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发展中的老人照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人论文,农村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照顾问题已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目前决策层和学术界关注得更多的是城市老人的照顾问题，而对中国养老问题的真正重点和难点的农村研究得却相对较少。目前影响农村老人照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些外出的劳动力，一方面给农村社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和现代化的观念，但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子女教育、老人的照顾、农业的发展等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家庭的影响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二是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三是对家庭养老的冲击。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就业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李实，1999），外出劳动力纯收入大约是非外出劳动力的3倍（王洪春，1997），人民大学王鼎同志2000年7月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北京的月收入是他们在家乡时月收入的4.32倍（平均值），根据李强同志在北京丰台调查，外出农民工个人在城市里一年的收入比在农村时的收入平均高出8252.88元（李强，2001）。学者们的研究都得出了这样一个共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龚维斌曾在安徽省的无为县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过程中家庭的情感与权力关系各自的变化状况以及相互影响的变迁过程，认为建立在感情与权威基础之上的现代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形成（龚维斌，1999）。对家庭养老的冲击。大多学者是运用了定性的方法，分析得出：劳动力外出之后，老人的经济收入提高了，但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却成了问题。
为了探讨在社区发展中，农村劳动力外山就业对老人照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者于2002年7-8月在安徽省桐城市的双港镇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问卷调查。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中采用了判断抽样(judgm entalsampling)，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在试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农村调查是否熟悉当地的方言是影响调查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二是调查时间、人力和资金等方面的考虑。笔者选择了自己的出生地安徽省桐城市双港镇为调查地。桐城市（1969年以后撒县改市），是轰动一时的“桐城派”的发源地，而双港镇则位于桐城市的东南部，素有“塑料包装重镇”的美名。人口是61520人，面积101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为0.65亩。交通发达，西边有206国道，合安高速公路，东边有安庆港口和飞机场。个体和私营企业发展得较快，2000年元月，被列为“全省综合改革试点镇”。全镇的人均纯收入为2701元，其中农业产值大约为15-20%，其余的产值都来源于非农产业，尤其是个体私营及其在外打工所挣的收入。双港镇每年外出打工的人约为19000人（双港镇统计办公室，2002）。然后根据双港镇统计办公室提供的经济指标选择了经济较好、一般和较差三个村：枫树、明星和龙山，再把每个村作为一个整群进行调查（一个家庭中有两位以上老人，只调查其中的一位）。考虑到老年人所受的文化普遍偏低，由作者本人，通过结构式访问的方式进行资料搜集，在枫树、明星和龙山三村中，分别走访了16、10和14个队（组），调查了99、61和92位老人（年龄在60岁以上，五保户因有集体的赡养本次调查没有列入），共调查了252位老人，有效问卷为247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8.02%。 全部问卷资料由笔者编码、检查核实，输入FOXPRO6.0数据库，然后转到SPSSI0.0上进行逻辑查错处理，认真核实，最后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老人的经济照顾
为了比较儿子外出就业对老人照顾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数据进行处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儿子全外出就业家庭的老人（128人）和儿子全在家就业家庭的老人（35人），部分儿子外出家庭的老人（84人）。结果表明：儿子全外出家庭与儿子全在家就业家庭相比，所提供给老人粮食、柴和油方面，前者明显少于后者，而在给老人礼品、治病和平时所给的零花钱方面，后者要多于前者（见表1）。
