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与实践反思
李银兵 曹以达
摘要 ：叙事不仅是人们进行表述的一种形式，也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其主要关注表述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中的交融性，因而能使世界变得有序和可以理解。作为“写文化”的民族志，随着其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源泉的变更，其对叙述中的事实的认定和理解也随之出现差异。这不仅导致民族志书写中三种不同叙事主题和方法的产生与流变，也为人类学者以序列的方式反省经验并赋予其意义，把握和理解人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基础。同时，在叙事实践的背后，一种以反身性、科学性、关系性及生活性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志叙事范式也呼之欲出。
关键词 ：民族志；叙事；时空观；反思
“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它是(笔者注：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fieldwork)。”[注] ①[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第1册)，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年，第325-326页。 然而，并不是全部民族志撰写者对民族志的写作方式的理解都是一样的。范式多样化、作品文学化、修辞多元化、目标现实化等民族志背后存续的诗学和政治学，很好地表征了当代民族志的现实发展样态。“写作不再是边缘或神秘的一维，而是作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之中及之后工作的核心出现。写作直到最近才得到描绘或严肃的探讨这一事实，反映了主张再现的透明性和经验的真实性之意识形态的顽强。”[注] ②[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页。 当前，在理论上，中外人类学者大多把关注重心放在写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争议的解析和民族志新范式的建构上；在实践上，学者们特别强调对民族志田野工作和写作的反思与实践，直接导致民族志写作呈现“多元并存”的发展局面。西方学者保罗·拉比诺在《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文中，很好地把主体性、真理、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表征之间问题式的关系融为一体，去关注和解析民族志写作背后的知识社会学相关问题，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分析民族志写作的新门。他特别提出，在对民族志书写中的表征危机进行反思时，要特别注重对元反思(metare flections)的强调。因为元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学关注重心的转变，即人类学已从对民族志作者与文化主体、民族志文本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关注，逐渐转向对民族志作者自身文化中存续的表征传统以及元表征的元传统(metatraditions of metarepresentation)等这些书写中存在的一般性、基础性关系问题的关注。[注] ③[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304页。 而中国学者高丙中也认为，社会事实的呈现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使命，然后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去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确立理解“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最终才会找到呈现社会事实和理解社会事实的有效方法。[注] [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总序第2页。 基于此，本文以民族志事实为研究基础、叙事为分析主题、表征与事实间关系为探讨核心、时空变换为认识主线索、实践反思为学术归宿，对民族志书写的不同“事实”及其“呈现”进行多维探讨。同时，在对事实的客观性、文化性及社会性三个层面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着重去发现叙事背后的艺术性特征和社会性结构、探寻叙事背后的规律及构筑起当代民族志叙事范式，以就教于方家。
一、科学性：民族志对客观性事实的记述取向
叙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使世界变得有序和可以理解：具有当下性。叙事是人们进行表述的形式，关系到表述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经历并跨越时间的秩序和意义。通过描述事件有序的进展过程，当下的开阔性被赋予了意义”[注] [英]奈吉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文妍、张亚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简言地说，叙事就是对事实的描述。事实是内容和核心，描述是形式和手段。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纵观民族志发展史，笔者认为，学界对于异文化这个“事实”的认定，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三个不同层面的“事实”：即客观事实、文化事实及社会事实。相应地，随着内容的不断变更，为内容服务的形式也随之而发生了改变。就具体的民族志书写史而言，古典民族志把异文化作为“事实”去描述，坚守着科学性的书写规范；解释人类学强调对文化事实中的主体性的尊重，其民族志书写更多的是主张人文性的书写模式；当代民族志更强调事实与社会间的关系，其民族志书写则倡导批判性的书写方式。宏观去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其民族志书写基本延续着社会学发展的主旋律和脉络，即大体上经历着从自然主义社会学或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到人文主义社会学或解释性的社会学，再到批判主义的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注]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35页。 的确，社会需要通过叙事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对于事实的追求；需要通过叙事，去建立起人们对于社会事实的共识。特别是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中，一旦有事实的产生，就会出现大家共同谈论的议题，进而在对议题的谈论中，社会的共同理想最终才能形成。[注]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总序，第3页。 因此，呈现社会事实，建构民族文化，达致共同理想，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本选题研究的目标。
