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灌输论不同对立观点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自发的工人运动产生不了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产生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占领思想阵地；无产阶级政党要重视理论和理论斗争，善于把革命理论和群众实践相结合。灌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我们赢得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我国学界展开了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主要围绕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灌输究竟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二是灌输教育是外在强加给教育对象的，还是教育对象本身的内在需要？三是灌输论是一种过时的理论还是一种发展着的理论？本文对这些不同的对立观点进行梳理，并一一地进行辨析。
一、灌输论的“方法观”与“理论观”
我国学界的一些学者把灌输论看成是一种方法加以批判。他们仅仅从灌输的字面上去静止地理解，而不是全面地、科学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看作是一种以经济、行政等手段为保障的强硬的教育方法，是一种“单向注入”、“插入”、“强制”并与“启发”、“疏导”等相对立的具体的强制性方法，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
这种观点主要是受杜威的灌输否定观的影响。杜威提出：“我将把思想灌输理解为系统的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学生铭记一套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观点，排除一切其他观点。”[1](P341)“传统教学的计划实质上是来自上面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2](P346)他认为，灌输就其本质来说，必然是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式由于无视儿童的理智能力和自由意志，因而不能有效地促进儿童的道德生长；健康的道德教育一定是反对灌输、尊重儿童个性和自由的教育。反对道德灌输自杜威提出以后，一直得到西方教育哲学家和道德教育理论家的支持和拥护，并成为西方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的一种主流倾向和实践主导，对传统的灌输教育提出挑战。不可否认，杜威进步主义道德教育提出的重视教育客体的主体性，从教育客体的兴趣、需要和现实生活出发进行教育，对当今我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杜威进步主义道德教育对道德灌输的批判和否定是从对其方法的批判开始的，并把灌输的方法与强制性、封闭性等同起来，最后走向了对道德灌输作为一种基本的教育形式的原则性的否定。这种片面的否定最终使道德教育走向了放任主义的道路，其付出的历史代价是沉重的。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道德教育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学校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炸药桶，暴力、犯罪、毒品、性自由、贫困、丑闻等等充斥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教育权威人士托马斯·里克纳认为：“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把目标转向教育系统，以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多年以前所谓道德教育可能违反多元论、侵扰某些人的思想是一种麻木不仁的教育观，它正在被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所取代：不用道德意识去影响青年是社会严重的失败。”[3]
把灌输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方法，已对实施科学的灌输带来各种负面的影响。首先，弱化了灌输的地位和作用。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过程中，作为规律性反映的原则，具有不可逆转性和必须执行性，而具体实现方法未必如此。把灌输理解为一种方法，就会淹没其普遍指导意义，使其实际作用范围变得狭隘。其次，为曲解灌输提供了诱因：一是很容易从字面上把灌输直观理解为强塞硬灌的方法，而忽视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由主体到客体单向式的工作模式，导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关系失调，达不到教育的预期目的；二是很容易局限和惰化教育主体，使教育方法简单化、固守化，导致对各种有效教育方法的探索迟滞；三是剥离了灌输的科学性、规律性、稳定性，导致不是把灌输作为一种原则来坚持和完善，而是作为方法来探讨其取舍，从而为有人以环境、条件变化为由得出灌输“过时论”提供了“依据”[4]。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强灌硬输或行政命令式灌输。完全忽视教育客体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任凭教育者的主观意愿随意雕琢、加工教育对象，全然不顾受教育者的需要和兴趣，把教育客体当作一个接受思想的“容器”；二是灌输过程中缺乏情感交流。采用“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我压你服”这种单向注入式、填鸭式的灌输教育，缺乏双向沟通和交流；三是灌输教条化。教育者念经式地照本宣科，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回避现实中的问题，不结合教育对象所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教育，其教育结果只能是“隔靴搔痒”，白费劲；四是满堂灌。没有给受教育者提供一定的思维空间。有的甚至是空洞的说教，内容苍白，没有说服力等等。这种灌输的结果不但徒劳无效，还会引起受教育者对理论灌输的逆反心理。
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理和遵循的法则，是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它是保证我党思想政治教育正确方向的重要前提。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并巩固自己的政权，实现国泰民安，就必须向国民灌输本阶级的主流意识，统一思想，才能步调一致。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通过教育。教育不是自发的，它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实践活动。科学知识不可能在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也同样不可能在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它必须也只能从外部加以“灌输”。人们的道德观、人生观等判断和选择能力的形成及培养是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没有灌输，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教育者根据一定的阶级或社会的要求，在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中施加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影响。实施这一影响的过程就是灌输。当然，在此前提下也不否认在实施灌输的过程中，必须讲究灌输的方法。因为，方法是为原则服务的，如果方法总是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原则的坚持也就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话。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对灌输的主体、客体、任务、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在灌输方法上，要反对只用书本教工人的方法，提倡寓教育于斗争之中。
可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所阐明的不是方法，而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理，它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形式和方法之中，它应该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围绕着“如何灌输”而进行的。
