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八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问题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何建立作为社会和谐基础的公平机制问题
对历史的追溯发现，经济发展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管穷人的生活水平能够随经济增长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应该主要由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分享。这个结论早在几百年前就被亚当·斯密发现了：“哪里有更大的繁荣，哪里就会有更大的不平等。培养一个富人，至少会造就五百个穷人”(Pablo Leal，2006)。斯密称他的这个结论为资本主义的特征。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甚至说得更加明了：“资本主义天生短视。它不愿意也不能对教育、基础设施或研发工作进行投资，而资本主义要想在未来取得成功，这些都是必须的”（美国德鲁克基金会，2006:17、21）。当资本主义被全球化之后，资本主义的模式就从国内扩展到全球。普通阶层收入的增加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进步加速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减少反过来又反映出长期的失业问题、全球化、制造业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作转移等等。从根本上说，私有制本身就会造成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有关私有制造就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问题，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恩格斯在1890年6月25日的《资本论》第4版序言中写道，“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恩格斯，2004:38）。另外，市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不是最公正的。市场不能保证基本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向那些最需要的人的倾斜。经济学家柯密特·高登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美国社会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力分配，公开宣布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然而其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高登，1987:1）。“在美国没有简单的自由市场，只有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市场。经济政策与自由无关，它的一切与机会有关”(Horn，2006)。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也指出：“虽然自由市场运作得并不是太好，但其他根本行不通。其实，我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保留意见，因为这种制度对经济顶礼膜拜，把经济当成一切的目的，生命的终极目标，这太片面了”。他还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理念没有能够完整地体现人类存在的多重意义。这么短视的制度却支配着人生的方方面面，这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德鲁克，2006）。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思考是我们当前研究公平机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实践的发展也佐证了思想家的质疑。不仅经济学家们对于市场经济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甚至像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投资家的巴菲特(Warrent Buffet)也有同样的感觉。2006年，巴菲特在盖茨基金会认捐签署仪式上说了一番话：“市场经济无助于解决贫富差距”。盖茨和巴菲特联手救助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已经足以说明市场制度的深层矛盾。对此我们可以从一些实例得到解释。最近几十年来，一些在发达国家看来已经成为历史的传染病，却在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地区流行，侵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药物，但是药品开发商宁愿开发一些让富裕男人的性生活更美妙的“伟哥”，也不愿意开发穷人急需的药品，因为他们太穷，无利可图。据统计，从1975年到2004年间，全世界开发出来的1556种药品中，只有1%用在那些影响数十亿人存亡的疾病上。除了盖茨和巴菲特，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手推广生产穷人可以消费得起的艾滋病药品。曼德拉、克林顿、盖茨、巴菲特的善举，显示了一个根本问题：私有制和市场解决不了贫富差距，造就不了社会平等，人类必须探索新的制度。2006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也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的，有时也是社会的一市场总是不完美的”(World Bank，2006)。2006年5月美国员工股份所有制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ESOP)协会召开第29届年会，ESOP公司领导人汇集一堂，讨论和评估员工股份所有制运动的现状及其未来。员工股份所有制计划的核心是使员工持有公司100%的股份。该会主席J.Michael Keeling对这种所有制模式充满信心，说它可能用来征服21世纪的挑战(ESOP Association，2006)。布什总统把这些所有制的探索称之为“所有制社会”（他主要指个人对财富的所有），或社会所有制(Enterprising Organization，2006)，也有人将其称为“企业组织”(Enterprising Organization)(Enterprising Organization，2006)，不管叫什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关制度的问题或体制设计问题，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引起美国总统的重视，引起社会各界的讨论。不论是“员工所有”、“社会所有”，还是“企业组织”，都提出了所有制的问题。
所有的历史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暴露在我们面前的西方经济和社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美社会和完美经济。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潜意识中的刻板、抽象、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全面、动态、历史和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实发展中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我们需要针对当前面对的全球性的，以及全世界面临的同样挑战，来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更加完美的办法，建立作为社会和谐基础的公平机制，赋予我们的社会发展一种全新的意义。
二、如何建立与市场机制并行的社会机制问题
像在20世纪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一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机制是人类在21世纪无法回避的问题。莱斯特·梭罗说，“市场经济背后需要一个社区，去完成它不会完成的长期投资”（美国德鲁克基金会，2006）。我理解这里所谓的社区就是人们的广泛认同、一道工作、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机制。
20世纪的100年中，市场机制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相比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发育却显得迟缓。社会机制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0年代说过：“地球上是否还能够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费孝通，1993）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说，上个世纪，先哲们担忧和思考的问题，现在已经是摆到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不得不面对，必须去解决。在当前，研究和建立社会机制，既要超越既得利益，又要考虑既得利益；既要考虑现实实践，又要考虑人类社会近200年来的历史和挑战，这的确需要大智慧。
