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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形成的过程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还没有人把社会主义本质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提出来。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为什么要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从什么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考察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首先需要分析这个理论是怎样提出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是一个崭新的论断，它是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提出的。
一、改革的起步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萌芽
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遇到了姓“资”姓“社”的困扰。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突破口和第一推动力，以对外开放（包括经济特区的试验）为第二推动力的。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一出现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了群众欢迎，但从地方到中央都存在尖锐分歧。实际生活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尖锐地提到了我们面前。
当时，走在改革前列的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万里在进行农村改革和支持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就反复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78年在省委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的问题时，他说：“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决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同年，他在思考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时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八亿农民都消极怠工，还谈什么社会主义。”1979年6月15日，当得知有人批“大包干”是搞“三级半核算”时，他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1]
进入80年代，包产到户的争论更趋尖锐。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农村经营管理会议上，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同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汇报时，主要领导人又表态说：“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在这以后，包产到户又受到多次讨伐。正是这样一些关系到中国的改革能否起步的关键问题，促使邓小平进一步思考并多次提出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1980年4月12日，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同月21日，他总结出了如何搞社会主义的两条基本经验教训：“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同年5月，他在表态支持家庭承包的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在这一段话中，尽管还没有从正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已经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思考问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概念也提出来了。在后半段话中，提出了压倒一切的两条标准：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提高人民收入。这两条标准同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是相通的。可以认为这些论断标志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最初孕育。
二、改革的初步展开——社会主义两大原则的概括
中国的体制改革从实质上看，是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形式的再选择，即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来改造和代替旧的经济体制模式的过程。改革就是要改革旧的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的过分集中的体制，必然要求打破那种旧的在所有制上要求纯而又纯、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旧观念。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而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应运而生。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决定》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第一次突破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的新进展。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该决定的理论意义，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3]
但这个理论由于同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冲突，而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即使同意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人，对它理解也有根本的不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尽管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但这个问题鲜明地、频繁地、突出地提出，是在1984年决定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以后。其中最重要的是，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4月，他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85年8月，他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文中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87年4月，他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一文中说：“最根本的一条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987年4月，他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一文中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
邓小平通过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在上述论文中没有一篇不强调这一点。第二个结论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时，总是联系改善人民生活说的，强调在我国的情况下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生活。正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经历了长期的反复思考以后，邓小平把上述两方面的思想概括为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1986年9月，他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个原则的概括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雏型。
三、改革的深化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概括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80年代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10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持续发展成效最大的10年，是国力增强最为显著的10年，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10年，也是经济和社会生活欣欣向荣的10年。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8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非国有企业和开放带动的；国有企业虽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它的改革仍无重大突破，国家的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等等的改革没有重大进展，形成了双重体制长期并存的状态。传统体制已经从多方面被突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能有效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远未建立起来，造成了双重体制磨擦很大，漏洞很多，效益下降，结构恶化，腐败蔓延等问题。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选择。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过分强调市场作用，采取市场取向改革，忽视计划的指导作用造成的，出路在于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取向改革有待于深化。无论是行政性分权的让利，还是全面承包，抑或是价格双轨制，都不符合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正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够，才造成了上述问题。
尽管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但也有一些关键问题尚未说清楚。虽然它没有提计划经济为主，但配置资源的基础是计划还是市场，当时还是很不明确的，认识也是很不一致的。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这一思路继续拓展。1986年9月，在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讨论会上，两个研究小组分别提出，我国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经济学者的赞同。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1987年2月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象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4]十三大报告没有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也没有重申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所说的“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来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已经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思想了。但是，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姓“资”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也受到人们的怀疑。理论上的这种状况不能适应改革攻坚的需要，实践呼唤着理论的新突破。
针对有的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1990年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正是在回答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我们在研究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时应当牢牢记住这一点。
考察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提出的过程，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邓小平之所以要在社会主义特征之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本质论来，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排除姓“资”姓“社”争论的干扰，为了矫正人们把所有制过分单一的、忽视市场机制的苏联模式的特征当作社会主义的特征，尤其是为了矫正人们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为了要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模糊认识，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搞清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需要在高于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论，用来矫正和发展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
注释：
[1]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第143、165、195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314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