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优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趋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1)01-0005-10
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本文特比较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征、异同和优化的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在整体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内向型，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内需推动、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为特征的方式。
（一）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投入。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①一直高于其它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4.3%，“二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0.2%，“三五”计划时期平均为28.3%，“四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4.1%。②而同时期其它国家的资本形成率都明显低于中国，如美国在1960-1978年间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0.4%，英国同期资本形成率为20.3%，德国1970-1978年的资本形成率为25.5%，均低于中国改革开放前30%左右的资本形成率。持续的高资本形成率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
2.高积累。在不能对外掠夺和引进外资的情况下，高投入必然伴随高积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必须增加投资，只能依靠大量的积累。“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积累率③在23%-25%之间，“二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0.8%，“三五”计划时期平均为26.3%，“四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3%；1976年为31.3%，1977年为32.3%，1978年为36.5%。而1965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积累率只有19%-24%[1]，由此可见，高积累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特点。
3.低消费。高积累必然伴随低消费。除了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把农业的剩余转变为工业的积累之外，国家还采取提倡勤俭节约、相对压低工人工资和实施“盈余财政”等措施以实现资本快速积累。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把职工工资水平压得比较低。1952-1978年，中国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从446元增长到644元，仅增长44.4%，如果剔除职工生活费用和物价上涨等因素，这一时期中国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长仅为15.2%，大大低于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名义增长幅度为218.5%，实际增长幅度为180.5%）。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从1952年的8.6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210.6亿元，增长了23倍，大大高于同期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数（4.4倍），储蓄率也从1.27%提高到5.77%。储蓄增加主要不是收入增加的结果，消费品供不应求、严重短缺、凭票供应、排队购买也是重要原因，许多东西没有相关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此外，政府也减少开支，实现财政盈余，以利增加积累。在1952-1978年的27年里，中国的财政盈余年份就有16年，财政赤字年份仅有11年，而在这11年中有三年是自然灾害时期，三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盈余财政”反映了中国政府依靠自己力量实现资本积累的意愿。
4.高消耗。高投入的必然结果是高消耗。以能源为例，1953-1978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长了9.6倍，而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4倍。能源消耗强度的数据能够反映高能源消耗的状况。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能源消耗强度总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1953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强度为6.57万吨标准煤／亿元人民币，而1978年上升为15.68万吨标准煤／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39倍。而且，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排放，高消耗和高排放则会引起资源供应紧张和环境污染。
5.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伴随的是低效率。中国的要素生产率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这表现为各要素生产率的低下。以衡量资本使用效率的指标——全社会增量资本产出率(1COR)④来看，1953-1978年，中国这一指标有3年为负值，即出现资本增加而产出减少的现象。即使在其余增量资本产出率为正的年份，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增量仍然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一时期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22.3，最高达到55.31（1976年），而美国在1961-1978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2.84，最高仅为5.98（1960年），这说明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在改革开放前非常低下。另外，从衡量各种要素整体效率的指标为全要素生产率⑤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也比较缓慢。国内部分学者曾经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过测算，由于他们运用的样本数量、数据来源和方法略有不同，最后估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估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前都是负增长。如王小鲁2000年曾估算过中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1978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17%；[2]张军、施少华2003年也对中国1953-199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得到的结论是，1953-197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24%，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3.9%；[3]王艳丽、刘传哲2006年对中国1952-200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的结论是，1953-197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45%，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17%。[4]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用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处于工业化初期，技术和管理极为落后，劳动力素质也不高，难以采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只能依靠劳动力和增加投入来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因为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投入更多资金。要赶超，必须快速发展。在技术和管理落后、不能对外掠夺和引进外资的情况下，赶超只能主要是外延规模扩大、数量赶超，难以实现质量效益赶超；高速度和重工业发展，只能主要依靠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难以通过高技术和高水平管理来达到。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正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
（二）内向型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和独立意识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只能主要采取内向型发展方式。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甚至战争挑衅，中国只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也破裂了，这迫使中国只能主要采用内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国内方面，中国以实现工业化为首要目标，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产业和市场需要贸易保护，收入水平低下，外汇缺乏，也无法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只有依靠本国生产来满足，因此必须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依靠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另外，中国人民刚刚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不愿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控制，注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对外依赖，这也是中国主要采用内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原因。
