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钱庄论文,近代论文,农村论文,兴衰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钱庄在近代农村旧式金融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同城市钱庄和城市金融业紧密相连，是全国钱庄业的有机成分。学人关于近代钱庄业的研究，集中于城市钱庄，且仅限少数口岸城市钱庄，广大农村地区钱庄业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
钱庄业的发展和兴衰，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世纪下半叶，当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的钱庄业蓬勃发展时，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无钱庄；20世纪初，当城市钱庄业被银行排挤、取代，开始走向衰落时，农村钱庄却在排挤、取代典当业，正处于发展高峰，在某些地区甚至一度与银行分庭抗礼。进入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被蚕食，银行不断向农村扩散，币制改革全面推行，农村钱庄也同城市钱庄一样，急剧衰落，不少地区完全消失。
近代农村地区的钱庄资料稀少，又十分分散、零碎，进行系统研究有相当难度，惟近年大量编纂出版的地方志，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这里主要利用这些方志资料，对近代农村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货币兑换和农村钱庄的起源
农村钱庄同城市钱庄一样，最初也是源于货币兑换。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市场的血液。明清时期，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的入侵和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农村商品经济和商业流通加速发展，但中国古老和紊乱的货币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致市场血液流通不畅，严重制约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清代货币制度是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度，银、铜两种金属以其本身的价值作为货币同时流通，但银两、银元和制钱、铜元的铸造以及名称、重量、成色、质量、规格极不统一。据民国初年的统计，全国各地通用的宝银名称、成色和重量达100多种，最多的如山东，就有16种，直隶有10种。①实体银两之外，又有“虚拟银两”，名目亦多。②各地银两的复杂和混乱，给交易、汇兑、资金解运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麻烦。有人统计，从江苏拨解一笔税款到甘肃作协饷，竟然要经过9次兑换。③相对于称量货币银两而言，作为单元货币的制钱，由官府铸造，以个计值，相对简明便利。不过实际流通价值仍因其本身重量和成色而异，但问题是各种制钱的重量和成色并不一致，封建政权甚至蓄意减低其重量和成色以谋利，从而加剧了制钱价值的差异和混乱。同时，各地制钱的计数规矩及习惯繁多。所谓“千文”，实际并非一千，而是几百，两者之间有一个差额，其大小不仅地区之间不同，即使同一地区也多种多样，④繁复至极。愈到后来，货币种类和流通习惯愈益复杂。到清末民初，货币种类除了银两、制钱，又有银元、毫洋和铜元，以及各种纸币和兑换券。货币种类和名目愈复杂，市场交易、人们经济往来所遇到的限制和障碍也愈多。农民通常出售少量农副产品，以及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多是铜钱或毫洋，而牛马等大型牲畜交易、土地房产买卖或交纳钱粮、地租(货币租)，通常只收银两或银元。农民必须将铜钱兑换成银两或银元，才能交租纳税或购买牲畜等。同时，包括银两、银元在内的许多货币的流通范围，也有诸多限制，往往在甲地流通的货币，到乙地就不被承认。⑤一些行商走贩所卖货款也多为散钱，返回携带不便，亦必须换成整钱。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钱币兑换才能解决。
随着农村商品交换、商业流通的发展，尤其是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人们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货币兑换愈加频繁，从事货币兑换的人数不断增加，逐渐成为一种行业。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专门替人进行银钱兑换的“钱挑子”、“钱摊子”、“钱匣子”、“钱桌子”。这是一些地区早期农村钱庄的萌芽。
贵州地区的银钱兑换业出现很早。宋、元后，货币兑换业已开始萌发。明末清初，省内少数民族习用白银，市场多以白银交易。银匠铺、银炉(又称煎销业)代为熔解、化验、鉴定，或以片银改铸银锭，或以大易小，以劣换优，银钱兑换业已成为市场交易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中介人。雍正至光绪初年，省内公私炉座竞铸铜钱，质量高低悬殊；清末民初币制混乱，银两成色不一，铜钱轻重各异，纸钞币值不稳，银钱兑换业者借以哄抬、抑压，扣取费用，从中渔利，进入银钱兑换业的黄金时代。银钱兑换业者，初始以铜钱数吊为本金，用绳索串成“钱串”搭在肩上，走街串巷，四处兜揽，藉以谋生。兑换对象以四郊农民为主，城镇居民次之。其后改在路边摆设“钱摊”，置条桌一张，有“钱板”数块，板上按银元、银辅币及铜元大小，凿成半圆形凹槽，每槽可装铸币100枚。这类“钱摊”，各县城镇随处可见。一些盐、米、杂货商铺亦兼营银钱兑换。
1933年“废两改元”后，贵州一些边远乡镇尚有少量银两、制钱和银元、铜元、纸钞同时流通。币种繁多，品质混杂。⑥银钱兑换业者利用不同币种材质、成色、比价及其变化，以及各地交通落后、行使货币习惯不同、某些币种的季节性需要(如春节期间各家各户需要大量铜元用作压岁钱和零星开支)等，贩运倒卖，操纵价格，牟取厚利，银钱兑换业一直十分活跃。如修文县，1935年前，主要流通银元、铜元和银毫等硬币，因含银成分不一，交换比值出现差异，银钱兑换业兴盛，经营者每逢集日，往来于县城和狗场坝、扎佐等集市，巡回兜揽，称之“吃措钱”。⑦
山西银钱兑换业的产生亦甚早。晋人擅于经商，山西一些小城镇，明中叶后即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商品交换和商业流通发达。人们在纳税、购物和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进行银、钱兑换，由此吸引一部分商人专门从事银钱兑换业。山西早期的银钱兑换机构叫“钱桌”或“钱铺”、“钱肆”。孝义、平遥等地，清代前期即有钱摊、钱肆、钱店。乾隆年间，孝义钱铺、钱摊“遍及城乡”。⑧
四川在清末民初时，各地银钱兑换和银两倾销行业都相当发达。光绪、宣统年间，巴县、成都城乡的钱铺、钱摊多达三四百家。永川县属，清末民初因商业繁荣，而交通不便，土匪猖獗，进出口商所收的银元、铜元必须换成美丰银行的兑换券或粮契税券，以便携带，钱摊曾旺盛一时。到1925年，全县还有钱摊20余家，大的有铺面，小的仅一桌一椅，一个铁丝网笼子，上层放置钞票、银元、毫洋之类，下层放着各种铜钱或小钱，既轻便又安全。忠县一带，1904年后，铜元、银元开始在市面流通，从事银钱兑换的钱摊随即产生，逐渐发展到11家，分布县城内外。⑨
其它各地都有银钱兑换业。