涂尔干说：“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注] [法]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在业余民族志和现代民族志发展时期，民族志作者眼中的异文化，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并且这个存在物具有所有客观事物应该具有的客观性、对象性、具体性等特征。客观性是指事实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性；对象性是指事物是主体可以认识到的客体，是主体实践对象化所指的客体；具体性是指事物具有感官能及的现象和个性特征。因此，对于这个客观存在物的记录和描述，也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方法进行。这样，一种关于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书写范式就在古典民族志阶段产生。具体而言，这种实证主义的母体范式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本体论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即古典民族志强调按照事实原来的自然状态而摒弃人为干预下的书写。异文化作为客观事实，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一种“物”的本质和属性。因此，在描述它的过程中，民族志作者要保持中立，不能带有任何主观情绪和色彩。这就要求民族志作者在民族志书写内容中是“隐身”的，他(她)在民族志写作中，仅仅是起着事实反映者和事实书写者的作用。比如，在经典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虽然弗雷泽在为其作的序中认为，马林诺斯基没有满足于交换过程的描述，而是力图去透视隐藏在其后的动机及其在土著人心底激起的情感。因而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并非只是对社会事实的记录，而是要搞清楚社会事实背后的社会中人的行为。[注] [英]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序)，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页。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引入心理学，无非也是为了达到加强民族志描述的真实性的目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虽然洋洋洒洒40万字，但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叫着“库拉”(Kula)的交换制度这一主题和特罗布里恩德与多布之间的一次海外库拉交易实践进行的描述，论述中没有掺杂着任何作者的主观意见。就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记述是作为一种文本体裁的民族志的基本写作方法。《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首屈一指的民族志经典，它的基本内容是对于新几内亚东部的南马辛区域(Southern Massim)所特有的库拉活动的记述”[注] [英]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译序，第2页。 。
其次，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取向。即重视经验和感性材料在事实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取决于观察和检验。科学民族志主张研究结果必须由经验所证实，其书写的任务就在于把握感觉经验中的所有，并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因此，民族志书写只是关心“真”的问题，而不会涉及“善”和“美”问题。这样，在民族志作者对事实的把握和书写中，虽然借助了书写者的感官感受这一主观形式，但更强调的是感官感受背后的经验材料这个客观事实。同时，书写者对于收集与整理到的材料，应该放弃做任何主观判断和分析的尝试。比如，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米德通过自己的田野经验和民族志撰写，很好地论证了其导师博厄斯倡导的“文化决定论”观点。同时，在该书的末尾，她甚至把分析所依据的方法论和材料置于书中，再结合其朴实而又不使人枯燥的文风，为我们的书写树立了一个典范。因此，在米德和弗里曼之间发生的隔空争论事件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学界对于米德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正如中国学者范可所说：“的确，《成年》一书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和值得商榷之处，但它所呈现的资料之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注] [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代译序第11页。 由此可见，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取向对于田野作业、经验材料及民族志结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典民族志把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去加以描述，为人们留下了众多的异文化知识。但在民族志叙事的不断发展中，以往那种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科学性”开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忽视了客观事实背后的主观性和生成性；忽略了微观层面上的社会心理特征；没有看到书写中由经济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性等。因此，在对以往实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同时，人文主义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的新方向得以开启。这种新方法认为客观事实只具有个别性、特殊性，不具有规律性和一般性的认识，因而主张“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注] 张小山：《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挑战》，《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综上，对人和社会的研究，就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而仅能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来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说明和分析。[注]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这样，解释人类学就以把异文化作为文化事实、注重对文化事实意义的探寻、强调反省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特征，在众多民族志范式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继科学民族志之后的另一宏大的书写范式。
