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30年——兼论创立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经济学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我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探索着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正处于完善这一新体制的进程中。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存在、发展了几百年。以西方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也存在、发展了几百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西方有些人士吹捧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官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提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向发展中国家兜销新自由主义，鼓励他们要用西方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学说指导本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中国根本没有理会这回事，坚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道上，披荆斩棘，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显现出这前无古人的“特色”呢？它究竟“特”在哪里？为此，有必要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西方市场经济加以比较、鉴别，更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有一个清晰认识。
一、西方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的最重要标志乃是它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学，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1.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它以维护私人产权为核心、以营利为目的，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发展资本主义私人经济，来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所以，几百年来，市场经济总是跟资本主义私人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由此，西方经济学几百年来也都把市场经济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视为一体，把市场经济视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东西，他们不承认也很难想象离开资本主义经济哪有市场经济生存的地方。与此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把市场经济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视为一体，认为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水火不相容，甚至当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也可以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并付诸实践时，西方许多人士(我国国内也有少数人)仍然顽固坚持这种传统的观点，硬把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然而，尽管我国正在建设的是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所赖以安身立命、繁衍传承的经济基础的确是与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结合为一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西方经济学则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奉为圭臬。
2.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成熟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成熟的、发达的，在于它经历了漫长(几百年)的发育成长历程，它的每项机制、每项制度、每个游戏规则乃至每项法律法规都不是由哪位“先知”事前设计的，而是根据生产社会化的进展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确立的。其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及衍生品市场，都是由民间经济主体在自己的经济实践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探索、创新而建立起来的。例如，当今举世瞩目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天进行数百万亿美元的证券交易。可是这个证券交易所并不是哪位“先知”设计的，而是200多年前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由24名商人于1792年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一棵大梧桐树下签订的一个合同开始的。当时他们为了交易各州政府的债券，约定不定期地在那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后来移到华尔街68号门外碰头，若干年后才从露天交易改为登堂入室，在华尔街的一家咖啡馆内定期举行。至1817年，原来那些商人的后继者组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会，1863年正式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此后，为运河和铁路建造而发行了大量债券与股票，吸收了巨额的欧洲投资，给纽约证券交易所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经过200年的发展，最初露天交易所的小小聚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今天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长、发展过程，可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市场经济的每项机制、每项制度、游戏规则及法律法规之所以有充沛的生命力，都是因为有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依托，都是千百万人通过自身的经济实践确立的。
还需提及，在西方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二三百年间，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经历了后工业化时代，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新型的产业结构成了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载体。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最后要以立法形式加以规范，成为成熟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为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它所必需的沃土。
3.现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非常完美的，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市场就会自动趋于平衡，可无为而治。它虽然承认偶然会出现失业，但只要工人把工资要求降低一点，自然会受到雇佣。因此，它不存在什么“非自愿失业”，“失业”也都是自愿的。
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不像古典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么“美妙”。它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固有的三大缺陷：(1)周期性危机；(2)竞争必导致垄断；(3)社会贫富两极分化。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把这三大缺陷展示得淋漓尽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面临崩溃。资本主义经济已无法靠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不得不求助于“国家干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国家干预，特别是为宏观经济调节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风靡一时，不仅让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及微观经济学的分野，而且依靠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经济调节，使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离了30年代那种毁灭性的危机。此后西方经济几十年的发展使许多人都为凯恩斯歌功颂德，在纪念凯恩斯著作出版30周年时竟喊出了“是凯恩斯拯救了资本主义”。可是好景不长，美国的经济陷入了“滞胀”，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以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保守主义盛行起来，有少数人走得更远，鼓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回到哈耶克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已离不开“国家调节”，那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如果说古典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则是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讲，有哪些特点呢？
1.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世界新兴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萌发于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前，党中央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经济推进了复杂的、艰巨的转轨时期。这个转轨时期的复杂性、艰巨性，集中表现在它由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性型。西方国家过去花费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任务，我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其复杂性与艰巨性可想而知。以失业和就业为例，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前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5％，全国失业率约4％～5％左右，而且有较好的社会保障设施。而我国的“转轨”起步于“二元经济”，农村人口占60％多，是全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1亿～2亿人，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
在过去20多年里，已有1.5亿农民工流向城市，虽然大大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但是也增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他们的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此外，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下岗职工增加，1990～2002年间这两类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5610万人。另据统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进，导致自1994年以来共失去了1.5亿～2.0亿个工作岗位。我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失业(或就业)问题远比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严重，尽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算高，但实际情况不容忽视，而且今后一段时期还会趋于严峻。三种“转轨”叠合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使得我国经济即使有持续的高增长，也常与高失业或低就业结伴而行。①西方经济学根据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产业结构及运行规则所确立的失业率为不超过5％，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程度的基尼系数为不超过4％，用此标准要求或对比我国，对我国转轨时期并不适合，因为我国目前经济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处于不同的平台上。我们应朝此方向努力，加速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
2.政府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属于“赶超型”经济。为了“赶超”西方早已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阐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世界银行在其1993年发表的《东亚经济奇迹》研究报告中，把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政府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和主导性。②
