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_恩格斯论文

论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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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马克思主义受到各方面曲解的时候,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恩格斯被恰当地、形象地称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时逢恩格斯百年大祭,东西两半球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结合社会主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从各方面扩展和深化对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作为一种呼应和配合,本文将着重阐发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领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处于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低潮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来潮的特殊交叉中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特殊的紧迫性。历史早已昭示:当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低潮一出现,资产阶级的影响将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于是,就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他强调说:在资产阶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泛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0卷第88-89页)尽管列宁的这些话,是在恩格斯逝世十五年后,针对当时全球性的和俄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受到猛烈冲击亟需进行反冲击而说的。但是,对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严峻局势来说,仍然是那么贴切而富有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现今的事态比过去严重百倍。如果说,那时被破坏的是那些贯彻巴塞尔宣言以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等等重要的历史时机的话,那么,现今被破坏的则是实践中社会主义的一批规模相当可观的历史成果。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和如此严峻的挑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科学地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识是难以办到的。而要形成这种科学共识,就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为此,就得通过正确地掌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奠基人之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功能、曲折征程和历史命运有最透彻的理解。他最善于拨开笼罩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上的“魔化”或“神化”的迷雾,排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阉割或附加,引导人们按照本来面目,原原本本地去认识马克思主义。他赞同黑格尔的论断:方法不是外部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有各具特色的学习和掌握方法,这是内容与方法的联系所决定的。基于此,他总是谆谆善诱地提醒人们注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去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包含方法论上的去伪存真。他最善于引导人们通过切身体会、通过对自己的正确与错误的总结,去提高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领。因此,以恩格斯为典范去认识和领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将是满足我们的紧迫需要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正确判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是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如何判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理论品格和学风特色的认识问题。因此,从革命民主主义的恩格斯转为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之时起,到他为夺取马克思主义的新胜利鞠躬尽瘁辞世而去之日止,他一再着力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的主要之点。

早在1847年9月间,恩格斯就以准确鲜明的论战性语言,明确地纠正了一个错误的看法,表达了一个正确的观点。他说:“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事隔三个多月,这段话所表达的观点,就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书稿上:“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39-40页)事隔三十一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一文中这样写道:“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同样不是构造种种联系放入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去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0页)乍一看来,这段话似乎没有涉及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其实不然。在恩格斯的手稿里,紧接着“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这半句的,是被删去的另外半句:“我们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甚至比自然科学家还走得远得多,……”(同上)事情很清楚,恩格斯的着力点是在宏观地阐发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两大领域的共同的出发点,然而,只要我们举一反三地深入思索,那就会领悟到被删去的那半句,恰恰成为耐人寻味的潜台词:在各科学领域中,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地、最彻底地要求“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最善于把握每一个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它的立足点所作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摒弃了外加给这一伟大理论及其伟大的创始人的“先哲”形式和神秘色彩。从根本上揭示这一理论永远生机勃勃的关键所在,提供了防止这一理论被扭曲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本的保证。

恩格斯的这些精辟论断既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肯定,又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人们的呼应。其典型例证比比皆是,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实践一再证明,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根基须臾不可离。只要是坚定地站在这个正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威力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而理论本身也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的检验、磨炼和培育中,逐步实现更新、充实、完善和发展。可以用安泰同大地母亲的关系来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它的母亲——客观事实的关系。这一理论只要不脱离、不违反事实,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不倦地从整体上、从联系中去掌握运动变化中的事实并得出规律性的新认识,就能永葆科学的青春,始终保持时代前导的位置,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

三、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是可变的,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同样会是变化的,以客观事物作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以事实为根基,一贯地、彻底地尊重事实,把理论看作是表现事实的结果。事实及其相互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矛盾地运动着发展着,作为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的概念,同样会发生变化和变形。即使已经较好地从联系中、从整体上把握了事实,形成了规律性的认识,事实仍然比原则和规律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人们必须随着事实的运动和发展,不断地总结新鲜的经验,不断地克服认识上的这样那样的偏差和不完善。凡此种种,内在地决定了以事实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恩格斯总是这样说。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又总是突出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义化、公式化和凝固化;反对借“发展”之名渗假贩私、歪曲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这个质的规定性出发,揭示它本性上与教条主义格格不入。它的内在要求是科学地追踪、阐明、概括包含着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为认识这个过程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的认识武器,为在这个过程中正确地行动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的行动指南。恩格斯如下两段重要论断,至今仍然是每一位想学点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思索和领会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里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它就远不是完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2页)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研究,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研究的方法,是研究得出的结论应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俄国文学家和翻译家阿·沃登回忆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象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智慧的明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确实,恩格斯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一再表达这种希望,希望欧美各国的那些追随马克思主义的人,能够真正地成为名符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为了造就一支名符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恩格斯既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随心所欲地臆造马克思主义。就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多次进行严肃的批判。1890年8月27日他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隔了十一天,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写道:“在理论方面,我们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刊物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同上书,第22卷第81页)

