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来世界冲突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趋势论文,未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冷战后世界冲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首先，全球均势冲突发生的可能越来越小，地区均势冲突爆发的频率明显加快，地区也在不断扩大。地区均势冲突取代全球均势冲突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其次，国际冲突越来越少，国内冲突越来越多。这一趋势日益突出，与冷战前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最后，冷战期间的世界冲突更多的属于意识形态冲突，而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则更多的属于种族和宗教冲突。以独立、自治或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种族和宗教冲突，是未来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困难、地区均势失控的决定因素之一。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越来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一切针对冷战前世界冲突开列的药方，都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其价值。探讨、揭示这些新特点和新趋势，对于制止冲突、防止战争、维持和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全球均势冲突与地区均势冲突
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冲突的构成模式发生了一个转折。冷战前，世界冲突以全球均势冲突为主，地区均势冲突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中，全球均势冲突的主导地位却被地区均势冲突取而代之。全球均势冲突发生的可能越来越小，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出现了〔1〕。与此相反， 地区均势冲突爆发的频率却明显加快，爆发的地点也在不断增多，几乎遍布世界各主要战略地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自修昔底德以来，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就已注意到，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全球均势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几次大国战争的一个深层次的结构原因，就是权力的迅速转移〔2〕。然而， 冷战结束造成的权力转移却并没有引起任何新的破坏全球均势的大国冲突，更不用说世界大战了。
苏联的瓦解使世界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变化，但全球均势的实质并未因此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尽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在各个权力层次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软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单级世界已经取代了冷战时的两极世界，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目标仅靠美国的实力是无法达到的。当然世界也绝非多极，因为其他大国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权力资源。确切地说，世界权力在不同层次上被不同国家或地区所瓜分。正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呈现为军事权力单极化（美国）、经济权力多极化（美国、欧洲、日本和下个世纪的中国）、跨国权力分散化（银行家和恐怖分子等）的局面〔3〕。
传统意义上，权力是指对人口、地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的拥有，大国的标准主要在于其战争的能力。然而今天，权力的构成和性质已经不再以军事力量和对外征服为重点。军事力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花费却越来越大。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已大大提高了冲突的潜在费用，以致大国表示它们将努力防止相互之间的任何直接军事冲突，包括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常规冲突。在国际权力的构成中，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地理、人口和原材料的重要性却在相对减弱〔4〕。而且， 随着经济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这种日益广泛、深入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已成为全球均势冲突的重要制约因素〔5〕。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苏联的衰落、瓦解带来的巨大权力转移并未引发任何形式的大战危机。而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大多都伴随着战争。
权力的性质以及与其相关的均势性质的变化表明，最危险的全球均势冲突——美、俄、中、欧、日五个权力中心之间的任何两者或多者的直接冲突——极不可能，历史上权力转移引发冲突的任何一个途径都不可能再现。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巨大权力转移，虽然没有引发任何形式的全球均势冲突，却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异常激烈的地区均势冲突，并使这种冲突形式一跃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
首先，地区均势冲突发生的频率明显加快。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呈现为逐年增多、不断频繁的发展态势。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1月至1995年6月，世界上新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高达83起（不重复计算），远远超过60年代高峰期的总数（70起）。其中除了80年代遗留下来的24起外，其余59起都是90年代新爆发的，占总数的70%。历年的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6〕
冷战后地区均势冲突的发生情况
（1990年1月—1995年6月）
其次，地区均势冲突发生的地域不断扩大。冷战时期，地区性冲突主要集中在中东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但冷战后，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域却不断扩大，几乎遍布了世界各主要战略地域。在90年代以来发生的59起冲突和战争中，按地区分布，前苏联、东欧地区有28起，占总数的37.5%；非洲20起，占34%；亚洲8起，占13.5%；中东7起，占12%；拉美2起，占3.5%〔7〕。 显然，前苏联、东欧地区和非洲乃是冷战后爆发地区均势冲突的两个主要地区。冷战的结束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使世界上更多的地区趋于动荡。