广西在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兑换银钱的找换店。进入民国，因流通货币种类增多，有铸币、纸币，还有外国纸币，为找换店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数量最多的是梧州、南宁，1934年分别有找换店68家和64家。桂林、柳州、龙州、玉林、百色找换店也不少。⑩广东中山，光绪年间有“钱台”，以收买白银、铜钱，兑换双毫、大洋、铜仙、外币为业。(11)河南鲁山，1897年后，有的商行、盐号开始兼营金融业务，有的集市设有“银钱桌”，买银卖银，兑换货币，从中赚取回扣。(12)江西萍乡安源，1903年开始出现“钱担子”，外形为二尺五六寸高、一尺五六寸见方的两个立柜，专门从事整换零或零换整的银钱兑换。(13)湖南湘乡县城和永丰、娄底、谷水、杨家滩等较大的市镇，民国初年有俗称钱贩子的现钱经纪，从事钱币兑换。(14)
随着银钱兑换业的发展，在四川、河北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以钱币兑换为主的“银市”、“钱市”。四川夹江，除县城四厢街道和各场镇散布的兑换店外，县城另有兑换店铺集中的钱市，兑钱点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垫江钱市设在轩辕庙，也是银钱兑换，本小设摊，本大开店；有专营，也有店铺兼办。(15)河北昌黎、乐亭、卢龙、抚宁、清苑等地银市(钱市)，最初也是源于货币兑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货币制度的演变，活动内容和性质逐渐发生变化，由银钱兑换转为货币投机或资金融通。(16)
在兑换业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钱桌、钱摊、钱挑子等，通过银钱兑换赚取佣金、差价和利润，逐渐增加资本，扩大营业规模与范围，在银钱兑换之外增加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部分钱桌、钱摊、钱挑子由此发展和演变为钱庄。
四川各地，早期钱庄、银号多从换钱业、倾销店发展、演变而来。1892年，巴县知县规定，流通的银两必须以新票银为准，外地流入的银两，必须改铸成新票银方准行使，倾销业顿行发达。1903年前后，四川自铸银元、铜元，市场流通的银两、制钱逐渐减少，银两倾销和银钱兑换业务萎缩，钱铺和倾销店利用其与商号的密切关系，兼营存放款业务，开始向钱庄、银号转化。四川首家钱庄“同生福”，就是在1896年由巴县一家钱铺改建的。同时，铜元、银元兑换业务兴盛，由此产生新的钱摊、钱铺，其后也逐渐演变为钱庄。如忠县、资中分别在1904年和民国初年开始出现的“换钱摊”，后来有的扩大营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从钱摊演变为钱庄，忠县还成立了“钱业公会”。(17)
贵州省内最初的钱庄，都是由钱摊演变而来。遵义刘某，先由换钱摊起家，后来身背钱袋，走街串巷，经营短期高利贷款，因无固定门面和正式招牌，俚称“过街银行”。1896年，黎平县官银铺主持人自办银钱兑换业务，辛亥革命后在县城开设商号，兼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实际上就是一家钱庄。1899年开始设于贵阳南门的一家银钱兑换铺，约在1923年扩大规模，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改称“钱庄”。(18)
山西在道光后，一些本钱较多的钱桌、钱铺、钱肆，相继发展为钱庄。他们扩大和增加业务，除了银钱兑换，又替商户保管货币，并受托办理商户支付事宜，签发钱帖、钱票，成为各商支付中介。同治光绪后，一些大的兑换商又将代管的钱币出借，经营存款和放款业务。这样，货币兑换商又从支付中介发展为信用中介。(19)
山东阳信，钱业机构在清末称“钱桌”，民国初年改称“钱铺”，后又改称“钱庄”或“银号”。(20)名称的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钱桌到钱铺、钱庄的发展、演变过程。
广东惠阳、高要、潮阳、揭阳等地的钱庄，都是由小型兑换业发展而来的。潮阳的银钱找换业者最初在县城和集镇摆摊，继而扩大业务，发展为找换店，专营银钱找换，也有的兼营存贷业务，逐渐发展为钱庄。在揭阳，钱庄又称“银钱庄”或“汇兑庄”，也是从银钱找换和汇兑发展而来。高要自1888年后，因广东自造银元，印制粤钞(俗称“毫券”)，出洋华侨及进口洋货渐多，商家自开银铺，经营银两、银元以及各种洋币的兑换，后来这些银铺逐渐变为钱庄。(21)
福建龙溪、海澄一带，清末有专营银毫、铜钱兑换的“钱柜子店”(也称钱店)。进入民国，市面纸币、铸币相间流通，货币兑换业务减少，钱店受到冲击。到1915年，钱柜子店纷纷停闭，或转营钱庄、银号，于是出现了首家钱庄。(22)
江西新淦、兴国、浮梁，湖北黄冈等地的钱庄，前身不少也是钱店、钱铺，最初只是兑换银钱，后来才增加存款、贷款，名称亦随之发生变化。新淦钱业商，清末称“钱桌”，民初称“钱铺”，后来逐渐改称“钱号”或“钱庄”，并按规模大小和业务范围分为汇划庄、钱号、零兑庄三等。铅山钱庄中，资本最多的4家均超过20万元，但最初都只兑换零星银钱，后来才增加存放款业务。兴国的钱店也是源于零星银钱兑换，以后逐渐发展到存款、抵押、放款、出票、汇兑以及买卖金银、银元等。浮梁大部分钱庄集中于景德镇，清代中期，各地商贾云集于镇，商贸活跃，工商行号、钱庄、票号鹊起，其中帐帮源于民间高利贷，钱庄源于兑换业，票号源于汇兑业。(23)湖北黄冈的钱庄，也都是由单纯兑换扩大到经营存放款而演变产生。(24)
资料显示，钱摊、钱铺是钱庄的先驱和萌芽，许多地区最初的钱庄，都由钱摊、钱桌、钱挑子、钱铺、钱店等发展演变而来。农村钱庄产生后，各地发育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低不一，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钱庄业发展到了较高水平，钱摊、钱桌等初级状态的金融机构已被钱庄取代，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在近现代文献中，已不见踪影(也许该地钱庄并未经过钱桌、钱摊的发展阶段)。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山西部分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况。前述福建龙溪、海澄，自1912年后，原来专营银钱兑换的“钱柜子店”纷纷停业，或转营钱庄、银号。到1929年，两县有钱庄五六十家，而钱店消失。广东中山，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乡民出洋谋生日多，侨汇增加，小榄又有生丝出口，推动了银钱业和汇兑业的发展，以及“钱台”的演变。除部分钱台转换为银钱庄外，华侨投资开设钱庄亦多，先施、永安两家百货公司亦在县内开设银业部，办理储蓄、保险和抵押贷款。1924-1930年，全县有银钱庄号48家，原有钱台被迫退出历史舞台。(25)
山西晋中地区，清代初期，各县遍设钱铺，为商民办理少量银钱存放款或零星兑换。到清中叶，钱铺营业范围扩大，资本增加，名称改为钱庄或银号，并在有的地区取代了钱铺(钱肆)。如交城，清末有钱铺数家，民国初年，随着皮毛生意的兴旺，又增加12家。到1921年，钱铺全部被银号取代。孝义在乾隆时“遍及城乡”的钱铺、钱店(或钱摊)，以后逐渐发展为专业钱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的更由钱庄改组为规模更大的“银号”。另外又有专司工商业户存放款业务的“帐局”，钱店、钱摊被彻底淘汰。(26)
四川泸县，清末民初，城乡均有钱庄(钱铺)，仅县城大小河街至东门口即有15家，乡场也很普遍。自钱庄、银行兴起，钱铺即被挤垮而消失。(27)
第二种情况，钱庄已经发育、形成，但钱摊、找换店继续存在，形成钱庄和钱铺、钱摊、找换店并存局面。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少数地区，其他各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地区，就是如此。有些地区钱庄和钱铺、钱摊的区分亦不甚明显，连名称也相当含混，如河南淇县，钱庄亦称银号、钱铺、钱桌；山西孝义，钱庄也称钱铺、钱店。(28)
