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一代信息化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一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15)06-0010-10 DOI:10.13366/j.dik.2015.06.010 信息化测度是对社会朝向信息社会发展进化的过程中若干特征进行的度量。回顾信息化测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信息化测度的发展是和对信息社会的认识紧密相连的。文献[1]提出了5种划分信息社会理论的角度，分别是经济、技术、空间、文化、职业。在信息化测度发展的早期，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测度的探索影响较为广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信息化研究集中到对信息技术及其扩散的过程进行测度，反映了人们对信息化认识的深化。新一代信息化测度是信息化测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新特点，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而产生的。与以前的信息化测度实践比较，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 1 什么是新一代信息化测度 信息化测度的实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我们称进入新世纪的信息化测度为新一代信息化测度。那么新一代信息化测度新在何处？这个概念为什么能够成立？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1 新的技术、政策、社会、经济背景 (1)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基础，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而最近十年来，信息技术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而且程度深远。在这样的新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之下，日本最先于2005年提出建设泛在信息社会概念[2]，并且得到广泛的传播；而2009年由IBM提出的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概念引发了全世界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潮[3]；近年思科又提出了万联网的概念，并且定量测度了万联网的潜在经济价值和由各国企业界已经实现的经济价值[4]。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从信息化测度的视角来观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信息技术是进化发展的，以信息技术作为测度的对象和目标，就必须追踪其发展和进化的轨迹，对信息化测度的理论、实践、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信息处理方式进行更新。 (2)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造成全球经济的失衡，更使失业情况不断恶化。面临此一严峻的考验，除了从减税、财政援助等金融措施着手之外，各国政府无不将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 各国将国家数字化战略视为一种工具，用以激励和振兴仍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困扰的经济，许多国家的政府已将ICT战略纳入其经济刺激计划。电子商务的作用尤为明显，据认为它主要对拥有大量非正式部门(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或众多中小企业的经济体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信息通信技术一旦为这些经济体的商业部门所采用，就会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 (3)新的ICT政策目标。顺应技术的发展进化，信息社会建设的政策表现出阶段性。普遍的政策发展顺序包括：首先注重网络建设，可以称为Ⅰ化阶段。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用户提供更加廉价、更加安全和更加值得信任的因特网接入服务。第二阶段是推广应用，可以称为E化阶段。核心目标是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由宽带(有线与无线)与多平台(PC、电视与移动通信)构筑的服务支持环境，以支持电子政务、电子医疗卫生、电子教育与培训、电子商务等主要应用。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的信息化生态环境，可以称为U化阶段。如欧洲信息社会2010发展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单一欧洲信息空间，推进宽带网络发展；缩小与主要竞争者间的差距，取得ICT研究和创新的领先地位；扩大包容性，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高生活质量。 当然，在各国的政策中，也结合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各有侧重。日本泛在信息社会战略的目标在于提高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ICT全面改善国民生活。在2011～2015年中长期信息化政策i-Japan 2015中强调要突破应用挑战，需要发展容易使用的信息技术，确保安心、安全的使用[5]。美国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为此，美国于2010年制定了目标宏大的《国家宽带计划》[6]。在美国国家通信委员会的2009～2014发展战略[7]中，宽带列在六项战略目标中的第一位。显然，美国已经将宽带互联网作为新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来看待。这一新趋势反映在测度方面也很明显：在世纪之交连续进行信息经济及电子商务的测度以后，美国商务部从2004年开始将信息社会测度的重心转向测度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2004年的测度报告名为《进入宽带时代》，2010年测度报告的测度内容是美国家庭宽带的使用情况[8]。