。当然，影响语音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还有其他因素，如中断现象，例外现象等，这些已多有论及，不再赘述。
第二，即语音变化传播中的所谓“竞争”方式。“竞争”表面上看是一个比喻，实际上还是把语音变化视为机械、盲目和无意识的结果。语音自身何来“竞争”？所谓“竞争”不过是社会过滤，即语言使用者的群体选择。选择“手机”还是选择“大哥大”，就是所谓“手机”和“大哥大”的竞争。语音的选择和竞争与词汇本质上是一样的。可见，语音变化过程中不存在竞争的方式，如果把这种社会过滤或群体选择称为“竞争”，那么语言现象当然包括语音现象的变化就都是竞争的方式。徐通锵说：“语言演变有‘变化’和‘竞争’两种方式。‘变化’就是A变为B，变化前后的两种形式有继承关系，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连续式变异和离散式变异所代表的变化，体现语言在时间上从古至今的纵向演变。‘竞争’与此不同，它是A与B同时共存，相互竞争，一个挤掉另一个，完成取而代之的演变过程，体现语言在空间上的横向扩散。”[2]P348正如上文所述，语音的的变化是通过自觉学习实现的，学习首先通过词汇的扩散，词汇扩散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读的并存阶段，这种并存与徐说的“竞争”中的A和B同时共存，并无二致。从逻辑上说，徐在说“变化”的时候，“A变为B”说的是变化的结果，而在说“竞争”的时候，“A与B同时共存”说的是变化的过程。从结果来说，“一个挤掉了一个”，也就是A挤掉了B，不就是B变成了A么？从过程来说，无论是连续式或离散式变异，都要经过两读并存的阶段，都得经过社会过滤或使用者的选择，都要经过他所说的“竞争”。不经过“竞争”的音变，就是不需要语言使用者参与的音变，由一种与人没有关系的社会力量，一种与人没有关系的语言结构内部的“自组织”力量，使得语言使用者集体中魔，糊里糊涂地盲目地、机械地、无意识地）就将一个音变读成另一个音或者把另一个音挤掉。客观上存在这种样子的音变吗？再从时间和空间来说，上海话的尖音变团音用了四五十年，北京话舌面音前化七八十年还没有变完，徐通锵说的典型形式的文白异读中，一个文读音“挤掉”一个白读音要不要时间呢？要多少时间呢？一个文读音是“挤掉”一个语词中的一个白读音还是“挤掉”整个一个白读音类呢？如果一次只“挤掉”一个语词的白读音，与所谓的离散式变异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一次“挤掉”了一个白读音类，则与所谓的连续式变异有什么差别呢？可见，以语言或语音演变的方式来说，不存在什么“变化”和“竞争”的差别。“竞争”是所谓叠置式音变原理的基础，基础没有了，叠置式音变也就没有了。
3.2 演变的过程
是指语音变化的扩散机制以及语音学和音系学机制，换句话说，是要说明一个音变成另一音的过程中，变化是如何扩散的，在生理、物理和功能上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如何变化的。演变的过程与演变方式一样，同演变的原因有密切关系。简单可以分为有语音结构条件和没有语音结构条件两类。无论有条件或是无条件的音变，都与共存、共生和共变三种变化过程有密切关系。
3.2.1 共存是指语音的未变状态与已变的状态并存共现，即A变B，要经过一个A和B共存的阶段。共存分四种状态：一是指一部分人使用未变音另一部分人使用已变音，比如上海话有些人区别宕开一（）和梗开二（），有些人不区分；说羌语麻窝话的老年人塞擦音和擦音分舌面前和舌面中两套，年轻人不分；二是指一部分词读已变音，一部分词读未变音，比如藏语日喀则话中原来带喉塞音韵尾的词，一部分词喉塞韵尾脱落，一部分词不脱落，不脱落的读高降调，脱落的读全降调；三是指包含变音的同一个词，在有的情况下读未变音，在有的情况下读已变音，如一种文白异读现象，上海话的“家”，在“人家”中读未变的舌根音，在“家庭”中读已变的舌面音；四是指包含变音的同一个词任意读未变音或已变音，比如藏语拉萨话的卷舌音韵尾(-r)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现代汉语中有的地方n、1自由变读，也属于这种共存，但情况更加复杂，是两个音类合并后的共存：已变的n可以任意读成n或1，已变的1也可以任意读成n或1。这四种共存状态出现在语音变化的过程中，是语音变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语音演变，无论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都要经过这四种共存状态，只是语音变化的时间常常很长，加上在语音变化的词汇扩散学习过程和音类类推过程中，由于使用语言的人的态度和能力的影响，不同音变过程中这四种状态存在的时间就可能不一样，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音变常常只有一头一尾，即未变音和已变音。因此，我们很难观察到一个音变的全过程，上述四种状态是我们从可以观察到的音变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它们符合人类思维的规律，符合人类对语言的认知规律，符合语言变化的规律，也符合人类创造、修改和应用语言的规律。