江苏江都，清末民初，随着米业、木业的发展，资金周转加速，钱庄兴盛，但钱铺、钱摊仍存。民国初年，米镇仙女庙有钱庄30余家，钱摊子亦达20余处。(29)
广东潮安，银钱庄始于20世纪初，1920年后，商号兼营银钱庄日多，1925年后，因废银两为银元，废制钱为铜仙，货币相对单一稳定，兼营的银钱庄逐渐变为主营，1930年进入全盛期，不过找换店仍占有一定比重。该年有票庄12家，息庄41家，收找店23家。(30)潮阳、龙川情况相似。潮阳一直是钱庄、收找店并存。晚清至1939年沦陷前，全县先后开设过15家钱庄，同时在1941年前，全县有收找店23家；揭阳在钱庄产生和发展起来后，县城和集镇仍有找换摊点，不过其地位发生变化，由先前的钱庄“先驱”变成了“附庸”；龙川在清末至民国期间，主要集镇均同时设有钱庄和钱铺。(31)
江西浮梁钱业的特点是，钱庄产生时间早，数量多，种类齐全。景德镇早在明末清初即有钱庄，1912-1927年间，全县钱庄多达80余家，除景德镇外，其它集镇和商品集散地，都有钱庄。根据资本大小，钱庄分为福、禄、寿三个字号(等级)，另有资本较小的“水钱庄”，以及资本更小的钱摊，又分为固定钱摊和流动钱摊两类。后者走村串户兜揽生意，俗称“钱贩子”。(32)
湖南望城县，民国初年，钱庄有设固定门面、流动和商行附设等3种形式。所谓“流动”，也是走村串户的钱贩子。祁县光绪初年已有钱庄。1919年有钱庄11家，但还有不少钱贩子。1936年县城有钱贩子10余家，有专营，亦有兼营，以一桌一椅摆于街道或市场，进行货币兑换，也有的经营借贷业务。(33)
四川金堂，据统计，1924-1945年间，有钱庄12家，资本45 100元，钱铺、钱摊46家，资本45 200元。二者资本实力不相伯仲。绵阳、江油、三台、安县等地，钱业中规模较大的，早期称银号、帐庄，后来称钱庄；规模较小的称钱店、钱摊。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钱店、钱摊十分普遍，各县城乡都有，少则一二十家，多则四五十家。据1936年的调查，三台全县有银钱业57家，股本法币30—200元。显然绝大部分是钱店、钱摊。(34)
贵州农村地区钱庄数量不多，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是钱庄和钱铺、钱摊并存。据不完全统计，赤水截至1940年，先后开办的钱庄有10家，钱铺、钱摊亦有10家，遵义则除了钱庄，同时还有流动钱贩。(35)
陕西陇县，钱庄分为汇划、挑打、零兑庄3种，汇划庄是大钱庄，并能发行庄票，还有汇划总会。挑打庄是小钱庄，零兑庄仅能兑换辅币，亦即找换店。(36)
黑龙江呼兰，20世纪初，钱业除钱庄外，还有“钱桌子”(俗称“钱匣子”)。1926年县署规定，钱桌须商户作保，每桌每月交费4元，当时登记的钱桌有10张，次年增至15张，1928年有12张。(37)
第三种情况，钱业的发育、形成尚停留在货币兑换和小额借贷阶段，只有钱店、钱摊、钱桌子等，而未有钱庄产生。
这种情况在钱庄业较发达的沿海及东南地区，已经罕见，只有少数或个别县区存在。如江西宜丰，没有专营钱庄，只有附设于商号的钱铺，一般设于纸行、货店。(38)西南、西北各省，则有不少地区仍停留在货币兑换阶段。
广西临桂、永福、灌阳、龙胜等地，都主要是兑换钱摊。临桂在嘉庆年间，已有9家钱铺，清末增至24家，但未见钱庄。灌阳在民国时期，县城有银铺兼营的钱柜，办理兑换业务，但业务量不大，亦无钱庄。永福县城虽有几家“钱庄”，但资金微薄，仅在圩期摆摊设点，经营小额兑换业务，称作“钱摊”更确切。龙胜则仅有1家钱币兑换店。(39)
四川夹江，民国时期县城有钱市，兑钱点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四城街道还有不少分散的兑钱店铺，各场镇亦有，数量仅次于县城。但这些兑钱店铺始终没有发展扩大为钱庄。(40)丹棱、南部等县情况大致相同。南部县城乡，清末民初均有换钱铺和换钱摊；丹棱钱业经营，资本少者摆摊设点，资本多者开设店铺，但两县均无钱庄。(41)
至于云南、贵州等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不仅钱庄少见，兑换摊点也不多。云南蒙自、江城，只有兑换摊(所)，而无钱庄；梁河也只有商店兼办的汇兑。(42)前述贵州修文，虽然被称之为“吃措钱”的兑换业相当兴盛，但始终未有钱庄，1935年后，兑换业亦消失。(43)
二、农村钱庄的兴起、发展和衰落
农村钱庄最初发源于货币兑换，最初钱庄亦多由从事货币兑换的钱桌、钱摊、钱铺、钱挑子、找换店等发展演变而来。不过就整体而言，作为以存放款和汇兑为核心业务的钱庄，多数既非由货币兑换业和兑换店铺演变产生，也不能单纯依靠货币兑换生存和发展。农村钱庄的全面兴起，农村钱庄业的形成，除了落后紊乱的货币制度，还必须以较大程度发展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业流通为条件。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钱庄是直接产生于当地不断发展的商品交换和商业流通，而且并不一定经过货币兑换店的发展阶段。
近代中国农村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悬殊，早期农村钱庄的全面兴起，首先发生在那些社会经济和商业流通较为发达的市镇和州县。它们中有的是历史名镇或手工业中心，或以某些名特产品著称；有的是江河或航海码头，是往来物资和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有的是清代府治附郭“首县”或州治，是地区政治、经济和商贸中心；有的紧邻省城或口岸城市，是城市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地；有的是侨乡，侨胞和侨汇往来频繁。这些市镇和州府、县城商业发达，对外经济联系比较密切，自然成为早期农村钱庄的发祥地。
江西景德镇是有名的瓷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早在明末清初即有钱庄。清代中期，各地商贾云集于镇，商贸活跃，工商行号、钱庄、票号、帐帮鹊起，1912-1927年间，景德镇所在的浮梁县，钱庄多达80余家，除景德镇外，其它集镇和商品集散地，也都有钱庄。(44)
湖南湘潭、洪江，分别是湘东、湘西名镇。湘潭湘江码头，钱庄始于清康熙年间，后逐渐发展，光绪年间进入鼎盛期，仅县城就有钱庄100余家。1928年有40余家。会同洪江镇是湘黔边境商品转口贸易市场，钱庄业产生于鸦片战争后，1877年有钱庄2家，1905年增加到21家，1916年达23家。(45)
河北束鹿辛集镇，位于冀中平原中心，是河北传统皮毛集散市场，钱庄兴起于同治前，1862年有钱庄4家，清末增至27家，1937年“七七”事变前达40家。(46)
山东周村、龙口，均为旧镇，分别是河港和海港。周村位于鲁中，自同治初年后，晋商在周村先后开设票号、钱庄，1904年票号、钱庄发展至8家。此后本地商人也开始投资钱庄业，钱庄增多，1915年发展到90余家，资本万元以上的即有23家。各钱庄为协调业务，是年成立“福德公馆”(俗称“钱行会”)。龙口位于胶东莱州湾，该镇及其所在地黄县，清乾隆前即有“钱桌子”，乾隆年间开始出现各式钱庄(钱铺、汇兑庄、兑款庄、放帐铺、银号等)。鸦片战争后，商业渐盛，交易日繁，钱庄增多，光绪初年龙口和县内有钱庄60余家，1904年增至168家，达到顶峰，大部分在龙口镇。(47)
某些社会经济和商业流通较发达的州县，也在鸦片战争前后或稍后，开始出现钱庄。浙江绍兴，是清代绍兴府附郭“首县”，(48)地处宁绍平原水乡，商业发达，绍兴老酒、茶叶、丝绸、锡箔等广销中外，绍兴商帮更是上海、杭州钱庄业的主角。(49)他们在沪杭经营钱业的同时，咸丰同治年间开始在家乡大办钱庄。1886年山阴、会稽两县有钱庄42家。辛亥革命前后，受政局影响，绍兴钱庄降至20余家。后市面复苏，城市银行势力日益强大，绍兴商帮使出回马枪，绍、杭、沪三地钱庄，相互投资，互为联枝，绍兴钱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32年，绍兴城区钱庄增至51家，同时向乡下扩散。安昌、柯桥、华舍、临浦、崧厦等集镇均有钱庄，其中安昌镇多达8家。(50)奉化紧邻鄞县(宁波)，1876年，县城大桥镇首家钱庄开业，1911年增至8家。民国初年钱庄扩至溪口、萧王庙等集镇。1932年，全县钱庄达38家，为最盛期，除大桥镇16家外，其余22家散布在西坞镇、萧王庙、亭下、溪口等9个集镇和村庄。(51)
