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等国家的财政政策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美国论文,启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80年代实施的结构性财政政策与内需增长
1、80年代美国实施的结构性财政政策改变其增长路径。在经历60和70年代的经济“滞胀”、1979-1981年的经济衰退及在日本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背景下，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被迫进行了政策环境的转换，开始实施以反通胀为目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刺激供给增长和创新活动为核心，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和直接管制为手段，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和出口成长为龙头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这套政策组合明显不同于西欧国家同样以反通胀为目标的“双紧”宏观政策和高福利收入分配政策的组合，主要措施包括：
(1)实施了大幅度减税措施，目的是使劳动者、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更多的税后收入用于储蓄、资本积累和长期性消费，从而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大幅度上升，激励供给和内需增长；(2)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税赋负担和人们对政府公共支出的依赖；(3)放松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和进入管制，让市场和竞争机制起主导作用；(4)政府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和其他公共投资，鼓励技术创新和扩散，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创新基础和环境；(5)政府学习日本扶持出口的政策，制定鼓励出口的措施和法规；(6)确定以知识和技术领先产业为核心的竞争力提升战略。这一系列结构性财政措施和供给管理措施奠定了美国90年代的整体竞争优势，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大于欧盟和日本。
在实施这些措施的8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年均比西欧主要国家高1-1.5%，失业率低2-4%，GDP增长率高0.5-1%左右。避免了西欧多数国家那样以一场经济衰退为反通胀的代价，但却付出了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高利率的代价。当时很难评估这种政策组合的长期收益和风险，但90年代美国因此建立起更有利于供给和生产率增长及技术创新的体制和结构，带来了低通胀下的内需引导型经济增长新模式。值得重视的因素是，美国通过增加对研究与开发、教育和技术技能的公共投资，引进竞争机制来改善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等做法，提高了美国技术结构的创造力，为取得全球技术竞争优势打下坚实基础。这包括持续地改善技术能力（以教育质量为代表）、对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以及政治、商业、工业、科研和金融机构的相互合作，创造了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和条件。经过结构调整，美国重新夺回了新技术革命的领先地位，把日、欧竞争者甩到了后面。
2、8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风险并存的时期。美国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态势是强劲的，但政策调整一直伴随着结构不平衡风险。主要是：(1)减税和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的政策组合，有利于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增长，但联邦政府预算赤字/GDP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0年的1.94%上升为1985年的5.34%，到1990年仍高达3.99%，这使国际社会担忧美国一旦紧缩财政支出将引发一场世界性经济衰退。(2)为引入外资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1980-1985年美元持续升值35%，削弱了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导致高贸易赤字，1980年贸易赤字314亿美元，1985年增至1336.5亿美元。(3)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和松的外资政策导致了高利率。虽然高利率鼓励资本节约型技术创新，低税率鼓励投资和消费，两者结合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内需增长，但高利率也有鼓励外资流入并挤出内资的效应。(4)80年代美国股市价格大起大落，也反映了人们对结构调整后的经济前景预期的不确定。虽然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80年代的美国经济，并有人预测1990年美国经济将出现类似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但1992年后美国结构性财政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开始显效。
3、有效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引导出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以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股市繁荣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新态势，这是用正统观点不能解释的结构新变化。按正统观点分析，当一国的就业和生产能力接近于充分利用时，经济中的通胀压力就会上升，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如当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或2.5%以上，失业率在6.5%以下，通货膨胀将难以避免。然而，1995-1997年美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4%，失业率则降至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年率4.9%），1997年按消费物价衡量的通胀率年均上涨2.4%（除食品和能源外），低于1996年的2.6%、1995年的3%，并且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预算首次实现了盈余。
经过10多年的结构调整，美国内需的强劲增长势头和创新动力大大拓展了其增长空间，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已成为最具竞争力和倍增效应的产业。美国的新技术产业，如电脑、软件和半导体产业已取得世界技术领先地位，创造出全球市场对其新产品的需求。美国高科技制造业，如航空航天、国防和生化技术工业，正通过产业结构整合和组织重组，以巩固其全球性市场、技术和质量的竞争优势。在美国，最具竞争力的金融、证券、投资等服务业正进入新兴市场，实施其全球化服务竞争战略。多年来经济学家曾对计算机和相关设备的大量投资并未明显改善生产率而深感困惑。据研究，1986-1995年美国企业界对计算机的相关支出增长慢于对其他资本品的支出增长，信息技术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不大。但1995年后，这个趋势发生很大转变，对信息技术的支出增长比其他资本品的投入增长快1倍以上。企业迫于竞争的需要，总能敏感地发现信息技术应用与提高竞争力间的关系，从而大力推动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从表面看，这是技术革命的结果，但实质上，80年代结构性财政政策鼓励了节俭和努力工作、竞争和市场的作用、创新和创业，因而90年代结出硕果。