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认真攻读和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恩格斯特别赞扬“马克思派”在革命处于低潮的“难忘的十年”中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他批评某些流亡者的如下错误认识,“我们干吗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同上书,第28卷第588页)嘲讽那些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机会主义者。他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同上书,第25卷第26页)又说:“象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同上书,第25卷第1005页)恩格斯向正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建议:“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他强调说:“……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5页)

作为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即在历史进程的这些关键性岁月里,既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以及作为发展的理论的本质要求等方面的光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并经过列宁——那时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位置——的发挥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结合新实际,解决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的新挑战,维护这一发展理论的勃勃生机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继列宁之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正在进行可贵的努力,取得显著的成绩。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文献》,再到《邓小平文选》的相关名篇,生动地说明了我党在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解决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以维护作为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动力和发展机制方面达到的新水平。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最科学最彻底的发展理论独具的特色:其一,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都这样那样地轻视和脱离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始终同社会实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把科学地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这种有机结合中自我发展。其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都这样那样地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地位所局限;马克思主义则不同。马克思主义也有其阶级属性,但它集中表现的是人类社会最进步的、最革命的、最有前途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这个伟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的阶级属性和科学本性一致要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遵循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它没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所固有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有的倒是其反面——高瞻远瞩、严密透彻的广博性和全面性。其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都这样那样地受自身的观点、方法或体系的禁锢而不得不或早或迟地退出理论论坛或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则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继承和变革、革命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创新、科学的内容、方法和严整的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它不把任何现成的事物包括理论本身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它不同一切迷信和谬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妥协,而是在已经开辟了的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上,永不止息、永无止境地向着客观真理接近,而且在这种不断地向客观真理接近的进程中,又永不止息、永无止境地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可以说,在人类思想理论的百花园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科学的、彻底的、永远向前的发展的理论。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善于指明如何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于本国,让群众通过亲身经验去检验它,它就会愈深入群众心坎

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本质、功能和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又由此更深入一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问题,提到首要的地位。恩格斯反对那种想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时时、事事、处处都永远适用的定义、公式、口号、方案的做法。他曾批评欧美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说他们一方面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为绝对的原理,由于“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成为不正确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8页)另一方面,当他们在实际应用这些原理时,又没有正视面对具有特色的另一些“一定条件”。这样,他们既难以准确地掌握原理也难以准确地应用原理,理论与实践都不能不出纰漏或差错。恩格斯一再提到那些侨居美国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美国国情,不研究美国的资产阶级,不深入美国的工人运动,甚至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他们“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恩格斯向他们提出中肯的建议:要下苦工夫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的出色的工人运动时,不要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强加于人,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很大的距离。应该纠正这种错误的做法,尽力减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的举措,而着力于帮助美国人通过自身的经验去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向他们指明如何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于本国的条件。这样,马克思主义会越来越深入美国人的,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心坎。恩格斯语重心长地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地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同上书,第36卷第575-576页)恩格斯这一席话虽说是对那些想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点力但还干得不能令人满意的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说的,但却大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人来说,是一笔极为可贵的理论财富。

列宁在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过程中,发扬光大了恩格斯的上述重要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在东方的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首先在农村发动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接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符合逻辑地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在过渡时期中迈出国家工业化的起始的、然而极为重要的步子。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基本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以和平的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连续告捷,震撼世界,深刻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科学结合,具有不可估量的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伟力。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日,正是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时,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二十多年的探索历程分外曲折。事实说明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当人们面临新的形势,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着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时,就必须再学习,再探索,解决再“结合”的问题,即由着力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转到着力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前一个层次的“结合”,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命题,具体回答了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救中国的问题;后一个层次的“结合”,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命题,具体回答了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在谱写着中华民族振兴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又一辉煌的新篇章。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写道:“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第二个年头,即中国救亡运动的关节点上讲的这一大段话,对于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头等大事——如何更有成效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说来,既是一次总结、一次发挥,又是一次动员:是对党在第一、第二两次国内战争时期处理“结合”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的关键部分——“结合”问题的高水平的发挥;又是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在为救中国、为发展中国而孜孜求索、奋发实践的进程中力求进一步提高“结合”的水平,增强“结合”的效果的伟大动员。半个世纪过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一新的硕果——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在我国大江南北不断地创造着举世瞩目的新奇迹。这是在新的课题上、新的高度上,解决“结合”这一关键问题的又一次大突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神州大地上取得的又一次大胜利。

如果恩格斯地下有知,当他的目光从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的欧美,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处于新来潮的神州,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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