福建邵武、晋江，鸦片战争前后已有钱庄。邵武系邵武府附郭“首县”，闽赣商贸孔道，1830年出现首家钱庄，1857年太平军第二次进入时停业，1935年复苏，有钱庄9家。晋江系泉州府附郭“首县”，又是侨乡，鸦片战争后，商业发展，侨汇大量涌入，社会游资充斥，钱庄由此产生，并迅速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达于鼎盛，全县有钱庄50多家。(52)
广东台山、潮阳、澄海，钱庄产生也较早。台山是著名侨乡，钱庄始于道光年间，专为侨眷买卖侨汇，找换外币，经营存放款。1846年抗战胜利，侨汇接通，全县钱庄发展到160家，为金融业的鼎盛期。潮阳紧邻汕头，汕头开埠次年(1861年)开办首家钱庄(又称银号)。此后钱庄渐多，部分与汕头联号。晚清至1939年沦陷前，前后开设过15家钱庄。汕头北郊澄海县，汕头开埠后，县人前往汕头经营钱庄的同时，也在本县先后开设钱庄20多家。1933年，县内有注册钱庄14家。(53)
广西邕县，系清代南宁府附郭“首县”，1823年出现首家钱庄，且资本甚巨。1921年后，钱庄、银号发展甚快，1933年有钱庄35家，1934年增至70家，圩镇和部分村庄也有挂牌或不挂牌的钱庄。(54)
湖南长沙、常德，分别是清代长沙府、常德府附郭“首县”，长沙咸丰前即有钱业。初为小钱摊，同治末年，一些湘籍退职官吏热衷钱业，开始出现大资本钱庄。1905年有钱庄59家，1929年增至86家，钱庄业达于鼎盛。常德1875年首建钱庄，到1914年，全县有钱庄30多家。1918年因战乱和钱庄滥发“市票”，多数倒闭。1928年渐次恢复，县城有钱庄19家，乡间10多家。(55)
四川巴县，是旧重庆府附郭“首县”，钱业起源甚早，钱庄多由钱铺转化而来。1891年重庆开埠后，巴县钱庄业发展速度加快，进入民国，钱庄取代票号而成为商业活动的枢纽，1926年，加入重庆钱业公会的钱庄有30多家，1929年发展到50多家。(56)
在北方，河北安国是重要的药材集散地，钱庄产生较早，并主要为药材市场服务。1907年，全县有钱庄、银号19家，民国初年增至100多家。其后衰落，1931年尚有50家，其中药材市场占40家。与安国比邻的无极，钱庄产生也较早，清代即有钱庄10家，民国时增至40余家，遍布县城和各集镇，并有2家官办钱庄，已基本“形成金融网络”。(57)
山东菏泽，系清代曹州府附郭“首县”，钱庄始于光绪年间，1918年前后迅速发展，仅县城就有钱庄128家。(58)
安徽阜阳是颖州府附郭“首县”、皖西北经济中心，阜阳及其相连太和、涡阳两县，钱庄产生都较早。阜阳钱庄始于光绪年间，民国初年，商业兴盛，钱庄飞速发展，最多时达50余家；太和钱庄始于1859年前后，1890年前后有钱庄7家，1919年前后达13家；涡阳清末时，各大集镇都有钱庄。(59)
河南邓县、许昌，均为清代直隶州。邓县同治年间出现首家钱庄，民国初年，县城钱摊、钱铺达50多家，较大集镇均有专营或兼营钱业的商号。许昌1886年出现首家银号，1915年后，许昌成为烤烟生产和集散地，因交通不便，汇兑困难，客商只得用申埠期票，就地向商号贴现，汇水高昂，利息优厚，富商巨贾纷纷开设银号，钱庄业由此形成。(60)
黑龙江呼兰，清代为府治，1913年裁府留县。清末有钱庄(也称银号)2家，1924年增至42家。(61)
另外，浙江兰溪(1873)，江西奉新(1860后)，湖南宁乡(1870前)、祁阳(光绪初年)，广东四会(1840)，广西融安(1865)、临桂(嘉庆)，河北献县(同治前)，山西孝义(乾隆或以前)，山东楽陵(明代)、莱阳(嘉庆)，河南许昌(1886)、罗山(1886)，四川德阳(同治或以前)等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都已出现首家钱庄。(62)山西晋中地区各县(榆次、榆社、左权、和顺、昔阳、寿阳、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以及其他部分州县，早在清初，已普遍设有钱铺。到清代中期，钱铺业务渐广，已相继发展为钱庄。(63)
上述情况显示，至迟到鸦片战争或稍后，农村钱庄和钱庄业已开始产生，不过从全国范围看，甲午战争前，除山西晋中等地区外，钱庄数量有限，地域分布只是星星点点，农村钱庄业尚处于萌芽或早期阶段。
甲午战争后，农村钱庄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外国侵略势力不断深入，广大农村日益半殖民地化，农村自然经济日益瓦解，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城乡商品经济和商业流通加速发展，农村地主经商热不断升温，农民同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农村需要新的资金融通渠道和手段。这就为农村钱庄的全面兴起准备了条件。不仅已有钱庄的市镇、州县，钱庄数量大增，而且更多地区的农村钱庄应运而生，一些地方的地主富户更掀起开办钱庄热。同时有的城市钱庄因银行挤压而向农村转移，如前述绍、杭、沪三地钱庄，“相互投资，互为联枝”，就是杭州、上海钱庄转往绍兴，寻找退路的真实写照。农村钱庄业开始进入全面形成、迅速发展的阶段。
江苏常熟、武进、丹阳、江都、东台、灌云等地，20世纪初，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钱庄迅速兴起。常熟、江都情况已如前述。武进民国初年有钱庄8家，其中县城6家，乡间2家。一次大战期间，钱庄畸形发展，城乡钱庄多至30余家，乡间仅魏村一地即有4家。丹阳在1920-1931年间，丝绸业兴隆，产销两旺，金融业活跃，地方绅商纷纷投资钱庄，先后设立者达10余家。(64)东台自1915年后，因兴办盐垦公司，成为苏北重要棉麦产区，吸引上海、无锡、南通、泰州等地洋行、公司、纱厂、面粉厂设庄收购棉花、小麦、禽蛋，市场顿行活跃，有游资者争相开设钱庄，到1924年，全县城乡有钱庄30余家。灌云是重要盐垦区和盐场，农业、海盐生产和商贸发展迅速，1928-1931年间，板浦商贸地位几与扬州齐名，短短数年间，先后有16家钱庄开业。(65)
浙江义乌、兰溪、定海、普陀、平阳等地，进入20世纪后，钱业不断发展。义乌1917年后有钱庄6家；兰溪1929年全县钱庄15家，全面占领金融市场，典当因钱庄挤压，逐渐萎缩。舟山群岛的定海、普陀，分别自1905、1920年建立首家钱庄后，迅猛发展，1932年分别有钱庄32家和19家。地处闽浙交界山区的平阳，20世纪初，随着明矾开采和运销的扩大，钱庄迅速兴起，1935年后的数年间，相继开办钱庄超过15家。(66)
广东顺德、新会、中山、高要、四会等县，因商业性农业和对外贸易扩大，或乡民出洋谋生日多，农村钱庄业随即兴起。顺德在1904年时还只有省官钱局设于甘竹海关的官办钱庄，民国初年，蚕丝业兴盛，贸易频繁，民营钱庄应运而生，1927-1931年，仅容奇镇就有钱庄30余家，并在大良成立全县银业公会。新会清末民初有钱庄(银号)7家，1938年达31家。中山在一次大战期间，因乡民出洋者增加，小榄有生丝出口，推动了钱业发展，1924年小榄有银钱庄号30家，全县达48家。高要1926年有钱庄10家，四会在民国时期也有钱庄10家。(67)
江西铅山、于都，钱庄是制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区域贸易发展的产物。铅山位于闽赣交通和商贸通道，钱庄业兴起较早，规模亦较大。县城河口在清代有钱庄20家，1921年福利钱庄一度由商界集资扩充为河口福利银行。赣南于都，宣统年间因仙下圩外出补缸、弹棉花者剧增，远涉港、台，汇兑频繁，先是有富商在赣州开设钱庄，仙下圩设分庄；民国年间，银坑烟丝畅销省内外，同时开办炼银业，商人云集，通汇日盛。1920年有富户集资10万元在银坑开设钱庄，赣州设分店，钱庄业十分兴旺。(68)
