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问题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外部分学者对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这些学者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托马斯G.罗斯基(Thomas G.Rawski)教授最具代表性。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美国《新闻周刊》、《商业周刊》、《中国经济评论》、《时代》等报刊对此进行了报道。对罗斯基教授的观点，国内外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这一问题的争论综合分析如下。
一、罗斯基教授的主要观点及其依据
2001年12月，罗斯基教授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s Review)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的文章。此前，罗斯基教授还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另一篇文章(China's GDP Statistics-A Case of Caveat Lector?)，中文大意是《中国的GDP统计值得相信吗？》。两篇文章对1998年至2001年中国的能源消耗量、航空客运量、城乡个人消费支出和消费品零售额、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以及农业产量、工业产量、投资支出等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段时间内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之处，进而提出了对这段时间内中国官方GDP统计数字真实性的质疑。罗斯基教授的主要论据如下：
1.官方数据表明，中国在1997至2000年间实际GDP累计增长为24.7%，但是在同样的3年期间，能源消耗却下降了12.8%。罗斯基教授认为尽管单位能源消耗量低的计算机制造及其他产业快速增长，但中国在三年内单位能源消耗减少30%的结论还是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能源效率的快速增长并非中国经济的特点：譬如，1997-1998年，在热电、焦炭以及炼油产品等的生产中，能源转化效率全部下降，而且“能源转化的总效率”并不比1983-1984年的平均水平更高。他还进一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表1中，他把近年来中国的有关数据与20世纪50年代同样较短时期内亚洲几个经济体以及10年前(1987-1991)中国自己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无论是亚洲其他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高增长时期，还是在中国自己的经历中，GDP的较快增长都是与增加的能源消耗、更高的就业水平以及上升的消费价格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在1997-2001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较高的经济增长却伴随着下降的能源消耗、较低的就业创造以及下滑的价格水平。
表1 亚洲几个经济体的增长情况，1957-2001(%)
2.从国内航空客运数据看，中国的航空乘客属于较为富有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长比一般人要快，而且可能要快很多。同时，1998年，中国航空机票发生了猛烈的价格战，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线的乘客提供30%至40%的折扣。如果乘客的收入上升，机票价格下降，航空客运量的增长应该比乘客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量——国民总收入和国民总支出的最大组成部分——的增长快得多。但事实上，1997-1998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国内航线的乘客总里程数仅仅增长了2.2%，所有航线总共增长了3.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考虑到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可能变化，经济增长率也不太可能高达7.8%。
3.中国称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国内消费数据更加有问题。表2对比了全国零售增长的数据与显示城乡家庭人均支出变化情况的调查数据。除了一处例外（1999/2000年度农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长12.2%），全国零售增长比家庭人均支出的增长要快得多，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完全不能用人口增长的理由来解释，因为人口增长每年大约只是1%。
表2 商品零售额、人均收入和支出的增长情况，1997-2001（%，名义值）
注：*代表家庭调查数据，A源自《月度指标分析》，B源自《2001统计概要》
更加难以理解的是，零售额的增长要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在农村，这意味着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开支的部分增加了，也就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但是最近的研究却发现，整个1998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中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呈下降的趋势。后来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一般水平的收入增长更强化了人们的储蓄倾向”，表明消费支出对收入比率的持续下降，这与零售数据所显示的情况完全不同。
4.其它不可思议的自相矛盾之处，还体现在：尽管1997/98年遭受了被列为20世纪中国十大自然灾害之一的洪水，全国各省（除了一个省）的农业产量都还能增加？即使1997/98年94种主要产品中只有14种产品获得了两位数的增长，而53种产品实际产出出现下降，工业产量还能提高10.75%？既然1997/98年钢铁消耗和水泥产出提高了不到5%，那么投资支出能跃升到13.9%的增长水平吗？在1997/98年城乡服装销售额分别下降7.6%和10%的情况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能增长6.8%吗？作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投资支出在1998/99年的增长率会低于当期GDP的增长率，而且在投资支出的增长率下滑了将近2/3（即从1997/98年的13.9%下滑到1998/99年的5.1%）的情况下，GDP增长率却能避免较大幅度的下滑？