为了“赶超”，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主导着制度创新。当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尚未完成时，就已开始证券、票证化；当证券、票证制度尚未发育甚至有关运作法规尚不完善时，又出台了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十年或十几年内几乎同时出现的。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推进自身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各种市场组织形式、机制、制度工具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成熟性”或“夹生性”。这就致使各种市场组织形式、机制、制度工具之间常出现不协调、摩擦、脱节情形。这是这种“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弱点。这个弱点决定了我国，有必要就各个不协调、摩擦、脱节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协调”的必要性。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那样，“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结合起来”，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来的。从经济制度角度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什么？它再也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是这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它如何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结合的难点是什么？
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诞生、成长与发展从来都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融合在一起的；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无论是西方经济学抑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虽然立场对立、立论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否认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可能性，而且都把这一点奉为“信条”。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一次历时数年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当时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断言只有私人企业才能构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只能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与此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断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水火不相容，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正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解放思想，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毅然采取“改革开放”决策，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打破来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左右两个方面的同一把思想枷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容的“教条”。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十几亿华夏儿女，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开始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历史性长征，这是旷古以来的伟大制度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难点，就是要在维护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部分——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还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微观经济基础。何以如此？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企业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政府作为政治实体，只具有“公共服务”职能，而我国政府不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两种身份和两种职能，这种体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政府以国家名义对国有企业实现政府所有制，而且一统天下。不仅非经营性、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为政府所统辖，而且本该由经济实体所统辖、按盈利原则经营的经营性、竞争性企业也归政府所统辖，结果经济服从于政治，盈利原则(成本—收益原则)被财政原则(无偿征收、无偿支付)所取代，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被计划机制手段所取代，大家都争吃财政“大锅饭”，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行业和经济利益，丧失了经济活力。这种企业，根本不可能构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微观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否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主要取决于能否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
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的实践中不仅找到了这个“结合点”，即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建设成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公有制基础上为市场经济塑造“微观经济基础”；而且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即“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尔后又进一步明确“股份制”可以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循此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职能与机制。在这里，“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至关紧要，不仅直接关系到产权能否明晰，关系到国有企业是否真正享有独立、自主的经营地位，而且还关系到政府能否完全真正地从“经济建设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件始终都把“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作为经济改革的重点，事实上我国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把政府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改为大型国有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等)，但仍障碍重重。改革的进程表明：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仍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根源。所谓“病”在企业，“根”在政府。③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政府体制改革放在突出地位，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还需我们进行艰苦努力。
三、制度创新要求理论创新——创建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的“转轨”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的伟大实践，迫切要求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旷古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这是因为：
1.我们不能接受曾被西方自由派人士吹捧并向发展中国家兜销的所谓“华盛顿宣言”，不能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我国的经济“转轨”和经济改革，走全盘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我们不应纠缠于“姓资姓社”之争，但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
2.我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以及各种市场形式、市场机制和市场产品在短短时期几乎同时出现而造成的复杂情况，是成熟、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见所未见的。前面提到，我国转轨时期失业(或就业)的问题，跟西方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很不相同。再以我国春节客运为例，在短短一两周内实现上亿人口大范围的往返运输，这对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讲也是难以想象的。
3.经历了30年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我国的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十分珍惜和值得国人引为自豪的。(1)在从指令性计划转向以市场调节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中，我国以极简洁的语言——“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总结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我国总结出的“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一国有企业改革道路，把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公有制基础上“微观经济”，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联结的世界级难题。(3)我国一度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成为从计划价格稳妥地过渡到价格放开的中间“桥梁”。(4)我国总结出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我国指明了带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工业化道路。(5)为应对我国“转轨”时期所面对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情况与问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十大结合”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根据我国“转轨”时期的具体国情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是成色十足的“中国制造”，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无法也不可能提供的。我们应十分珍惜自己的实践经验及成果，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深化及理论化，在此基础上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我们应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虽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奉为圭臬，但它毕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结晶，是世界人类文化成果的一部分，它所研究的每种市场形式、市场机制、市场产品及法规，对于我们都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我们固不可盲从，但也切忌历史虚无主义，要认真吸收、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四、借鉴西方经验和理论，不是照抄照搬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及理论，但首要的是立足本国基本国情。因此，借鉴或引进，不是照抄照搬。