四川广汉、大足，20世纪初，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钱庄业迅速扩张。1894年，两名陕西人到广汉县城开设钱庄，到1931年，县城已有钱庄60余家；大足光绪年间开始出现钱庄，民国初年至抗战前有钱庄51家。(69)
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桓台、安丘和胶东的莱阳、即墨、平度等地，钱庄业因进出口贸易和出口型加工副业扩大蓬勃发展。桓台1904年有钱庄3家，民国初年，青岛外国洋行通过买办渗入桓台，洋货输入、土货输出大增，钱庄业随之发展，1921年增至18家，1933年达36家，总计全县先后开设钱庄114家，其中县城51家，其余63家散布在田庄、索镇各集镇。安丘钱庄数量更多，主要从事存放款业务。1921年，仅县城的放款户就达100户，即票者300余户。莱阳在20世纪初，随着蚕丝业和草帽辫、花边编织业的兴盛，钱庄业大旺，社会上出现一股开办钱庄热，1917-1933年间，县城钱庄增至20余家，各集镇达142家，各村小钱庄更是多达数百。20世纪初的即墨，也出现钱庄热，钱庄业迅猛扩大，抗战前钱庄最多时达128家，其中26家在县城，其余散布在集镇、村庄，蓝村即有钱庄32家。平度钱业鼎盛时，全县大小钱庄、票号多达千余家，完全控制了平度的金融。鲁北宾州地区(宾县、阳信、惠民、无隶、沾化、博兴、邹平)，清末有钱庄19家，民国初年，兵乱成患，典当逐渐倒闭，钱庄代之而起。1914年钱庄增至91家，1932年达115家。(70)
河南淇县、滑县，清末民初，因交通方便，商业兴隆，钱庄亦迅速兴起，淇县县城有钱庄24家，集镇5家；滑县有钱庄银号数十家，仅道口镇就有20家。南阳地区，清末民初钱庄迅速发展和普及。南阳1897年出现首家钱庄，民国初年，汉口外国洋行通过买办渗入南阳，外货销量与土产外运激增，款项调拨频繁，钱庄业务随之发展，先后开业的有十四、五家，1921年成立同业组织“钱集”，每天议定单据、金银价格，操纵金融市场。民国初年宛城有钱庄30余家，旗达100余家。邓县、唐河、新野、淅川等县，钱庄、票号也较多。(71)
陕西钱庄又称银号、钱局、钱号、钱行等，凤翔清末即有钱局，1938年前有大小钱局65家。澄城清末民初有钱庄、钱铺14家。民国初年陕西全省有银号200余家。(72)
在东北，清末民初，随着土地放垦和农业开发，经济加速发展，各地农村钱庄业相继兴起。吉林榆树，1906年后商号纷纷开设钱庄，1916年全县达34家；西安(今辽源市)1928年有钱庄26家。黑龙江绥化，1911年有钱庄30余家；肇东“九·一八”前钱庄颇多，县城、满沟、宋站等地，计“百家有余”。辽宁铁岭，1927-1929年，全县有钱业19家。(73)
农村钱庄业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萌发,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育、成长，到20世纪初，已经全面形成。在数量和地区分布上，也由最初的三三两两、星星点点，发展为成百上千、成块成片、形成网络。鸦片战争前后，建有钱庄的市镇、州县还屈指可数，到20世纪初，大部分省区50%以上的县设有钱庄，已相当普遍(详见表1)。
农村钱庄作为货币紊乱和商品交换、商业流通相对发展的产物，主要集中在那些商品交换、商业流通比较发达和商人队伍较为强大的地区，因而分布很不平衡。表中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省，钱庄较为普遍，有钱庄的县占总数的80％以上，其中江苏、山东、山西更超过90％。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7省，有钱庄的县占50％—60％左右。(74)其他省区，有钱庄的县，均在50％以下。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有钱庄的只是个别州县，甚至还是一片空白。从全国范围看，调查的1061县中，(75)630县有钱庄，亦即全国接近60％的县有钱庄。这是近代农村钱庄业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总体水平。
农村钱庄产生的时间，明显比城市钱庄晚，除少数外，都在鸦片战争后，其中大部分又在甲午战争后。上述1061县中，有首家钱庄开设年期可考的583县(详见表2)，鸦片战争以前64县，占10.9％，鸦片战争以后523县，占89.1％。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清末民初，1895-1926年开设首家钱庄的达334县，占总数的56.9％。1927年后，由于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经济较发达而尚无钱庄的县也已经不多，农村钱庄的扩散速度急剧减慢，趋于停止，1927-1949年开设首家钱庄的只有72县，占总数的12.3％。
农村钱庄业的发展和兴衰，既取决于全国的经济环境、市场条件，又直接受到当地经济形势、社会治安、农业收成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地区间的差异颇大。
少数地区1927年已开始衰退。如山东自1927年张宗昌督鲁，复继以1928年济南惨案，钱庄业因遭残存，纷纷倒闭。1926年全省银钱号约千余家，延续到1932年的为318家，闭歇者超过三分之二。全省各县钱庄，昔无今有和昔少今多者分别为3县和18县，合计21县；而昔有今无和由多而少者，分别达42县和31县，合计73县，后者相当前者的3.5倍。(76)不过大部分地区在1927年后，农村钱庄曾出现短暂的发展。由于现存资料大多过于笼统、零碎，互不连贯，民国以前的资料更不完整，因而很难就近代农村钱庄发展的长期趋势进行全面统计和评估。表3反映的是江苏等24省区405县1911-1937年钱庄数量变化。
如表3，钱庄数量的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单峰骆驼型，1921-1931年是驼峰。大量资料显示，从全国范围看，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前，农村钱庄业基本上处于兴起和发展、扩散阶段，1921-1931年达于高峰。(77)此后由于东北沦陷，国内银行加速发展，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推行，钱庄数量明显下降，到1935-1937年，已经不到高峰期的60％，农村钱庄业急剧衰落，东北钱庄更所剩无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绝大部分钱庄停业、倒闭，农村钱庄业陷入凋零状态。具体到每个省区，受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制约，高峰时段不尽相同。如安徽、广西、湖南、陕西的高峰期是1911-1920年；浙江、河南是1932-1935年；而山西、四川是1927-1935年，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农村钱庄业也同城市钱庄业一样，因受银行业的威胁而开始衰落，但在时间上比城市钱庄稍晚，开始时受威胁的程度亦较轻。如河北，1931年后，由于银行业的发展，城市钱庄业受到很大威胁，相当一部分钱庄倒闭，1935-1936年，张家口和保定分别只剩10家钱庄，唐山、秦皇岛分别只剩1家。而中小城镇受威胁较小，银行甚至需要依靠钱庄发展业务，农村部分地区的钱庄业还在不断发展，如辛集银号从1931年的20家，增至1937年的40家。(78)有的还在同银行的竞争中，一度占优势。湖南长沙，民国初年虽然银行业兴起，但钱庄经营灵活，业务比银行好。(79)浙江绍兴，1932年时，农村钱庄业方兴未艾，当时银行业正在绍兴兴起，银、钱两业竞争激烈，不过初时银行并不占优势。1934年绍兴交通银行营业报告称，“银行之兴起，正复未穷；同业之竞争，势却愈烈，而绍兴金融掌握，尚在钱业”，是年银钱两业，仍以钱业致利最丰。(80)义乌情况类似。1929年后，上海等地钱庄利用义乌钱庄发放大量贷款，县内商店利用沪、杭商人经商，收入存入本地钱庄，导致钱庄盈利增加。1934年后，银行还竞争不过经营灵活的钱庄。(81)同时，当银行排挤、取代城市钱庄时，某些地区的农村钱庄则取代典当，如前述山东宾州地区，农村钱庄即是取代典当而迅猛扩张。
