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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 (2001) 01-0077-07
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最神秘——一是遥远的星空，二是深沉的心灵。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也曾说：“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我国宋代文豪苏东坡也说，“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
人类是地球40多亿年进化的结果。据科学家的研究，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在第一个10亿年中并没有出现。直到5亿年前，生物才开始发育大脑、脊椎和连接两者的神经系统。人类的脑大约25万年前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大小。
有学者认为，人脑产生之后，已经历和正在经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左脑革命”。即在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时，曾以语言文字的发明来充实原来那种仅以“直接的、天然的方式对环境作超前反应”的非言语的、直觉式的思维方式的过程。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人们仅仅凭借着非言语的、直觉式的思维方式战胜自然。但是这种非言语的、直觉式的思维方式仅仅使人类能够保存个体、繁衍种族，却没能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时间里，给社会历史进程带来革命性的进展。只有当人类开始以图画文字来唤起视觉表象，而不是直接依靠视觉表象进行直觉式来应对自然时，人类的历史才不断沿着日益抽象化、逻辑化的思维轨迹，赢得世代加速的飞跃进步。正是由于“左脑革命”，即实现了人以逻辑的思维力量协同参与右脑活动的那种直觉或反应过程后，才真正造就了人类社会最近几千年的文明史。第二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即对人类能力开发又一次产生惊人影响的“计算机革命”。“计算机革命”对人类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但是它只是“左脑革命”的进一步延伸，仅仅扩展了人类言语的、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对人类右脑的开发则涉及较少。现在则进入了一个“右脑革命”的时期。学者们认为，左脑思考的范围非常小，与整个脑子相比较，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把左脑比作一个人，右脑则教给我们10万人的智慧。左脑是大多数人每时每刻都在用着的，而右脑则往往被忽视——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脑能革命主要是右脑革命。最起码，右脑革命占了脑能革命的大部分篇幅。
无论是“左脑革命”也好，还是“右脑革命”也好，人们终于发现了“微小的人脑构成了宠大世界的中心”（1988年12月14日意大利著名脑能专家皮特·查里在喻佛大学作的题为《21世纪脑能变革趋向》的报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脑能是你看不见的成功支点！”“脑能是你成长的杠杆！”成功的人生是脑得到了最佳投入和开发，失意的人生，是脑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千年在进入信息化、网络化的同时，也拉开了脑能革命的序幕，拉开了人类创新素质开发的序幕。
一、脑细胞及其结构与创新素质
人类的创新素质说到底主要是由人的脑来承担的，构成脑的基本单位是脑细胞，又称脑神经元，那么脑细胞对人的创新素质有怎样的影响呢？
人的大脑约有100亿～140亿个神经元，大概有银河系的星星那么多。脑神经细胞的增殖，在胎儿形成后的第二个半月至四个半月内是第一次高峰，出生后的第三个月出现第二个增殖高峰，到2岁左右，就停止增殖了，也就是说，在2岁左右幼儿的脑细胞已可达到成人的数量了。
以上是一般的结论，但也有不同的观点。1973年冬天，莫斯科大学的柯米洛夫斯基教授，在长达60年脑细胞本质研究之后，在《自然及人工脑能的形成》一文中公布了他的最后结果：
我们可以显示，人的一万亿脑细胞当中的每一个脑细胞所可能产生的连接数为1后面加上28个零！如果一个单神经细胞具有这种潜力，我们就无法想像整个大脑能够做什么了。它的含义在于，人脑细胞可能的排列组合总数，如果写下来的话，其长度将为1后面加上1050万公里长的零！
类似的观点也可见于英国作家、心理学家、教育家托尼·布赞。他说：
大脑是由万亿个脑细胞构成的，每个脑细胞就其形状而言就像最复杂的小章鱼。它有中心，有许多分支，每一分支有许多连接点。几十亿脑细胞中的每一个脑细胞都比今天地球上大多数的电脑强大和复杂许多倍。每个脑细胞与几万至几十万个脑细胞连接。它们来回不断地传送着信息。这被称为迷人的织造术，其复杂和美丽程度在世间万物中无与伦比。
