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发展，融合——中国档案界对欧美档案学理论的认识过程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中国论文,过程论文,学理论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档案界对欧美档案学理论的认识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欧美档案学理论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以来，我国档案学界对其经历了一个认识、分析和反思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几种较具典型性的态度和做法。
1.全盘引进，以之替代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地位。这种做法在欧美档案学理论进入中国档案界之初比较普遍。20世纪80年代初，封闭多年的中国档案学大门打开了，以欧美档案理论为主体的外国档案理论像一股清新的风扑面吹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理论内涵、多样的研究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水平为中国档案界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视角。中国档案工作者在欣喜之余大胆引进，多方吸收。由于初期对欧美档案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水平还比较有限，所以此时的表现较多的是全盘吸收，整体移植，认为西方档案学理论都是先进的，是解决我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灵丹妙药，应该以之扩充甚至替代中国档案学理论。持这种态度者，多为学者、理论工作者。这种态度在此后一段时间有相当的影响，至今在某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中仍留有痕迹。以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文件中心的认识为例，“80年代中后期，国人初识文件中心时，对文件中心是一片赞叹之声，觉得在当时解决我国档案馆藏优化问题者，非文件中心莫属”（注：傅荣校：《应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中国档案》1999年第1期）；近几年仍有学者提出它“完全适用于中国”（注：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年第5期），是文书立卷、档案价值鉴定、文件与档案一体化管理、档案工作系统改革的理论依据（注：林清澄、刘秀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是万能的》，《中国档案》1999年第12期），对“面临重大挑战与机遇的我国档案事业，它是进行变革的重要路标与指南”（注：黄存勋、魏鹏飞：《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大有用武之地》，《档案学研究》1999年第1期），使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成了‘指导’我国档案工作诸多具体业务和档案事业管理的万能理论，具有神奇的功能”。（注：林清澄、刘秀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是万能的》，《中国档案》1999年第12期）可以看出，这种态度和做法的根源在于忽视了中国与欧美各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差异，也忽视了中外档案管理、文件管理的差异。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将欧美档案理论作为“万有引力定律”般的普遍规律盲目引进，并以之作为解决我国档案界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万应灵药”，从而取代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位置，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但是这种大范围、宽领域地引进了欧美档案学理论，为中国档案界进一步合理地借鉴其理论思想打下了基础。
2.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贬低欧美档案理论的借鉴价值。与第一种态度相反，有些档案工作者，其中从事档案实践工作的同志较多，过多地强调了“国情”，过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他们从我国众多的档案工作实例、现行档案管理体制的要求出发，认为欧美档案学理论来源于欧美各国的档案工作实践，其特定的发展过程和研究内容都决定了这些“特定的理论一般只适用于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注：林清澄、刘秀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是万能的》，《中国档案》1999年第12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欧美档案理论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同样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讨论为例，有些档案工作者提出“我国的文件及档案概念与国外的不同，因此，没有或基本没有必要建立文件中心，故……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或说不宜中国化”（注：吴品才：《“文件中心”在我国未能普及的缘由评析》，《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1期），更有人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是‘洋货’，如果采用，即有崇洋之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就是照抄西方的东西”（注：潘连根：《如何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档案》1999年第5期）。由此可见，持这一态度的同志进入了一个观念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档案工作实践与欧美国家的不同，所以不需要借鉴欧美档案学理论；如果吸收和借鉴了欧美档案学理论，就是把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西化”了，就没有“中国特色”了。显然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欧美档案学理论是对档案工作过程及其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由于档案工作本身的共通性，其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如来源原则就是国际档案界普遍认同的理论原则。而且我们学习欧美档案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它，把它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在结合的基础上去发展它、丰富它，这一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中国特色”。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也不能仅因为欧美理论与我国现时的某些实际不符就贬低甚至否认它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因为理论不能迁就实际，对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恰恰需要我们运用理论去改造”（注：潘连根：《如何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档案》1999年第5期）它；如果确实是由于国情有别而造成的不相适应，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加深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的认识。因此，这种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做法显然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认真研究国外有价值的东西，滋养我国的档案学理论，而不是盲目地、狭隘地排斥和拒绝，才能使我国档案工作理论走向更深入的发展。
3.积极引进，以之促进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这是中国档案界在引进与借鉴欧美档案学理论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地认识、探讨和思索，最终形成并成为档案学术理论界主流的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既充分考虑到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又充分认识到了欧美档案学理论的先进之处和现实指导意义，从而采取了一种积极引进、合理吸收的正确态度。他们承认“中国的档案学有她自身的特色，此种特色是中国档案学的灵魂，任何失去灵魂的科学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注：王恩汉：《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到“档案本质属性”》，《中国档案》2001年第10期），这种特色体现在当代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过国外的某些影响，但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仍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的根基。因此，在学习借鉴国外档案学理论并致力于发展中国档案学理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把握的是中国档案学独具特色的理论与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档案学理论，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才谈得上中国档案学理论的进步与发展。同时，持这种态度的档案界人士也明确地认识到了欧美档案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学说，在世界范围内部以不同的形式得到研究和认同，其理论思想和工作原则反映的是对于某种普遍存在的工作对象（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和技术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能够帮助我国档案工作者开阔思路、拓宽视野、更新观念，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这种既不盲从，又不简单否定的正确态度渐渐地成为我国档案工作者的共识，为欧美档案学理论在我国的进一步引进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分析以上三种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可以看出，这是我国档案工作者对欧美档案理论的一个认识过程，也是在长期的理论学术探讨中形成不同观点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档案界借鉴欧美档案学理论的特点