二、80年代以来英国财政政策的着眼点
80年代以来，为了摆脱经济陷入的“滞胀”局面，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和改革。在推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坚持执行严格的反通胀货币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增强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同时，英国政府着重对长期以来实施的财政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1、调整税收结构，刺激投资增长。战后，英国政府实施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导致低投资率，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8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调整了税收结构，主要是提高间接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同时大幅度降低直接税，以刺激投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如英国所得税率的最高档1980年从83%降为60%，1987年降为40%。最近，英国政府公布的新财政年度预算案中，又提出将公司税率再降1个百分点，使公司税率不超过30%，减税政策一方面有效地刺激了国内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又吸引了外国在英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对推动英国的经济增长起了积极作用。
2、实施注重效率的公共支出政策。7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英国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军费和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大，财政赤字由占GDP的3-4%上升到8-9%，成为高通胀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大力削减公共支出，主要是减少社会保障支出，限制地方政府开支，使政府支出控制在不超过GDP的40%范围内，并将政府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上。主要是：(1)对公共支出进行合理的预算和审计，减少商品和劳务成本；(2)对政府公共投资设定回报率，并对投资项目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3)引入质量指标体系，衡量公共服务的效用；(4)在公共部门的成本核算中引入“折旧”，加强成本控制；(5)加强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审计和现金管理等。
3、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针对英国产业结构老化，国际竞争力日益减弱的问题，80年代后，英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投入的力度。如政府提供1.8亿英镑发展微电子技术，鼓励工业部门采用先进设备；为企业提供3800万英镑发展光导纤维和光电子技术。同时，调整科技政策，改变长期束缚英国技术创新和进步的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传统，推进科技商品化转换。
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使英国经济已基本走出“滞胀”困境，出现低通胀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1981-1987年和1994-1997年，GDP年均增长分别为3%和2.8%，在欧盟各国中属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与此同时，通胀率逐步下降，1975年英国通胀率曾高达24%以上，1993年以来，通胀率基本维持在3%左右。经济效率有所提高，一些传统产业发展出现生气，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的提高，缩小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60-70年代联邦德国的财政政策
在德国战后40多年的社会市场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的选择始终是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特点而定的。在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工业国家普遍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德国也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在财政政策上，强调通过财政预算对经济周期进行景气控制。联邦德国这时也从艾哈德时期的自由主义财政政策上改弦易辙，实行以调节需求为目的的财政政策。
1967年，联邦德国通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特别在财政政策方面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职权和义务。它规定，在联邦财政计划支出总量和结构方面都应按实现总体经济平衡的各项目标来安排，并要求在预算中建立经济协调储备金，以准备在全国性经济衰退危及总体经济平衡时使用。储备金由财政年度结束后未使用的资金、联邦和各州一定比例的税收收入等资金构成，由联邦银行负责储存。储备金可以补助性支出的形式拨付，作为在经济衰退时用于各州和地方为促进总体经济平衡而进行的投资。同时允许联邦财政在预算收入不能抵偿必须的支出时，采取增加债务的办法。
从1967年到1980年初，这一期间为克服历次经济衰退而采取的财政手段主要有：提高国家投资，重点是对建筑行业及公路、水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劳动创造”方面的投资；对私人经济的投资补贴；改变折旧政策；修正所得税法，提高免征额，降低税率。这些膨胀性财政措施耗资共达773亿马克，其中249亿用于国家投资，173亿用于投资补贴，改变折旧占用44亿，所得税减免用去307亿。而同期的紧缩性措施只花了391亿马克。
这种刺激需求的政策在初期效果显著，使经济迅速回升。例如，1967年的两个“经济促进纲领”运用了78亿马克投资性财政支出，年底经济就大有起色，到1969年便出现繁荣的景象。国民生产总值1967年尚为零增长，1968年便实现了5.8%的增长率，1969年更达到7.5%。但是到后来这种膨胀性财政政策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如国家投资支出增长幅度超过了GDP的增长水平，分别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负担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众多，造成了庞大的联邦财政赤字和大量的债务负担，最终导致资本市场利率上升，使企业固定资本投资不断下降，影响了经济全面发展。因此，在80年代初随着科尔政府上台，德国的财政政策重新转向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为目的的新保守主义的财政政策。
四、财政政策为什么没能挽救日本经济的颓势