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脑细胞使人脑变成了“一台施了魔法的织布机”，创造出人世间一幅又一幅美妙的图案。
具体地说，这些细胞往来穿梭的传递信息的功能是靠突触的联结实现的。突触这个概念由查理·谢灵顿首先使用，从希腊语衍生而来。突触决定冲动是否从一个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细胞；因此它是脑活动的主要调节器，并被认为与记忆的编码有密切关系。有人估计，人脑中突触的总数大约有一万亿。音乐上仅有七个音符便能组合出无穷无尽的旋律，而脑神经元的数量不知胜过音符多少倍，因而它的排列组合更是无穷无尽。所以有人说神经元按不同的组合就产生出不同的形象和思维。人的心理活动，尤其是高级心理活动都是以神经活动的时空模式为中介的。在每一种模式里，神经元能被选择性的突触变换联系起来。重复一种经验就使原先的经验模式重新恢复活动。大脑皮层里，有无数特定的神经联系模式是准备用来重新活动的。况且按照海森伯格(Hei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神经元及神经突触的活动尚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则随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创造火花。
有人将人类脑细胞的数量与和我们最接近的灵长目亲族黑猩猩加以比较，黑猩猩脑细胞的数量大约只有我们人类的80%（仅以100～140亿计算），然而尽管黑猩猩要比其他灵长目种类高级得多，并且比它们更近似于我们，但是也只有很少的想象力，没有语言，不具备真正的创造力。一些科学家认为：“当脑皮层神经细胞达到一定数量时，生活就意料不到地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空间、新景象、新水平”。有人曾大胆猜测，每多出10亿个神经细胞可能会有一次中等程度的进步，而人类比黑猩猩多出30亿。
这样大数量的脑细胞即使每天按1000～1200个速率死亡，在80岁时也只失去了1000（或1200）×365×80=2920万（或3504万）。以总数100亿计算也不过是5%。
然而遗憾的是人脑细胞只使用了10%左右，尚有90%的脑细胞处于“失业状态”。正如前苏联学者叶夫里莫夫所断言：“一旦科学发展到能够深入地了解脑的构造和功能，人类将会为储存在脑内的巨大潜力而震惊。”因此，对大脑的利用和开发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为我们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提供了物质的可能性。
二、脑的重量与创新素质
人的智力、创造力在地球上所有生物中的杰出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人的脑却不是所有生物中最重的。从绝对重量上看，以成年人平均脑重计算，男子平均重1350～1400克，女子平均重1200～1250克，而鲸脑则有7000克之巨，象脑也在4000克以上。这两种动物虽然在动物界是智者，但与人类却无法相比。有些人类学家还推测，远在1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脑似乎比现代人的脑还重一些，但却不能据此推出他们比现代人更聪明，更富有创造力。从相对重量，即脑与身体的比重来看，人在自然界中也算不得老大。据现有材料看，猩猩的脑体之比1/20，名列第一；其次是鸟，为1/34；再次是鼠，1/36；然后才是人，1/38；接着是狗，1/250；象，1/560；鲸，1/1400。从人与动物的比较中，显然不能得出脑的重量能够对智力、创造力起决定作用。
再看人类自身的比较。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的脑重2012克，而法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法朗士的脑重只有1017克，二人几乎相差一倍，但是他们的聪明和才智却是难分上下的。据说大数学家高斯的脑只有1492克，大诗人但丁的脑为1420克。但是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却是常人无法相比的。爱因斯坦于1955年逝世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医疗中心的首席病理学家汤姆斯·哈维博士研究了他的大脑，研究工作持续了24年。直到1979年，哈维说：“到现在，研究结果表明：爱因斯坦的脑子不比他人的脑子大，而其脑2.6磅的重量也不比他人的脑子重。脑内的有些变化是随着年龄发生的，他的脑子也是如此，不比普通人变化多。”苏联解体后，列宁大脑的秘密得以公诸于世。原来列宁逝世后，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将他的大脑取出并切成3.1万张土豆片大小的切片保存在盛有弗尔马淋溶液的容器里，一直存放在前苏联科学院脑科学第19研究室的大木柜里。据知情人士透露，列宁的大脑重量为1340克，也是一个平常人的脑重。