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是这种内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1949年12月，周恩来也明确指出：“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5]1950年颁布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国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所有进出口企业凡要进口或出口任何商品，均须事先向所在地的对外贸易管理局申领进口或出口许可证，经核发后，才能办理其它进出口手续。在对外贸易中用高关税阻碍一切非必需的商品的进口。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显示，政府对国内能生产的工业品和进口品征收较高的关税，对于奢侈品和非必需品征收的关税更高。[6]各种贸易管制政策，使中国当时的对外经济往来受到很大限制。
这种内向型的发展方式突出体现在外贸依存度上，如表1所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平均仅为8.2%，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该指标曾达到10%之外，其余时期均在10%以下。
（三）内需推动型经济发展方式
进口替代战略、贸易保护主义和基本依靠国内投资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属于典型的内需推动型发展方式，经济增长由国内需求推动，而不是由国外需求即出口拉动。
1952-1978年，中国出口总额以年均8.42%的速度增长，而资本形成总额以年均12.11%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差异导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口依存度）较小，而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如表2所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平均仅为4.17%，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构成内需的消费和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大。如表3所示，改革开放前，中国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年平均为70.78%，其次是资本形成总额，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年均29.19%。
从投资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投资需求推动。投资统计数据表明，1952-197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了14.35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6.42%上升到18.35%。表3的相关数据还显示，中国的资本形成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而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消费需求的比例则相对变小。
（四）重工业优先发展方式
发展产业的选择也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面临严重的外患内忧，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和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迅速增强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另外，中国还急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重工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还是西方国家强大的主要表现，再加上理论上对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增长规律的片面理解，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因而特别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重工业优先也是造成高投资、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内需推动、低效益的重要原因。这方面已有很多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客观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一无是处、毫无成就，比较突出的成绩是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人民生活相对旧中国也有明显改善。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产业结构失调、技术进步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理想等问题或缺陷。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1978年以来的31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开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趋向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正在趋向集约化，但是数量扩张、外延扩大、追求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的倾向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从投入来看，1979-2008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7.68%，高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水平。其中，“六五”计划时期（1981-1985年）为33.9%，“七五”（1986-1990年）计划时期为36.46%，“八五”计划时期（1991-1995年）为38.96%，“九五”计划时期（1996-2000年）为36.64%，“十五”（2001-2005年）计划时期为40.26%，2006-2008年为42.77%。而1979-2008年，美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19.58%，2000-2008年，韩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9.88%，1980-2008年，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7.73%，均低于我国的资本形成率的水平。所以，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中国仍然没有摆脱高投入的状况，甚至还在加剧。
从资源消耗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消耗强度有所降低，表明发展方式正在趋向集约化，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的能源消耗强度⑥已从1978年的15.68万吨标准煤／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0.95万吨标准煤／亿元，水资源消耗强度⑦也从1999年的0.06立方米／元下降到2008年的0.01立方米／元。但是，2003年，中国单位GDP的水资源消耗强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1.25倍）⑧，一次能源为3.1倍（0.98倍），钢材为6.8倍（2.1倍），水泥为11.6倍（3.6倍），有色金属为4.8倍（1.5倍），资源综合效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1/2)。2004年，中国每百万美元产出消耗的能源为840.5吨油当量，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199.8，日本为111.3。⑨
从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效率不断提高。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由1979年的956.08元／人年上升到2008年的7768.4元／人年⑩。而反映资本使用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又下降的过程。“六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19，“七五”计划时期平均为2.79，“八五”计划时期下降为1.99，但是到了“九五”计划时期却突然上升为4.46，“十五”计划时期重新下降为3.60，2006-2008年平均为2.94，1979-2008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平均为3.22，这一数值比改革开放前有所下降，说明资本使用效率有了提高。