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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疆地区早就种植棉花，据《梁书·西北诸戎·高昌传》记载，当地“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
，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里的“白叠”就是一般所说的棉花。另外，吐鲁番出土高昌、西州时期文书中，也有一些植棉及使用棉布的零星记载，新疆的考古发掘又提供了棉花种植与棉布使用的物证。因此，王仲荦先生指出：“新疆地区是我国植棉最早的一个地区，在唐代的西州地区，棉花的种植已很普遍，棉布的生产量也相当多。”①学术界一般认为，棉花是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经阳关、玉门关到达河西走廊，然后传入中原。②
笔者认为，棉花并没有从西域传入中原。虽然早在南北朝时新疆就开始种植棉花，但与吐鲁番气候相近、交通又十分便利、经济贸易往来非常频繁的敦煌，在整个唐五代时期却没有种植棉花。《梁书·西北诸戎·高昌传》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叠”是指棉花。到唐五代时，“叠”又演变为“緤”，“叠”、“緤”虽然有棉花的含义，但还有另一含义，即毛布，敦煌文书中的“緤”并不是指棉花或棉布，而是指毛织品或毛布。敦煌文书《官布籍》中的“官布”也不是棉布，而是毛织品。
新疆的棉花为何没有传入中原？这是因为新疆考古发现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乃是草棉，即非洲棉的种籽。③这种棉耐干旱，适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气候，且生产期短，只要130天左右，因此种植棉花并不难。而此棉种的棉丝与棉籽附着坚固，脱籽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去籽是一道很费时的工序。而草棉纤维过短，只适于织粗布。再加上西北边疆的气候过于干燥，湿度很小，织布时棉纱易断。如果一定要生产高级的细布，就要有特种设备，并增加室内的湿度，才能纺出细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唐代西北边疆的棉布生产，成本甚高，无法与内地生产的丝绸麻布相抗衡。④
笔者认为，这一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正是由于新疆地区种植的草棉品种较差，织布成本高，所以在推广中受到了限制。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种植，也自然就没有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
二
从现有资料看，新疆的棉花应来源于印度。如《梁书·海南诸国传》载曰：“中天竺国……土俗出……白叠好裘。”《太平广记》载：“乾陀国，昔有王神勇多谋，号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緤二条……商言天竺国……每年所赋细緤，并重叠积之。”⑤从“每年所赋细緤”可知，天竺国不仅出产棉花，而且还作为赋税向征服者交纳。《北史》、《南史》、《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也都记载过天竺（印度）和接近天竺的波斯、康国等中亚地区以及唐西南的哀牢、真腊、骠国等种植棉花。
正是由于天竺（印度）种植棉花，故逐渐向其周边地区传播，我国新疆接近印度之中亚地区，由于地缘关系，很早就有了零星的棉花种植，《梁书·高昌传》所记就是吐鲁番种植棉花的例证。
从目前所见资料可知，高昌（西州）地区棉花的种植应该是比较多的，除前引《梁书·高昌传》的记载外，《元和郡县图志》卷39、40《陇右道》所述陇右地区的贡赋中，也只有西州开元贡中有“
毛”。另据《通典·食货六·赋税下》载：“按天宝中……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疋，并以官物充市）”，“皆尽当土所出”，而在整个河西、西域地区，只有交河郡（即西州）“贡布十端”。《新唐书·地理志》所述陇右道厥赋为布、麻，厥贡为金屑、砺石、鸟兽革角。也只有西州土贡有“布”。因此，从现有资料看，也只有西州有棉花种植。
唐代西州的棉花种植，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记载，如大谷8078号《回纥年次未详（八世纪末以降）西州洿林界播种田簿》有：⑥
1.天可敦下洿林界园子曹庭望青麦叁亩，緤肆亩，小麦伍亩。
2.［
］弥緤叁亩，青麦贰亩。曹纵纵糜叁亩，弟润那粟一亩。
3.［
］如青麦陆亩。弟华子青麦贰亩，粟玖亩。
（后
缺）
从此件文书可知，緤与青麦、小麦、粟、糜一样，是民户种植的农作物之一。在其他文书中，有一些“緤X亩”、“种緤”的零星记载。
正是由于唐代西州“緤”是民户种植的农作物之一，按照“随乡所产”、“随乡土所出”、“任土所宜”的原则，在庸调征收中，也就有了緤。如哈拉和卓39号《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帐后□苟户籍》⑦在户主、妻、妾、男、女、奴后有：“计緤布口疋，计租六斗”的纳税标准。唐长孺先生据此指出：“唐代西州的调据贞观户籍是緤布而不是绢或麻布，也表明当地以种白叠，织叠布为主”。⑧另外，阿斯塔那184号《唐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⑨和阿斯塔那27号《唐开元四年(716)西州高昌县安西乡安乐里籍》⑩中也都有“计緤□□，计租陆斗”的记载。但除了西州以外，新疆其他地区有关种緤的记载又不见，由此笔者推测，唐代整个新疆地区不论是“种緤”还是緤布的使用，都还不是很多，更谈不上普遍。
三
在整个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西域传》中关于棉花的种植也只有《梁书·高昌传》这一条资料，余太山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一书中，曾有两节涉及到西域的棉花种植，即“西域诸国的物产”和“西域诸国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但引用的资料也只是上引《梁书·高昌传》的记载，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可见当时在整个西域（新疆）地区，也只有高昌（西州）有棉花种植。(11)
就是吐鲁番地区，古代主要使用的还是丝麻织品，并非是棉织品。如1959-196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发掘墓葬30座，时代为从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据发掘报告所附资料统计，这次发掘共出土各类纺织品191件，其中棉织品只有10件，麻丝棉混纺品也只有6件，其余都是丝麻织品。(12)1960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座，出土纺织品共38件，全是丝、麻织品，没有一件棉织品。（13）1972年——1973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和吐鲁番文物保管所共同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晋至唐时期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63座。从发掘报告所附“出土织物登记表”统计，共出土纺织物474件，其中棉织品只有9件，其余绝大部分为丝织品，少量为麻织品。(14)1973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第十一次考古发掘，共发掘麴氏高昌和唐西州时期的墓葬20座，出土纺织物142件，绝大部分是丝织品，少量为麻织品，但没有一件棉织品。