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与太平天国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4-0108-03
从1952年起，在常州，我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多次因故中辍，实际从事太平天国史学的时间，不过20年。这 20年中，一贯坚持的方法是清代乾嘉学派遗下的考据。以故简单地说，我是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
一
考据，是人类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对象是史料。其过程是搜集史料，比较史料，归纳史料。比较史料是最繁重的环节，包括辨伪和考异。其最终目的是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在求真务实这一点上，考据与唯物史观科学是一致的。
考据萌芽于人类社会生活中。两汉以后，学者用以解经读史。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对史料取宏用精，别为《通鉴考异》，交代去取之故。这是吾国最早比较史料的专书。
考据大盛于清。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开端。乾隆、嘉庆之际，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先后继起，精心渺虑，把考据施之于一切诸学。由是后世论考据学必尊“乾嘉学派”。直至清季，俞樾、孙诒让等犹为其后劲。
乾嘉学派留下了大量成果，更重要的是考据的方法，其后，章炳麟、王国维、胡适等皆由是起。兹言其大要：
乾嘉学者研究条例
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谓戴震之学，“先立科条”。他分清《水经注》久已混淆的经注，即从立区别经注的条例着手。其徒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也从探讨许书的条例入门。他在“玉”部后注：“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赞之，谓如果不明许慎编书的条例，则困惑者多。自段注出，学者以其说求之，“斯《说文》无不可通之处，斯经传无不可通之处矣”。
乾嘉学者发明条例
乾嘉诸老善于总结考据经验，发明比较归纳的条例。戴震以经传古籍与古代的训诂汇编《尔雅》互证，得出八字：“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启发了一代《尔雅》学者。段玉裁即本此二语，撰成《说文解字注》。但《尔雅》与经传多用同音假借字，《说文》所说解的则是文字的本义，故而段氏发展了乃师的条例，他在《周礼汉读考序》中提出“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把比较研究引向深入。王引之总结其父念孙考证古籍虚字的经验，概括为“揆之本文而协，验之它卷而通”12字，由此产生了名著《经传释词》，见其自序。
乾嘉学者精心取证
考据如法官治狱，首重证据。清考据家治学首重取证。乾隆时，邵晋涵撰《尔雅正义》，他首先花大工夫在《十三经注疏》等古籍中，搜寻有关证明《尔雅》的训诂资料——“取证”。邵氏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取证差少三年。”钱大昕、阮元等还多方从古代遗下的金石等实物取证，用以说解文字，订补史书。
乾嘉学者对一字的意义，有的几经反复，甚至经历了数代人，才能作出结论。关键在于必须获得确凿的证据。
例如，“谇”、“讯”二字，在经传中混用。清初顾炎武撰《诗本音》，推测这两字古人可能通用。以后戴震作《毛郑诗考正》，认为这是古人传写之误，这二字不能通用，因为读音差异。但再后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在获得“谇”、“讯”古同音的确证后，断言戴说“失之”。
又如，《诗经》中往往用“匪”字作“彼”字解，但极具权威的郑玄笺：“匪，非也。”历来经师都对之困惑。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假设：“匪、彼古或通用。”其后，惠栋《毛诗古义》再次假设“匪、彼古或通用如顾说”。再后，王念孙《广雅疏证》列举大量证据，支持顾、惠二前辈的假设，作出结论，判定郑笺为非。钱大昕《养新录》为作旁证，谓古无轻唇音，“匪，读如彼”。
类此一字之证，似乎是小事，但清儒这种思维程序暗合近代“实验主义”科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这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大事。
乾嘉学者严于审证
取证的同时必须审证，首先是辨别真伪。清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揭露东晋本《古文尚书》为赝鼎，为辨伪创造了典型。乾嘉诸儒审查其他历史文件，发展了辨伪的经验。兹举凌廷堪辨世传三国时曹操谋士陈琳名作《檄吴将校部曲文》乃后人伪作为例。
按顾炎武《日知录》卷30，“年月朔日子”条说：“《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陈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顾氏不知此檄乃赝品，遽举以为“年月朔日子”之证，并引《宋书》有“年月朔日甲子”之文以相附会，又曲为解释，谓陈檄“但省一甲字耳”。以炎武的博极群书，但因审证未严，故尚有此疏失。其后凌廷堪渎此檄，发生困惑。其一，何以此文仅见于《昭明文选》，而《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皆未载？其二，按《魏书·武帝纪》，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十九年秋七月、二十一年冬十月，三次南征孙权，年月可考，何以此檄但云：“年月朔日”，不明指何年？此檄由尚书令荀彧署名发布。按《魏书·荀彧传》，建安十七年，彧病死寿春，何以此檄所言多彧死后之事？于是凌氏著《书陈琳檄吴文后》，断定此檄非真陈琳手笔，当是“齐梁文士所拟作”。
研究古人的条例，制定自己的条例，广泛取证，严格审证，然后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乾嘉学者这一整套考据方法，给了我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以深刻的影响。