其次，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倾向。对文化的解释，是“理解他人的理解”的理论实践活动。理解本质上是属于人的心灵的活动，其十分容易受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影响。因此，人类学界，特别是解释人类学一直强调在对异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中，要尽量采用当地人的本土眼光和文化主体的主位视角去进行。同时，人类学者对异文化的理解有可能比较深厚，但绝对做不到精准，因而我们对异文化的描述和分析，也存在误导人或被人误解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民族志书写者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一方面要真正做到不断反思自己的立场和作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书写者自身文化与被书写者文化及其他文化类型间的关联和互动。[注]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的确，“文化分析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并且，更糟糕的是，它越是深入，就越是不完全，它是一门奇特的科学：它说的最多的论断恰是其基础最不牢靠的论断；在这门科学中，想在眼下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恰是在强化你自己和他人的怀疑：你恐怕并没有弄对”[注]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37页。 。格尔茨眼中的印度乌龟驮乌龟的故事，确实使民族志叙事有导向相对主义的危险。但笔者认为，这种相对主义倾向，不是错误的，而是必要的，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相对主义特性。可喜的是，“现在相对主义主要以解释人类学的面目出现，而且较之于它的初创时期相对主义的讨论方式也变得更精致、更具历史基础。用我们已讨论过的对话隐喻来总结，当代解释人类学实质上是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交流的相对主义模式”[注]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56页。 。因此，这种相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精致的相对主义。
再次，方法论上的操作主义倾向。格尔茨认为民族志描述有4个特点：(1)它是解释性的，(2)它是解释社会性会话流，(3)它把这种会话流从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用固定的术语固定下来，(4)它是微观的。[注]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27页。 因此，他主张要以地方性知识为书写对象、深度描写为具体书写要求和方法，通过观察、移情、认知等修辞手段，自觉地追随和达到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文化的目的。因此，解释人类学要求人类学者在书写目标上要真正做到摒弃一般，在寻找个别的方式中，去重建新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认知。这样，在方法论上，解释人类学更强调采取对话式的辩证方式，在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间去建立起对话关系，进而在不同主体对于同一文化的不同解释中，去归纳、比较与对照，最终达到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对于同一文化的一致性理解的目标。比如，《妮莎》文本的产生，就是基于作者肖斯塔克和妮莎的对话，再结合作者的后记而形成的。今天，“作为一个民族志作者，人类学者将其精力集中于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整体观(holism)，他们不再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某一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表述”[注]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44页。 。因此，“在学术的领域里，此一时代的问题，与其说是在于如何在大理论框架下解说变迁，从而维护大理论的合理性；还不如说是如何在一种微观的水平上对变迁过程本身进行描述，从而探索叙述的新方法”[注]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34页。 。
二、主体性：民族志对文化性事实的解释指向
当然，精准，是一种永无止尽的追求。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正是这样精准的Climats划分，保证了勃艮第葡萄酒不断前行的动力。也正是源于勃艮第人对于精准的不懈执着，才让我们体会到了勃艮第葡萄酒极致的美好。
解释人类学认为，民族志描述的事实不是作为客观存在物的事实，而是作为文化存在物的事实。正如解释人类学的创立者和集大成者格尔茨所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寻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寻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注]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5页。 这样，从对最近20年来人类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与评述去看，其主要倾向于把注意力从强调行为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社会的自然科学”方法，转换到强调人及其文化背后的意义、象征体系、语言逻辑等方向上。也就是说，解释人类学承认人类科学的研究核心是把社会生活当成人与人之间的意义的协商的结果来认识的[注]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48页。 。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本质是“人化”。自此，解释人类学基于将文化当成意义系统来研究，并由此强调民族志书写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和结果。同时，民族志作者不仅阅读文化活动和符号象征，而且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或所谓的“被观察者”也在阅读着。因此，民族志对文化事实的解析指向了主体性，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以主体性解析为主的解释人类学叙事方式。具体而言，这种解释人类学叙事方式具有如下的特征。