面对挑战，美国经济学家博斯腾(Jared Bernstein)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变通的理念，这个理念既能接纳个人自由，又强调这种个人自由应当通过更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博斯腾把这种理念称为“我们一起做”(We’re in this together，WITT)。他主张，人们不能有效地阐述减税对全球化、卫生保健、养老保险、经济安全的破坏，不能简单地把事情推给市场并告诉公众让他们自己干吧，就像18世纪的黄金投机家，去试一把，要么致富，要么贫困潦倒。“我们一起做”的核心是我们可以使用政府这一工具去建设更公正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也能保护个人价值的社会。重要的是，在“我们一起做”议程下，人们通过创造一个重新连接强壮、灵活的经济与所有工作家庭生活标准的经济组织，建立一个尽可能使社会成员发展机会均等、全体社会成员相互认同、积极参与的社会机制。“我们一起做”要求发挥市场在合理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企业与个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三者形成一个合力，一道工作，共同面对人类发展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毫无疑问，在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自愿表达自己的意愿，社会共同体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公平实现意愿。所以社会机制包含了社会认同机制。问题是政府如何通过资金支持和法律支持建立和完善社会机制，确保每个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并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和实现自己的意愿。事实上，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在各国的兴起与发展已经表明建立社会机制的可能性。志愿精神是指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社会机制最终形成的结果应该是社会成员的参与、奉献、友好和承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人类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正义取代了本能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且人们的行为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的品性”（卢梭，2007）。社会机制是不同于市场机制的另外一个机制。换句话说，“趋社会性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之一；即使只有少数人据此采取强烈互惠利他行为，也会使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意识提高；大部分人带有利他基因这一点标明，人们在长期合作中产生的利他秉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代代相传的特征，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良性循环成分；通过基因而遗传的趋社会性和通过文化而传递的利他观念，两者共同使群体得以在合作中存在和发展；社会（家庭、国家）对于其成员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进行的约束和教化，必将渐进而日益显著地善良化人们的心灵”（周诚，2007）。
三、如何建立社会共同体问题
与社会机制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共同体。重建人类共同体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追求，社区建设就是例证。社区建设在本质上是建设人类的共同体。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克林顿也在这个意义上把社区放在一个很高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美国人结合为团体，共同工作，寻求共同基础，并找到共同的方法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Clinton，1996)。德鲁克说：“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国家当然会有结构十分不同的社会领域。但每个发达的国家为了提供必要的共同体服务，尤其是为了重建共同体的各种纽带和一种积极的公民身份意识，都需要一个由各种共同体组织构成的、自主的、自我治理的社会领域。在历史上，共同体是人们命中注定的东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体制中，共同体则必定会成为人们为之献身的东西”（德鲁克，2003）。在形态上，共同体最早是家庭，后来是社区。卢梭说：“一切社会形态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卢梭，2007）。在理想的公民社会中，可以通过治理来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这就是人们常常讨论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治理。所谓公民社会是指“遵纪守法的好市民所构成的一个社会，他们遵守法律并纳税，他们都是良好公民，他们在业余时间享受文化、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组织文化、政治社团，并对政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现代政治的社会空间，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文汇报》，2007）。对此，印度“平民学者”帕沙·查特吉解释道：“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一批人，他们其实不遵纪守法，他们也不是坏人，但如果他们完全遵守法律，他们甚至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说穷人们，在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会在别人的或政府的土地上，不经允许修建自己的房子，开设自己的商店，在大街上摆摊卖东西。他们从来不纳税，乘公共汽车也不付钱等等，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这些人在很多国家当中都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政府必须为这些人作特殊的安排——这些都表明社会空间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市民社会形态，它其实就是我所说的政治社会。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它同时兼有管理这两种社会的职能”（查特吉，2007）。
社区实质上是特定地域上的人群或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内涵。人是社会的动物，意味着人类不仅简单地生产和消费，而且有着共同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这些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通常发生在自己的社区一工作社区和生活社区。社会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在农业社会，人们处于同一村落，守望相助，生活和工作几乎同处于一体，基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可以在村落内部完成。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政府日益介入社会发展，包括社区重建。社区发展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作为政府应对社会问题的手段，通过对特定街区、村落提供公共服务，满足那些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失落的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它通过特定街区、村落成员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创新的共同体和共同价值，形成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还人们本应有的人类生活方式和人生内涵。在第一个方面，社区建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延伸，由于政府公共服务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实现，也可以通过企业运作，于是在社区建设领域就出现了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的影子；在第二方面，纯粹属于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内涵，非政府、市场所能介入，于是就有了一个独特内涵的东西，我们谓之社区。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已经赋予社区、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以新的内涵。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各个部门合作、协商、融合的过程，也是共同精神和共同价值的培养过程，也是社会融合的过程，所以社区建设，或者共同体建设的过程和其结果是一个东西。政府对于社区建设，或者共同体建设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规范和基本资源支持，建设公共体的任务则是居民自己需要承担的。
四、如何建立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问题