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明确它不是一种方法而是科学的理论，才能积极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在社会条件和教育对象思想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思想理论的灌输，才能使灌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回顾我党革命史，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顺利地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党的中心任务，同时也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这些成功的灌输活动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二、灌输论的“外在观”与“内在观”
持灌输“外在观”者认为：灌输是外在的，是教育者强加在教育对象身上的，它忽视了教育对象自身的需要，因此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教育。由于用一种固定教条教育学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学生的思想，窒息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换言之，这种灌输教育的核心是强制和服从而不是创造和自主，是一种无视主体、目中无人的教育[5]。有人认为灌输是道德教育中的最大痼疾，提出了“无灌输的道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造成一些片面的做法，如过分强调教育客体（接受主体）的主体性，把教育对象的个体兴趣、意愿等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选择的主要依据，出现了以趣味性取代思想性、以现实性取代引导性、以技术技巧取代原则指导的倾向。一些教育者认为，坚持灌输会造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使受教育者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化。有的教育者为了避免灌输之嫌，不敢理直气壮地进行理论教育，特别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当地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或者干脆放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模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甚至放弃引导的职责，有个别者还背离自己的身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散布一些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和道德准则的言论，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一种无目的性、无组织性、无计划性的自发状态，丧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不可否认，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灌输的教条化、简单化、机械化倾向，如“文革”中的宗教式灌输，造成教条主义思想泛滥，最终导致了全国的一场劫难。“文革”结束后，思想政治教育界又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笃信灌输到放弃灌输。宗教式灌输是一场灾难，放弃灌输同样也会带来灾难。1989年的政治风波、前几年的“法轮功”事件以及现实中的腐败和丑恶现象等等，与当时的国际气候有关，也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削弱与迷失有关。否定灌输教育后果严重。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之所以为其人，是因为从出生开始，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基本方式，待人接物的文明礼貌，公共秩序和交通规则，人类共同的道德理念以及我国传统美德知识，都是经过我们的父母、老师和周围的人们传授给我们，这一过程就是灌输。离开了灌输教育，可想而知一个人要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掌握前人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成为一个心智健全、全面发展的人，而一个社会又怎样才能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呢？
与之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灌输论的本质是根据个体内在需要及社会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思想观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使其成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它不是教育者强加在教育对象身上的，而是受教育者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需要。所以，灌输是教育客体内在需要的，而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就是通过教育使个性的思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以满足个体及社会的需要。
需要是人类维持生命和种族延续所必需的条件以及相应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对有机体内部及周围环境的某种不平衡状态的反映，通常以愿望、意向、动机、兴趣等形式表现出来。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分为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等等。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是指人对观念的对象需要，如认识、交往、道德、艺术和美等等的需要。认识的需要激励着人学习科学知识，探索自然和人类的奥秘，进行发明创造；交往的需要，是人的社会实质的表现，它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交流思想、传递知识经验；道德的需要，可以促使人们追求文明，自觉按照社会行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言行；艺术和美的需要是人们进行艺术欣赏和审美、创作和追求美活动的力量源泉。实践证明，精神需要是人们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以至一个社会精神需要水平高低，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人们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实现。首先，通过灌输，把社会先进的、正确的思想观念、道德与价值准则从外部向个体内部“注入”。特别是对青少年，如果不通过必要的“灌输”形式，使他们了解、承传人类知识和理性文化的积淀，那么他们就无法掌握前人总结下来的科学知识，也无法了解人类社会交往的原则和方法，以及社会对人的行为规范和要求等等，他们的认识需要、交往需要、道德需要、美和艺术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也就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选择。其结果只能是这样：个体只能从自己的经验、感觉、利益出发，只认定自己的主体地位，甚至以自我为中心，人类社会也就毫无秩序可言了。其次，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旧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些观念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并能够自觉遵守的，同样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灌输。再次，从人的发展来看，人的发展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是逐步增强社会性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过程。人的发展不仅包括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也包括社会化所必需的思想品德的发展。在人的发展中，思想道德品质对智育、体育起着主导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适应和满足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发展的需要，来促进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不是外部强加给教育对象的，而是教育对象的内在需要及社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明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在实践中自觉地、积极地去探索适合受教育者需要的灌输方法，以满足个体的精神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要根据人的需要特点和规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需要是激起人活动的“内驱力”，需要的产生，表示心理与环境的失调。