欧盟在2011～2015年的信息社会测度概念和框架文件中，提出了应该注意的四个新方向：ICT和可持续发展测度、泛在信息社会的接入(测度宽带和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云计算的测度和下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网络信任与安全的测度[9]。 1.2 新的测度理论和实践 新的测度理论与实践集中表现在伙伴关系的成立及随后的活动之中。 实践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在国际层面的测度分工与合作。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呼吁各方促进ICT的发展，提出一系列发展统计指标来测度信息社会，呼吁所有国家和地区提供统计信息，建立一致的、全球可比的信息社会指标体系。其后，一些全球主要的测度ICT组织于2004年合作建立了一个衡量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情况的全球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力求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和在提供和确定信息和通信技术指标方面，提出和进一步制订各种举措，提高国际ICT数据的可获取性及质量，为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社会的衡量依据。伙伴关系的目标是： (1)制订一套通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核心指标，由各国来商定和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统计资料的数据库； (2)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建设，提高发展中国家统计局的能力，以便根据国际商定的指标，逐步发展制订信息社会统计资料汇编计划的能力； (3)建立一个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指标数据库，并在因特网上提供该数据库。 为实现这些目标，相关的合作伙伴把人力财力汇集在一起，协调有关衡量信息社会的行动。成立之初，合作伙伴是国际电信联盟(IT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世界银行、联合国区域委员会：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UNECLAC)、联合国西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UNESCWA)、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以及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UN-DESA)、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控制危险废物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SBC)秘书处是新加入的成员。2013年1月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级研究所(UNU-IAS)加入伙伴关系。该组织主要致力于能力建设和知识传播，将对伙伴关系在电子废料测量领域作出贡献。伙伴关系还包括了ICT统计和ICT政策方面更广泛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如国家信通技术部、国际劳工组织(ILO)(致力于弥合性别与技术鸿沟)等。 伙伴关系为了工作顺利开展，还分设了各个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在新一代信息化测度的理论方面进行了前沿性的探讨。如伙伴关系教育工作组，由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牵头；电子政务工作组由非洲经委会牵头；影响工作组，主要收集信通技术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数据，由经合组织牵头，审查如何衡量信通技术的影响和确定数据要求，目标是为各国开展信通技术影响评估工作提供一套统计和分析工具；能力建设工作组，由联合国贸发会议牵头，拟订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方案；数据库开发工作组，由世界银行牵头。2010年，伙伴关系建立了一个由国际电联牵头的新工作组，目标是制定衡量世界首脑会议各项具体目标的指标。2012年初，伙伴关系成立了ICT家庭指标专家组，其任务是审查和修订这一领域的统计指标及相应的国际电联手册。在ICT扩散更加普遍与深入的背景下，2013年伙伴关系还分别启动衡量ICT与性别工作组、ICT服务贸易和基于ICT的服务的工作组以及衡量电子废物工作组。 除上述伙伴关系的工作，有代表性的新测度实践还有：①2015年，欧盟设计了一套与欧洲目前数字政策相关的指标，并形成DESI(欧洲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测度欧洲国家朝向数字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在这个指标体系中，根据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了测度范围的调整和扩展。②思科公司对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了系统化的测度，推出了思科全球云指数(GCI)、思科视觉网络指数(VNI)、思科万联网价值指数。 1.3 新的信息化测度成果 理论研究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OECD出版的《信息社会测度指南》。从1997年开始，OECD在信息社会测评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该组织于1997年成立了WPIIS(信息社会指标工作组)。其工作包括信息社会测度的概念、定义、产业范围、调查工具、案例积累等。WPIIS的许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以后其他国家和组织进行信息社会测度奠定了基础。一些非OECD国家也直接采用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信息社会测度工作。 