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4)06-0021-11 一、前言 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的典型特征是高度集聚，即在整个城市体系的人口中，超大城市人口占比过大。这种高度集聚，反映在最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在整个国家城市总人口中的占比过高，即城市首位度过高；还反映在首位城市无可比拟的城市规模、产业国际化竞争力、管理水平和机构建设、社会凝聚力与稳定性。当然，其高度集聚也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与生活品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而发达国家没有的如此高度的城市集聚现象呢?这种高度集聚是否已衍化成为一种过度的不健康集聚?如果是过度集聚，应采取哪些关键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以减缓这种过度集聚现象，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有序发展。 无疑，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要大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相对渐进的节奏下实现了城市化。190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0％，1960年为70％，而1990年则超过了75％。这种渐进的城市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推进形成鲜明对比。例如，韩国在1970年的城市化水平仅为40％，而到1990年城市化率骤增至78％，同样的城市化实现进程，美国用了90年时间，韩国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而巴西也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 这种渐进的城市化发展节奏，连同较高的GDP增长和高素质的国民教育，为一个有效率的城市化和健康的城市生活所必须的良好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这些制度包括城市融资、府际治理机制、府际制度安排、市际金融工具和监管机制、交通和通信网络、城市和区域规划、具有专业化水准的市政服务体系、国家和地区土地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对那些快速城市化的国家，为适应农村制度和城市治理的需要，亟需开展广泛的相关知识的学习，以便为及时的试验和调整留下空间。 本文着重探讨城市化究竟应采取一种怎样的发展形式，即在一个经典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合适的城市集聚度的选择命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居住人口占比，即城市化率的问题。 这种发展形式，首先应该表现为由基本的理念和经验所主导的成熟的城市化经济。那些拥有良好的城市制度、政府体系，以及土地、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中等收入国家，或高收入国家的城市体系，是什么样的样态?弄清该问题，就可为合意的有效率的城市化发展目标，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 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后，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集聚有如此强烈的增长。在什么阶段会出现过度集聚，过度集聚的成本是什么?国际与国内的数据表明了什么?文章的最后部分阐述了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尤其是经济自由化、财政分权化、市际基础设施的投资、全球化和城市体制，还探讨了有哪些关键的因素，可实现合意的有效率的城市化，从而惠及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二、成熟城市体系中的城市发展问题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繁荣的应有之义。随着劳动节约型技术在农业的推广使用，以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出中占比的不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客观上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因各个城市利用地区集聚而形成的产业规模收益的机会的差异，导致它们工业化程度的不均衡。可通过人均GDP来解释一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0％的过程。 这有助于形成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揭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相关性，并有助于把握一国城市体系如何合理分布的规律。借助该分析框架，也能够全面理解城市生产的实际状况。进而思考，城市规模大是否就意味着好?以及正确理解一些如产品循环和新信息技术产生的发展问题。 