以1991年5月为转折点，日本经济步入战后以来最长的萧条衰退期。1992年至1995年的4年里，各年实际GDP增长率没有超过1%，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达到3.6%，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日本各界倍受鼓舞，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国内金融机构倒闭浪潮的双重冲击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再度阴霾满天，全年经济负增长0.7%。经济增长的乏力一方面表明日本经济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以刺激有效需求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已不能适应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日本政府从1992年财政年度开始，连续推出4个综合经济对策，扩大财政支出。其中，1992年支出10.7万亿日元，1993年支出13.4万亿日元，1994年支出16.3万亿日元，1995年支出14.2万亿日元，4年共支出54.6万亿日元。与此同时，还先后于1993年推出紧急经济对策，1995年推出日元升值紧急经济对策，分别追加财政支出6万亿日元和4.6万亿日元。这些巨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如扩大基础部门投资、促进民间设备投资、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等。然而，日本政府60多亿日元的财政支出不但没有唤回经济增长的热情，反而再添新愁——财政危机。日本目前的财政形势不仅是其历史上最严峻的，且从所有债务指标来看，其财政形势在主要西方大国中也是最糟的。1996财年日本政府财政赤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企业的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4%，而美国政府同期的这一比重只有2.7%；1996财年日本的国债依存度为28.8%，长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64.4%，而同期法国这两项指标分别只有18.0%和22.5%。
日本财政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金融自由化扩大了财政政策挤出效应。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加速发展，在浮动汇率制下，国内金融市场日趋深刻地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然而资金配置效益的提高却以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为代价。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最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利率上升、汇率上升、出口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对国内产品总需求下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增加没有长期影响。日本财政政策的这种挤出效应，可从两方面得到佐证：1995年6月之前，日元急剧升值，这与财政支出持续扩大在时间上吻合；为了抵消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的高利率和高汇率的不利影响，日本货币政策目标不得不转向为稳定日元汇率的变化服务，从1993年9月到1995年6月，日本银行9次调低官定贴现率，主要目的在于抑制日元升值，而非刺激总需求。二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解决经济体制僵化所导致的需求萎靡。泡沫经济崩溃造成银行不良债权增多、企业设备闲置、个人金融资产贬值，这些直接导致企业设备投资和私有住宅投资疲软、个人消费需求不振。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彻底根除泡沫经济产生的条件及其影响，也就是改革以追赶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的规制依存型经济体制，然日本政府避重就轻，试图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有效需求，但由于没有民间设备投资和私人消费支出增加做呼应，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五、新加坡如何走出经济萧条
在经济成长与发展的30年(1959-1989)中，新加坡曾经面对两次石油危机及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新加坡是如何走出危机的呢？概括地说，主要是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灵活应变的作用。具体包括：
1、大量发行公债，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的廉价资金。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新加坡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政府在提高企业雇主和个人交纳公积金比率的同时，把这些提高后的公积金资金用于购买政府公债，然后把这些资金以极其低廉的利率，贷给基础设施产业促进其发展，全面保持和推动经济增长。1967-1972年，新加坡公积金中用于购买公债最多为2亿新元左右，而1973年则增加到4.8亿新元，1974年也达到4亿新元，提高1倍多，当年新增加的公积金基本被用于购买国债。1979-1980年石油危机时期，政府同样大幅度增加国债。危机以前，最高年份的国债没有超过9.4亿新元，而1979年则增加到16.9亿新元，1980年增加到21.6亿新元。这些国债被用来支持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贷款利率很低。从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新加坡基础设施建设部门的贷款利率长期在3-4%。新加坡港务局的贷款利率为3.625%，建屋局用于住宅建设而非盈利性开发的贷款利率只有3%，新加坡电讯局的受贷利率为6%。而同期个人公积金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在5.75-6%之间，银行平均年贷款利率在9-11%（1973-1974年）和10.5-14.2%（1979-1980年）。当然，面对石油危机，新加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防止物价上涨，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本币升值，危机时期提高利率，危机以后降低利率。也就是说，在危机的时候主要是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资源分配作用来保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与发展。
2、采取逆向调节，增加投资、提高积累率。在石油危机期间，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采取逆向调节，大幅度增加、吸引投资。新加坡自进入70年代就进行高积累，1973年积累率高达40%（12.7个百分点是外来积累），1974年提到45.86%（20.42个百分点是外来资金）。1979年积累率为41.95%（外来资金7.85个百分点），1980年又大幅度提到47.32%（外来资金14.42个百分点）。
3、充分发挥公积金制度的作用，降低雇主交纳比率，降低企业成本。1985年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长期高积累以及过快提高公积金比率。也许是两次石油危机以及高积累形成的意识，使得政府认为不断提高公积金交纳比率、抑制个人消费、增加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个人福利增加有好处，因此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政府每年提高个人公积金交纳比例。1981年提高4个百分点，1982年提高2.5个百分点，1984年比1983年又提高4个百分点，这样，公积金的比率从1979年的37%提高到1985年的50%，从而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竞争力，减少了企业利润，导致经济衰退。因此，解决这次危机的重要措施是降低雇主交纳公积金比率，1985年政府宣布自1986年4月1日起的两年内，将雇主的交纳比率从原来的25%降为10%。