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活动，才能满足需要，达到心理平衡。需要越迫切，由它引起的活动越坚强有力。所以，需要是人思想变化的大动脉，是个体活动动机的源泉，是调动个体积极性的启动按钮。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一方面要注意人们行为背后的需要，科学地预测人的动机，引导人的行为。离开人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放空炮，没有威力、没有生命。另一方面，要善于通过人的外部行为来揭示人的内部动机和需要。因为人的需要和动机是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和表露出来的，行为是满足需要的活动和途径，也是需要的动机载体。虽然人的需要具有内隐性、潜伏性等特点，人的外部行为与内部需要有不一致的时候，但只要留心观察，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分析，就可以找到它们相互联系的必然性。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善于激发人的动机，使其产生需要，有了需要，我们的灌输教育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在实践中还要处理好灌输与接受的关系。灌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客体的接受，所以，除了要对灌输理论有正确认识之外，我们还要切实研究客体接受的途径，才能使灌输“入耳”、“入脑”、“入心”，才能取得成效。
三、灌输论的“过时观”与“发展观”
有的学者认为灌输论是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理论，“从外面灌输”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工人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觉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工人阶级树立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认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如今，社会历史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不仅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且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从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开阔视野，无须从“外面灌输进去”，所以灌输论已经“过时”了。
这一观点同样也犯了“教育自发论”的错误。如前所述，教育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活动，而这种自觉是以灌输为前提条件的。认为灌输论“过时”的观点，只能造成在实践中放弃灌输，放弃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一种无原则性、无方向性的随意的活动。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只注重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思想教育，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迅速填补了这个“真空”，侵蚀了人们健康的肌体，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度泛滥，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整个社会的道德出现了滑坡倾向。社会不协调发展引发社会震荡，阻碍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时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向人民群众灌输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要引导全国人民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处理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清除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害，这都必须以正确的理论灌输为前提。
与之相反，灌输“发展论”者认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历史责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沿用马克思、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采用的灌输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并没有过时，它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同任何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灌输理论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卡·考茨基、列宁到我党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如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之后，曾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教育方法，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主张循循善诱，反对强加于人。关于如何上政治课，他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即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7]。他认为灌输工作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只有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才搞以势压人。“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用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人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8]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强调，人们正确思想的形成，往往离不开说服教育，转变人的错误认识同样也离不开说服教育，任何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说服教育应立足于摆事实、讲道理，以语言感化人，以道理说服人，使人民分清是非，端正认识，提高觉悟，使矛盾得到解决，对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压制，不能堵塞言路，也不能放任自流，而要加以积极的引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同志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他在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我们把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国家宪法的时候，也就是把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行动纳入了法制轨道。党的十五大宣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明确当前形势下以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提出的：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都是对灌输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综上辨析，我们自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否定灌输，放弃灌输，就等于削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始终是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高举的理论旗帜。我们应该积极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施有效灌输的途径和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