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中国的要素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有了提高，但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郭庆旺、贾雪在2005年曾利用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对中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第一，用这三种方法估计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0.54%、0.954%和0.891%，后两种方法估计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提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世界上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较还有差距，1991-1995年，新加坡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4.81%和3.81%，均高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第二，1979-2004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42%，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9.46%，高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但是，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然偏低，1991-1995年，新加坡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别为56.2%和42.4%，均大大高于中国的水平。[7]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消耗强度有了显著下降，劳动、资本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负转正，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提高。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完全是要素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趋向于集约型。但是，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较，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投资率仍然很高，资源消耗强度仍然高于世界先进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说明粗放型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和管理在总体上还不先进、经济增长又很快，只能主要依靠数量规模扩张。
（二）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
高投资必然需要高积累。由于中国太大、增长太快，对资金的需求太多，即使是实行对外开放可以引进外资，也只能占很少的部分，主要还是要依靠国内积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然保持了很高的积累水平。高积累形成的来源和途径主要有：
一是长期维持劳动力的低成本、低工资。与低工资相对应的必然是比较高的利润或企业和投资者更多的收入，这些为高积累提供了重要来源。根据李稻葵等人的研究，1960-2005年，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美国是61%、日本是56%，中国只有52%。[8]较低的劳动收入和较高的资本收入，为企业和投资者增加储蓄和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储蓄率不断上升。据统计，从1992～2003年，中国企业储蓄率从13.3%上升到15.47%。[9]
二是企业积累的动力增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部分企业是不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缺乏用自有资金进行储蓄和积累的动力和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逐渐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拥有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和利益追求，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企业在竞争压力和利润的激励下，有了比较强烈的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积累率自然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逐渐增多的私营企业本身就有很高的储蓄和积累意愿。这是形成高积累的企业制度因素。
三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这是政府高积累、高投入的重要条件。1993年，中国开始了旨在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国家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表4所示。国家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8477亿元，增加了59.5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扭转了“两个比重”偏低的局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0.83%提高到2007年的19.94%。另外，1992-2003年，政府的储蓄倾向也从31.97%上升到42.66%[9]。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上升和政府储蓄倾向的上升，为政府的大量积累和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城乡居民收入逐步加快增长，成为高积累的重要来源。虽然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但是由于GDP总量持续快速增长，所以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量也能够有较多增加，而且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快速增长。1979-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1%。中国是一个有着良好的勤俭节约传统、储蓄习惯的国家，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收入预期偏低和开支预期偏高，人们要存钱养老、看病、买房、预防失业和子女上学，有钱也不敢消费，使得银行存款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11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64761万亿元，增加了1253.8倍。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币存款。城乡居民大量的储蓄存款也是形成高积累的重要因素。
1992-2003年，国民储蓄率由40.29%上升到42.29%(11)。储蓄是积累的源泉，储蓄率的上升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积累率的升高。1979-2008年，中国的积累率水平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约为32%-38%，90年代约为40%左右，2000年以后由40%快速上升到2008年的51.4%，平均积累率高达39.53%。(12)与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率显得特别高。如美国、英国和德国在1979-2007年的平均积累率分别为17，1%、16.87%和22.2%，韩国在2000-2008年的积累率平均为31.89%，日本在1980-2008年为29.31%，均低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积累率水平。
高积累使中国每年有更多的资本用于投资，投资率因此也不断上升，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必然伴随低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难以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需求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表5可见：第一，国内需求占GDP的比例虽然仍然很大，但是却是稳中有降。在1979-1985年，消费和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例为100.03%（这表明当时是净进口），而2001-2005年这一数值年均为97.04%，而在2006-2007年平均为91.94%。第二，在国内需求中实际下降的是最终消费，其占GDP的比例从1979-1985年的平均65.69%下降到2006-2007年的平均49.17%。相反，国内需求中的投资需求（即资本形成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却在改革开放后不断上升，由1979-1985年的年均34.34%上升到2006-2007年的年均42.77%。这种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需求在GDP的构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消费需求在GDP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以上情况表明，高积累、低消费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
（三）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实行对外开放，转变了进口替代战略，调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改革了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外国投资和外汇管理体制，建立经济特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尽可能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资源发展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逐渐从内向型走向外向型。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总额不断扩大，利用外资数额逐年增长、外汇结余日益增加。1978-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增长到179921.5亿元，增长了505.8倍。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同期增长的倍数（81.4倍）。对外贸易总量在世界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居世界第3位。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大幅度提高，在1978年仅为9.74%，到了2003年已达到51.89%，2006年更是达到66.5%，2008年也有59.84%。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83年的9.2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增长了近100倍，年均增长20.2%，也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数（49.42倍）。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居世界第2位、发展中国家第1位。国家的外汇储备，由1978年1.6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9460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而且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