表1 儿子的就业类型与老人经济支持比例(%)
粮食柴 油礼品
治病平时零花钱
在家就业77.1
62.9
68.6
48.6
22.9 48.6
外出就业52.3
29.7
36.7
63.3
21.9 79.7
外出儿子直接供养老人粮食、柴和油的少了，而送礼品及给钱的多了，是不是就说明儿子全外出家庭老人所得到的经济支持要相对较高呢？为了比较的需要我们把粮食、柴和油和礼品都折合成了货币，统计结果如表2。
表2 儿子的就业类型与老人经济支持的平均值（元）
粮食 柴 油 礼品治病 钱 合计
在家就业 230.00 31.43 13.46 98.86
333.71
224.57
932.06
外出就业 153.46 14.59 7.44
136.52 470.23
649.49
1427.30
从老人得到的经济支持的平均值来看，儿子全外出就业家庭直接供养老人粮食、柴和油少了，但老人所得的礼品、医疗费用、所给的钱明显高了。与儿子全外出就业类型的家庭相比，儿子全在家就业的直接提供给老人粮食的要高近77元／年，柴要多17元／年，油要多6元／年。与儿子全在家就业类型的家庭相比，儿子全外出就业之后，老人得到礼品支持的要高38元／年，医疗费用要高137元／年，钱要高425元／年。儿子全外出就业的，平均每个老人所得到的经济支持总额要高出儿子全在家就业的近500元／年。
从经济支持的方式来看，儿子全在家就业的以实物的形式（粮食、柴、油和礼品）直接供养老人的平均值为373.7429元／年，占支持总额的40%，用货币方式支持的平均值为558.2857元／年，占支持总额的60%，而儿子全外出就业的直接以实物方式支持的为312.0156元／年，占支持总额的21.8%，而以货币的方式支持的为1119.7266元／年，占支持总额的78.2%，可见随着儿子外出就业，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总额的增加主要体现在所支持货币总量的增加和货币比例的上升，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突出了货币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老人的经济支持方式还会受到老人自身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下面将老人的特征因素也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元统计，观察在控制老人自身因素的情况下，影响老人经济支持的主要因素。
表3 老人的经济支持总额对外出儿子数和外出儿子年均收入的回归结果
多元样关系数(R)297
确定系数(R Square) 88
Adjusted R Square
73
方差分析表
自由度
偏差平方和 均方差
回归方程2 4392764.4 2196382.220
残差
12145267799 374114.041
F=5.871 显著程度(F)=004
回归方程：
偏回归 标准误 标化 显著度
自变量T
系数 (B)系数 (T)
外出儿子数149.002 59.798 218
2.492
014
儿子年均收入 130.353 65.709 174
1.984
050
常数项 370.353 168.2702.020 030
养老人经济总额的9%。各偏回归系数检验也都显著，在综合分析的条件下肯定了这两个自变量都有独立的作用。其中，在控制儿子年均收入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外出儿子就意味着老人每年所获得的经济支持就要多149元。外出儿子年均收入的回归系数表明，外出儿子的年均收入对老人所获得经济支持总额的变化有明显影响，儿子年均收入每增加5000元，老人所获得的经济支持总额就要增加130元。通过标准化系数来比较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发现，外出儿子数影响最大，外出儿子年均收入其次。
（二）老人的精神慰藉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老人精神慰藉的方式还极其单调，但儿子外出之后，老人寻找精神慰藉的主动性有所增强。儿子全在家就业的老人平时的空闲时间主要是“串门聊天”(77.1%)、“看电视”(54.3%)、“很少有空闲时间”(22.9%)和“听收音机”(14.3%)。而儿子全外出就业的老人主要是“串门聊天”(82.0%)、“看电视”(72.7%)、“打牌下棋”(23.4%)和“听收音机”(17.2%)。比较两者可得出：儿子全外出就业家庭的老人在空闲时间“串门聊天”、“看电视”、“打牌下棋”（儿子全在家就业打牌下棋的为2.9%)和“听收音机”的比例高出儿子全在家就业类型的分别为5%、18%、20%和4%。
儿子外出之后，村里的老人、老伴和家族里的人在老人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有所上升。根据社会支持理论和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老人在晚年由于健康状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其社会关系以家庭和同辈社会网络为主，老人晚年精神慰藉的责任由家庭成员和其他老年人来承担（熊跃根，1998）。本次调查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老人平时聊天和谈心的对象，儿子全在家就业类型的主要有村里的其他老年人(77.1%)儿子(37.1%)、儿媳(34.3%)、孙子女(34.3%)、家族里的人(31.4%)和老伴(25.0%)、而儿子全外出就业类型的主要有村里的其他老年人(82.0%)、老伴(52.3%)、家族里的人(35.9%)、孙子女(33.6%)和儿媳(25.8%)。
儿子外出之后，电话已成为老人精神慰藉的重要方式。儿子外出之后，儿（媳）与老人的联系方式中有77.3%（99人）是通过电话，写信的只有0.8%（1人），儿（媳）经常回来看望的1.6%（2人），有2.3%（3人）的人“让别人捎带信息”，而没有任何联系的也占了18.0%（23人）。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电话线已成了连接老人与外出儿女的连心线，当问及“你是不是希望外出的子女经常问候一下自己”时，有61.8%（78人）的老人做了肯定的回答。