首先，本体论上的人本主义倾向。人是自己实践行动的意识主体，即人不仅是按照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规定的意义来行事的，也会因其内在思想意图而去改变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和所处的社会。基于特定文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提供导向和意义体系的认识，我们当然就能够通过考察人的认知、情感、意志及行动来理解文化。比如，“人观”民族志的出现，就能很好地说明解释人类学叙事的人本主义倾向。“人观”(personhood)指的是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等。在《巴厘社会中的个人、时间与行为》中，格尔茨用比较方法，通过命名系统、计时方法和仪式实践展示了巴厘人与欧洲人不一样的心智。而在反映人的心理动机和想法的心理动力学实验民族志志文本、强调民族志作者远距离的文化经验的现实主义实验民族志文本及通过局内人和局外人不同观点透视的现代主义实验民族志文本这三种主要反映不同主体“人观”思想的类型文本中，人的现实经验的文化差异更是展现无遗。比如，“现代主义民族志的起源在于：学者们认识到，在民族志里所要表述的经验，必须要发生于民族志作者与报道人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的处理中，文本的篇幅安排必须充分给予被研究者表达自己的意见的空间”[注]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101页。 。自此，对话就成为了一种时兴的隐喻，而对话、话语、合作文本及超现实主义等民族志也就孕育而生。当然，“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注]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6页。 。从这意义上说，民族志对文化事实的叙事还是要尊重文化持有者对文化的“首创精神”。
再次，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取向。即强调只有研究事物整体才能理解事物整体的部分。因此，主张在研究某个特定事物时不能孤立地研究这个事物，而要将事物放在整个社会之中加以认识与理解。比如，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安达曼岛人》的撰写中，主要想用神话仪式来说明社会是如何通过组织、仪式、习俗、巫术、信仰等象征手段和符号进入个体心理的。但从全书的结构去看，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巫术信仰、神话传说以及对仪式、神话与传说的解释，都体现着一种“存而不论”的原始风貌。这部作品很好地呈现出整体民族志的特点。后来，这种“大而全”的整体民族志受到了以普理查德为代表的后来学者们的修正。普理查德在《努尔人》的结尾这样写道：“在写作本书的方式中，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那种对原始人群的长篇专题著作的传统。这些内容浩繁的著作一般以一种过于杂乱的方式对所观察到的资料进行了记录，因而读起来既不赏心，又无益处。”[注]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因此，他把整体民族志转换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民族志”，只是把对论证他的观点有关的材料收录进作品。这不仅很好地展示了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也从另外一个视角阐释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更是鲜明地论证和展现了他的理论雄心。虽然后来这两种整体民族志方式都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却始终没有撼动民族志对于事实描述的这种整体观取向。
总之，把民族志描述主题界定为文化事实，并由此产生的方法论上的变革，一方面很好地弥补了科学民族志的谬误、缺失和局限，促使了科学民族志自我的反思和完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一种创造性新理论的产生，使民族志书写中的主体性受到了关注和重视。同时，这种民族志书写及其文本呈现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民族志作者在不同场景下的角色定位问题、主位和客位间的交融问题、意义解释的夸大化倾向等等。但瑕不掩瑜，值得期待的是，假以时日，在民族志书写中，“因为我们作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过共同影响和工作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且被他们所理解”[注] [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恒、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31页。 的局面定将形成。
当然，为了达到对异文化这个客观事实的科学描述，除了遵守实证主义的母体范式之外，古典民族志还对田野作业这个民族志前奏工作进行了规定。比如，田野时间要保证在1年左右、田野调查者须熟悉本地语言、与土著保持接触的机制、积极的研究方法、广泛详细地调查和记录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正如学者高丙中所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注] 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因此，民族志叙事以客观事实为主题，采取文化主体主位视角去看待和分析事实，用民族志作者客位视角的笔触去撰写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通过民族志叙事，去实现对客观事实进行科学描述的目的。至于这种科学性背后存在的相关不足，笔者在后面的分析中将有所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新闻出版业要推进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分工与协作，发挥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和分析领域的优势，把编辑从简单的活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类智能擅长的领域中去。
为了进一步讨论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首先考虑图2中各部分的传递函数，其中：Gc（s）为电压控制器的传递函数；Gm（s）为 PWM的传递函数；Gvd（s）为BOOST变换器从控制到输出的传递函数；H（s）为采样电路的传递函数。由此，可以得到BOOST变换器电压控制环路的系统闭环传递函数和开环传递函数：
三、批判性：民族志对社会性事实的实践意指