OECD关于信息社会测度的成果集中体现在2005年出版的《信息社会测度指南》[10]。该指南在2009年又发行了修订版[11]，2011年发行第二次修订版[12]。《信息社会测度指南》对OECD进行的信息社会测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概括。由于OECD在信息社会测度的理论研究和测度实践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因此该书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国际信息社会测度理论研究的先进水平。 测度体系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ITU的《信息社会测度》、欧盟的DES、思科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测度等。 还有手册和指南。UNCTAD的信息经济测度指南、ITU的家庭ICT测度指南、联合国的电子政务测度手册、UNESCO的ICT教育测度手册等。 综上所述，所谓新一代信息化测度，就是信息化测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和前两个阶段的发展相比既有连续性和共同点，又有断裂性和差异。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特点，其配合的是各国和世界范围内信息社会建设新的政策目标。其概念和测度理论框架反映人们对信息化进程新的理论认识和探索，在测度实践中则表现为测度的范围、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 2 新一代信息化测度的理论模型 在早期的信息化测度发展中，由于信息社会还不是现实的状态，而是对未来的预测，因此其探索的角度多种多样，缺乏共识，信息化测度也没有大家认同的理论模型。到20世纪末，由于测度的对象集中于ICT，因此S曲线模型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模型。由于ICT和其他技术有差异，因此原本用来说明技术扩散的S曲线也存在局限性。这样在进行测度分析，尤其是在测度第二阶段的应用时，就必须辅之以经济分析，因此供需模型成为进行横向分析的补充。但是总体上看，新一代信息化测度的理论模型尚不完善，还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下分别对这两种理论模型进行讨论。 2.1 S曲线模型 如图1所展示的S曲线是由加拿大学者在1999年提出来的，意在说明ICT的扩散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并且每一个阶段和前面的阶段是有密切关联的。
图1 ICT扩散的三个阶段 这一模型随后被各国在分析ICT及其经济—社会交互影响时广泛使用。这三个阶段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信息化发展的不同的程度，分别是准备、使用、影响[13]。准备阶段是信息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使用阶段相当于信息化发展的中级阶段，影响阶段对应于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该理论与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创新扩散S曲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埃弗雷特·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视为是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基本社会过程，并通过该过程某创新的意义逐渐显现。”ICT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事物，是一种“创新”，那么ICT的扩散也可如创新扩散般分为认知(knowledge)、说服(persuasion)、决定(decision)、实施(implementation)以及确认(confirmation)五个阶段。认知、说服、决定可以认为是准备阶段，信息化观念在此阶段形成，基础设施在建设中，而实施阶段即使用阶段，确认阶段即影响阶段。我国信息化专家周宏仁教授利用创新扩散曲线对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分别从就绪程度(Readiness)、应用度(Intensity)以及影响度(Impactiveness)三个方面来考察。周宏仁认为，信息化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创新扩散”的过程。就绪度及准备度(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就绪程度)，不仅能反映一个国家当前信息化发展的状况，也对测度一个国家信息化未来发展的潜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应用度(民众应用深度与受益的强度)是对一个国家在信息化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状况的测度，是对信息化覆盖程度和应用水平的测度；影响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面)是对一个国家信息化推进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测度，反映了信息化对经济社会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发挥的作用[14]。 对应于S曲线发展的相应阶段，信息化测量指标可以分为三组，即准备、使用的密度以及影响指标。 S曲线模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信息化测度的主流理论模型。但是在其应用于新一代信息化测度时，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该模型虽然明确了ICT技术扩散的三个阶段，即准备-使用-影响，指出发展的顺序，但是对扩散的内在机制缺乏说明。第二，该模型还是一般性的技术扩散模型，即它对所有的技术类型都是适用的，但对ICT和其他技术不同的技术特性反映不够。它难以说明ICT的进化特征，难以说明ICT的广泛渗透性性质以及它和其他技术、经济、社会因素的互补和形成的生态系统。ICT系统生态正是新一代信息化测度所要关注的最重要特征，而恰恰在这一点上，S曲线模型是无能为力的。第三，S曲线模型最大的用武之地看来是在建立准备阶段的测度体系。对于使用阶段，由于涉及技术之外的诸多因素，该模型需要引入其他模型作为补充，供需模型正是在此情形下成为该模型的有效补充。