二
上世纪50～60年代，在时势的推动下，研究太平天国史者风起云涌。从唯物史观出发，肯定农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歌颂太平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总的导向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受到“以今例古”、“以论代史”等唯心倾向的干扰，有的论著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方向，对凡是说太平天国“好话”的资料，不加审核，一律信以为真，据以虚构历史，甚至写进了学校教科书。再由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时畸形走红，所以有的投机者便伪造天朝文献、文物、口碑以牟利。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乾嘉考据学的徵实精神，勇于担当去伪存真的严肃任务。
我写过一些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可存者少，其中较有益于促进太平天国史学发展的有两篇：一是1957年发表的《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辨一件有影响文物内容之伪；一是1980年发表的《〈燐血丛钞〉辨伪》，辨一部有影响书籍之伪。
《报恩牌坊碑》，系太平天国幸存的石刻之一，发现在江苏常熟，相传为常熟人民歌颂忠王李秀成之作。自简又文前辈于1937年6月在《逸经》半月刊32期发表《常熟访碑记》后，此碑一直受学术界重视。由于日寇侵华，频年战乱，学者还来不及对之作周密的审查。到了上世纪50年代，罗尔纲前辈等都把它当作常熟人民讴歌太平军统治下年丰人乐的重要物证。凡是太平天国史家几乎都引用这篇碑文里的“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等骈丽词句，以描绘当时民物殷阜的景象。我生长常熟，儿时即闻先辈遗说其时兵荒马乱之状。及壮，治太平天国史，读吴云《两垒轩尽牍》、龚又村《自怡日记》等有关史料，发现当时当地民生困苦实况，与碑文所记不符。原来此时常熟太平军守将钱桂仁已密谋叛变。他暗通上海清军并与伪降太平军的盐枭武装及地主团练相勾结，对农民横征暴敛，积草屯粮，伺机变天。1861年冬，乘李秀成攻杭州，苏州空虚，昆山叛将李绍熙、相城团首徐佩瑗与钱桂仁串通，阴谋暴动。不意李秀成攻克杭州，率大军回师苏州，叛徒们一时丧胆，便纷纷偃旗息鼓，重新潜伏起来，以图再举。《报恩牌坊碑》就在这时由叛徒炮制出笼，目的是为麻痹李秀成。据当地目击者陆筠《海角续编》记：同治元年(1862)“二月，贼慷天福钱桂仁将王市严氏节孝坊拆到南门外丰乐桥，改造报恩坊，以媚伪忠王李贼”。不过隔了几个月，1863年1月，常熟叛军便闭城剃发，公开降清，为李鸿章部清军攻陷苏南打开了缺口。在掌握大量确证之后， 1957年，我撰写《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揭露此碑出于叛徒之手，内容虚假不足信，并批评某些太平天国史论著偏离“实事求是”的方向。此文曾引起争议，有的学者撰文鸣鼓相攻。但对《报恩牌坊碑序》的引用率，却从此一落千丈了。这是考据的功效。
在20多年之后，因对《燐血丛钞》的辨伪问题，史学界波澜再起。此事乃是对罗尔纲前辈《江南春梦庵笔记》辨伪的继续。
按，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出笼于清光绪年间，由上海《申报》馆印行。托名天朝后期重臣赞王蒙得恩的心腹沈懋良所撰，史料来源于蒙得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竟收录了这部眩迷人目的伪书。因它编造了一套荒谬的天朝制度，鱼目混珠，给太平天国史学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作伪者无法克服资料来源与资料内容的矛盾。这个自命为蒙得恩亲信的沈懋良，对蒙得恩的情况却是无知。特别是蒙得恩已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1861)死去，而沈懋良却说，甲子十四年 (1864)天京失陷前几天，蒙得恩还在天王宫值宿。岂非“见鬼”！罗先生经过深入调查，取证确凿之后，撰《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宣判这是一部大伪书。这是罗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对太平天国史学作出的一大贡献。不意隔了20多年，又有《江南春梦庵笔记》的翻版——《燐血丛钞》混进了市场，欺骗世人。
《燐血丛钞》出笼的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地点是苏州。炮制的手法特别具有欺骗性：其一，它也抄录了一批真史料，如《东南纪略》、《苏台麋鹿记》、《李秀成供》等，真伪混杂。其二，托名谢绥之随淮军破苏州时所收集的太平军图籍。其人事迹，有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赠通议大夫谢君传》等可稽考。其三，内有多种“太平军将士”的著作，为世所罕见。1962年，此书被苏州文物保管部门所收藏。“文革”后，在衰而复振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浪潮中，此书竟被节录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时以假乱真，贻误读者。然而作伪者对太平天国史事却仅是一知半解，尤其不谙天朝制度，因而下笔即误，满纸触犯“拜上帝”戒条，令人读后生疑。特别是作伪者不知《江南春梦庵笔记》已被罗先生揭穿是大伪书而尚奉为至宝，当作资料来源，大量抄袭，终于人赃俱获，被抓住了作伪的铁证。
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我得到了罗尔纲先生的鼓励。他还勉励对乾嘉考据学作总结。遗言在耳，末命可怀。但愿扬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的师生共同保持和发展我们朴实无华的治学特点，远继清代扬州学派的遗风，近副罗先生等前辈的期望，这是我所馨香以祈祷之的。
收稿日期；2007-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