事实上，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确实从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和西方经济学中，借鉴、引进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例如，我国从1993年起采用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依据并由联合国向各国普遍推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取代以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并由前苏联创立和采用的“物质产品平均表体系(MPS)”；借鉴西方国家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等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实行调控，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可持续地发展；采用西方市场经济普遍实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引用“股份制”来帮助国有企业在公有制基础上建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微观基础”，明确要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凡属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可实行绝对或相对控股。此外，关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平与效率”等问题，我们都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理论。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借鉴、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理论，也不是全盘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于本国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限于篇幅，仅举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一例加以说明。
市场经济要求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西方国家的有关经验和理论，值得我们借鉴。但我国政府跟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政府具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双重身份及双重职能，政府除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外，还拥有大批国有企业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实则是各级政府所有制企业。这种兼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的政府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它只适合于计划经济。
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求坚决推行“政企分开”，关键是要把双重身份、双重职能分开。尽管中央一向把“政企分开”作为改革的重点，也在实践中做了不少努力，但还是“藕似断、丝更缠绵”。前不久上海社保基金弊案和房地产市场乱象，都充分暴露了“政企不分、政经不分”这一体制根源。如果不能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的问题，政府就难以从“经济发展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要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笔者认为就应该把政府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作为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④就应该将作为经济实体的职能从政府身上剥离开来。但这绝不是“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私有化道路，也不是国有企业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或所谓“国退民进”，而是让经营性、竞争性国有企业归由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新的国家载体(如新型国资委)所统辖。这样才能既确保把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又确保公有制主体性地位。这就需要有制度创新，⑤需要今后在政府体制改革中逐步加以解决。
五、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努力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这个历史性进程，既对我们提出了创立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要求，也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我国是在三个“转轨”同时进行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的转轨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在经济结构、市场成熟程度上都有很大差别和差距。也有国际人士重视中国的特殊道路和经验，如美国《时代》杂志前编辑雷默2004年组织的“北京宣言”，但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历史任务，我们无法指望也不应该指望国外“高手”来替我们完成。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身上，这是中国经济学人无法推卸、也不应推卸的历史性任务。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我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高尚全、董辅礽、刘诗白和谷书堂等，早已发出了呼吁。有的学者正在努力，如以高尚全、迟福林先生为首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致力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研究，提出中国转轨经济以“市场取向、渐进方式”为特征，并于1995年出版了《中国转轨经济研究报告》(中国改革出版社出版)，就转轨经济的理论及有关重大经济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研究报告十余篇。又如，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学者1996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就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基本思路、总体设计以及各项改革配套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积极推进了对我国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并从实证性研究方面为创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进行了基础性准备。陈东琪、李茂生等学者还尝试写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书，此书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的教程。
有些经济学家对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进行着更为理论化的探索。例如，张曙光、盛洪、樊纲、林毅夫等学者借鉴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以转轨过程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对利益分配的分析为线索，分析不同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如何按公共选择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把这种利益冲突作为转轨过程的成本。他们还对转轨过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渐进式变革将是阻力较小、成本付出较少的一种选择。
董辅礽、吴敬琏等学者则在更高也更抽象的理论层次上来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用简单公式来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公平+市场经济或公平+效率⑥
显然，这个等式将会成为贯穿他们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一条主线。
多年来，笔者不仅主张研究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且提出另一个公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主体+市场经济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唯独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而是将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其间，公有制主体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部分。
2.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相结合，其关键点和难点不在于非公经济部门，而在于公有制主体部分，在于我国国有企业实是政府所有制企业，而政府又是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两重身份和两种职能。
3.政府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成了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政经不分”这个症结的体制根源，若不实现“政企分开、政经分开”，不仅国有企业难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政府也难以从“经济发展型”转变成“公共服务型”。
4.实行“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是政府充分履行作为政治实体职能，按照成本或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公众提供产品和公共服务。
5.为了实现“政企分开”及“政经分开”，笔者曾提出三项选择：(1)由人民权力机构(各级人大)授权专门机构(如国资委)统辖经营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各级政府之外确立一个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2)超越政府各部门之外建立一个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国有企业组成的三层次管理、营运体系，实际上利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一道“隔火墙”，确保政企分开。(3)国家或国家支配的各种公共基金(如社保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基金、投资基金、科研基金等)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把国有企业由政府所有制转为“社会所有制”(或基金所有制)，成为一种新型的公有制。⑦
在过去的30年间，曾发生过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第一次发生在1980～1984年期间，第二次发生在1989～1992年间，第三次发生在2000～2007年中共十七大前。前两次争论围绕“计划与市场”和“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第三次因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而引发，一些人对“效率优先”、市场经济方向产生了怀疑或否定。
另外，还需注意另一个潜在的危险或威胁，那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政企、政经不分而给官商勾结留下的空间。这些人在改革初期曾是改革的支持者，曾是改革的“动力”，现在则可能成为进一步推进、完善改革的“阻力”。以上所有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推进改革，特别是靠坚决推进政府体制彻底改革来解决。
总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进行的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相信再过30年，我国完成“三重转轨”之日，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时。中国将以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世界经济学文库增添瑰丽的篇章。
注释：
①参见笔者文章：《高增长与通货紧缩同时并存——我国转轨时期的特有现象》，载于《转轨通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3年第1期；刘鹤：《对高增长、低就业格局的初步研究》，载于《比较》2005年9月。
②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1993)。
③黄范章：《双重身份、双重职能应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载于香港《中国评论》2005年第10期。
④黄范章：《双重身份、双重职能的改革应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载于《中国改革报》2005年7月25日；香港《中国评论》2005年10月。
⑤黄范章：《政企分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体制改革》，载于《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⑥见《经济参考报》1997年8月5日。
⑦黄范章：《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特征关键及难点》，载于《转轨》2002年第2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市场经济)》，载于《经济学家》1998年第5期；《股份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载于《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罗伯特·许：《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英文版)；《从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到“基金所有制”》，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10期；《政企分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体制改革》，载于《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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