3.2.2 共生是指具有相同或等价功能的语音特征的并存共现，即A变成B，要经过一个A和B在语音特征上的共生阶段。从功能和语音变化的统一性来说，音变可以分为同步音变和异步音变。同步音变是指一个音变为另一个音时，功能和语音是同时发生变化的，比如藏语（夏河话）的i变成
，原来i的音位功能也由来承担；异步音变是指一个音变为另一个音时，功能的变化和语音的变化同时不同步。比如藏语木雅话有两个调，浊声母只出现一个调，清声母出现两个调，浊声母与声调处于共生状态，但浊音的感知度高于声调的感知度，也就是说声母的负担大于声调的负担，它们的音位功能是不相等的；再如藏语拉萨话长元音一类调，短元音一类调，但声调的感知度高于元音长短的感知度，也就是说声调的负担大于元音长短的负担，它们的音位功能也是不相等的。异步音变中的共生状态产生于功能和语音的羡余现象，由于功能与语音变化不同步，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比如上述例中，浊声母的清化会提高声调的音位功能，声调感知度的提高，会促进浊声母的清化，它们互动共变，但方向是明确的，声调逐渐取代浊音，即浊音的功能由声调来承担。拉萨话也一样，元音长短的功能逐渐由声调取代。由于功能和语音的这种共生状态处于一个共变的过程中，即语音和功能都处于变化的状态中，截取音变的一段，从共时来看不容易看清楚，下面举一个完整过程的例子。我们在藏语方言中发现古
韵尾存在以下三种情况：有的地方古带韵尾的韵母读成鼻化元音，如拉萨话；有的地方鼻化元音后带一个鼻后流音，即前元音带一个-n，后元音带一个
，如贡噶和亚东话；有的地方发鼻化元音时附带一个舌尖上抬的动作，即舌尖上抬不触及齿龈，发一个软的或不到位的-n。从上述三种情况可见，-n在将功能转移到前面元音的过程中，先弱化为一个鼻后流音，再进一步弱化为一个不到位的更弱的鼻后流音，最终消失，鼻音韵尾的功能完全由元音的鼻化来承担。我们从现代藏语方言读音的折射中，看到了元音鼻化逐渐加强和鼻音韵尾逐渐减弱的共变过程。这种共生和共变现象只出现在转换型的音变（详见下文）过程中，但既可以是音段与音段的转换、音段与韵律的转换，也可以是韵律与韵律的转换。过去只研究和关注同步音变，不注意异步音变，把功能与语音的关系固定化，不能科学地解释有些音变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共生的概念加以扩展，由于语音的演变必然要经过两读的共存状态，而所谓两读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未变音和已变音的功能肯定是不能完全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音演变的过程中就必然要经过这种广义的共生阶段。
四 演变的类型
4.0 语言学中的类型大体是指根据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对语言现象的一种分类。分类可以根据不同的视角、要求、目的确定不同的标准，所谓类型学就是想使用语法手段对所有的语言进行分类。语音演变是一种语言变化现象，上述的分类原则对这种现象的分类也不能例外。所谓连续式音变和扩散式音变既是原理或理论，也体现不同音变的类型，从表面上看，这些音变都是多标准的，而且标准都不统一，连续式音变强调语音本身的连续变化，扩散式音变着重变化的传播方式，基本上都是从过程标准出发的分类.其实，适应不同的研究需要，从语音变化的原因、方式、过程、结果都可以进行分类，建立所谓不同的类型。但无论进行什么分类，一定要符合逻辑分类的基本要求，即标准的统一性。从这个要求出发，上述的两种音变，只能是原理或理论，不是类型。也有人称模型的，因为模型具有多义性或语义的不确定性，在规律研究中最初的意思是指为再现规律和研究规律人工创造的条件和环境；后来又与模式混为一谈。模式就是范式，指具有典型性的形式和方式；再后来赋予一种公理性假设的意义，接近初义，将自然语言放进这种人工语言框架中研究，建立所谓模型化研究方法。模型的哪一种意义都不如类型确切，我们沿用类型。
4.1 从原因给语音演变分类，可以分为交际性音变，即为适应交际需要或由交际需要引发的语音变化；心因性音变，即由于心理原因引发的语音变化；结构性音变，即由语言结构条件引发的语音变化；接触性音变，即由于语言接触引发的语音变化。当然，也可分为条件性音变，即由语音结构条件引发的语音变化，无条件音变，即非语音结构条件引发的语音变化。从方式来分类，可以分为扩散式音变和类推式音变，尽管从上文研究可见，这两种音变方式就音变全过程来说不是独立的方式，而是前后相辅相济的方式。从过程来分类，可分为共生性（狭义）音变和非共生性音变，因为在音变过程中狭义的共生状态不是每一种音变都必然出现的。我们建议从结果来为语音演变分类，这种分类有利于对语音变化全过程的认识，也有助于对语音变化的说明。
4.2 从结果为语音演变分类，是从一个音变成另一个音的角度出发的，即观察起变音和已变音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从一个音变成另一个音”可以指一个音变的全过程，包括无法确定中间各个阶段的音变，也指一个音变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结果分类首先要区分系统性变化和非系统性变化，也就是说，有的变化结果涉及系统的变化，有的不涉及系统的变化，涉及系统变化的是系统性音变，不涉及系统变化的是个体性音变，尽管这种区分有时比较困难，因为有的变化类型既能引发系统的变化，也可以不引发系统的变化，个体性音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引发系统性音变。只能随处说明。