儿子全外出家庭老人的孤独感有所增强。1992年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反映“感到孤独”的比例为2.1%（徐勤，1995）。本次调查中，当我们问及“您平时感到孤独吗？”，儿子全在家就业的老人中，有31.4%的“经常”或“有时”感到孤独，有68.6%的老人则“很少”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在儿子全外出就业家庭的老人中，有87.5%的老人“经常”或“有时”感到孤独，而回答“很少”或“从来没有”的为10.1%，还有2.3%的老人回答“不知道”。可见儿子全外出家庭老人的精神慰藉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空巢家庭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在在调查过程中就遇到这样一个典型个案。
袁某，男，70岁，配偶1997年去逝，两个儿子常年在钢陵打工，老伴去逝后，儿子也曾叫他到铜陵去生活，但“我不想去，舍不得这几间房子”。一个人在家住着空荡荡的6间房子。为了少洗衣服，夏天上身一般都打赤膊，平时吃饭，一次烧三餐吃的。他本人也不想儿子回来，因为儿子不想烧饭，他自己也不想烧，每到这时他看着老伴的遗像就想流泪，搞得很不愉快。每天吃完饭，他就一个人跑到村里与一些老人聊天。按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钱是不缺，就是一个人在家大孤独了点。”我当时随口说道，“如果能找一个老伴就好了”，他回答道“农村里不行啊，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
儿子全外出家庭老人对精神慰藉的满意度相对较高。儿子全外出就业家庭老人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占73.5%（94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为12.5%，而儿子全在家就业的分别为65.7%（23人）和25.8%。为什么儿子全外出家庭老人的精神慰藉呈现出了双重性：既感到孤独，满意度又相对较高呢？从个案访谈中得知这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对农村老人而言，经济上的保障仍然是他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子女外出就业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能力也相应提高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儿子外出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上的不足；二是农村老人普遍认为现在农业负担还很重，孩子读书要钱，开支又很大，如果仅靠家种的那点农田是远远不行的，他们认为子女的经济负担还很重，外出挣的钱是儿女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总是抱着理解子女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精神慰藉；三是儿子外出之后，老人寻求精神慰藉的主动性有所增强，他们积极主动地排除这种感情上的孤独和思念；四是儿子经常打电话回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儿子外出之后，老人寻求精神慰藉的主动性有所增强；村里的老人、老伴和家族里的人对老人精神慰藉的作用有所上升；电话已成为外出子女慰藉老人的重要工具；儿子外出之后老人的孤独感增强了，但老人对精神慰藉的满意度还相对较高。
（三）老人生活照料的社会化倾向
儿子外出之后，儿（媳）在照料老人方面的作用有所减弱，但村里人的作用却有所上升。在中国，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照顾是天经地义的，它成为传统价值伦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熊跃根，1998）。当遇到重活（如碾米、挑水等）需要人帮忙时，儿子全在家就业的家庭中，老人要找的是儿子65.7%、媳妇48.6%和孙子女25.7%，而在儿子全外出就业家庭中，老人要找的依次为老伴41.4%、媳妇29.7%和村里的人26.6%。可见照料老人的责任主要由子女承担着，但儿子外出之后村里人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上升，具体表现在老人（主要是夫妻全外出家庭的老人）用货币请人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这种请村里人来照顾老人的家庭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儿子和儿媳或儿子全家跨省就业、儿子家庭提供了经济支持、老人健康状况欠佳等。本次调查发现，有91.6%的人都出了安徽省打工，儿子和儿媳同外出的35.6%（85人），全家外出者也占了13.8%（33人）。老人日常生活照料表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请钟点工或临时工照顾自己。在老人身体不好时，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重活，临时请村里人帮个忙，然后付给别人一定的报酬。