不过农村钱庄毕竟不是银行的竞争对手。20世纪30年代，新式银行业如日中升，正加速向农村扩张。在大部分地区，越来越多的钱庄被银行挤垮，加上废两改元、推行法币，银钱兑换业务消失，接着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农村钱庄相继倒闭，一些地区的农村钱庄业迅速凋零，甚至完全消失。
前述浙江绍兴、江苏灌云、湖南洪江和江西铅山是典型例子。绍兴钱庄因“历史久远”，1934年还掌握着金融市场，但自1933年废两改元，钱庄经营正在萎缩，而银行以其地位和优势，开办储蓄，大量吸收存款，钱庄资金来源日趋缩小，开始全面衰退，及至日本侵占绍兴，仅存的25家钱庄，全部闭歇。灌云1928-1931年间，钱庄业一度蓬勃发展，业务“与银行办事处互补”。但由于外部多变因素和自身弱点，到20世纪30年代中，虽原盐运销不衰，洋行、堆栈、商号林立，但因中央、中国等5银行声名鹊起，钱庄业日趋萎缩。湖南会同洪江，因钱庄根底雄厚，也一度压倒银行。1912年，湖南银行在洪江设立分行，办理汇兑，但信誉远不及钱庄，且于1918年关闭，清末至1933年数十年间，洪江金融市场一直为钱庄所独揽。但1933年湖南省银行洪江汇兑处成立后，因信誉可靠，汇费较低，逐步取代钱庄汇兑业务，钱庄业从此衰落，1937年全部歇业。铅山钱庄在民国初年银行兴起后，一度与银行同存并立，并试图改组为银行，但后来还是逐渐为银行所取代。(82)
其他地区情况相似。江苏常熟，1929年有钱庄17家，后因银行业兴起，钱庄逐渐衰落，1933年后仅剩1家。东台1924年时城乡钱庄达30余家，1931年后，中国、交通、江苏农民、上海商储等银行相继在县内开设分支机构，钱庄无力竞争，多数相继关闭。(83)湘西溆浦县城，1914年有钱庄4家，除经营存放款、兑换、汇兑等业务外，还代政府收缴田赋。1932年后被银行取代。(84)广西桂林，清末民初钱庄、银号最多时达40多家，自1932年广西银行桂林汇兑所开业后，钱庄、银号被排挤，大多歇业。(85)四川宜宾，1920-1932年先后有14家钱庄成立，不久银行兴起，钱庄大多歇业；(86)铜梁在20世纪30年代初，各乡镇都有钱庄，其中大庙乡有5家。到1938年，随着银行、合作金库、信用合作社的建立，钱庄相继停业。(87)
湖南望城，民国初年有独资钱庄14家、合资钱庄10家。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官票变成废纸，独资钱庄随后倒闭；合资钱庄因资本较多，存放款、汇兑、贴现印花票币等业务遍及城乡，得以维持。但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合资钱庄亦衰落。(88)
少数钱庄虽挺过银行挤压、货币改制，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还是难逃倒闭一劫。
江苏无锡，20世纪20年代钱庄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县较大钱庄25家，较小的“遍布城乡”，后虽日趋衰落，但1932年尚余18家。1937年后无锡沦陷，钱庄全部停业。仪征钱庄业发源于圩镇，民国初年，十二圩有钱庄8家。从1915年起，县城先后开设钱庄3家。后军阀混战，淮盐转运渐少，钱庄衰落，1933年废两改元，部分歇业，仅剩3家，沦陷后全部倒闭；江阴原有钱庄8家，1933年因农村灾荒、商业萧条，4家倒闭，剩余的4家也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停业。(89)浙江普陀，1935年因经济不景气，19家钱庄大部歇业，剩余的4家也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倒闭；义乌未被银行挤垮的钱庄更被日军炸毁。(90)广东新会，1938年有钱庄(银铺)31家，次年沦陷，纷纷闭歇，仅剩7家。(91)其他如江西湖口、临川、赣县、于都、南康、信丰、大庾，福建邵武、龙溪、海澄，广东潮安、澄海，湖北襄阳，河南南阳、南召、武安，山西垣曲等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或当地沦陷后，钱庄全部倒闭。
注释：
①转见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二章插页，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
②“纹银”是最早的虚拟银两。上海的“八九规元”，营口的“炉银”，汉口的“洋例银”，天津的“行化银”等，也都是虚拟银两。
③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页。
④如察哈尔万全县，制钱计算有“大钱”、“小钱”之分。大钱千个为一吊，小钱320个为一吊。又有“满钱”与“除底”之别。满钱即一足吊，除底则须扣除若干，实际钱数，大钱在960文以下，小钱在320文以下。“除底”之例，各地都有，但数额不一。按其“除底”数额多寡，又有其专有名称，如“九九八”钱(每千文扣除2文，实为998文，以下类推)、“九九七”钱、“九扣钱”(扣除一成，实为九成，以下类推)、“八扣钱“等，不胜枚举，十分复杂。
⑤如位处南北满交界的吉林四平街，1921年前后，坐南满火车要用金票，乘北满火车要用哈大洋，去关内又须兑换天津中国、交通两银行大洋，等等(《四平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5页)。
⑥如银元版面不下10余种，银辅币也有滇、川、鄂、粤等省所铸半元、2角、1角等类别，成色各有高低；铜元则既有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文之别，各省铸品，材质又有红铜、黄铜之分，含铜量亦高低不同，极其繁杂。
⑦参见《贵州省志·金融志》上卷，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4页；《修文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页。
⑧《山西通志·金融志》上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5—36页；《孝义县志》，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页；《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6页。
⑨《四川省志·金融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永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1页；《忠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
⑩《广西通志·金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11)《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8页。
(12)《鲁山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59页。
(13)《萍乡市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页。
(14)《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
(15)《夹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垫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页。