分析框架还有助于回答诸如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什么因素决定或限制了城市在不同发展时点上的规模，为什么获得了发展，在不同产品之间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分工，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一国城市的规模分布等问题，从而为有效地检验制度和基础设施投资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分析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和政治分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 (一)为什么要城市化：集聚经济的逻辑 在一个地区，某个厂商的生产力会因为毗邻本地的其它厂商而得以改善提高生产状况，这种地区规模化生产中的经济外部效应，导致经济集聚在城市体系中形成。 具体的形成机理究竟是怎样的?其一，城市外部性的微观基础模型遵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所描述的溢出效用原理，即如前面所述的，一个厂商的生产力会因为毗邻本地的其它厂商的生产状况的改善而提高，包括技术、供给方、购买方以及市场环境等范畴，均会产生外溢效应(Fujita & Ogawa，1982)；其二，本地厂家在具体的经营活动方面的产业内分工(Becker & Henderson，2000)，本地供货商可增加多样化的出口产品(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Abdel-Rahwan & Fujita，1990)；其三，促进厂商与雇佣工人双方在地区劳动力市场上供需的平衡与改善(Helsloy & Strange，1990)。此外，可减少买卖双方在经济交易活动中的交通成本(克鲁格曼，1991)与零售活动中的搜寻成本(Caplin & Lealuy，1998)。 研究结果指出，生产标准化产品，如纺织品、钢材、陶瓷、食品加工的厂家，从本地同类产业的其它厂家学习借鉴了很多经验，以至于他们从所谓的本土化经济中获益，1948年胡佛总统在美国制鞋业首创该模式。最近，来自韩国的计量经验资料也给出了相似的验证结论。 相比之下，从一个大都市区域的总体经济中衍生而得到的城市化经济，不仅使得从事非标准化生产的厂商(如特殊订单机械、奢华服装、娱乐服务、出版等)获益良多，也会使那些提供交互式服务形成了集中市场的企业(如特定的金融服务，包括股票市场和某些商品市场)获益，还有益于高技术研发企业和生产新产品(如电子产品、软件开发)的企业(Jacobs，1969)。举例来说，从事某种产品开发的厂商，亟需来自本行业外的创意理念和专业化水平的雇员，这就要同科学的咨询行业、大学、软件业，以及多类供应商互动，而不管其创新过程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与此同时，这些产品开发商，也需借助巨大的地方市场，以检验产品和创意理念是否符合本土化的价值趋向，并为企业未来的生产活动健康展开而获得及时的市场反馈信息。 在外部性的诸多效应中，也许存在一些动态性的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当地知识的集聚(劳赫，1993)，即罗默(1986)内生增长模型中所描述的这一因素。亨德森与布莱克发展了一个城市增长模型，表明城市规模随时间而扩大，大概是由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经济的集聚功能的缘故。两位专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每个城市人力资本积累与其规模增长之间的强相关性。 地区知识积累意味着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在起作用。这就是，在某些特定行业拥有较长就业史的城市，会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秘密，与该行业无就业史的那些城市相比，这些城市在本土化发展方面更有吸引力。鉴于此，那些刚刚完成工业化的城市，如果不得不吸引这些就业历史长的行业加盟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突破障碍，尽管对这种就业史于城市发展的逻辑动因，不同的专家(如Holmes，1997；Rauch，1993；Glaeser & Others，1992；Henderson，Kuncoro & Turner，1995)还持有不同看法。 (二)制约城市发展规模的因素 尽管规模经济使得大城市通常拥有较高的生产力，但是大城市的发展也承担了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居住、食物、公用设施、通勤等成本(Muth，1969；Fujita & Ogawa，1982)。通过回顾美国与拉美的经验事实，亨德森(1998)发现从小城市迁移到超大城市生活，成本呈双倍乃至多倍增加。卢梭(Rousseau，1995)通过计算发现，居住在巴黎的生活成本平均比全国其他城市高89.94％。理查森(Richardson，1987)的测算则表明，每吸纳一个家庭到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城市体系，平均所耗费的边际投资成本(包括设施、公共服务和居住成本)，是农村的3倍左右，而要吸纳其到首位城市，所花费的边际投资成本则更高。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应在地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和该地区就业扩大所引致的规模产出收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此来确定城市的适度规模。通信技术的改善降低了生活成本，地区知识的积累特别有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一个有效率的城市其规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张。当发展中国家的通信技术持续改进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加时，21世纪城市规模也会持续健康地增长，这就如同它们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所演绎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随着一国人口数量的增加，城市数量也有必要相应地扩张，以承载扩张的人口，总体来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随着国家人口规模扩张，许多国家的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都在相应地增大。 (三)城市专业化分工、多样化和生产力 有大约55％～60％甚至更多的雇员，从事诸如住房、地区零售、地区服务和地方政府事务等非贸易品的产业活动。因此，比较成熟的中小城市会在一些产品生产中形成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那些出口到其它城市或国外的服务业类。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对那些已经本土化的产品，城市在该领域形成专业化分工优势，原因在于引进一个新产品行业，不但无助于已有产业的产出效率，反而会使生活成本逐步上升。这些产品的范围包括：常用的基本金属、纸浆和纸、纺织品和机械。部分产品涉及自然资源的使用和产量减少的命题，这意味着生产该类产品的厂商需要选址位于区位偏僻的内陆城市。专业化的生产领域也扩展到为市场提供服务的一些部门和交通节点城市、中央政府和教育中心、农业服务型城市，以及有关健康、娱乐和标准化商业服务的领域。 理论与实际经验都表明，一个城市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程度与其所从事的某类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明确的关系。所以，钢城、汽车城比纺织城和传统服务型中心城市的规模要大，相应地，纺织城和传统服务型城市，则比专业化生产纸制品和食品加工的城市规模要大。正如亨德森(1988)的报告所说的那样，这种生产专业化分工现象在研究巴西、韩国、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城市体系，都普遍存在。 然而，许多产品的兴盛，需要一个多样化的、庞大的地方环境做支撑。它们包括高技术产品、研发、华丽服饰、出版业、特殊订单机械、金融服务、公司总部经济，以及如高档广告和就业安置服务。若干超大城市在生产这些产品，但是它们之间也有相应的分工合作，例如，一些超大城市可能偏重于金融和国际出口市场的服务，而另一些大城市则可能倾向于提供高技术有效发展的环境。当然，实际运作状况要复杂得多。例如，各类大都市区域的社会网络都很大，因而能够成为人口迁徙的节点城市，特别是在饥荒、内乱等危机时期，这些大都市区域对偏僻之地的居民更具迁移引力。来自内陆偏僻地区的工资报酬低的迁移者，对那些渴望巨大的本地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生产者，如服装制造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劳动力蓄水池。 概览不同类别的城市体系和产品，城市分布的相对规模相当稳定(参见贝克尔，威廉森和米尔斯1992年对印度和伊顿的研究，以及埃克斯坦1997年对法国和日本的研究分析)。大城市与小城市按人口规模各自有所发展而共存，它们保持大致相同的相对规模，为其所在城市的居民提供相似水平的生活条件。例如，5万人的小城市和5百万人的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和工资都存在绝对的差异，如此看来，不同种类城市在实际收入水平方面是大致相同的。 在较大城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厂家，必须能够支付得起双倍高的用工成本，以及高租金和高额的公共服务税收。为保持竞争力，这些位于较大城市的厂家就必须乐此不疲地努力提高每个工人的产出。根据卢梭(1995)的估测，位于巴黎的厂商其产出效率比其它城市厂商高24％，但是因为工资、税收和租金也高于其它城市，所以其生产成本相应地提高了24％左右。许多行业不能承受如此高的成本，因为它们难以保持相应高的产出效率，于是，他们纷纷选址在巴黎以外的区域。对于专业化分工的美国的中小城市，情形也大体如此。 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聚焦单位工人有更大产出的大城市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劳动力和土地的较高的机会成本，于是，在政策偏见下，导致重工业，通常也是重污染的产业集聚在大城市。从传统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可清晰地说明这一政策偏见的情况。正如我们看到的，位于大城市的国企易获得最新的技术支持、最好的管理者、各种拨款资金，以及进出口许可证。以上海为例，其1981年的总产出，特别是在主要的重金属和机械行业，是1914年和1977年(亨德森)美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初期的芝加哥或纽约的几倍多，尽管彼时上海国有企业的城市人口规模相对小于芝加哥和纽约。而在当前，许多乡镇企业轻松战胜上海的国企，也就不足为怪了。道理很简单，这些乡镇企业不需要背负高昂的居住成本，并且不必养活像上海这样超大城市内的庞大数量的工人。 (四)产品周期、厂商周期和非正规部门 大城市是信息交换的中心，这就使得居于其内的新产品与新厂商获得加速的发展。新开办的工厂，由于经营经验缺乏，所以通常会选址在技术、供应商和市场等外部信息比较充分的区域。如果这些厂家不断地学习、成长、成熟，在信息获取方面具备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那么他们甚至会搬迁到远离卫星城的土地和用工成本都低廉的地方。 新厂家，特别是那些规模小的、非正规部门的厂家，同样在培育本地生产环境方面充当颇为关键的角色。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附近的硅谷电子计算机中心，许多厂家规模并不大，且属于缺少正规部门的那种非正规类企业。在高技术产业，许多小企业经历了快速涌现、快速消亡或被拆分的过程，但它们在创新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或成为创意与风险投资的一种象征。