那么是不是脑重与人的智力、创造力完全无关呢？不是。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看，动物愈发展、愈进化，它的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就越好。就重量、大小而言，高等动物的脑相对来说要重一些、大一些。这样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动物能应对、处理千变万化的环境。例如哺乳动物的鼠、猫、狗、猴的脑比人的脑都小。因此它们的智力和创造力都无法与人相比较。从个体的成长发育来看也是如此，新生儿的脑重只有380克左右，九个月约660克，2岁半到3岁可达900～1011克，7岁儿童为1280克，已接近成年1400克的水平了。在脑发育不同的阶段，即脑重量不同的阶段，儿童的智力、创造力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还有作为一个个体如果某一阶段营养不足，达不到某一阶段正常儿童脑重量，也势必影响其日后的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人脑的复杂性就在于：不能由人脑的某一单一指标来决定他的智力和创造力，人的智力和创造力也不可能完全由脑重来决定。因此，人们不能不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大脑的结构和组织。
三、网状结构与创新素质
网状结构是指位于脑干中线附近背侧，许多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细胞小集团和纵横交错的神经纤维网络。这个网络是由两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是从网状结构发出上行到大脑皮层的纤维，人们将其称作上行系统；一个是网状结构发出到脊髓前角的纤维，人们将其称为下行系统。
人类与网状结构相识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最先向人类揭示这一秘密的是美国的H·W·马古恩和意大利的G·莫鲁齐。他们一起在美国西北大学工作期间，曾用一个电极植于猫脑的这个区域，结果发现在小电流刺激下，会像搔头一样很平静地唤醒一只打瞌睡的猫。这个动物的行为和用脑电图描记器描记的它的脑电波变化的记录显示了正常从睡眠到觉醒的全部征象。马古恩和莫鲁齐判定，网状结构起着一种唤醒皮层的哨兵作用，他们把它叫做网状激活系统，简称RAS。研究者发现，这一小块并不比小手指头大的神经网络，却是比任何人所想像的远为重要的结构。近年来亦引起创造思维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目前的研究已远远超出马古恩和莫鲁齐的结论。科学家们认为网状结构及上行和下行系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机能：第一，调节内脏作用，包括呼吸和心血管机能；第二，维持大脑的兴奋水平，使之保持觉醒状态或睡眠状态，调节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状态，也参与感觉意识活动；第三，肌肉牵张反射和其他脊髓反射，也主要通过下行系统调节。当然对于心理活动和创造力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最令研究者神往的还是第二方面的机能，尤其是上行激活系统的功能。生理学知识告诉我们：感觉器官得到的兴奋向大脑皮层的传递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脊髓、脑干等直接传递，在大脑皮层相应区域产生相应的感觉，即所谓特殊性投射系统；另一条是各种冲动经感觉神经侧支进入网状结构，再由网状结构上行经脑干背侧，丘脑内侧，前部控群和下丘脑向大脑皮层广泛扩散，即所谓非特殊性投射系统或上行激活系统。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神经心理学主要奠基者鲁利亚对网状的神经心理学作过许多研究。她认为脑结构是一个多层次的垂直结构。网状结构作为保证调节皮质紧张度和觉醒状态的器官，是大脑的“第一机能联合区”。它一方面保证大脑皮层紧张度的变化，同时“本身又处于大脑皮质中所出现的变化的调节作用之下”。因此，网状结构是一个垂直的机能系统，是按“反射环”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自我调节器官”。鲁利亚认为：“神经系统总处于一定的活动状态中，某种紧张度的存在对任何生命活动的表现来说都是必须的。”网状结构为什么能起到激活作用呢？鲁利亚认为这种激活作用有三个来源：
一是有机体本身的新陈代谢过程，这个过程是有机体内部平衡和本能过程的基础。这就是呼吸、消化、内分泌过程以及食物、性行为等先天的行为系统。
二是外部刺激而引起定向反射的激活作用。按照鲁利亚的观点：“人生在信息的世界中，他对信息的需要，有时并不亚于对机体的物质代谢的需要。”她认为：“当一个人失去了通常的信息来源后，就会陷入睡眠，只有某种信息的输入才能够把他从睡眠中唤醒。”再有如前所述“某种紧张度的存在对任何生命活动的表现来说都是必须的”。对于周围变化着的环境的觉醒状态的紧张化，就是巴甫洛夫所说的定向反射，“它是认识活动的基础”。鲁利亚还进一步说明了网状激活系统与“定向反射”的联系。她指出：“对‘新异性’的每一个反应，首先要求把新的刺激物同旧的、以前出现过的刺激物系统进行对比。”只有这种比较（“对比”）才能确定这些刺激物是新的、需要定向反射的，还是已知的、无关的、不需要有机体进行专门动员。她认为，“定向反射的机制是同记忆的机制密切联系着的，并且正是这两种过程的联系保证着对信号的‘对比’，而这两种对比是这种激活形式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此，这时候的网状激活系统引起的脑皮质紧张状态“已经不具有先天的性质，而是具有在生活过程中发生的性质，或者条件反射的性质”。