4.2.1 系统性音变主要指调整型的音变，即所谓链移音变，我们原来称转移或移位[6]，即一个音类变成另一个音类，空出的位置由原来另一个音类填补。比如藏语巴塘话
第二种系统性音变可以称功能型音变，即形式不变而功能变化的音变。语音的变化应该包括两部分：形式的变化和功能的变化。有时候功能与形式是同变的，有时是不同变的。比较汉语
这个音类原来可以做声母也可以做韵尾，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只能做韵尾，不能再做声母，上海话中这个音类还能自成音节，这个音类功能发生变化但形式没有变化，不能不承认也是一种语音变化。一个语音系统经过历史的演变，常常从形式上看不到很多的变化，p还是p，t还是t，但由于韵母和声调的变化，这些音类形式虽然没有变化，但结构和配列关系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与其他音类或调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也不能不承认是语音的变化。语音的变化从来都不仅研究语音的形式变化，同时也研究它的功能变化，因此功能的变化必然也是语音的变化。
第三种系统性音变可以称为发生型音变，指从无到有的变化。这种类型的音变，既能引发系统性音变，也能引发个体性音变。比如无声调语言变成有声调语言，轻重音不区别意义的语言变成区别意义的语言，都是系统性的音变：借入一个语音或声调，比如汉语原来没有介音的音节出现了介音；藏语借入汉语一个f的音，有声调语言从其他语言借入一个只使用在借词上的声调等，都是个体性的音变。
第四种系统性音变可以称为消失型音变，指从有到无的变化。这种类型的音变也是既能引发系统性变化，也能引发个体性变化。比如有的彝缅语言从有辅音韵尾变成没有辅音韵尾；汉语有入声的方言变成没有入声的方言；藏语有复辅音声母的方言变成没有复辅音声母的方言等，是系统性音变；一两个韵尾、入声尾和复辅音声母的消失，就只是个体性音变了。
第五种系统性音变可以称为转移型音变，指一个语音的特征转移到另一个语音上的变化。这种类型的音变也是既能引发系统性变化，也能引发个体性变化。比如藏语拉萨话中韵尾脱落能使前面的元音鼻化，成为鼻化元音，即把鼻音的发音方法特征转移到了前面的元音上；
这种转移就比较复杂，是发音部位和方法的相互转移。这些是系统性音变，如果只是引发个别元音鼻化或使个别元音发生变化，则是个体性音变。转移型与消失型的差别是：消失型的音变是一个音消失后对别的音没有影响，或没有遗留痕迹，而转移型音变是一个音消失后在另一个音上留下了痕迹。
4.2.2 个体性音变除了上述发生型、消失型和转移型音变外，还有两种：一种是异变型音变，即一个音类变成一个原来语音系统中没有的新的音类。
系统性音变和个体性音变有时只有相对性，因为任何一个个体性音变超过一个“度”都会影响系统的变化，所以把发生型、消失型和转移型也视为系统性音变，是因为我们在实际语言中具体音变的商端看到了这种音变引发的系统性音变。严格来说，调整型这种系统性音变是不会引发个体性音变的，而个体性音变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成为系统性音变。
从结果给音变分类，还要区分单纯性音变和复合性音变。一种类型的音变可以单独发生，比如上述藏语乐都话的u变y，是单纯性的异变型音变，藏语多了一个f是单纯的发生型音变，藏语和汉语古代的p今天还读p，是单纯的功能型音变。其他的音变就比较复杂了，常常是复合性的音变，比如链移是调整型的音变，但分析起来，是几个协合型音变的结果，即A先协合B，B再协合C，如此推移；再如藏语夏河话i变，u也变，结果是先异变后协合；入声韵尾消失后，对前面元音的影响只有三个可能：或者前面的元音音类不变，与原来的音类协合，或者发生变化成为原来语音系统中的另一个音，也是与原来的音类协合，或者变成一个新元音，结果是先异变后消失。所以我们有类似“合并”的协合型音变却没有类似“分化”的音变类型，因为“分化”都可以使用以上各种音变类型的复合性变化来解释，不用自成类型。
无论怎样给音变分类，标准要越单纯越好，对音变的解释和说明性越强和越方便越好，当然分类的逻辑性更要越强越好，像所谓的连续音变或扩散音变，由于考虑了原因、方式、过程等多种标准，加上我们上述的研究，这些所谓音变有的只是原理和机制，比如词汇扩散，都不是类型；有的连原理都不是，比如连续式音变，因为语音不是按照这种原理演变的。
五 结论
