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意识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70—80年代之交，从中世纪蒙昧中惊醒的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和文化成果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交响乐、芭蕾舞、西洋绘画、古典文学名著，成为一种时尚，抽象艺术、朦胧诗、荒诞剧、现代派小说也受到了人们亲睐，甚至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的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也成为了畅销书。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前导的整个中国文化充满了一种启蒙主义的热情和现实批判的精神，一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精灵在新时期文化中挣扎和呐喊。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却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都或者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央。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肃文学，亚文学替代了纯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艺术电影。艺术家们不得不借助于种种商业包装来推销自己，于是就有了号称当代《金瓶梅》的《废都》，有了“布老虎”等形形色色的丛书。曾几何时，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在从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不再是50、60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不是70年代的“反潮流”代表，也不是80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先驱和艺术先锋，而是香港的所谓“四大天王”，是东方丽人巩俐，喜剧天才葛优，是好来坞明星道格拉斯、黛米·摩尔，是一代足球天骄马拉多纳。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是一种无等级的泛市民文化。因而，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日臻完美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消谴性的“原始魔术”。它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快乐原则的狂欢节。它们放弃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历史意识、美学个性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文化当作济世救民、普渡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只有现象没有本质，只有偶然没有必然，一切朝生夕亡、转瞬即逝。这些文本供人消费而不供人阐释，供人娱乐而不供人判断。它们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文化最终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文化游戏，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游戏本文。——于是，当难以数计的老百姓正沉浸在大众文化所编织的白日梦幻中怡然自得时，被认为是文化“看守者”（GATEKEEPER）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有的把大众文化当着当代社会民主化的硕果，是社会稳定、文化平等、话语霸权解体的历史进步；而另一些批评家则将大众文化看成是人类文明的式微，是资本对文化、传统、信仰、价值观念的挑战，是物质对人类精神的专制。有的人甚至把大众文化看成是人类心灵的鸦片、可卡因。
显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挑战，所得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它与我们的生存、发展，与我们社会的健康、进步，与我们文明的延续、繁衍息息相关。一方面，大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当然不仅仅是文化商人赚取利润的手段，它同时还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的社会/文化功能。 大众文化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创造着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人们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编织进这个栩栩如生的人造的世界之中，而这个对象化的世界，又以其“在场”的逼真性使人们仿佛面对的是一个自在的真实，于是大众文化一遍又一遍地用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世俗神话，为观者安排了一个本文中的虚幻的主体位置，含蓄地、有时甚至是赤裸裸地宣泄着人们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的冲动，从而使他们将幻想当做现实来体验，将主观的“善”当做客观的“真”来理解。大众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这种五彩缤纷的后面掩藏着的也许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它不需要我们殚思竭虑，不会让我们痛不欲生，它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智力消耗降低到几近于零。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我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终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胆英雄终于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凡夫俗子竟然也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一个集体的梦幻之中，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之中，人们共享着一种被文化本文制造出来的欢乐。所以，大众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就不仅是一种声画的视听快感，而且也是一种画饼充机、望梅止渴的心理抚慰。它使饱尝忧患和匮乏的人间心灵从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这种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的心理压力的释放，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作用。
尽管大众文化这种抚慰功能、娱乐功能对于人们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它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文化在功能上转化为一种文化娱乐之后，娱乐便片面地代替了文化整体，同时也代替了生存的实体，从而成为生存中的现实欲望的虚假满足。大众文化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这正是大众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危机。的确，大众文化由于它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由于它不可避免地要用媚俗的方式来换取大众的青睐以将产品卖给接受者同时又把接受者卖给利润，由于它与既成权力关系的相互依存，因而它对于我们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美学理想的追求，对于保持一种批判的、超越的、具有活力的人类进步意识的努力必然会带来一种负面性的影响。而如果我们对这种影响缺乏认识或者无动于衷，那么我们也许将付出历史的代价。