自中国档案界走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档案时空之后，二十多年间，欧美档案学理论以其悠远的历史底蕴、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不断创新的研究精神吸引着中国档案人的目光。在对其进行引进、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1.领域广。我国引进的欧美档案学理论涉及了档案学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引进。从宏观角度而言，既有欧美档案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的研究成果，如“来源原则”、“鉴定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也有欧美档案史的介绍，如《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就向人们展示了欧美十七个国家近百年来档案工作与档案理论的发展脉络；还有档案技术研究的较新成果，如档案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保护技术等。从微观角度而言，既有对档案学基本术语的移植，也有对档案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描述，如电子文件、EAD（档案置标著录）等新术语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等。
2.数量多。一方面，介绍欧美档案理论的译著、专著、论文数量较80年代之前大大增多，其中译著达二十余本，论文更是能够经常见诸于各类档案期刊。以《中国档案》为例，仅2000年与2001年介绍欧美档案理论与工作实践的文章就有十五篇之多，如果将介绍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论题的文章计算在内（其中三次全体会议的三篇主报告与十二篇辅助报告中的九篇均出自欧美档案学者之手），则有二十一篇之多。另一方面，走出国境实地考察和学习欧美档案工作及其理论的人数也不断增多，1980至1998年间，出访欧美的档案专业考察团近200个，有近800人次，其中从1997年起至今两年一期的中国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赴美培训团达到每团30人次，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系统派出的规模最大的培训团队。同时，双边合作项目、接待欧美档案代表团和利用者的数量也都创造了建国历史之最。由此可见，80年代后对欧美档案理论的引进与吸收已成为促进中国档案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日益为我国档案界所重视。
3.影响大。随着欧美档案学理论的不断引进和传播，中国档案界从了解到引用，从移植到吸收，直至将其精髓与中国档案学理论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欧美档案理论对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影响面是广泛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其经典理论内容的了解和掌握已成为中国档案工作者的必修课，纳入了档案专业教育和岗位培训的教程。对其理论发展的关注也成为档案职业人员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常用方法，欧美档案理论的创新之处、档案技术的先进之处常常能为我国档案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一条捷径。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各类学术文章中。据笔者统计，在《中国档案》1999年至2001年以电子文件为论题的15篇学术论文中，直接涉及欧美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的有11篇，其余4篇经验介绍性质的文章也不同程度地参考了国外的做法。在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价值鉴定理论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可以说，欧美档案学理论已经在中国档案学理论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其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
总之，80年代之后欧美档案学理论对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日趋扩大，其涉及领域之广、引进数量之多、影响力之巨都是以往任何阶段所无法比拟的。
三、中国档案界对外国档案学理论的正确态度
1.坚持“拿来主义”的原则。科学是超越国界的，21世纪中国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大环境，孤芳自赏注定要被时代遗弃。以往，外国档案学理论的传入对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可以说中外档案学术交流是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今后，我们更要坚持“拿来主义”的原则，坚持积极引进、多方借鉴、合理应用的正确做法，这是我们对待欧美乃至世界各国档案学理论的应有态度。什么是“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是生硬地“嫁接”，那种出国转一圈、把国外所见所闻生搬硬套用于国内档案学研究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其结果注定要走弯路。“拿来主义”的前提是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档案学所处的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考虑我国同外国在环境、国情、民情、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别。“拿来主义”的实质是在档案学理论探讨中，对外国档案学有研究、有分析、有比较、有鉴别，使其中有益的理论思想、方法经验成为中国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拿来主义”原则，其根本目的是正确借鉴世界各国的档案学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以之促进21世纪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推动中国档案学理论走向繁荣。
2.在发展中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前任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凯斯凯姆蒂先生说过：“中国的文件形成和文件管理工作对于比较研究特别有意义，因为它们的发展与欧洲的文件和档案系统没有关系”。因此，富有特色的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理论不仅属于中国，对于国际档案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这种个性并让世界了解它。随着中国档案学的开放态势不断增强，我国档案工作者的展示意识也得到加强，采用各种方式向国际档案界传达专业信息，主动开展国际合作，使中国的档案学思想更多地进入国际学术论坛，以自身的特色融入国际学术研究的潮流之中。
但是，在我们强调保持个性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档案界中有过份强调档案学中国特色的倾向。当我们将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国外档案学论著相对照，希望从横向对比中找出中国档案界对世界档案学的重大贡献时，结果往往不太乐观，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档案学特色过重、共性不足，说明我们揭示档案与档案管理规律与共性的深度不够，这恐怕是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尚未更深入地走向世界的一个原因。因此，应该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在个性中反映共性，在共性中保持个性，让中国档案学一步步地走向世界。
3.进一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展望21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前景，可以预测，中国档案学研究必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这是国际档案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档案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档案学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也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在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共性的课题，它们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也包括不少基础理论问题。例如如何形成整体优势，实现资源异地共享，提供跨越时空、更为简便快捷的档案信息服务；如何应对伴随电子文件而出现的对传统档案管理技术与方法的挑战，等等。在探讨与解决这些共同课题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档案传统、完备的档案工作体系、较为丰富的档案理论的东方国家，中国有理由在保护人类记忆的事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世界档案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随着中国档案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逐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国际档案界的共同课题，协作化、集约化的研究模式是解决这些新课题的有效途径。外国先进的理论思想、研究技术与方法会为我们带来突破性的灵感，我国独具特色的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也会为国际档案学增添浓墨重彩的一页。对集约化研究必要性的认识将进一步促进中国档案学与国际档案学的沟通与融合。不难想象，随着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最终将成为国际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借鉴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中国档案学经过悠悠50余年，在这个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并存的世纪，必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更深入地走进世界。一切期待着中国档案人共同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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