罗斯基教授据此得出结论：自1998年开始，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数据明显与逻辑和事实不符，除了技术上困难的因素外，还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从而导致了严重的上偏误差。按照他的估计，在能源消耗下降、很多工业部门产出下滑、职工大量下岗、生产能力普通过剩、库存大量增加、航空客运量增长乏力并遭受严重洪灾的情况下，1997/1998年的GDP增长率比官方统计的7.8%要低得多，2.2%只是一个上限，实际的结果可能更低，甚至为负。1998/1999年的GDP增长率还要低一些，在-2.5%-2.0%之间，2000年则在2%-3%之间，2001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公布数据的一半左右，即介于3%-4%之间。而自1998年以来，由于持续存在的供给过剩、价格下降压力、几乎为零的就业创造、普遍的产能过剩、存货的增加以及银行闲置存款的大量累积，实际经济增长远低于为吸收城镇新增劳动力所需的7%的水平，也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尽管官方报告的1998-2001年GDP累计增长率为34.5%，但这一数位应该不超过11.4%更现实（见表3）。罗斯基教授强调指出，他的这些关于近几年中国GDP增长的估计只能算是猜测，并没有严格建立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他仍认为他的这些估计比起官方数字来，更贴近于官方数据所披露的就业、价格以及能源消耗的变化情况。
表3 中国GDP和相关数据的变化情况，1998-2001(%)
罗斯基教授在文中也触及了中国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上偏误差的制度原因。他认为，和其他经济大国不同，在中国，通过抽样调查统计得出GDP增长资料的方法还不成熟。尽管近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致力于建立绕过地方和省政府的统计网络，但其搜集正常信息管道以外数据的能力依然缺乏，特别是在统计调查还受到地方官员干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依赖各省和地方政府上交的报告。而在当前一些地方实行干部目标责任制以及存在其他利益驱动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垂直型层层上报的统计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虚夸的成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试图从亚洲金融风暴中重振经济，中央政府提出的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给地方和省级统计局官员带来很大的压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官员夸大统计数据的倾向。地方报告提供的经济增长资料一般都等于或高于中央政府制定的目标，这些资料加起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资料，而统计局并没有公开解释它是如何进行修正的，这不能不让人对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二、国内外学者对罗斯基教授观点的反应
当罗斯基教授的质疑被媒体公开后，立刻引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统计问题的中外学者的关注和回应。有不少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怀疑，如此前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科幻小说，他看不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罗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质疑是：“谁能告诉我，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谁又能解释，中国如何在一年内将通货膨胀率由10%降到零，并在此期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
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专家和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虽然有一些问题，但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因此表示“不能接受罗斯基教授的结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核算质量总体上在改善。他不认为1998年以后会突然出现巨大的统计“水分”，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提出了三点反驳的理由：第一，一般而言，进口国与贸易伙伴的出口额是相互核对的，所以，进出口数字一般是比较准确的。中国在1998年之后的进出口数字一直在增长（除1998年负增长1.1%之外），1998至2001年四年平均的进出口增长要高于GDP增长速度。如果GDP是负增长，那么它就不可能支撑进口的增长。第二，就货币供应量而言，中国在1998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为15%，后几年增长在10%左右。如果GDP是负增长，货币的增长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这些年来，中国一直被通货紧缩困扰。第三，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在增长。如果GDP是负增长，人均GDP也应该是负增长，居民储蓄也就不可能是正增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认为，确认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不能光看投入要素增长或其他单项要素的增长，要综合分析才能趋于相对准确。他进而主要针对罗斯基教授的前两个论据进行了反驳。首先，任若恩教授认为，罗斯基教授的研究方法的思维逻辑，是假定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同时假定能源的统计应该是精确的。因此一旦发现能源消费与GDP增长不同步，就得到结论：经济增长率统计中出了问题。特别是在发现能源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时，就认为肯定是GDP的增长存在高估。能否接受罗斯基教授的方法，关键是要考察上述假定是否正确。任若恩教授指出，他们在考察这一假定时采用的方法，是分析更多国家在更长时期内能源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是否能够支持上述假定。通过考察1971至1999年期间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能源增长数据和GDP增长数据，发现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能源消耗与GDP增长不同步的现象。比如日本1981年的能源增长率就比GDP增长率低了6个百分点；韩国1981年的能源增长率也比GDP低7个百分点，但随后又比GDP高9个百分点；德国1981、1989、1990、1991、1992年能源增长率都比GDP增长率低4个百分点；英国、美国同样时高时低。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的假定并不成立，罗斯基教授用于论证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中存在上偏误差的方法的逻辑基础是经不起推敲的。