人类共同体不能缺少公共目标和共同意念。费孝通说：“事实上，自从有人类形成群体以来，‘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的价值信念。总之，它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它不仅体现了组成群体的每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的人和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2005）。针对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的种种问题，诸如战争、灾害、贫困、环境污染等等，世界各国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人类在21世纪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已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正如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所阐述：“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理想”(2005)。实际上这是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我们处理发展问题的方向，它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价值于一体。在21世纪伊始，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表明中国在建设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正在探索人类社会的新发展路径和方向。
人类不仅需要共同意念，也需要共同价值。费孝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一点：“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费孝通，1993）。文化是人们的价值体制和行为模式。文化的隔阂是怎么形成的？地理、种族自然是原因。现实中的隔阂许多却是由于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差别引起的。而在公平发展的机会机制下的收入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人们之间由此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沟通、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和许多世界领袖一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马丁·路德·金曾经说，人们之所以相互仇恨，是因为他们相互害怕。他们之所以相互害怕，是因为他们相互不了解。他们之所以相互不了解，是因为他们相互不能交流。他们之所以相互不能交流，是因为他们相互隔离。我们经历中令人悲哀的教训是，有时我们相邻而立，却仍彼此隔离，心与心之间相距千里。如果想要建立稳固的社区，我们就必须缩短这种距离”（克林顿，1997）。反思“9·11”之后的美国和世界，我们不能忽视克林顿的忠告，恐怖主义这种源于文化冲突的新冲突方式已经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克林顿在1996年的连任竞选中，把推进社区建设作为自己的三大国家战略之一——通过社区建设来建立整个国家基本的价值意识。
人类社会要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之，这就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没有社会的公共认同的文化价值，哪有和谐的社会？“人们乐于遵守自然法则和端正行为准则，因为大家都知道，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那就是共同的愿景和协同”（柯维，2006）。
五、如何确定人类的消费模式问题和社会品质的标准问题
人类需要在共同体、共同目标和共同意念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西方国家里绿色观念的日益增长的力量，也正反映了我们也许正在逼近无可避免的环境灾难的悬崖”（桑德斯，2005）。
尤其是在当前。从全球来看，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消费速度加速增长。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的淡水使用量增加了3倍，石化燃料的使用增加了5倍。这种消费需求不仅开始损害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体系，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开始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污染、拥挤越来越严重，贫困人口更难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现有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文化是建立一个全面发展社会的最大障碍。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看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能源和资源高消费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消费模式与我们已经确立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是相悖的。事实上，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活方式也在追求发达国家的模式，引起了经济发展与资源之间的剧烈冲突。因此，仅仅在生产领域和企业界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还是不够的，必须把新发展观原则贯彻到消费领域，贯彻到居民的生活中，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
对于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理解取决于对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发展的目的旨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人们所追求的可能目标和满足人们必须的生活要求。虽然由于文化的差异，各社会的人民在发展目标的追求上各不相同，但是各国人民一些基本的要求是共同的：能够健康长寿、有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基本的生活、享受政治自由、保证人权和安全。人们只有在上述要求都可以满足的情况下，才算是达到了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质量。
推进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给人类创造了从在日常生活中去思考环境问题的机会。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把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只作为个人行为的问题，停留在个人行为的框架内，而是要形成新的共同的生活方式、扩大共同生活圈。在共同协作中进行交流是把环境问题理解为人类自己问题的一个关键。现在重要的是要具体考虑自己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的实践对环境保护起什么作用，以及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样，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努力与环境保护存在怎样的联系，进而认识到引起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向。
六、如何应对全球化社会给主权国家管理带来的问题
伯克利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网络社会的理论，是针对当前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变进行的、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他说：“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已然成为全球互相依赖，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式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Castells，2000)。这里的经济是全球经济，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截然不同；这里的社会是网络社会，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这里的国家依然是主权国家，但必须处理跨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从另一个角度说，建立在主权国家、主权经济和主权社会三者合一假定之上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政策理论在全球化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