三是脑机能联合体的直接参与。鲁利亚认为“人的积极性的相当大的部分是受在人的意识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意图和计划、远景和程序制约的，它们就其要求来说是社会的，并且起初是在外部言语，然后是在内部言语的密切参与下实现出来的”。这就是说，人的目的，也在制约着网状激活系统的程序。如果目的没有达到，一种积极性总保持着；如果目的达到了，积极性就停止了。这是人的意识对网状激活系统的一种控制。
第一个来源姑且不论，仅就第二、三个来源看，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及顿悟现象。所以有人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脑干网状激活系统正是科学直觉及其顿悟产生的某个生理基础。”人们认为，在科学创造的某一时刻，思考者的网状系统的兴奋性提高了，积聚在网状结构之中的各种信息被积极地调动起来了，迅速地跃入大脑皮层，将皮层细胞激活，与大脑中原有思索的内容相结合，从而在高度的激奋中产生一种新思想。在这种觉醒的过程中，人们的“边缘意识”、“深层意识”，包括某些无意识，下意识地被唤醒，从而在经过睡眠或注意力转移而获得某种休息的大脑“苏醒”过来的状态中被重新组合。如果进一步解释那就是：(1)外界新的材料进入到大脑中来，经过脑的选择，确认是一个新的讯号，于是导致了“定向反射”，意识被激活。任何导致直觉成果出现的“原型”，都是推动网状激活系统工作的动因。(2)大脑高级部位的影响和控制，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目标、意图，清醒的意识的控制作用。它保证了人类科学中全部创造过程都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科学的机遇总是光临于那些有准备的科学头脑前，为什么落地的苹果只对牛顿有意义，为什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又同时触发了达尔文与华莱士的灵感。也可以由此说明，为什么所谓“无意识”的东西，总能在意识中找到某种实在的根据。
四、皮层结构与创新素质
脑皮层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指旧皮层，它由整个皮层大约10%的部分组成；另一部分是指新皮层，对于创造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皮层。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人的大脑皮层是由六层厚度不等的灰质组成，平均厚度2～3厘米。如果将充满沟回的表面展平，大约有2200平方厘米。科学家们按脑皮层各部位“承担义务”的不同将其分为不同的机能区。又因不同科学家研究角度和划分标准不同，因此划分的区域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苏联神经心理学家鲁利亚将脑皮层及整个大脑的活动划分为三个机能区。而布洛德曼则将整个皮层划分为52个区。一般生理学和心理学教科书上多采用根据大脑皮层自然存在的中央沟和外侧裂以及顶枕沟将大脑皮层划分为四个叶，即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各个部分的机能不同划分不同的机能区。比如运动区——额叶，躯体感觉区——顶叶，听觉区——枕叶，言语区——是由视觉言语区，听觉言语和运动性言语区组成。因此，它们分别位于枕叶、颞叶和额叶。有人根据各区机制的接近程度和特点又划分为PF区（额前区）和TOP区（包括颞叶(temporal lobe)、枕叶(Occipital lobe)和顶叶(Parietal lobe)——用它们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名称。
TOP区——三种脑叶构成了人脑当中接受外界刺激并进一步加工成更高结构的组成部分。来自大脑皮层其他部位的所有刺激在TOP区被综合和加工成最高级的心理结构。当然，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这些区是孤立的或本身就有这种机能。首先，它依靠胼胝体的纤维与对侧脑半球相应区域相联系。它还与额叶有着重要联系，否则就会完全失去功能。另外它还通过旧皮层和大量的低级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人认为“最高级的抽象过程需要TOP区。知觉、意象、原始符号、言语符号以及别的什么都在这里被加工制做成最高级的概念、假设、观念、伦理、审美、科学研究与综合”。