(16)《秦皇岛市志》第5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77页；《乐亭县志》，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351页；《保定市志》第3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507页。
(17)《四 川省志·金融志》，第55页；《忠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资中县志》，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386页。
(18)《贵州省志·金融志》上卷，第84页。
(19)《山西通志·金融志》上编，第37—38页。
(20)《阳信县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46页。
(21)《潮阳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揭阳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427页；《肇庆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22)《龙海县志》，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
(23)《新干县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年版，第721—722页；《兴国县志》上册，内部发行1988年，第435—436页；《浮梁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24)《黄冈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25)《龙海县志》，第482页；《中山市志》，第1008页。
(26)《交城县志》，第465—466页；《孝义县志》，第426—427页。
(27)《泸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28)《淇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页；《孝义县志》，第426—427页。
(29)《江都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30)《潮安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6页。
(31)《潮阳县志》，第621页；《揭阳县志》，第426—427页；《龙川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32)《浮梁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33)《望城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5页；《祁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34)《金堂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3页；《绵阳市金融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35)《贵州省志·金融志》上卷，第86—87页表上2—2。
(36)《陇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518页。
(37)《呼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5页。
(38)《宜丰县志》，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1989年版，第416页。
(39)《临桂县志》，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灌阳县志》，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永福县志》，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40)《夹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页。
(41)《南部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页；《丹棱县志》，第665页。
(42)《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26—727页；《梁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43)《修文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页。
(44)《浮梁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45)《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洪江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9—320页。
(46)《石家庄地区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页。
(47)《周村区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龙口市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97—398页。
(48)清代为山阴、会稽两首县，民国元年二月裁府并县，改今名。
(49)据记载，1917年，杭州钱业股东和股本，绍兴帮分别占45％和42.9％；1921年上海有钱庄69家，绍兴帮占38家；1933年，上海有钱庄72家，绍兴帮占37家(据《杭州的钱业》、《上海钱庄史料》)。
(50)《绍兴市志》卷19金融，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2页。
(51)《奉化市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5页。
(52)《邵武市志》，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页；《晋江市志》卷20，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39页。
(53)《台山县志》，台山市人民印刷厂1993年印，第411—412页；《潮阳县志》，第621页；《澄海县志》卷19金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页。
(54)《邕宁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
(55)《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12页；《常德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460页。
(56)《巴县志》，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
(57)《安国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无极县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318页。