但是到影响阶段的测度，供需模型也不足以提供理论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影响阶段的ICT测度遇到很大的困难。现今的做法是将影响区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分别加以讨论，但还没有建立起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 2.2 供给-需求模型 在测量工具的不同要素中，供给方和需求方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例如在对ICT部门的分析中，可以划分为供给方测量，即ICT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传播；需求方测量，即测量在整个经济中ICT生产和服务的使用和扩散。到目前为止，在信息化测度中，供给方的测量更为普遍。 1998年OECD采用了一个基于产业的ICT部门定义，该定义不再区分传统的制造和服务，而是将两者合在一起。将所有以电子方式取获、传输、显示的数据和信息都包括在内。它依据国际标准活动分类，并且限制于分类的数字层。现在它已经被扩展为ICT商品的定义，即ICT产品和服务，来补充和完善以活动为基础的ICT部门的定义。由于ICT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快速变化，很难得出一个永久的定义。ICT服务的定义仍在讨论中。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工作涉及ICT内容。 OECD认为ICT制造业在其成员国中情况不同。一般ICT部门占到OECD国家GDP的10%，对某些国家，ICT部门的重要性在上升。如瑞典和芬兰，在最近几年已在该部门建立起竞争优势。图2是一个基于供给和需求分析的ICT测度模型[15]。 这一模型对于新一代信息化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提供的是观察信息化的新视角。由该模型可以设置一系列与准备阶段不同的测度指标。 在新一代信息化测度的发展中，测度的重心很明显地出现从供给方测度向需求方测度转移的倾向。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划分往往与供给和需求划分结合，这是因为对公共和私营部门往往分别从供给和需求方面进行ICT测量。 (1)公共部门。在国家以及国际层面上，公共部门(政府、教育和健康)的组织方式很不相同。各国政府组织在结构、规模、功能上差异很大，对于健康和教育部门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按标准化的单位测量公共部门的ICT供给是很困难的。何种方式能测量一个政府机构利用Internet提高其对公民的服务，增加其效能？因此，只有很少国家拥有这方面的测度数据。大多数的公共部门ICT数据是通过测量需求方得到的，诸如公民对政府单位提供的在线申请的使用，即询问个人关于他们使用的e-政府服务以及在与网络结合时他们的一些行为。 在不同的公共部门进行供给与需求的ICT测量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层面，这种状况已经在少数国家达到。但是，由于前面提及的各国的结构、规模和功能的不同，造成任务相当复杂。因此，目前在国际层面上尚没有建立公认的分类，虽然在这方面正在做努力。例如，OECD关于政府部分的模型问卷。进一步的工作需要定义国际标准，以有能力综合测度公共部分的ICT。 (2)私营部门。最近若干年在私人部门ICT使用和测度方面，建立国际可比的统计方法已经取得许多进展，主要体现在家庭和企业中的ICT测度。 家庭和企业ICT使用的测量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家庭调查为调研数字鸿沟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由于数字鸿沟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发达国家中存在，它当然也是一些研究计划的目标，例如“数字鸿沟在加拿大”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通过考察家庭的ICT渗透和ICT在个人之间的使用。尽管数字鸿沟问题在企业部分也存在，但企业ICT测度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捕捉另一个方面，即确认和描画起源于ICT的经济进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率的增长)。为了确定ICT渗透和使用的状况，也需要开展测度调查。 根据前述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分类，测度ICT在家庭和企业中的渗透和使用大多数会构成需求方测度(和由使用者需求的活动)，以此对应于ICT部门的供给方测度(由提供者提供的产品和活动)。
图2 供给与需求ICT测度模型 3 新一代信息化测度实践的特点 新一代信息化测度实践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3.1 深入认识测度对象 同样是信息技术为测度对象，新一代信息化测度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第一是对其范围给出明确的定义，这样进行统计活动时才有依据。在此方面，OECD制定了一些产业、产品和贸易的标准定义，为进一步的测度工作打下了基础。包括产业统计的相关标准(ICT部门定义和媒介和内容部门的定义)、产品相关统计标准(ICT产品、ICT服务、ICT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标准和电子商务的定义)。 第二是对新信息技术的敏感以及将其纳入测度范围。这方面的探讨包括宽带的测度问题、云计算的测度问题、大数据的测度挑战、软件测度的问题和绿色ICT的测度问题。 第三是对新信息技术及其关系认识的深化，例如世界银行对宽带的认识。世界银行的报告《构建宽带：发展中世界的战略和政策》认为宽带需要重新定义。传统上将宽带视为网络连接的一种类型，满足信息传输的最小速度即为宽带。而该报告认为应将宽带视为一种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包括网络、网络所承载的服务、在其中发送的应用以及用户等要素。这样的认识无论对测度还是对决策者都引入了一种系统化的思考。 3.2 拓展测度范围 较早期的ICT测度，注意的主要方面是各个国家进入信息社会的准备情况，测度的范围主要是信息基础设施。涉及的主要是家庭和企业的信息设备及其使用情况。但是在新一代信息化测度中，测量的范围得到拓展。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测度实践，例如对云计算、大数据、软件、宽带生态系统等的测度。