PF区（额前区）——前面已述，TOP区如果没有PF区协同合作就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PF区主要是通过四种功能来配合TOP区发挥作用的。第一种就是抵御外界能使精力分散的刺激。保持目的稳定不变，换句话说就是集中注意。集中注意作为更高级心理过程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PF区的这种机能，那些与TOP区有关的对刺激进行高级加工的过程就不能够发生。第二个功能是预见未来。第三个功能是准许有计划或有序列的职能得以实行。所谓序列职能包括(1)能预见目标；(2)能够为达到某一预见目标而把行动和思想按照既定时间顺序加以组织和综合。第四个功能就是进行选择，并促成这种心理选择向行为动作转化。
由此可见，TOP区和PF区对于来自任何区域的心理材料进行加工，并负责进行更高级思维活动和有计划的复杂动作。只有二者的有机配合、协调合作才能完成各种智力和创造力的活动。
有人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具有创造力的脑皮层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某些区域的机能以不同寻常的、积极的方式活动着。当然目前“从神经生理学的水平上讲我们不知道在由心理因素或器质因素造成的精神分裂症里，这两个区的神经网是怎样不正常地活动着；至于如何区别创造者与一般人的这两种神经网的活动特点那就更难以确定了”。
五、大脑两半球的活动特点与创新素质
人类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认识到大脑可以划分为左右两半球，并对之进行研究。进入20世纪后对两半球的功能和作用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左半球主要有言语的、分析的、逻辑的、数字的、线性的、抽象思维的功能；右半球具有非言语的、综合的、直觉的、音乐的、色彩的几何图形识别以及想像等形象思维的功能。前者是串行的、继时的信息处理，是收敛性的因果式思考方式；后者是并行的、空间的信息处理，是发散性的非因果式思考方式。左右两半球的功能具有不对称性。这就是所谓大脑活动的单侧化。近年来，日本学者将左脑又称为“自身脑”，认为它不断地储存着出生以后获得的信息，储存信息的多少与人寿命的长短和健康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它是人们经验和知识的记忆宝库。右脑则称为“祖先脑”，它储存着人类从祖先继承下来的全部信息。因此，许多超常规的思维都可以用这一观点来解释。他们认为，左脑的功能是有限的，因为人的寿命有限。有人估算，人至少应当活到125岁，其根据是人的大脑大体上在25岁完成发育。大脑成长期的5倍等于人的寿命，25×5=125岁。所有脊椎动物的寿命都合乎这个公式。即便是一个个体能够活到这一年龄也只能获得百余年的经验；而右脑则不同，它被称为“祖先脑”，它储存着从古到今人类500万年遗传因子的全部信息。
两半球之间是靠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联结并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换。胼胝体是由2亿根呈乳白色神经纤维束组成。胼胝体不仅将两半球联结在一起而且促成两半球的协同活动。如果胼胝体发育不全，则就会造成个体智力能力的降低。斯佩里等人对此做过大量的实验。例如，当实验者把一把匙子的图画呈现给裂脑人右半球时，病人能用左手在一堆各种各样的物体中各处触摸（排除视觉），并选择一个与图画配对的匙子。而且当给他们呈现一支雪茄烟的图画时，他们从一组不包括雪茄烟的十个物体中选择了一个烟灰盘，因为这个东西与图画关系很密切。但是，说也奇怪，甚至在他们正确反应之后当他们把匙子或烟灰盘握在他们的左手时，他们仍不能称呼和描述物体和图画。显然左半球在知觉和知识方面与右半球完全分离了。在一个特别有趣的试验中，"heart"（心）一词在两边视野交叉的地方闪现。"he"部分对着中央左边，"art"部分对着右边，要求说出这是个什么字。病人们说他们已经看见"art"（这部分投射到担负言语责任的左半球）。奇妙的是，当"heart"用同样的方法闪现了之后，要求病人用左手指出两个卡片之一（"art"或"he"）用以确认他们已经看到的词，他们常常指出了"he"。显然两半球不能很好地协作。概括地说，胼胝体“缺失”，就会阻碍人的右半球中专门化的非言语和空间定位的正常能力，同时左半球的言语和意志活动能力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正因为胼胝体具有协调两半球的功能，所以据此推测：由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协同活动，可使非语言思维有机会借助动作或图像的思维进行。从“智力图像”形成的角度看，直觉思维显然涉及到左半球与右半球大脑皮层的交互作用，以及胼胝体的联接作用。因此，有人主张应从左右半球的联合以及胼胝体的机能上考察直觉思维的脑生理基础。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卡尔·萨根曾写过一本 《伊甸园的飞龙》，是美国的畅销书。在此书中萨根对斯佩里的脑研究材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大脑两半球的相对独立表现比较明显。在许多时候，人们难以用左半球所具有的言语功能来描述右半球主司的感觉过程。许多精美的动作，包括体操在内，以及大量的音乐才能主要来自右半球。外界事物通过感觉器官而投射在左右半球上的映象有比较明确的区分。但萨根同时又认为，对于左右半球的独立性不应当估计过高，应当强调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彼此协同合作。他指出，“像胼胝体这样复杂的电缆系统的存在，必将意味着两半球的交互作用是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如果两半球的联系被削弱甚至切断后，会产生许多莫名其妙的现象。他认为，人类的许多创造性活动都有赖于这种两半球功能的结合。