首先，对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批判”一词意义众多，但学界普遍认为其主要具有“否定”“反思”与“建构”等几层意思。在其中，尤以康德强调对知识反省下的批判和黑格尔对社会中的人为束缚的批判最为有名。而对于民族志书写来说，其批判与反思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则是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写文化：民族志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相继出版后而兴起的。当前，对民族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于民族志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上。萨义德指出，东方学是西方地域政治意识向其美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和渗透。它不仅是针对基本的地域去进行划分，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更是受制于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的表述和表达。[注]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页。 列维-斯特劳斯借助文学的笔调，通过几个场景的交织表述，把西方人在整个美洲犯下的深重罪孽和如今的印第安人文明凋敝、人口锐减、前景黯淡有机结合的方式，为我们论证了殖民者的“两次原罪”。他们从直接和间接的两个视角很好地批判了民族志叙事背后的“西方中心论”。毫无疑问，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民族志书写中的西方霸权、集权都广泛存在。当然，人类学界对其的批判也从未停止过。总之，“人类学这个曾主要是以其消遣性，好奇性，或其道德延展性，还有为殖民当局的需要，行动管理的便利而为人们阅读的学科，现在竟变成了一个思索论辩的主要场地”[注]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英文版序言)，第3页。 。因此，只要民族志存在，对意识形态性的论辩和批判就将持续下去。
不管是科学民族志把异文化作为客观性事实去描述，还是解释人类学把异文化作为文化性事实去分析，它们叙事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达致民族志书写的“真”。但随着民族志叙事的不断发展，与民族志叙事真实性相关的丑闻和争议不断涌现。在对这些丑闻和争议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民族志叙事的知识社会学开始出现，并得以不断彰显。正如以研究知识考古、知识权力及系谱学等而闻名于世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所认为的那样，社会存在一种不同于科学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含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但在某一特定时刻，这种知识就会导致某种特定理论、想法、观点及实践行为产生。[注] 转引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对于福柯来说，研究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揭示知识同特定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知识同特定社会中实践着的行动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厘清知识同特定社会中的不同的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背后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当然，对民族志叙事中的“事实”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事实”，而是和一定社会关系下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志修辞有机结合的社会性事实。笔者认为，社会性事实主要是指受社会性影响而形成的书写事实，是社会性与事实的辩证性关系交融的产物。社会性事实具有如下特征：(1)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2)它是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事实；(3)它通过民族志修辞而产生；(4)它具有亦真亦假的属性。总的来说，实验民族志的种种“实验”，很好地表征了这些特征。比如，《东方学》对“东方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性批判、克利福德的“部分真理”和“民族志的文学性主张”以及斯蒂芬·A.泰勒的“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等，都可以把异文化作为社会性事实的论据和论证。因此，我们可以说：“原来，民族志通常是被看做很单纯(纯科学、客观)的，他们对一些代表作的复杂内容和方法的解析曾经一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定了民族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显示，他们的努力让后来的学者进行新的探索具有了自觉性和正当性。”[注]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代译序，第13页。 具体来说，民族志对社会性事实的实践意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次，对民族志文学化的重视与倡导。正如克利福德所说：“对文化再现的话语方面的兴趣，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文本生产的叙述而不是文化‘文本’的阐释。不同风格的写作正在与这些新的复杂秩序——在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视界之内不同的规则和可能性——作斗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注]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42页。 的确，后现代民族志“其目标并不在于培育知识而在于重构经验；不在于理解客观现实，因为那已经被常识所确立；不在于解释我们如何理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其目标在于再吸收，在于把社会中的自我进行再整合，在于对日常生活的产品进行再建构”[注]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176页。 。在对民族志文本进行再建构的过程中，民族志文学化得以倡导。反讽、隐喻、反思、美学作品、民族志电影等开始在社会性叙事中出现。比如，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巴利用反讽手法把自己在非洲多瓦悠人村落两次田野工作的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令人捧腹不止的笔记、幽默的笔调，展示了民族志叙事的新的手法。而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拉比诺把自己作为民族志叙事的对象去开展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引起了学界内外关于学术伦理和民族志方法论的激烈讨论。更离奇的是布拉德·索尔的著作《萨拉依鲁雅：一个萨摩亚人的神话》，采用了一个戏剧性事件，以及发生在他所从事田野工作的社区中的一件谋杀案，作为民族志表述的一种技巧。这部著作告诉人们，在适当的范围内，民族志作者可以吸收有效的小说型叙事技巧，把对社会结构基本原则和文化意义范畴的抽象、分析性探讨与对社会生活中单独事件的浓厚表述联系起来。民族志文学化立足于后现代这个不清不楚的时代，针对传统民族志的主题和方法进行批判，实现了文学、艺术、事实、叙事的多重交融。