（四）趋向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总量大幅度增长、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再加上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又使得国内消费需求很难扩大，外需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出口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发展方式也逐渐由改革开放前的内需推动型日益趋向外需拉动型。
中国采取了种种有效的措施扩大出口：扩大对外开放地区和外商投资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各种优惠、对出口的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给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信贷，等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协作的进一步深化细化和国际产业的转移，也给中国出口的迅猛增长提供了机遇，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日益趋向外需拉动型。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1978-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由167.6亿元增长到100394.9亿元，增长了598.01倍，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总体也呈现上升趋势，1978年还是微不足道的4.2%，到1994年已超过20%，2006年则超过35%，外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发展方式越来越趋向于外需拉动型。
（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
在发展产业的选择上，改革开放以来重点发展产业是根据产业结构的现实问题和演进趋势而不断在调整。20世纪80年代重点发展最薄弱落后的农业和轻工业，以纠正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太落后、服务业太少”的畸形产业结构；90年代转向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增加就业和收入；1999年开始再次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利完成工业化中期的主要任务。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演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特点。
改革开放31年，中国经济逐渐从“增长”走向了“发展”，在追求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意质量的改善，在追求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效益的提高，在保持要素投入增加的同时不断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逐步由以粗放型、内向型、内需推动型为主转向外向型、趋向集约型和外需拉动型，这些转变带来了中国经济前所未有、震惊世界的巨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从未有过的极大改善。但是，以粗放型为主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为以集约型为主，除了追求高速度、数量扩张、外延扩大、高积累、高投资、高消耗、低消费之外，还产生了外贸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且难以扩大、资源短缺加剧、环境压力加大等新问题。
三、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异同及优化趋势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趋向集约型为主、外向型、仍然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为重要特征、并且具有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外需拉动作用显著、效率有所提高的新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前后发展方式的异同，如表6所示。
从表6的比较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还需要进一步转变和优化，形成科学发展方式。所谓科学发展方式是集约型、协调平衡型、内外向结合型、可持续发展型、高效型发展方式的综合，集中了各种发展方式的优势和长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在粗放与集约或者内涵与外延的选择方面，以集约型为主、内涵扩大为主，数量规模合理，低投入，低消耗，技术不断进步，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科学管理实现经济发展。
在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处理方面，积累与消费统筹兼顾、合理协调。
在产业选择方面，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基本处于优化状态。
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实行内外向恰当结合、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合理结合，进出口物品和市场结构合理，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合理有效。
在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处理方面，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
在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处理方面，节约高效利用资源，防止和消除污染，保护优化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速度与效益关系的选择方面，注重质量和效益，保持发展速度合理实在，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收稿日期：2010-12-10
注释：
①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GDP）·100%，它表明了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②除特别注明外，本文所使用的中国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新中国60年》，外国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下不一一注明。
③积累率=积累额／国民收入使用额，国民收入使用额与国民收入额不相等。
④增量资本产出率=资本增量／产出增量，即每增加1单位产出所需增加的资本，可以用来衡量资本使用的效率，英文简称为ICOR。本文在计算此值时，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资本增量用每年的资本形成额代表。
⑤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各要素（劳动、资本）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也称为索洛残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剔除劳动、资本投入对产出增加的贡献，所以它能代表效率的提高对产出的贡献，是反映生产技术水平的一个合理指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则表明生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生产趋向于集约型。此外，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不断增加，则表明生产技术提高在产出增加中的贡献增大，生产也趋向于集约型。
⑥能源消耗强度=能源消耗总量／GDP。
⑦水资源消耗强度=水资源消耗总量／GDP。
⑧括号前数据为汇率法计算，括号内数据为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下同。
⑨本数据是根据《2005年BP世界能源统计》、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综合计算得出。
⑩实际劳动生产率=实际GDP／年末从业人员人数，文中计算时采用的实际GDP是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计算的。
(11)同上，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GDP。
(12)由于1993年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发生改变，没有再直接统计积累率，所以本文只有另外计算积累率。表中积累率的数据是根据公式“积累率=1-（消费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的，消费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国内生产总值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