实际上，假定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相当于假定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不变的，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任若恩教授认为，罗斯基教授论述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以航空客运的增长为根据，来确定所谓他的新估计的上限。他认为这也是十分轻率和过于简单的：看看罗斯基教授所做的一系列推论，再分析一下航空客运在交通中所占的份额，并考虑交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就可以发现他的推断是多么勉强。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都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但也有一些年份，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许宪春博士认为，中国的GDP构成中，有高估的部分但也有低估的部分。比如工业普查发现，农村工业被高估了很多；而广告咨询、中介服务、房地产、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由于统计手段不健全，有可能被低估。因此从统计角度说，不能太乐观，但也不要太悲观。即使有一定出入，但也是在国际通存的偏差之内，与其他国家相比，偏差幅度是较小的。许宪春博士强调指出，应当客观来看一个国家的统计数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准确无误的，这种偏差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认为，看经济增长不能只看GDP增长率这一个指标，更要关注的指标，首先是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长；第二是居民存款和贷款增长率；第三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以及进出口额。这些指标的增长率在1998年之后，均高于GDP增长率。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研究员指出，罗斯基教授用能源弹性系数来推断GDP增长是不准确的，弹性系数不可能是统一的。他认为，不管是拿航空运量还是拿能源来考核都是站不住脚的。能源有优质和劣质之分，而且我国的能源结构每年都在变化，煤炭每年都在减少，石油进口每年增加1000万吨，能源结构的变化会使能源效率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能源增长率来考核GDP增长率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盛洪博士认为，可以从可信的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去反推GDP的增长率，政府现在每年这么大的、不断增长的支出，靠虚假的收入是维持不了的，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可信的。
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者对罗斯基教授观点的讨论
5月下旬，利用罗斯基教授访华的机会，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邀请他与所内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研讨。会上，罗斯基教授首先作了两点说明：(1)关于GDP统计的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2)他对中国官方GDP统计的质疑是有时间限制的。他认为，长期来看，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直至1997年，尽管存在着工业高估和服务业低估的问题，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总体而言是没有疑问的。但1998年以来，在行政压力之下，各地虚夸的问题比较严重，而国家统计局在剔除水分时又缺乏透明度，因此令人产生怀疑。接着，他对国内外学者的部分反驳意见进行了评价。首先，对于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不同步的解释，罗斯基教授认为能源结构的变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结构的快速改变在短期内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二，关于货币供应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他说，在货币供应增速较高的情况下，GDP的增速不一定也较高，因为也许恰恰在GDP低速增长时，中央银行为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而增加货币供应。因此不宜用短期内货币供应的变化情况作为判断GDP增长的指标。第三，罗斯基教授认为，拉迪教授提出的“不高的经济增长如何支撑较高的进口增长”的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和关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走私的打击使得未纳入统计的非正规进口转化为统计体系内的正规进口，从而拉高了进口的增长速度。
在讨论中，社科院经济所的学者首先肯定了罗斯基教授这项研究的意义。认为他提出了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该问题的研究对于客观评价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以及推动统计系统提高统计质量，增强统计数据真实性，进而为科学研究和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具有积极作用。至于罗斯基教授根据有关论据得出的“近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可信”的结论，经济所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大体有三种意见。(1)认为罗斯基教授所提供的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质疑并不可靠；(2)认为罗斯基教授的论据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可以证明偏差是事实存在的；(3)认为罗斯基教授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统计数据中的增长率估计是否存在上偏误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专家共同努力。
研讨会上，对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这一焦点问题的讨论较为深入。
刘树成研究员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发现，1998年以前中国能源使用量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基本保持一致，而1998年以后两者出现了偏差。他认为如何解释这一偏差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能源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耗系数的区别，认为这两个系数的变动可以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并指出了单位GDP能源消耗系数在1998年以后一直平稳下降的事实，根据能源消耗系数下降的事实可以对能源使用量增长较低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现象作出解释，能源消耗系数的下降可以从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能源自身的结构以及对外开放度和国内市场化程度等多种因素变化中寻求解释。