而以股市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其主要功能在提高风险管理、信息扩散、所有权控制、资本配置等。Stulz发现，金融市场能够在投资前对该项目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在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监控(如信息披露制度设定等)，从而提升研发投入，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创新。[8]Hsu et al的研究表明，在股票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那些更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表现出异常高的创新水平，而信贷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则无此特征。[9]
再次，对公共性事务的关切。把异文化认定为社会性事实，主要目的在于对其背后的社会性建构和知识性生产进行批判、否定、反思及重构。笔者认为，民族志文本的重新建构，是人类学和民族志“重生”“新生”的机缘。因为“价值观的提倡与维护并不是民族志文化批评的目的。相反，民族志文化批评的目的，正在于对不同价值观赖以获得表达和贯彻的历史文化条件进行经验性的探究”[注]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229页。 。当前，民族志对社会性事实的批判实践，其意指就在于对公共性事务的范围、原则及目标的关切。这样，公共人类学就孕育而生。所谓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顾名思义，简单地说，就是指人类学走向及面对公共领域。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主张人类学界广泛参与公共领域实践，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人类学学科存在及其发展的意义价值；另一方面，人类学界适度开放和模糊自身学科边界及界限，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层面的“公众”参与到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实践之中，进而通过多元、双向、良性的模式，促进学科与社会的共同发展，真正彰显人类学的公共视野和公共情怀。[注] 周大鸣、段颖：《公共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就民族志叙事而言，笔者认为其叙事主要要关切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第一、不同主体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平等权利和权力关系的建构；第二、叙事更应该关注公共事务中的重大事情，并积极利用人类学知识和身份参与其中；第三、民族志叙事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问题；第四、民族志科学范式的建构问题。因此，对公共性事务的关切，不仅能提高人类学研究的品质和品味，也能使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焕发新的生机，推动其不断发展。
总之，把异文化作为社会性事实的民族志叙事及其背后的实践意指，都展示出了批判主义独有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否定，并且明确地把民族志从旧的主题和方法中解脱出来的宗旨。同时，在批判下，民族志叙事的一些新的主题和方法开始产生。就这个意义上去看，批判性思想指引下的实验民族志，其在叙事中对民族志种种实验、实践的探究、质疑及反思，都应该被视为是健康和有利的。
载氧体量过少不利于生物质热解和气化，需外加热量为燃料反应器提供能量；当载氧体过量时，生物质将完全氧化，碳转化为CO2，氢转化为H2O，这对高H2/CO比合成气制备极为不利。因此，需合理选择载氧体量[29]。本研究中生物质化学式可简化为CH1.70N0.72O0.76，如生物质在载氧体Fe2O3上气化，并分别转化为CO、H2和FeO，则理论Fe2O3/C比为0.244；如生物质完全氧化为CO2和H2O，则Fe2O3/C比为2.0。因此考察了Fe2O3/C比在0 ～ 2.4范围内的影响，TFR设为825℃，无水蒸气添加。为强化对CO2的捕集，将CaO/C比设定为1.0，结果如图4所示。
四、民族志叙事与实践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中产生了文学性的转向以来，叙事和其相关概念就在人类学中获得了突出的。这些关注既包括人类学对于其研究主体的研究，也包括对人类学家自身的研究，更包括对主体和客体双方关系的研究。因此，叙事不仅是对事物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序列在时间上的延续，也是对事物上下、前后、左右、内外关系在空间上的延展，叙事是时间和空间交融下的结果。当然，叙事“关注点不仅仅限于超越那些来自先前叙事实践的文化预设(单一、权威、总括)，而且还包括从一种多样化解释的情境中借助他者来焕发叙事的潜在可能。人类学对叙事的关注可以说带来了一系列实践效果”[注] [英]奈吉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文妍、张亚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 。具体来说，这些实践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说明。
首先，民族志叙事更具科学性。对科学性的追求是民族志书写永恒不变的主旋律，但在当代民族志发展中，随着书写中相关丑闻、争论及批判反思的大量出现，民族志的科学性问题却受到了广泛质疑。比如，针对把异文化作为客观性事实和文化性事实的叙事，学界提出了书写中价值中立的可靠性何在，权威书写的依据何在，主位与客位方位如何达到交融等一系列问题，去质疑民族志叙事的科学性问题。而针对实验民族志把文化作为社会性事实去分析的状况，学界也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批判。比如，欧内斯特·盖尔纳说：“后现代人类学是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观性和自我放任。归根到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实际意义好像是这样：拒绝(实践上有很大的选择性)承认任何客观事实和任何独立的社会结构；反对调查对象和调查者不对多重意义进行寻求。”[注] Gellner，Ernest.Postmodernism，ReasonandReligion.London：Routledge.1992.P29. 基于文化本身具有逻辑相对性的事实，那么，是不是民族志叙事就难以达到科学性高度？其实不然，在民族志叙事主题和方法的不断流变中，民族志叙事更具科学性。理由如下：叙事所依赖的事实材料愈加丰富、把叙事中的客观性和主体性融合起来的实践方式愈加得以彰显、关系主体得到关注、叙事背后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纳入书写实践的考量范围等等。