此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产生了新的测度需求。所以2005年以后，信息化测度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以伙伴关系的核心指标为例，在2005年发布的核心指标第一版除了对ICT基础设施的测度，使用指标包括了家庭和企业的ICT情况。到第二版，在大的板块上增加了教育ICT指标，第三版增加了政府ICT指标，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研制环境ICT的指标。此外，欧洲和OECD的ICT指标还包括对ICT技能和职业的测量、对健康ICT的测量和对媒体和内容的测量等。当然，由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能力的局限，测度范围的扩大是渐进的，很多是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探索性。主要的工作是在发达国家或由国际组织来进行的，还没有成为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开。 但是正如早期的信息经济的测量一样，也是从探索性的个案和理论框架的设计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才引起广泛关注，最后进入官方统计测度的范围。 3.3 测度重点发生变化 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进程。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新一代信息化测度的重点也进行了调整： 首先，是作为建设信息社会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进入到新世纪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仍然迅猛，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以物联网、云计算、宽带、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使得一些测度体系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二，是各国进行信息化竞争以及相应的政策目标调整的需要。第三，是信息社会测度研究的理论进展和测度逻辑发展的需要。直到不久以前，信息社会统计都是狭义的，基本上等同于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扩散。但是接下来很自然地是要测度其经济方面及社会方面，例如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贡献、资本的类型和比例的演变(有形和无形)等。这就意味着需要设计更多的指标来测度经济和社会方面。各种测度体系随着理论的进展也会相互借鉴和进行完善。研究的进展包括对测度范畴的认识、测度所使用的模型和测度体系对其他学科的借鉴等。 对第三阶段信息化测度体系的调整和指标的调整进行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测度重点的变化： 第一，关注ICT影响的测度。第二，信息化测度所涉及的范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三，测度指标的调整注意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兴信息产业的发展。第四，测度体系更加注重ICT的使用方面，包括使用的成本和价格、使用者的信息素养和使用的安全问题等。 4 新一代信息化测度的国际合作 新一代信息化测度的国际合作以衡量ICT促进发展情况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代表。 自伙伴关系成立以来，国际上在ICT测度方面取得的进展绝大部分来源于ICT促进发展伙伴关系以及它的成员组织。我们分几个方面略作讨论。 4.1 指标与方法 伙伴关系的工作是在各国收集具有可比性的可靠的ICT统计数据，制定一套核心的ICT指标，以便对各国乃至全球在信息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比较，为后续的经验推广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提供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其成员参与制定和不断充实完善ICT核心指标清单，该核心指标不断修订，现已出版第三版。ICT核心指标清单是拟定和评估ICT促进发展政策的基本参考，该核心指标清单是由伙伴关系密集磋商的成果，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家统计局。这些指标是以国际公认的标准(特别是由ITU、OECD和欧盟统计局制定的)为基础，覆盖多个领域，同时为了达到数据的高质量以及具有国际可比性，该核心清单对每个指标的术语和概念定义、指标计算方式、统计单位与标准、收集范围、问题范本以及数据来源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16]。 在测度方法方面，伙伴关系自成立以来，在监测实现WSIS成果、各项目标进展情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建议伙伴关系考虑制定附加基本标准和指标，以跟踪在实现WSIS目标方面取得的成就。2010年，伙伴关系建立了一个由国际电联牵头的新工作组，主要负责制定衡量世界首脑会议各项具体目标的指标，并由该工作组拟定了用于衡量首脑会议10个目标的一组指标。 鉴于各项目标将信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范围超越了伙伴关系核心指标所涵盖的领域，其中包括卫生、在线内容、互联网的语言多样性以及连接科研中心等主题。在此背景下，也是考虑到WSIS多方利益攸关的性质，该工作组积极欢迎伙伴关系之外的有关组织作出贡献。因此工作组汇集了国际电联(工作组组长)、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非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清点”项目、亚太经社会、西亚经社会、马亚网络、经合组织、统计所、贸发会议、联合国大学、万国邮政联盟和世卫组织。 作为第一个产出，工作组拟订了一个有关在国家一级衡量世界首脑会议各项具体目标的统计框架文件，其中提出附有定义和样板问题的可衡量指标。伙伴关系在2011年5月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首脑会议论坛上推出《衡量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各项具体目标：统计框架》的出版物。