李某，女，64岁，右腿脚有点跛，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走得早，两个儿子及媳妇常年在广州一个工厂里打工，老人在家还带着2岁的大孙子，每次遇到身体不好时，家中的一些重活就请村子里的人来给予帮忙。按她自己的话来说：“每次碰到腿痛（主要是空气大潮湿）不能动时，我就请根子（本队里的一个五包户）给我挑一担水（或碾一担米），不过也没白着人家，每次我都要给他一包烟或一块二角钱”。
二是请专人照顾自己。老人身体很不好，儿子在家请专人较长期地来照顾老人。
张某，女，73岁，老伴去逝已8年，无儿子，就在家招了一个女婿，两个孙子都在读初中，老人于今年2月份得了动脉管硬化，长期躺在躺椅上不能做饭洗衣，女儿和女婿一同在江西南昌卖塑料袋，从各方面考虑，他们还是在队里请了一个妇女一日三餐给老人及两个子女烧饭，报酬是一个月一百元。
对于第一类，老人临时请村里人帮个忙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付给一点报酬的现象较为普通。有的老人干脆就说，当遇到什么困难时，“直接找队里的人然后给两个钱（一些钱），这样还便利些”。老人日常生活照料趋于社会化倾向。
儿子是否外出就业对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的满意度影响不大。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照料回答“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儿子全在家就业和儿子全在外就业的分别为77.1%和77.3%，而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照料“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在两种类型的家庭中分别为17.5%和12.5%。这与我们的日常想法有点相矛盾，按理说，儿子全在家就业的老人对自己日常生活照料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这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双港镇商品经济发展得较快，商品的附加性服务较好，按当地的话说“现在只要你有钱，只要你讲一声或一个电话，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送到家”。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请队里或邻居帮个忙，然后给别人一点钱或一些报酬，这已经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了。三是由于医疗、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农村老人从不健康到死亡的时间较短，真正躺在床上不能照顾自己的老人相对较少。当问及“您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人照顾”，有172人(69.6%)回答不需要，72人(29.2%)需要人为他（她）烧饭炒菜和洗换衣服，这部分人以男性为主，在他们看来女性做这些事是应该的，3人(1.2%)病情较严重，不过他们身边都有老伴或子女在家照顾着。四是儿子外出就业老人经济支持要相对高点，这样增强老人的经济承受能力，雇人照顾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只会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可见，儿子外出就业之后，在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出现了用货币来购买养老资源的现象。
四、小结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经济照顾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老人经济照顾利大于弊。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外出就业子女收入的增加也惠及到了家中的老人，表现在儿子全外出就业家庭老人所获得的经济支持总量相对较高，通过多元回归得知：外出儿子数和外出儿子的年均收入与老人所获得的经济照顾成正比的关系。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两类现象还应引起我们重视才是：一是“富而不养”的问题，这种不养不仅表现在精神慰藉和日常照顾上，而且连经济上都没有供养，在本次调查中，这类问题虽然在9%，但这部分人的晚年相当艰难。二是少数子女外出之后，常年不与老人联系，而且也不给老人经济支持，虽然只是极少数，仅为5%，但这类人是农村中最困难的人，在调查过程中他们表达了渴望成为五保户的心声。
在精神慰藉方面，老人主动地通过打牌下棋、看电视、串门聊天和听收音机方式来打发自己空闲时间。精神慰藉突出了电话形式。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儿子外出就业之后老人的孤独感也随之增加，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从调查过程中几个典型的个案可知：那些空巢家庭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特别严重，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老人的生活照料呈现出社会化的倾向。儿子全家外出就业的家庭，社区有逐步承担起养老职能的倾向，但家庭需要购买必要的养老资源，也就是出现了“社会化的家庭养老”倾向，也即在家庭的经济资源和社会的养老资源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关系，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类型：一是请钟点工或临时工照顾老人。二是请专人照顾有病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