这些厂家也在传统的行业通过接受特殊的订单，为大型厂商完成特殊订单和装配关键的部件发挥重要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这类厂家所起的作用，情形也都大抵如此。例如，穆赫尔基(1990)对加尔各答所做的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的进取意识强，富有生产效率，与正规部门紧密地互动，以满足零部件装配和维修任务的需要。上述的机理和情形，对于产品来说是相似的，像收音机、电视机和手提电脑这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高度发展的经典的技术类产品，通常产自像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区域。当产品阶段从试制进入常规化或标准化时期，这些产业将扩散到周围的腹地或国外。产品的发展和研发，无疑需要一个通常在大都市区域才明有的信息富集的环境，而有效的、标准化的生产，却需要一个通常在小城市和发展中国家才拥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均低的环境(Duranton & Puga，2001)。 三、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的城市化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研究显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集聚效应作为所在区域经济不断增长的一个部分而相应地增强，此后，作为区域经济不断衰退或区域融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集聚效应也相应地逐渐降低(Williamson，1965；Parr，1985；El-shakhs，1992；Wheaton & Shishido，1981)。汉森(1990)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尤其是基础设施资源稀缺，对公共基础服务的投资不可能充足，从而难以支撑广泛的城市集聚的展开。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和通信方面因投资缺乏而发展不足，也就难以使得各个城市通过它们而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城市体系。起初，经济基础资源需要被集中到一两个巨型城市才有效率，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分散式地发展其它城市，于是，这种集中化的投资，诱导了人口向巨型城市的迁移和工业化，并进一步提高了集聚水平。伴随着巨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国家将推出一些专门的财政拨款，并储备一大批技艺高超精湛的专家。最终，使得国家能够有财力投资巨型城市以外的腹地区域，促进其它主要的城市中心和中小城市获得同样的发展，这就形成了整个城市体系分散化的发展态势。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见证了城市集聚的发展阶段，然而，其后整个城市体系的平均分布式发展状态不显著。在GDP与城市集聚度、城市首位度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跨国关系：世界范围内城市集聚度先随着人均GDP的对数值上升，然后又下降。这种关系是非常显著和强烈的。然而，其幅度很小，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的低水平上升到5000美元时，集聚度大约仅有2.5％的变动。 上述分析表明，在城市集聚过程中人口的分散化特征极不显著。在一些地区，特别是除了中国以外的亚洲，的确发现了很高的集聚现象。这些地区的城市首位度高达20％～30％，难以通过经典的经济因素进行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亚洲巨型城市现象。这种极高的城市集聚，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的力量，造成资源高度集中，从而使得在其巨型城市内，产业高度集聚与人口高度集聚相伴相随。 尽管显著的人口分散化并不普遍，但是，显然有强大的力量在促进一些产业从巨型城市分布到其它区域，这主要是因为在巨型城市的生产成本逐步上升，生活条件不断恶化。一些国家，如韩国，在鼓励产业均衡分布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效果。产业分散的空间区域先从核心的首位城市到其郊区或卫星城，接着再扩散到该国的其它地域。产业从首位城市郊区和卫星城进一步扩散至整个国家的其它地域，无疑提高了各个城市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这是因为，工业化城市都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特定的产业活动领域。在1980年以前，韩国经历了产业从核心首位城市向其卫星城市分散扩张的第一阶段，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又继续经历了产业分散到全国内陆、偏远腹地的第二个阶段。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似乎正经历产业分散扩张的第一阶段，当然，泰国是在产业高度集聚的情况下开始这种产业扩散化经历的。 考察曼谷大都市区域(Lee，1988；Isarankura，1990)，会发现在1970年和1986年之间，曼谷大都市的核心区域城市人口每年增加4.3％，而一些关键的卫星城郊区每年的增长率达到5.7％～8％。在学者(Isarankura，1990)所界定的五个郊区，制造业的用工量以每年8.2％～12.6％的速率上升，而在愈加重视服务业发展的曼谷地区，这一数字仅为7.2％。李(Lee，1988)的报告显示，在1982年，曼谷城市区域的制造业企业的开工率为7.4％，而在其郊区这一比例则达到8.9％～16.9％，在用工量、制造业新企业开工率等指标上，郊区占有明显优势，而大都市核心区域则保持着很高的人口绝对增长率。 