地区均势冲突作为冷战后发生可能性最大、频率最高的冲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冷战的结束使那些被两极格局深深掩盖着的各种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并激化为军事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大国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作为结束语的，并且这种殖民主义是以破坏殖民地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完整性为特征的。今天，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和多国家民族（即跨国民族，指同一民族分布在许多不同国家）的情况普遍存在。在170多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0%是单一民族国家，40%的国家是由5个以上的民族构成的。例如，南斯拉夫境内就有5个民族、4种语言、3 种宗教和2种文字〔8〕。由于许多国家的边境是由上个世纪的殖民国确立的，而这些殖民国根本不考虑传统的种族界限，致使边界线人为地将同一民族分开，往往使同一种族的人生存在不同的甚至敌对的国度里。例如，索马里人除了主要居住在索马里共和国外，还有很大部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奥格登地区、肯尼亚的北部地区以及吉布提共和国〔9〕。 这无疑为今天遍及全球的种族仇杀、宗教纠纷、民族对立、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冷战时代，由于一切都必须服从、服务于美苏两极对抗的需要，这些祸根一直作为次要矛盾居从属地位，而未能获得发作的机会。冷战结束，美苏对抗的主要矛盾不复存在，这些殖民主义的遗产就一跃而成为后冷战世界的主要矛盾，致使各种地区均势冲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似乎40年冷战期间积聚的能量如今终于挨到了发泄的时刻。
当然，冷战后地区均势冲突的迭起，也有其错综复杂的现实原因。有的地区冲突导源于资源纷争，如厄瓜多尔与秘鲁两国的边境冲突；有的地区冲突导源于对国内政权的争夺，如安哥拉、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阿富汗等国的内战；有的地区均势冲突则导源于大国势力的介入，如前南斯拉夫境内久拖不止的波黑冲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些地区均势冲突仍有转化为全球均势冲突的危险。
国际冲突与国内冲突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呈现出的另一重要特征乃是国际冲突的日益减少与国内冲突的日益增多。这与冷战前的情况形成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
冷战期间，国际冲突与国内冲突在世界冲突中所占的比例不相上下。依据梅尔文·斯莫尔和戴维·辛格的统计，1945年至1980年间，共发生了86场较大规模的世界冲突，其中42场属国际冲突，44场属国内冲突，后者略高于前者〔10〕。这主要是由于60年代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加上二战后大部分民族国家的成立都是通过内战的形式完成的。倘若排除这些重要因素，那么国内冲突的比例就会远远低于国际冲突。不仅如此，倘若我们将考察的时限推到1945年以前，则会发现，那时的世界历史更多的是由国际战争构成的，甚至民族国家的产生和统一也是通过国际战争而非内战实现的。19世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的情形却截然不同。在冷战后的地区均势冲突中，国内战争的比例远远超了国际战争。在上文提到的90年代爆发的59起地区均势冲突中，只有10几起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所占比例不足20%；其余的超过80%的冲突则发生在一国的边界线之内。显然占绝大多数的乃是国内冲突。如在1992年的30起地区冲突中就有29起属国内冲突〔11〕。从爆发地区冲突的主要地区来看，前苏联、东欧地区，内战的比例远远大于国际战争，著名的包括波黑内战，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克罗地亚等国的内部武装冲突；在非洲地区，这种反差更为强烈，仅在1995年上半年进行的13起武装冲突中就有12起属国内冲突。毫无疑问，国内冲突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发展的另一种走向。
这一走向与地区均势冲突取代全球均势冲突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密切相关。尽管两组范畴并不是同一序列的，此文提及的国际冲突与国内冲突仅仅属于地区均势冲突的组成部分。但两者在具体的特征表现和形成原因方面却存在许多相似乃至共同之处。特别是在根源问题上，冷战后全球均势冲突日益减少的原因足以说明国际冲突为什么会退居次要地位；同样，冷战后地区均势冲突增多的原因也可以用来说明国内冲突为什么能跃升到主要地位。有两点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
第一，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往往表现为两国或多国之间就边界或资源等问题发生的磨擦，而一般不再以一国对他国的侵略战争为特征。因冷战结束而发生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使国际战争难以继续成为转化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这在冷战前是极为灵验的，并被广泛采用〔12〕），相反在大多数场合，这反而会导致国内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此外，倘若一个国家侵略了另一个国家但不能随之控制该国的话，那么这种侵略性的国际战争就是毫无意义的。冷战后乃至冷战前的许多实例已充分证明了，侵略一个国家很容易，但控制它是不可能的，如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情况等等。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以来，所有的大国除非万不得已（有些是难以避免的）一般都不情愿卷入任何形式的国际冲突。这也是冷战后国际冲突减少的一个原因。
第二，冷战后国内冲突增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经济的衰退瓦解。正如国内的政治和价值取向能够影响大国冲突的可能性一样，它们对国家内部的冲突更是有着极大的影响。国内冲突通常发生在那些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国家。在当今地区性冲突的所有多发地区的国家内部，几乎都存在着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和一个破碎不堪的经济。由于政府本身的合法性、政府的统治方式和管理能力受到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的持续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已经开始突出的根源于冷战前殖民时代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纠纷，从而使这些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象卢旺达、索马里、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等。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为这些国家的内战提供了借口。
意识形态冲突与种族、宗教冲突
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不同于冷战时代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冷战期间的世界冲突更多的属于意识形态冲突，而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更多的属于种族和宗教冲突。由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到以种族、宗教冲突为主的转变，可以看作是未来世界冲突的第三大趋势。
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紧张。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冷战就是意识形态之战。冷战时代几乎所有的地区冲突都与美苏对抗有关。这些冲突或者由美苏其中一方直接介入，而另一方藏在舞台的背后，象越南战争；或者冲突双方分别由美苏在台下为其撑腰，象阿以中东之战。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不可避免地有着意识形态冲突的外观。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冲突，则是为了巩固共产主义阵营，更好地与美国抗衡，其意识形态色彩更为强烈。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瓦解，原来的意识形态紧张已不复存在。尽管目前东西方之间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许多价值观念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不再能够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紧张的根据。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地区均势冲突将逐渐地成为历史。