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全球社会的形成及其与传统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哲学家伊凡·伊利赫1977年说‘50年前，一个美国人所听到的大多数词汇是别人亲自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说的，或者站在附近的某人对他讲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了。我们美国人或全球消费者社会里的任何一个人听到的大多数词汇都是通过电波对作为大市场的一部分的我们所做的销售广告的传播”（杜宁，1997）。人们发现，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政府管理已经显得越来越吃力；政府发现难以预测自己的决策后果，难以避免其决策产生的有害影响。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无法满足诸多的社会需求。“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是多元的，他们不像经济的效率标准那样可以单一地加以衡量和比较”。“全球化背景下的单一经济效率标准和多元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的又一表现”（袁志刚，2007）。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主权国家社会管理面临失灵和难以控制的体制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计划、预测和政府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能预见未来的一切，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政策和战略也是先天不足的。具体说来，全球化下人们，包括政府，明显感到与主权政治实体不一致的情况是，全球互联网系统下的个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他们可以形成虚拟组织，也可以单独成为主体；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便利性；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造成了跨国界的收视群体，也造成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文化认同。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特点之一，也是社会管理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七、如何创新就业模式问题
人们已经深刻反思福利制度可能造成的福利国家问题—效益与公平问题，但很少反思充分就业政策的可操作性问题。现代就业理论和政策几乎都是建立在1930年代的发展事实和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那个时候，全球的人口不过20亿，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在40%左右，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还没有发生。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形势确实不一样了，人口达到60多亿，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80%以上，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都达到50%，而且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对生产方式，特别是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城市人口自“195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更达17.1%，世界总人口将每年翻一番”（桑德斯，2005）。如何针对包括就业领域在内的各种社会模式进行创新，确实是当代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
社会创新的基本含义是指，通过一些制度设计来改变目前人类在应对一些社会问题时遇到的困境，诸如就业、社会福利模式等等。历史证明，每一次经济的巨大飞跃，几乎都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社会创新也是如此，社会的不断创新将缓解人类面对的若干压力，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处于积极、合理状态。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面对人口不断增长和环境恶化的巨大压力，如果不进行某些程度的社会创新，要真正健康和谐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过去的500年，人类通过技术革新、科学发展和经济增长得以生存。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下去，人类未来的生存可能要通过社会创新，即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体制。在此意义上说，未来有意识的制度创新也许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也许我们在目前谈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我们现在可以预见，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及应用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政策创新，管理以及社会工作，将成为未来500年发展成就的最基本的力量。
八、如何解决社会政策的偏好问题
社会政策是过去一个多世纪各国政府和学者找到的解决社会问题、处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出现的实质性解释是，现代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缩小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差距，缓解财富分配过分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冲突。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消除或缓解这种社会差距的方式因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美国，最初是社会自己来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志愿精神和慈善精神，后来政府，特别是从罗斯福政府开始介入。在英法等国，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介入更早一些，作用更大一些。
现在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采取公共政策的国家，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能够想到的解释是，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自远古至今，人类在技术开发上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及时不断地将这些技术用于经济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问题是，为什么技术会取得如此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就那么艰难？用价值中立理论解释，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取向的，对于那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价值中立原则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市场经济则是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吸纳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百年人类在经济技术上取得巨大、快速进步的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则大大不同，社会政策的应用涉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自身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决策者和执行者本身是政策的受益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实施政策、制定政策过程中难以超越价值中立原则，这就必然造成社会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甚至出现“经济和技术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的现象。迈克尔·谢若登说：“美国福利国家最初是凯恩斯的一个创造，用以在经济低落时刺激消费需求。宏观经济的这些基本指导思想主导了福利国家的形成，使福利国家以收入为基础，以消费为导向。然而，正如莫里斯·贾诺维茨所发现的那样，福利国家的增长已越来越少地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越来越多地是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果”（谢若登，2005）。针对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失灵，出现了志愿主义的治理模式，那就是非营利部门参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博斯腾提出了“大家一起做”，而不是“做自己的”的理念的原因。解决社会政策偏好问题需要更广泛的参与。所以，社会政策决策机制应当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