尽管产业最终从首位城市向外扩散到周围空间，但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扩张过程拖延了太长的时间，因而，一度呈现出城市人口集聚持续增长的强烈趋向。是否存在一些认为这是属于过度集聚的必然性理由，如果是，那么过度聚集的成本是什么? (一)城市集聚已经过度了吗? 许多国家的政策在不经意间加剧了城市的集聚程度，迟滞了城市外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进程，以至于它们本应该在城市发展中早就发挥作用，却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才收到效果。一些首位城市发展中的负效应被明显地低估了，如认为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废弃物的集装箱化处置和交通拥挤等，是不需要付出代价或成本小的外部效应现象。与大城市相比，这些负外部效应在小城市不严重，由于大城市的负外部性被大大低估，因而在吸引人口迁移方面仍表现出某种优势，但是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确实高昂(Tolley，1979)。需要强调的是，大城市存在的这个所谓的优势，其引致的负外部性却尤其严重。 在一些国家，对进出口许可和金融市场实现集中式的管理。于是，那些想要获得许可证和贷款的经营者，有必要定居在首位城市，以使得他们能将政治、社会和金融资源有效地运用，促进其业务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起初从首尔向周围卫星城的产业扩散，因行政管理中的官僚行为和国际市场的制约因素而一度受到阻碍。首尔的企业，都期望从城郊到城市核心区域的通勤时间大约在半小时到45分钟之间，以便于正常的上下班(Kwon，1985；Chun & Lee，1988)。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瓶颈因素已不复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直到解放后，对大额贷款的金融市场依旧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有希望获得贷款的借款人需要亲自到雅加达办理申请业务。在进出口许可证、原材料的非市场配置、选址许可和许可证的垄断方面，也存在一些阻碍因素(Henderson & Kuncoro，1996)。 为什么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许可证、金融市场和分配机制如此高度集中?原因之一在于寻租。其机理是，如果管理当局在许可证、贷款等方面存在寻租，那么，中央政府就自然不希望分权化的管理模式，因为分权化将为寻租增加了诸多潜在的竞争者。造成集权化管制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发展中国家实施了许多大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当然，这种制度是以牺牲许多农村区域的发展为代价的(O，1993)。从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可明确发现这一现象。 (二)过度分散化发展的代价 城市过度集聚带来了哪些巨大的代价?亨德森(Henderson，1999)所做的强有力的计量实验分析表明，城市过度集聚造成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城市首位度过大而遭受的经济增长损失，可能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低效率投资所产生的巨大损失一样惨重。为什么呢?因为相对于标准化产品的规模收益而言，工资、土地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也随着大城市规模的增长而逐步扩大，这就使得其在吸收外资和维持世界市场竞争力方面，变得愈来愈困难。由于人口数量也快速膨胀，造成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在许多城市，因交通拥堵、地下水污染、废气排放、胃肠道传染病，以及空气质量差而引发的问题相当严重。对超大城市的规划管理，因缺乏专业化的技术而使得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水平每况愈下。随着大城市环境质量的下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越来越聚焦于试图减轻那些曾经被严重低估的负效应领域。 四、分散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正确看待促进城市分散化发展的大都市区域的商品和负效应、金融市场的分权化、自由化发展、许可证和选址准入的作用，有助于规避城市的过度集聚现象。这一节的讨论主题，就是市际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开放、政府的合宜结构和良好制度。 (一)基础设施投资 城市分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条件，似乎在于对现代市际交通和通信领域进行充分的投资。关于这一点的含义，不言自明。 如果不通过良好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与国内国际港口和市场紧密地联结起来，主要城市(通常为港口城市)和城市的许多制造商，就不能在腹地之间顺畅便捷地开展业务活动，要以合理的派送价及时购买进口产品和市场化的商品，通过集装箱与货运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在一个全球化的即时生产和即时库存，从而大幅度降低成本的体系内，快捷良好的低成本交通设施无疑是必需的。另外，良好的通信条件对于促进商品购买方、供货商、母公司以及政府管理者有效地互动，也很关键。 何以为证?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城市的过度集聚与基础设施的简陋有关——包括可通航的水路(需要互相连接的运河、河道疏浚和维护措施)、道路和电话密度的不充足。