语音的演变理论或原理的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一种基础研究，但一直缺乏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站在一个相同错误的基础上，只做修补性的研究，比如词汇扩散或扩散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都是在承认连续式音变的基础上所做的补充性研究，用来解释和说明连续式音变不能解释和说明的音变现象，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连续式音变；第二，都把语言结构特别是语音结构当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把符号系统绝对化、概念化甚至人格化，与社会也即与创造语言的人割裂开来，成为一种所谓的自组织系统，否定了人类在社会组织形式中创造、使用和发展的语言是社会现象，混淆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不懂得结构或系统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制约性与人思维行为关系的根本差别，完全从语言内部和从没有人的社会中去寻找语音发展演变的规律和原理，无异缘木求鱼。
我们在语音演变研究中提倡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研究方法，坚持社会规律是人自觉活动所体现的唯物主义法则，在语音的演变研究中，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即思维和认知的能力和方式，语言认知和应用的心理模式和心理基础，语言应用的能力和态度等这些与人有关的具体因素，认为人类语言中语音演变的原因、方式、过程和结果具有统一性和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和统一性以偶然的形式体现在任何一个具体的音变中，研究不同音变的这种偶然性，即能探求到语音演变的必然规律。我们把语音演变的原因归结为交际性、心因性、结构性和接触性四种，这四种原因不处于同一个层级。无论是社会交际性、结构性或接触性的原因，都必然要以人为中介，即要通过人的心理发生作用，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语言或方言浊音清化，有的语言或方言却不清化。我们认为拉波夫的语言社会变异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因此语音的演变必然都从社会的群体变异开始，或者说，语音的变化都在一部分人中开始并完成，然后再向全社会扩散和传播，都要以共存和共生（广义）的方式，经过社会的过滤和选择，也即人自觉的过滤和选择并自觉的学习，即在交际中通过以调整和加强语言交际为目的的“语言感染”传播语音的变化。我们认为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但通过词汇扩散进行的扩散式音变不是一种独立的音变方式，只发生在语音演变过程中语言使用者自觉学习语音变化的前一阶段，或者说，语言使用者是先通过词汇扩散进行学习建立音类类推的基础，然后进行音类类推完成语音变化全过程。换句话说，语音变化的传播是不需要全部通过词汇扩散来完成的。通过我们的观察和研究，语音的变化在语音和词汇上都不存在“突变”的现象，或者说，语音的演变基本上是渐变的。因为语音现象的变化过程都要包括起变、传播和完成三个阶段，否认语音变化的阶段性，你就无法解释起变的停止、传播的中断和完成后的再变化现象。不同音变的速度是不相同的，这不以有没有结构条件为前提，因为语音变化不是指一个语词中的音变成另一个语词中的音，而是指所有语词中相应的一个音变成所有语词中的另一个相应的音，未变音与已变音具有对应性，思维的类推能力是根据这种对应性进行的，而不是根据语音的结构条件。比如k后的i使k发生前化，开始是无意识的，是一种纯生理现象，但一旦超出使用者的语音容受度，读成c（有的语言或许只是腭化，是因为容受度不同）的时候，就有可能成为起变的原因进行传播，通过一定语词扩散的学习，在进一步类推时，是根据k与c的对应，而不是根据k后面有没有i。无条件音变更不言而喻。不同音变的传播速度是不相同的，这决定于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语言使用者的态度。
我们建议从变化的结果为语音演变区分类型，即分成调整型、功能型、发生型、消失型、转移型、异变型、协合型等七类。当然，这种类型分类只具有相对性，目的只是为了有利于对语音变化全过程的认识，也有助于对语音变化的说明。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为语音的演变无论是原因、方式、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或者说具有相同的法则和原理，可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来解释和说明。客观上不存在连续式和叠置式音变，也不存在独立的扩散式音变。人是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出发点，因为没有人的自觉活动也就没有社会现象，人自觉地创造、应用和发展语言，使语言成为人所专用的最系统、最准确、最有效、最方便的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只有重视人的因素，才能摆脱机械主义、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片面性，创建符合实际的科学语言学理论和语音演变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