比如，一种以主体间性为思考视角的民族志书写视角慢慢浮出水面，并且对民族志叙事的科学性产生积极的影响。“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基于对主体性写作传统的批判与超越，重在把实在主体转向关系主体，进而去探讨不同主体间如何达成共识和互识等相关问题，最终实现理顺不同主体间关系的目的。而厘清民族志书写中的多重主体及其关系，不仅能使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人文性得到强化，也昭示了公共人类学成为可能。”[注] 黄治国、李银兵：《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广西民族研究》2017第6期。 实践不仅出真知，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随着民族志叙事主题和方法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民族志叙事的科学性正在得以不断提高。
当前，全球经济活动正在由以制造业为中心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方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近十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行业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突出强调的重要发展产业之一。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最早开始实施“营改增”政策试点的行业，自“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学者们对其政策效应非常关注。
其次，民族志叙事更具人文性。人类学自诞生以来，就践履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科视角和“文化多样、人性普同”的学科诉求。因此，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是理解不同人群人性发展的一方基石。但在民族志叙事的过程中，诸如马林诺斯基的不当适语。[注] Malinowski，B．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NewYork：Harcourt，Brace&World，1967，p.167.则把人类学人性观推向了反面。在传统民族志书写中，文化主体的集体“失声”、书写过程中的“西方中心论”等，无不在表征着民族志的语言霸权和资本主义集权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的“时隐时现”。直到后来，民族志书写中“多声部”出现、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行为的自我反省以及“对话体”民族志的出现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民族志中“西方中心论”主张得以缓解。特别是在当代人类学发展潮流中，公共人类学的提倡和出现，更是回归和强化了人类学的人性“初心”。正如克利福德和马库斯所说：“对公共人类学的期待暗示出，这门学科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中更关注它的责任、它的伦理和它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注]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15页。 可以说，随着民族志书写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民族志叙事视角、主题、主体、方法、目标等也得到了不断变更，民族志叙事的人性基础、人性原则及人性目标更得到了不断提升和发展。“公众的人类学”“人民的人类学”成为了我们人性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再次，民族志叙事更具艺术性。“艺术性”的本义主要是指人们在反映社会文化生活和表达自身思想感情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美好表现。艺术性出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则重在强调艺术作品在艺术形象、艺术情节、艺术结构、艺术语言、艺术手法、艺术表现等诸方面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当前，对民族志叙事来说，其艺术性主要是指民族志书写的诗学和政治学。即民族志叙事所依赖的修辞方法和民族志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性主张两方面。从民族志对客观性事实、文化性事实及社会性事实三个不同层面的实践去看，在修辞方法使用上，一种叙事比另一种叙事更为丰富；对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与反思中，一种叙事比另一种叙事更为深刻。因此，可以说，艺术性不仅推动了民族志叙事在视野、范围、方法、目标等方面的不断进步，也使民族志在叙事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和审美性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诚然，民族志叙事在追求真、善、美三者合一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承认民族志的艺术性维度并不是为了艺术性的自由而放弃民族志书写对于文化事实的精确的描述。民族志叙事的艺术性是建立在民族志叙事的科学性基础上的产物，因此，它虽有坚持“自由主义”的浪漫情怀和格调，但它终将是为追求民族志叙事的精确性和客观性服务的。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当前的民族志书写者来说，在民族志叙事中，除了心理存有达到对异文化书写“真理”的美好追求之外，更应该在对自我认知能力、水平进行不断反思之同时，怀着敬畏之心、敢于求知、小心求证、理性书写，才能为推动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不断进步作出应有贡献。笔者相信，民族志叙事是科学，也是艺术，更是人性的不断彰显与确定。笔者也坚信，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的有机结合，定会使民族志叙事在求真至善唯美的道路上不断得以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1—0139—08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项目号：14BSH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银兵，男，文化人类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曹以达，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杜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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