(15)1963-1965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地区的一部分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许多织绣品，如刺绣、织锦、丝履、绮、绢、麻布、毛织物等，但棉布只有一件，即一块棉布被单。(16)1975年春，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的51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500余件，其中的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槽朽成粉状”。(17)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调查过程中新发现一处墓地，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由于该项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据发掘简报称，这处属于魏晋前凉时期的墓地，出土的纺织品很多，其中主要是丝毛织品，也有一件长7.5厘米、宽5厘米的棉布方巾。(18)
在1986年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共发掘墓葬8座，出土织物很多，但棉布织品只有3件。柳洪亮先生指出：“建国以来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了四百多座墓葬，其中保存较好的死者服装外形完整，但已腐朽，特别是丝织品，一碰就破碎。考古工作者取到的只是零碎的丝织物标本，对死者服装的整体注意不够。这次发掘过程中，我们对死者衣着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记录。一般说，死者衣着可分为三层。贴身一层通常是用条幅麻布缠裹……第二层服装用丝织品制作，多用素绢……第三层衣着是用麻布做的外套。”(19)死者的服装一般都用麻布和丝织品制作，而没有棉布，这除了棉布极为缺乏外，不会有其他原因。
四
除吐鲁番的墓葬中有零星的棉布发现外，在新疆境内的其他考古发掘中也有一些关于棉花及棉布的发现，如在于田县的北朝墓葬中就有零星棉布出土；在喀什地区的巴楚县墓葬中，不仅发现了棉布，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20)
这些零星出土的棉布，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还不能说就是当地的产品，也完全有可能是从外地流入的。如1959年民丰尼雅古墓出土的两件蓝白印花布，(21)就被认为是新疆生产的，一些论著和传播媒体还广为引用，作为中国2世纪时已有棉布生产和蜡防印花的证据。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自那时起直到近代，新疆地区并未发现有蜡防印花的资料。若是本地生产，为什么仅仅是昙花一现呢？(22)据夏鼐先生研究，这两件蓝白印花“棉布，当是印度输入品”。(23)而另有学者认为“和田地区汉晋尼雅、山普拉遗址，都曾发现有印花棉布，但不一定为本地所产”。(24)“这两件碎片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谜”。(25)
从以上新疆地区尤其是吐鲁番的墓葬发掘中，虽然出土丝、麻织品很多但棉布很少这一奇特情况，再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印度的棉花种植技术已传播到了新疆地区，但不可讳言，除了吐鲁番外，新疆其他地区棉花的种植是极其有限的，棉布的使用也很少，当时主要还是以丝、麻织品为主。
注释:
①王仲荦：《唐代西州的緤布》，《文物》1976年第1期。
②参见袁庭栋：《棉花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开的》，《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漆侠：《宋代植棉考》，《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③参见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④参见赵冈：《唐代西州的布价——从物价看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幼狮月刊》第46卷第6期(1977年）第5-6页。
⑤《太平广记》卷481《乾陀国》。
⑥［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565页。
⑦《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3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⑧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又见同氏《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4册，第127-130页。
⑩《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4册，第145-148页。
(11)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6页、349页。
(12)参见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1959-1960)》，《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13)参见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三次发掘简报(1960年）》，《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14)参见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1972-1973)》，《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15)参见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1973)》，《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1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
(17)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18)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1期。
(19)柳洪亮：《198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2期；又见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参见沙比堤：《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21)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22)参见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23)参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24)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
(25)［日］盛余韵：《中国西北边疆六至七世纪的纺织生产：新品种及其创制人》注72，《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