正如前文所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已不再植根于意识形态紧张，而是植根于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纠纷。种族、宗教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认同感问题上。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最差，因为它仅仅是个体政治信仰或政治行为的反应，不仅不具有牢固的稳定性，而且难以评估和确认；宗教的认同感较为固定，宗教信仰的改变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但最为固定的则要属种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建立在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基础之上，就象人的出身一样难以变更〔13〕。因此，冷战一结束，意识形态认同感就让位于种族或宗教认同感，为意识形态而战就让位于为种族或宗教而战了。例如，在印度、卢旺达、肯尼亚、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境内等等，这类冲突比比皆是。据统计，在已发生的冷战后世界冲突中，种族、宗教冲突约占60%，而且从存在于世界各地的180多个潜在热点的形势来看， 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比例只会不断上升。
种族和宗教冲突并不是后冷战世界的新生事物，但它们之所以能在后冷战时代泛滥成灾，既有间接的长期原因，也有直接的短期原因。从长期因素来看，主要包括支撑个别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质；自治观念在种族或宗教集团内的广泛传播以及建立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政府的无效基础。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以种族认同感或宗教认同感作为基础的，它要求公民只能完全忠于一个种族或一种宗教〔14〕。人们若没有适合的种族或宗教特征，就不可能被接纳为其中的成员。一旦具有不同的核心认同感的种族或宗教集团被接纳进来，结果通常导致国家采用歧视政策将它们至少贬低为二等公民。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狭隘的种族或宗教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合法性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复活并升级，导致了种族和宗教的分裂。此外，自治、独立等观念在种族、宗教集团中的向心性和凝聚力，以及政府本身的歧视政策、腐败无能，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持久性因素，同样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国内种族或宗教之间的冲突与战争。
从短期因素来看，主要包括：两极国际体制的瓦解和地区权力真空的出现；苏联的解体和种族民族主义在其废墟上的兴起；世界大部分地区对民主化改革和自治的要求；国际上对人权的日益关注等等。由这些因素促使的种族和宗教运动，对许多国家的合法性和完整性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并且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种族和宗教冲突在不远的将来不可能自行消亡。
以独立、自治或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乃是未来地区均势失控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它们作为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的祸根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因此，理解种族和宗教冲突发生、发展的原因与特点，对于国际社会着手解决这些冲突，并帮助那些破碎的国家进行战后重建是至关重要的。
结论
未来世界冲突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全球均势冲突越来越少，地区均势冲突越来越多；国际冲突越来越少，国内冲突越来越多；意识形态冲突越来越少，种族、宗教冲突越来越多。由于地区均势冲突主要由国内冲突构成，而国内冲突又主要表现为种族和宗教冲突，因此种族和宗教冲突将是人们面临的主要困难。
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对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乃是妥善处理、解决这些冲突的前提。技术、社会和政治变化已使现代冲突的根源不同于过去，但未来世界冲突并不象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那样表现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其相匹配的认同感〔15〕。此话不假，但他却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例如，两伊战争就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真正发挥作用的基本过程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正如格雷厄姆·福勒指出的：“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16〕”
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多种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民的价值观、认同感和凝聚力，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特别是狭隘的种族和宗教民主主义的死灰复燃。
注释：
〔1〕见约瑟夫·奈关于“衰落”的类比， 载《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冷战后的美国与世界》，时事出版社，1991年。
〔2〕Woosang Kim:"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2.
〔3〕Joseph Nye:"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1996.
〔4〕Joseph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
〔5〕Dale 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6.
〔6〕张昌泰：“90年代以来地区性冲突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国际战略研究》1995年，第2期。
〔7〕张昌泰：“90年代以来地区性冲突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国际战略研究》1995年，第2期。
〔8〕Joseph Nye:"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1996.
〔9〕Richard Shultz:"State Disintegration and Ethnic Cofl-ict:A Framework for Analysi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September 1995.
〔10〕Melvin Small and David Singer:"Resort to Arms: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1816—1980",Beverly Hills:Sage,1982.
〔11〕Gareth Evan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ntrastate C-onflict",Foreign Policy,Fall 1994.
〔12〕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13〕Chaim Kaufmann:"Possible and Imposs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ivil Wars",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6.
〔14〕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5〕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
〔16〕Graham Fullor:"The Next ldeology",Foreign Policy,Sp-ring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