该框架意在成为国家和国际有关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数据收集的基础。该文件预计将成为世界首脑会议10年定量审查文件的主要参考文件。 此外，鉴于2015年是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验收年，伙伴关系还开展关于“2015年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情景的讨论。 4.2 数据收集与统计 全球信息化测度的基本数据目前在以下数据库保存。 (1)UNdata，即联合国数据门户，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的统计司(UNSD)负责维护。它提供了一个单一的访问点来访问联合国众多统计数据库，可以说为跟踪各种形式的统计资料和统计指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世界银行负责协调的伙伴关系数据库开发工作组在完成了与UNdata之间订立协议后，各伙伴定期向UNdata提供关于核心ICT指标的统计数据，以使更广泛的公众能够获取这些数据。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查询，包括各种最新的或是历史的、相关的、可靠的统计数据，免费分享给世界上的任何个人和企业。 (2)WTI(世界电信指标)数据库。由国际电联牵头，其他多个国际组织协作收集和维护。国际电联是全球公认的、各国间具有可比性的电信/ICT统计数据的主要提供机构。BDT在全球200多个经济体范围内收集100多项统计指标，相关数据存入“世界电信/ICT指标(WTI)数据库”之中，其中最早为1960年的数据。 (3)其他数据库。经合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从各个出版物和数据库中抽取的15项ICT指标，这些指标随数据的获取以滚动方式每年更新。在区域一级，欧统局用31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更新了其信息社会在线数据库。西亚经社会更新了西亚经社会区域信息社会门户网站(ISPER)，该门户是一个衡量西亚和阿拉伯区域建设信息社会方面进展情况的一个动态的、由数据库驱动的双语(英文和阿拉伯文)工具。它提供了查询区域行动计划的状况和伙伴关系、信息社会指标、出版物、国家/区域概况以及通信沟通和联网工具的信息的机会。拉加经委会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信息社会观察所启动了其ICT统计信息系统，这是一个在线数据库，它纳入了根据伙伴关系的核心指标从该区域各国的家庭调查中得到的ICT数据。 在信息化统计报告的发布方面，伙伴关系于2008年5月编写并发表了综合统计报告《全球信息社会：统计展望》，报告介绍了全球现有的ICT指标，并对信息社会衡量进展和依然存在的数据差距进行了评估[17]。国际电联自2005年起，即《统计年鉴》第35版就开始提供从1999年起的关键ICT统计数据，显示了电信部门的演变、ICT的家庭可用性以及个人的ICT使用情况，至今已到了2014年第39版。联合国贸发会议已在《2009年信息经济报告：动荡时期的趋势和前景》中公布了关于企业使用ICT情况的数据和ICT部门的数据。最新版的《信息经济报告》也于2015年出版。西亚经社会出版了《2009年西亚信息社会区域概况》，介绍了该区域采用ICT指标的进展。亚太经社理事会在2009年12月分别发布了《衡量信通技术促进亚太地区发展和建设信息社会情况》以及《汇编和编写信通技术指标和电子准备状态评估：使用信通技术指标评估亚洲和太平洋的信通技术现状和电子准备状况》。 4.3 能力建设与协调 弥补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能力建设，促进知识的转让。其宗旨就是提高公共政策决策者的意识，将与ICT发展相关的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和行动计划。能力建设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从而帮助各国统计机构收集ICT核心指标清单所涉及的数据。自成立以后，伙伴关系收到了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关于ICT统计数字的技术援助要求。伙伴关系力求建设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收集、处理有关其信息社会正式数据和指标的能力。能力建设工作组拟订了工作方案，主要包括培训课程的举办与工作指南的编写，汇编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统计专家名册，目前正在伙伴关系间协调技术援助的提供。 伙伴关系也认识到，鉴于ICT具有交叉性而且数据提供者数量众多，有必要为完成各项工作加深政府和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作，以确保在使用ICT过程中的信心、安全性、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以及稳健性和信任。2012年9月，在曼谷参加第十次电信/信通技术指标会议的代表建议，各国应建立协调机制，把国家利益攸关方聚集起来，一起讨论与收集、传播和分析信通技术统计数据有关的问题。 为改善数据的可供性，伙伴关系成员积极了解一些国家和区域在协调工作方面的反馈意见，突显出国家协调的必要性。当然国家协调ICT统计工作方面不存在一个一刀切的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借鉴伙伴关系提出的建议与案例，但必须根据国家和当地具体情况对这一进程作出调整。 伙伴关系认为，ICT统计涉及三个主要利益攸关方群体[18]。 (1)数据生成者，尤其是国家统计局，但在有些国家还有电信监管机构、行业部委以及非官方来源，如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中心； (2)数据用户，包括决策者，尤其是行业部委和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方面，如国际组织、私营企业、学术界、媒体和大众； (3)数据提供者/应答者，例如样本家庭或企业中的个人。 据此，伙伴关系建议，除了多利益攸关方机制外，还可以在生成者和用户之间(例如国家统计局和信通技术部之间)就调查的详细实施问题作出双边安排，包括对业务的供资。可由不同的行为体负责不同的成本项目，例如，可由国家统计局利用外部资金进行数据收集和监督工作，而问卷的设计、测试和样本设计则可由国家统计局直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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