(58)《菏泽市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79页。
(59)《阜阳市志》，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太和县志》，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00页；《涡阳县志》，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00页。
(60)《邓州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页；《许昌市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61)《呼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5页。
(62)分别参见相关新编地方志。
(63)《晋中地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页；《山西通志·金融志》上编，第37—38页。
(64)《武进县志》，第506页；《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7页。
(65)《东台市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页；《灌云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66)《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页；《定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页；《普陀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苍南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67)《顺德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72页；《新会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8页；《肇庆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9页。
(68)《铅山县志》，南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于都县志》上册，内部发行1988年，第413页。
(69)《广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大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70)《桓台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411—412页；《安丘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莱阳县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53页；《即墨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平度县志》，内部发行1987年，第463页；《宾州地区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07页。
(71)《淇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09页；《滑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2页；《南阳市志》卷20，第602页；《南阳地区志》中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页。
(72)《凤翔县志》卷16，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4页；《澄城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陕西省志》卷36金融志，第25页。
(73)《榆树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2页；《辽源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1页；《绥化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肇东县志》，内部发行1985年，第313页；《铁岭市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
(74)另外，据说察哈尔、热河钱庄不少，各“县城中钱庄、银庄设立5家以上的就占50％以上”(参见《河北通志》卷43金融志，中国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75)据统计，1930年时，全国共有1 950县(不含市及旗、设治局等)，1 061县占总数的54.4％。
(76)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发行：《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7册，1934年，第25—77(癸)页。
(77)1927-1931年钱庄数量虽有下降，但幅度不大，在统计资料不甚完整及精确的情况下，属于正常误差范围。
(78)《河北通志》卷43金融志，中国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
(79)《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12页。
(80)《绍兴市志》卷19金融，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2-1323页。
(81)《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18页。
(82)《绍兴市志》卷19，第1323页；《灌云县志》，第466页；《洪江市志》，第319—320页；《铅山县志》，第90页。
(83)《常熟市志》，第526页；《东台市志》，第541页；《江阴市志》卷24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1页。
(84)《溆浦县志》，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85)《广西通志·金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9页。
(86)《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23—324页。.
(87)《铜梁县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88)《望城县志》卷19金融·保险，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5页。
(89)《无锡县志》卷14，第558页；《仪征市志·财政金融》，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369页。
(90)《普陀县志》，第696页；《义乌县志》，第318页。
(91)《新会县志》，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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