萨根专门分析了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式的创造过程。他指出，凯库勒的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图形识别练习，而不是分析活动”。这是“通过做梦完成的最著名的创造行为的典范。这种创造行为是右半球而不是左半球的活动。”同时，他又指出“要有效地获得知识，则需要两个半球的协同工作”。他认为：“没有经过左半球的详尽研究，就无法断言通过右半球推断出来的模式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所以，“在聚变的环境中要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两半球的共同活动。通过胼胝体沟通大脑两个半球，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途径”。萨根据此原理来说明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笛卡尔曾说：“数学的结果如果能用几何图形表示出来，它就能深深地印到人们的脑海里去。”笛卡尔不仅如是说，而且真的将代数和几何曲线这两种描述数量关系的方式结合了起来，成为17世纪的辉煌发现。其根源就在于大脑左右半球的结合功能。萨根说：“代数方程是大脑左半球的结构原型，而一条普通的几何曲线，即相关点连接起来的图形，则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解析几何是数学上的胼胝体。”萨根还进而指出，只有通过大脑左右半球的合作，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创造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胼胝体的功能。”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大脑左右半球的协同，没有胼胝体的联结，是不会形成这种既具有抽象的性质，又具有形象的特征的直觉思维的。这就是许多人类创造得以成功的保证。日本东洋大学教授、日本创造学会委员长恩田彰认为：“两半球的功能的联合”、“头脑两半球的关系”，是创造性研究的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现代脑科学的研究充分证明一个人的左脑与右脑之和往往能成就只比仅用左脑或右脑的人更大的事业。在一般人看来，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似乎“左半球”特别发达，而毕加索、塞尚和其他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们都好像“偏向右脑”。而事实并非如此，爱因斯坦把他的很多有意义的科学洞察力归功于他的想象游戏。有一年夏天，他在一个小山顶上做白日梦，想象自己骑着光束到达宇宙遥远的极端，发现自己很“不合逻辑地”回到太阳表面的时候，他意识到，宇宙一定真的就是弯曲的，而且认为，他以为“合乎逻辑”的训练是不完全的。他围绕着这个新图景写下的数字、方程和词汇就给了我们“相对论”——也就是左脑和右脑的合成。在“杰出头脑”群众中，达·芬奇是最典型的左右两半球相结合的人。因为，他在一系列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艺术、雕刻、生理学、建筑学、机械学、解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工程学及航空学。在欧洲宫廷，随便扔给他一把弦乐器，他就可以即兴作曲、演奏并演唱舞曲。他并没有把这些不同的潜能区域分开来，反而合并到一起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科学笔记里满是三维的草图和图片，同样令人觉得有趣的是他的油画杰作的最后草图看起来经常像是建筑草图：直线、角度、曲线和数字，里面包含了数字、逻辑和精确的测量。由此可见，人的创新素质的最佳表现就是左右脑的协同活动。因此，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人的创新素质就必须重视左右脑的开发，即实施全脑教育。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从教学大纲制订、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的采用大都偏重左脑训练，而对右脑的开发严重不足。我国教育的现状是左脑的负担过重而右脑的负担又太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就是要使学生左右脑在一个高水平上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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