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的话，那么无知就意味着无能。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大众文化“非现实主义”的本质往往会误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而解除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实践能力。“真实性”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是大众文化所不屑一顾的，它所关心的是文化对于大众的刺激性、吸引力和迎和性。大众文化尽管十分逼真地复制现实表象，但正是这种表象的复制，抽调了现实，使现实非真实化了。我们看见的只有关于世界的影像，而没有世界本身。所以，大众文化一方面将种种复杂的现实矛盾简化为一个个二元对立的戏剧性冲突，将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喜怒哀乐的情节化的故事，将多元的权力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赏罚分明的道德寓言，从而导致了现实世界的“缺席”和对这一“缺席”的无意识。人们当然会担心：当人们习惯了用一种被编码的简化的方式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他们是否还有以一种正确的判断去处理和解决实际的现实困境的可能。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往往以性、暴力和权力的交换作为调用人们消费欲望的诱饵。当人们如饥似渴地吞食这些诱饵的同时，他们也吞食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歪曲。于是人们往往可能夸大性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夸大在现实中面临暴力威胁的可能性和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也夸大对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和因果联系的依赖。这种夸大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使人们在突然遭遇现实的挑战时作出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恰当的反应。当文化离开了现实主义精神以后，人们借助于文化来认识、把握、改造现实的努力当然可能误入歧途。
有人说，好莱坞是一座巨大的“梦幻工厂”，其实，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被批量生产的为大众分享的“集体梦幻”。而大众文化这种梦幻性特征往往会导致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从而强化大众的心理惰性和社会的保守倾向。大众文化用一种虚构的“现实”，调和人们心理内部“超我”、“道德原则”和“本我”、“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现实中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对立，融合时间进程与空间距离的分离，为大众提供一种实现了本能欲望和社会认同的白日梦。就象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工业用令人兴高采烈的预购，来代替现实中陶醉和禁欲的痛苦”，它把日常生活叙述得象天堂一样，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象私奔出走一样。这种快乐宿命论的逻辑，当然会助长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大众可能会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的改造。因而，大众文化往往有意无意地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所以，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商女犹唱后庭花”的对于历史使命的弃权。
大众文化复制性的生产方式对于审美理想的消解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大众文化所受到的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来自于它的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千篇一律的“复制性”。的确，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于精神的复制，它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言也是复制出来的。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文化，如同满街的快餐，廉价而畅销。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人们的艺术感觉、审美能力日益粗糙、退化，情感世界也会越来越枯竭，失去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热爱，失去对人生的独特体验，也失去创造世界的鲜活的情感动力。人在生存中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的能力，而成为了文化媒介的奴隶，成为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中一个脸谱化的“人们”。因而，我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
此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娱乐本位的动机有可能对健康人格的建立产生负面性影响。人的需要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系统。正如马斯洛所假设的那样，它一般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的“低级”的需要，包括人的生存、繁衍、以及与创伤恐惧相联系的归属需要，而食、色和拥有权力是其中最主要的动机。二是成才需要，也被看作“高级”需要，它包括人的尊重、爱、理解、认知、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相互依赖，低级需要是高级需要的基础，高级需要则是低级需要的升华。而大众文化则往往通过对暴力、性关系和场面的展示，对俄狄浦斯情结等无意识原型的重写，刺激人的生命本能，发泄那些根深蒂固的施虐和受虐欲望，实现那些被压抑的性幻想，以满足人们的基本视觉/心理需求。但是这种满足从心理学上来说， 却始终是应对性的、消极的、被动的，它在导致心理宣泄的同时，也消除着人的激情和创造性，甚至会使人玩物丧志、人格萎缩。因此，这种满足的愉快可能是短暂、贫乏、非生产性的。相反，人的高级需要的满足则往往是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的，它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热情，唤起人们的爱心、同情心和对于未来的希望，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和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因而这种满足所带来的愉快是丰富、恒久、生产性的。如果说，低级需要的满足趋向于造就一种消费型享乐型的人格，那么高级需要的满足则趋向于造就一种建设性的成长型的人格。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娱乐本位的立场潜伏着一种人格建设的危机。
人文知识分子，不仅是历史的参与者，更重要的在于他不是一个历史的盲从者而是有意识的反思者、批判者，他不仅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应该为合理性的存在而提出预言。因而他有责任和义务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批评机制——这种机制一直是文化进步的现实条件——和超越理想——这种理想则是文化发展的远景参照，从而为大众文化提供一种人文主义——而不是商品拜物教——的终级价值。当我们意识到大众文化对于我们的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可能具有的这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我们就可能建立起一种大众文化的批评机制，这一机制不是要试图阻止大众文化的发展或者否定大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一种监督，一种超越的理想：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终级价值尺度。尽管这种机制与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本质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内在矛盾，但只要人们良知尤存，理想不死，只要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信念未泯，只要人文知识分子不在金钱的狂潮中转向或者沉默，文化批判和我们所坚守的人文精神就一定会得到收获。至少可以使我们的文明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时候就能使许多人意识到如何纠正我们的偏差和失误。因而，我们希望建立一种大众文化的批评尺度。也许，这种愿望合理但却可能并不现实，但我宁愿相信老黑格尔所言，合理的终将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