亨德森(1999)利用全国的面板数据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可以支持这一判断。举例来说，随着从雅加达到博塔贝克(Botabek)，勿泇泗和唐格朗(总体称之为Jabotabek)的东西向收费道路的发展，作为大都市的雅加达在整个雅茂德丹勿正规部门的制造业的就业量，从1986年的57％下降到1991年的44％，而且，新开张的企业数量更是急剧下降，尤其是那些正规部门的企业(Henderson，Kuncoro & Nasution，1996)。韩国快速的产业扩散可能与其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通信基础设施投资紧密相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韩国城乡之间的通信状况存在巨大差异，而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均通信资本存量在全国各地区已趋于等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分散化的进程。 (二)全球化与对外开放 除了复杂的时间序列回归外，针对全国的横截面回归分析，也表明了国际贸易和城市过度集聚程度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开放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的偏差，首位度下降2％～5％，在有关集聚的指标度方面，也有相似的下降。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显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可以促进该国内陆或腹地的发展(Krugman & Venables，1995；Krugman & Livas，1996；Puga & Venables，1999)。 不过，上述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对一个拥有绝对优势的首位城市和脆弱的市际基础设施的国家来说，因工业化而推动的贸易增长，可能会使膨胀的首位度进一步扩张。所以，像耐克或索尼那样的跨国公司，若想从事标准化产品，或技术含量低、劳动力价格低的零部件的装配，在其发展初期会将选址目光聚焦在沿海的首位城市。 然而，选址在这些沿海的首位大城市，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高昂，加之交通拥挤，这就使得在超大规模城市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企业因不堪重负而有向城郊或周围腹地扩散的冲动。新经济学理论又表明，最终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与国内人口数量和本地化的需求没有什么联系，并且生产这些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商，会更自由地选址在城市腹地区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本地区的生产成本条件恶化，那么国际厂商要搬迁到别国进行生产活动的威胁，会刺激本国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就使城市与产业的分散化发展成为可能。 那些面临严峻国际竞争的出口商，也更渴望迁移到生产成本低廉的内陆腹地。制造业从雅加达到其周围腹地的分散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外国厂商的力量所刺激推动的。1989年，在外国资本控股权比例超过50％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只在雅加达和DKI雅加达的博塔贝克郊区的所有大中型制造业就业总量中，占9％左右。到1993年，在这些企业就业的人数占比，在博塔贝克郊区则达到27％，而在DKI雅加达仅占14％左右，尽管DKI雅加达的自由贸易区获得了发展。 (三)政府治理结构和制度的作用 政府结构和制度在决定城市活动的分散化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分权化的政府治理架构与制度安排，可促进城市获得更大的分散化发展。然而，亨德森1996年的实证数据表明，当一国政府结构从高度集中转向分权化之后，对城市的分散化发展只有令人惊讶的微乎其微的影响。不过，横截面实证数据显示，历史制度对分散化发展的影响是强烈的。亨德森1988年发现，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联邦制的政治制度可以使代表城市集聚度的赫希曼—谢菲尔德指数下降40％以上。 埃兹和格莱泽1995年发现，如果政府体制有相似的转型，城市首位度指数也会有相应的下降(Petrakos & Brado，1989)。 对集聚度的回归分析，正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首位城市是该国首都时，其规模又可以扩大25％以上，这就表明，城市资源的集中程度与城市的权力排名有关系。即使是大致粗略地估测，也能发现中央政府在整个政府体系中财政支出的份额，会对城市集聚的程度有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超过了民族资本。与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城市集聚度很高，而政府高度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或印度的城市集聚度低，政府的分权化程度也低。 经济学家依靠蒂布特模型，来解释城市集聚度和政府集权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对那些本质上属于地方性的公共服务，该模型要求地方财政实行自治。