降低公积金比率对企业有利，但在另外方面却抑制了个人的住房消费和贷款，为了弥补这个损失，继续支持住宅产业的发展，政府采取4项措施来保持公积金帐户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终止特殊帐户；保健储蓄帐户资金超过15000新元可以划拨到普通帐户来购买住房或偿还贷款；延长住房贷款期限；政府组织提供低息贷款计划给私房购买提供支持。另外，鼓励个人用部分公积金进行投资，包括购买不动产，而在这以前是不允许的。
4、发挥工会作用，使得全民都来支持经济恢复。面对1985年的经济衰退，新加坡工会很快就放弃了工资委员会推荐的工资增长计划，1986年接受雇主削减15个百分点的上缴公积金比率，同时，引进灵活的工资制度作为公司处理繁荣和衰退时期的调节器。这些措施最终结果导致工资占名义GDP的份额从1985年的48%下降到1986年的44.2%，1987年为42%，1988年为41.5%，和80年代早期40-42.8%的水平接近，这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雇员工资也很快提高。
总起来说，新加坡克服3次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政策是成功的，但这些成功是与特定历史环境及国际经济环境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对经济危机、衰退的原因认识比较清晰，两次石油危机实际是资源价格上升导致的萧条，而新加坡并非资源消耗大国，主要是贸易及电子等非能源消耗产业，因此，通过增加投资和内需便可克服经济危机。1985年新加坡经济衰退之时，国际上正是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增长繁荣兴旺之时，外部环境对新加坡有利，因此，新加坡的经济衰退很快就得以消除。
六、国际经验的启示
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从资本主义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到80年代以来美、英、德等国治理经济“滞胀”所采用的结构性、权衡性财政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等国的作法，都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那么，针对我国今年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所确定的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实现8%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运用财政政策时，应从国际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一）充分认识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直接性作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最主要的两个政策工具，西方国家目前运用的货币政策由于基本是以调节利率为核心，不仅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甚至货币供应量也已转为参考性指标，因而，在扩大内需上，主要通过利率变动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不仅有时滞，而且效果是分散的，作用是间接的。与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通过税收和直接增加或减少公共支出来影响经济发展，这种影响虽然也有一定的时滞，但由于政府不必过多的担心市场风险，而且可以集中投资，易操作，因而对需求的刺激作用显然比货币政策更加直接，效果相对要大。这也是为什么多数西方国家在对待经济萧条上，更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主要原因。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适时将政策重点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其力度，并辅之以货币政策，对有效实施扩大内需，确保实现经济增长8%是很重要的。
（二）用好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内需的稳定增长。战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甚至发行国债，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使经济快速完成了恢复和重建任务，并奠定了实现工业化的物质经济基础。但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政策，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高通胀，因而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对我国来说，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修路、治理环境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不仅可以增强和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高质量的基础，而且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保持社会安定。目前我国通胀率较低，在时刻警惕通胀率有大的反弹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当前低通胀的环境条件，多增加一些社会公共支出，加快建设基础设施，为适应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适应新的经济增长要求做好准备。
（三）加大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功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当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革命正在成为引导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推动力，许多国家都将科技发展作为重点，不惜重金投入，以抢占未来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如80年代以来，美国注重对于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教育的投资，增加对新生产能力的投资，并运用竞争机制改善国家创新机制。经过10多年的努力，提高了技术结构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大大拓宽了经济增长空间，取得了全球竞争优势。相比之下，日本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遂使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根据我国情况，要加强财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逐步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力争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在我们借鉴世界一些国家运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经验的同时，还应注意吸取一些教训，如日本9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并没能挽救其经济的颓势。原因在于，财政政策不能解决经济体制僵化所导致的需求萎蘼。还有一些国家，70年代由于单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经济出现“滞胀”的恶果。因此，我们在注重发挥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时，要进一步考虑我国的体制背景和现实状况，将运用财政政策同深化体制改革的措施和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及价格政策等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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