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论葛陵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蔡葛陵发掘一座楚墓，编号94XGM1001，报告已于2003年出版（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该墓墓主为平夜（舆）君成，随葬器物繁多精美，虽自汉代至今多次被盗，仍有不少剩余。在墓的南室出有竹简，经过扰动，大都折损，共计1571枚，内容相当重要。
发掘报告对这座墓及竹简的年代，已经作了很好的研究。作者先从墓葬层位关系和所出器物形制，推断该墓属于战国中期，晚于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即曾侯乙墓；然后分析简文中墓主世系等项，提出“墓的年代或可定在悼王末年”（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0～184页。）。这些工作，都是应当肯定的。
葛陵简尽管业已残断散乱，由于其性质、格式近似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的简，即祭祷简，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缀联通读的。进一步考察简文及有关材料，可以对葛陵墓及其简的年代有更准确的认识。本文试举出几点，作一些讨论。
一 楚、晋战于长城
如报告所指出，在葛陵简中共有九条大事纪年：
蒌茖为如于楚之岁
……王于林丘之岁
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
……致师于陈之岁
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
句
公郑途
大城
併之岁
王复于蓝郢之岁
……公城
之岁
王自肥还郢，徙于郢之岁（或省作：王徙于郢之岁）
报告曾就“句公郑途大城併之岁”作了探讨，指出“併”即文献中的兹方，《史记·楚世家》载“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可知大城兹方应早于该年，即公元前377年，然不能确定是那一年（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这里要讨论的是“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
“大莫敖”是楚官名。按“莫敖”官职已见于《左传》桓公十二年（前700年），足见其起源甚早。明人董说《七国考》认为“楚改司空为莫敖”，是错误的。清人沈钦韩《左传补注》说：“按《楚策》：‘断脰决腹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考诸定四年传，即左司马沈尹戍，则莫敖为司马之官明矣。”其说也不准确。缪文远先生根据《左传》襄公十五年、二十二年均有司马与莫敖同见，前者且有大司马、右司马、左司马、莫敖的顺序，辨明“司马与莫敖显为二官，莫敖地位在司马下”；又据桓公十二年莫敖屈瑕伐绞、罗二国，指出“其职主将兵”（注：缪文远《七国考订补》，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是正确的。《史记·曹相国世家》记曹参战功，云：“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集解》称：“大莫敖，楚之卿号”，但从其在将军之下，可知地位不是太高。
“阳为”是人名。“阳”字简文原作“
”或“
”。楚有阳氏，出于穆王，《左传》昭公十七年“阳匄为令尹”，杜预注：“阳匄，穆王曾孙令尹子瑕。”孔颖达疏：“依《世本》：穆王生王子扬，扬生尹，尹生令尹匄。”阳为即出于这一家族。
大莫敖阳为这个人，曾出现于曾侯乙墓的简。大家知道，曾侯乙墓简记墓主丧葬，其纪年就是“大莫敖阳）
适豧之春”。裘锡圭、李家浩两先生考释已说明：“‘’字所从‘象’原文省去下部，与简文‘为’字所从‘象’旁同。同墓出土的钟铭中的‘为’字也有写作‘’的。”（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490页、第501页注③，文物出版社，1989年。）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酓章镈铭文明说楚惠王五十六年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奠”据《释名》是“丧葬之祭”，所以“大莫敖阳为适豧之春”即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葛陵简大莫敖阳为在职，其与晋师战于长城的年代距公元前433年不会太远。
“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意即阳为将楚兵与晋师在长城交战，这无疑是当时历史上不小的事件。楚北方有方城，见《左传》僖公四年、襄公十六年及《国语·齐语》等。清人姚鼐《左传补注》云：“楚所指方城，据地甚远，居淮之南，江、汉之北，西踰桐柏，东越光、黄，止是一山。其间通南北道之大者，惟有义阳三关，故定四年传云‘城口’。《淮南子》曰‘緜之以方城’，凡申、息、陈、蔡，东及城父，传皆谓之方城之外，然则方城连岭可七八百里矣。”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以为最为有据（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92页，中华书局，1993年。）。方城之外，晋兵曾经到过，如《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伐楚，“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北），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并非战于方城。在当时文献中，楚方城也不称为“长城”。
楚、晋战于长城这一事件，不能在文献及其他文字材料中没有踪迹。我以为，这件事其实是很著名的，见于大家熟悉的青铜器铭文，即
羌钟。
研习青铜器的都知道，羌钟于1928年顷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一组共14件，其12件现在日本泉屋博古馆，2件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注：白川静《金文通释》卷四，第146～147页，白鹤美术馆，1973年。）。较小的钟铭“氏之钟”，较大的则有长铭：
唯廿又再祀，羌作戎厥辟，韩宗彻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
楚京，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成烈，永世毋忘。
所述史迹，学者反复研讨，考定“廿又再祀”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晋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古本《纪年》载“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即指其事。那时韩、赵、魏还维持着晋卿的名分，第二年周王便命他们列为诸侯。