在不受国家级政党官员制约和中央政府影响的情况下，实施地区民主化的投票机制，是保证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有效展开的关键，通过这种地方式的政治参与，以决定本地区的边际税收、边际收益，以及本地区的财政收支水平。 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因，可以说明地方财政自主的有效性。首先，各地的产业需求和产业品味不同，而且还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并不能洞悉地方产业发展的具体要求和个性品味，而这个问题，可以经由地方政府治理过程的机制，得到更好的破解。如果每个地区都至少根据边际原则为公共服务买单，那么，它们将会基于真实的边际成本水平来作出财政支出的决策，这就会促进财政资源的配置更为有效。其次，实行单一制治理架构的政府，可能偏好于支持一国首都的发展，即通常是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资本市场和进出口等方面，创造一个首都偏向的发展模式。正是这种偏好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大量的人口迁移至首都。为此，需要创设一个分权化的环境，在产业发展和人口定居方面，赋予内陆腹地城市和地方政府拥有与首都一样完全自由的权力，而这又要进一步地通过契合地方特点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供给，加以实现。 分权化治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地方政府或州政府收入的来源问题，以及支持地方或州政府实行自治的资本账户建立问题。像孟买和卡拉奇那样的城市，其发展都证明了，城市运转完全可以通过地方收入得以实现。尽管人们通常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印象，即低收入国家的地方政府，似乎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维持其自身运转的财政收入(Bahl & Linn，1992：表13.1)。但是，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账户融资筹资，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前的税收体制，还难以为长期的(或代际)有效投资提供充裕的资金。这就要借助长期的融资规划模式，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浮动债券和债偿基金的方式还清资金借款。鉴于此，就需要进一步构建一个复杂的资本市场以监管地方政府的信誉，并监测其通信条件、信息收集能力的优良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可以支撑其筹资和偿债。 在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高度依赖性方面，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相类似。以印度为例，国家计划的资金分配给州政府，然后由州政府分配至地方，按照赠与和贷款各占30％和70％的比例进行资金分配，分配的参照准则通常基于人口、收入、具体发展状况等加以确定。在这种分配体制下，衍生出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所借贷款常常可以得到减免，于是，地方当局的还贷成本不太精确明晰。相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水平的需求，其筹资是被逼迫的、自动的和不负责任的，筹资力度也是不足的。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都市区域，充裕的资金供给可以通过设置大城市发展局发行浮动债券，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融资通道实行一些控制，加以解决。印尼设有国家发展基金，专门面向那些有申请资格的地方当局。这些基金作为一种周转资金而存在(由偿还款来筹集新贷款)，但是在印度，所贷款项是不还付的。 五、结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度膨胀的城市人口在这些国家城市体系的特大型城市集聚。这可被视为近一段时期以来，亚洲巨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模式。 一定程度的城市集聚有利于降低区际和区域内部基础设施营运成本。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城市体系中，标准化的制造业倾向于分布扩散到中小城市，而大城市则倾向于集中发展非标准化的制造业、研发、服务业。当今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这个问题，似乎表明其对城市过度集聚式的增长有强烈的偏好。 来自几方面的诱迫力量，导致了这种集聚。相对于小城市，大城市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的外部性被低估，从而诱导了人口在大城市的过度集聚。再者，因政治集权化治理架构下中央政府的政治行为所带来的权力寻租和城市发展偏向(这种情况通常在首都更易出现)，对资本市场的进出口许可、工厂产量管制和原材料的分配管制，都导致产业在大城市的过度集中。最后，就长远来看，主要城市以外的其它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区际交通设施，也都维持在太低的水平上。 过度聚集的成本，源于超大城市膨胀的规模和落后的制度安排，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人力资源力量的匮乏。这些成本包括递增的交通事故、受过度污染的空气与水的侵害而引发的健康成本，以及无序的长距离通勤而产生的时间损失。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产品专业化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