左大培研究员强调了体制变革和结构调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他认为，改革以前及改革前期阶段，中国经济效率很低，能源浪费很大，1998年前后正是中国加大改革力度的时期，改革措施（体制性的而非技术性的）的启动使能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1998年前后也是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在一些工业产品产量出现绝对下降的同时，另一些产品产量却在上升，而产量上升的这部分产品基本上都是附加值较高而能耗较低的产品。在这样两种趋势下，完全可能导致“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的同时，能源利用量出现下降”。
袁钢明研究员发现罗斯基所使用的中国1998年和1999年能源消耗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不符，《中国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耗下降的程度并不像罗斯基所用数据显示得那样大，因此罗斯基的分析有可能夸大了能源消耗下降与经济增长的不一致性，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过低的修正性估计。但是，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看，中国能源消耗量1997年至2001年连续下降，而经济持续较高增长，的确存在着难以解释的问题，因此，罗斯基根据能源消耗量连续下降作出经济增长数据被高估的推断还难以推翻。袁钢明发现能源消耗数据在不同年份版本的《中国统计年鉴》中不断地被修改，使能源消耗下降的幅度不断缩小，这种修改的原因以及是否合理还有待研究。袁钢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降低能源消耗系数起了积极作用，但就短期而言其影响作用比较有限，在经济较高增长的情况下，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和经济结构变化可以使能源消耗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不至于使能源消耗量连续多年较大幅度下降，1997年至2001年连续多年中国能源消耗量较大幅度下降而经济较高增长的现象难以解释。因此，中国的统计数据肯定存在问题，不是能源消耗被低估便是经济增长被高估，二者之中经济增长被高估的可能性较大。
冒天启研究员援引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赵晓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并不存在如罗斯基教授所称的稳定关系，而是无序波动的。能源消费自1997年开始（特别是在1998年和1999年这两年）出现萎缩的主要原因是这期间有大规模的能源供给结构调整，表现在煤炭供给受限严格，而电力消费有所上升；同时能源利用效率在这期间也有很大提高，而这种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是无法直接从统计数据中观察到的。杨帆研究员则强调了地下经济的因素。他认为，1997-1998年正是中国地下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地下经济中的多数部门是低能耗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可能会出现背离。武力研究员认为，1997年－1998年期间，中国的经济体制、能源结构，甚至统计体系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理解中国的能源消耗在1998年以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一事实。同时，武力研究员指出，1996-1997年中国的能源（特别是煤炭）供给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在这一背景下，1998年的能源库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而为了达到中央制定的限产目标，同时也为了避税或其它目的，有的地方有意低报或瞒报能源产量，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此外，在讨论中，还涉及到了另外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关于服务业和地下经济的统计核算问题。冒天启研究员和张晓晶博士都指出，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对服务业的统计一直是偏低的。对于这一点，罗斯基教授也是同意的。他认为，由于中国官方数据低估了服务业的规模和长期增长趋势，因此关于中国长期GDP增长的最后结论必须要等到对服务部门进行详细分析后才能得出。张晓晶博士还指出，低估的部分除了服务业外，还有庞大的地下经济未能进入统计，再有就是有的企业和地方为了逃避税收或出于其它考虑也有意低报产出。这些低估的部分同某些高估的部分相互抵消，使得中国的统计数据就整体而言是可信的。
2.学者们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统计不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国民核算体系的确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客观地讲，中国国家统计局在研究如何将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做了很多努力，近来又通过采取抽样调查方法尽量消除全面统计数据的水分，并通过实行超级汇总方法极力排除中间层次的干扰（即由基层单位将统计数据直报国家统计局，由国家统计局直接汇总全国数据），事实也证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计算结果越来越为国际组织所接受。但统计误差在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在所难免，更何况目前中国增长率的计算还没有与国际统计方法完全接轨，中国的统计体制也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争论的最终解决办法，要依赖于国家统计局所使用方法的改进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测量中所使用数据来源的改善。
3.有的学者，如冒天启研究员提出，即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大致可信，也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就没有问题，或没有隐忧。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在快速增长中质量和效益较差，包括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问题，债务投资和财政赤字问题，企业的低效益、重复建设和库存增加等问题。相比速度问题，这些质量和效益问题恐怕更真实，也更令人担忧，它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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