钟铭最难解说的一句，是“武侄寺力， 楚京”。“楚京”学者多认为是地名，或以楚丘当之，然而楚丘在今山东曹县，与战争形势不合。解释最近情理的，是杨树达先生，他说：“字从譶声，当读为懾。……《说文》训强取，经传通作夺字。武侄寺力， 楚京者，谓晋军征秦迫齐，勇武擣击之威力，使楚国都之君臣懾惧震动而夺气也。”（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141～142页，中华书局，1997年。）以“楚京”为楚都，是很对的，但晋师伐齐，入长城，如与楚无关，何以能使楚都君臣震惧？
现在参以葛陵简，当时情事便明白了。原来楚曾由大莫敖阳为带兵援齐，与晋师战于长城，结果失利，这就是羌自誇震慑楚京的缘由。
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是楚声王四年，公元前404年，上距“大莫敖阳为适豧之春”27年。
二 王徙于郢
葛陵简另一条可能推定的纪年，是“王自肥还郢，徙于郢之岁”。如发掘报告所说：“‘王徙于郢之岁’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年。所记月份集中在‘享月’、‘夏
’、‘八月’三个月份。由所记内容可知此时墓主平夜君成已多种疾病缠身，且病情愈来愈重。卜筮中死与不死的记录表明墓主应在此后不久死去。这一年是这些年份中最晚的一年。”（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这也就是平夜君成丧葬之年，对研究该墓及简最为重要。
我们不妨把简文属于这一纪年的历日排列起来：
享月 己巳 乙一：16，乙一：26、2
夏 己丑 乙一：4，乙一：5
乙巳 甲三：225，乙一：12，
零：332-2
癸丑 甲三：299
乙卯 甲三：114、113
八月 丁巳 甲一：3，甲二：6、30、
15，甲二：22、23、24
甲三：178，甲三：258
己未 甲三：26
辛酉
己巳 甲三：215，甲三：223
甲戌 甲三：80
庚辰 甲三：221
此外尚有“夏之月，癸嬛之日”一例，见甲三：204简，“癸嬛”报告认为即癸亥，但是从前后历日看，夏绝不能有癸亥，是否“癸嬛”应另作解释，还是简文原有误记，暂置不论。
因为上引各简还有待与其他断简缀接，有些内容还没有完全了解。可知的是，平夜君成的病情发展相当快骤。楚历建亥，享月是辰月（周正五月，夏正三月），己巳日所记尚与疾病无关。夏是巳月（周正六月，夏正四月），己丑日“以君不怿之故”祭祷，是平夜君成发病之始。到乙卯日，卜问“既有疾，尚速瘥”，足见病势缠绵。八月是午月（周正七月，夏正五月），丁巳日多人卜问，说明病况严重，己巳日还在问“既心……”的病情。到了甲戌日简云“八月甲戌之日荐之”，庚辰日云“所受盟于……”，似乎与丧葬有关，平夜君成大约已死去了。
这一年是哪一年，可从历日推定。如上所排，该年夏末有乙卯，八月初有丁巳，其间只隔丙辰一日，所以八月朔只能是丙辰或者丁巳。由曾侯乙墓的公元前433年向下，有公元前408年和前377年，楚历八月均为丙辰朔（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第93～95页，齐鲁书社，1987年。）。我们已经说明“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是公元前404年，其纪年见葛陵简，故“王徙于郢之岁”即平夜君成的卒年不可能是公元前408年，只能是公元前377年，就是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与简文历法适合，刘信芳先生已曾指出（注：刘信芳在网上的论文：《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这一年属于战国中期偏早，与发掘报告推断的“或可定在悼王末年”也非常接近。
定这一年在肃王四年，还有助于证明楚历建亥。该年如不是建亥而是建丑，八月便是乙卯朔，和简文乙卯在夏之末不合了。
三 平夜君成鼎
以上讨论，还可与其他有关材料参照。葛陵墓礼器大多被盗佚失，发掘时清理出的只有一簠、一豆和一件纽钟。
簠已失盖（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47～50页。），但形制的特征还较明显。刘彬徽先生论楚簠时指出：“簠在器形上的演变，主要看器身近口部的直壁与腹部斜壁的比例。……到战国早中期之际，斜壁与直壁的比例趋于相等。战国中期以后，由腹壁长于直壁变化为小于直壁”（注：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4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葛陵墓的簠，腹部斜壁已略短于直壁，符合战国中期偏早的时代。
2002年3月，美国纽约苏富比行图录《安思远氏藏品：中国古代及鎏金青铜器》中有一件鼎（注：The 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 Collection:Chinese Archaic and Gilt Bronzes,32,Sotheby's,New York,March 19,2002．），应为葛陵墓所出流散在外的，其时代特征更为清楚。
这是一件扁球形的鼎，通高15．2厘米。盖中心有小纽贯环，盖面饰纠结的鸟纹，间以两道索纹，并有三个伏牛形装饰。器口沿以下也有同样的鸟纹和索纹。器侧设附耳，腹下有细而不很长的蹄足。盖内、器底对铭，释为：“坪（平）夜君成之
（中）
馈贞（鼎）。”（注：图录照片系盖内铭文，字均反书，疑系底片误反，器内底铭文未见。）
“馈鼎”是这种类型楚鼎的通称，如湖北江陵望山2号墓遣策有“金（指青铜）器：六馈鼎”。刘彬徽先生曾论及：“这是战国时期最盛行的一类楚鼎。……到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一是盖上除环纽一种方式外，多为牛形纽，牛形或立或卧或侧伏，……二是腹部变得扁圆，甚至为扁盒状，足部则越来越细长。”（注：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1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平夜君成鼎的蹄足比江陵望山、荆门包山等墓所出要短很多，置于战国中期偏早是最合适的。
鼎铭“中”的“”，从古音心母微部的“
”，当读为禅母微部的“脽”，意思是臀肉。
这件平夜君成的馈鼎，考虑其出现的时间，很有可能是近年葛陵墓出土的。过去著录里还有一件平夜君成鼎，铭云：“坪（平）夜君成之载鼎”，系叶志诜旧藏，最早见于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4,5，拓本见《三代吉金文存》3,11,4（注：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第49页0781，中华书局，1981年。），后收为《殷周金文集成》2305，没有图形，这里不能作更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