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生成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发展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3)04-0016-05
“人的全面发展”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谈论得多理解得少的思想。这 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内涵深刻而丰富、需要深厚理论背景方能理解的。由于缺乏必要 的理解和思考，人们在面对这个命题的时候，总是陷入一种悖论性的困境中：要么将“ 人的全面发展”视为一个理想性的价值目标，看成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的理想；要么将其具体化为现实中人应当具有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政治自觉和法律 意识等。前者因其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太远，使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失去了作为关乎人 的根本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学说所应有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后者因其离人们的现实生 活太近，或本身就是现实的人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使其丧失了理论与现实应有 的间距和张力，而显得平淡乏味。总之，“人的全面发展”变成了人们时刻挂在嘴边但 却毫无真实内涵的空洞口号。其实，“人的全面发展”在党的面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件 中被提出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它既是对当代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理论确 认，又是对当代中国人发展方向的理论引导；它既把人的全面发展诉诸于人的本质的历 史地生成和展开的过程，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反观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的理 想性尺度。
一、历史与逻辑：个人的出场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理论地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这样一个历史进步的现实，这就 是个人的出场。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确立起来的个人，在当代中国不仅成 为一种社会现实，而且第一次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认。
“人的全面发展”从理论渊源上讲，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样两句经典论述。一是 在被称为“共产主义出生证”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下的那句名言，即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73)二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人的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时的一段话，“建立在个人全面发 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P104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词汇是“每个人”或“个人”而非一般意义上 的“人”[3]。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 起的。我们还可以引述以下论断作为佐证：共产主义是“个人的联合体”，是“联合起 来的个人”，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换言之，“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 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个人的存在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 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1](P122)。又说：“在真正的共同体(指共产 主义——引者注)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1](P119)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表明，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或 “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理想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全面发展 的“个人”所建立起来的“联合体”。换言之，实现共产主义或人的解放(本身是一回 事)的前提是确立起具有独立性的个人。
这里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是为了说明，笼统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注意澄 清这里的“人”是特指的“个人”，是“导致“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的深刻寓意和 内涵被误读、被曲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的提出， 其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第一次在党的理论上确认了“个人”存在的客观事实，从而为 党和国家当前与今后从事的事业和各项工作找到了一个重要而现实的支点。
众所周知，在我们过去的理论话语中，“个人”往往是被忽略的。在传统马克思主义 哲学教科书中，惟一出现的“个人”是“历史人物”，而普通的个人只是构成“人民群 众”这个总体性概念而无独立存在价值的片段或环节。造成这种情况的有历史和逻辑这 两方面的原因，它们本身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人”受到历史和逻辑的双重“ 遮蔽”，成为现实中隐而不显、理论上讳莫如深的东西。
从历史方面讲，对中国社会来说，“个人”的“出场”是最近一些年，至多是改革开 放以后，才逐步出现的重要“事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由于漫长的自然经 济历史所造成的本来就“发育”不全的个人，再次被“抛入”某个狭隘的组织或群体里 ，陷入深深的“人的依附关系”状态中，现实存在的是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 个人除了具有某种工具的价值和用来构成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概念外，根本不具有 独立存在的意义。群体存在的价值不仅远远高于个人存在的价值，而且也是个人赖以存 在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个人”如果脱离了一定的“群体”或“组织”，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放弃个人 的独立性是赢得人的现实性的惟一选择。于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个人”就消逝在 了历史的视野之中。
从理论方面讲，“社会至上”曾经是社会主义在价值观上用来区别资本主义“个人至 上”的重要标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价值 观的根本对立，忽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性和阶段性。在理论上侧重于阐述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种形态更替的学说，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 方式三大历史形态的学说，使得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隐而不显的“个人”进一步受到理 论的排挤和遮蔽，于是，谈论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缺乏现实的根据，因为根本就不存 在现实的“个人”，而且在理论上也成为充满危险的禁区，因为强调个人的发展就是宣 扬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个人的独立性 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性空间，人们开始走出狭隘的群体和狭窄的地域，逐步摆脱了“单位所有”、“部门所 有”、“地区所有”的“人的依附关系”，开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2](P104)这是中国近十几年来发生的最深 刻的社会变革，它已经并正在改变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其 重要的标志，就是“个人”的出场。
个人的出场和对其理论上的确认，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首先，它能切实地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将人的存在方式推进到了更高的历史形态。 “人的依附关系”的历史形态，本质上是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经济形态结合在一 起的，它是以让渡人的独立性来换取人的现实性。与此相伴生的社会后果则是，经济上 的禁欲主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文化上的蒙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全面进步的 社会”，本来就与上述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是决不兼容的。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 相对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加之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缺乏对社 会主义本质的真正认识和把握，片面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忽视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从而导致个人在现实中难以获得独立，理论上就更不能得到 承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提出，表明我们不仅正视了“个人”出场的历史必然性 ，而且将其作为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它使我国的社会发展获得了真实的内涵和现实的力量。江泽民指出，人的发展 和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两个永无止境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 。[4]全面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离不开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 衡量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力 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固然可以通过不断增长的经济指标和国力来体现，但归根到底 应当体现在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上，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评价社会发展 的客观尺度，也是对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个人发展首先取决 于个人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人得以出场，挺立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激发 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创造热情，呼唤和培育出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理论上对个人的确认 ，将使人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方式，自觉地谋求个人自身的发展和能力的完 善，在“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活动”中，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离开了作 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
再次，它不仅理论地表达了当代中国个人出场的现实，而且开始理论地引导个人的全 面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所确立的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其最为严重的负面效应是，会导致人的“异化”或“物化”。我国的社会 主义制度可以一定程度地遏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扩张和肆虐，但是，当代中国人却不 可避免地要经受市场经济“炼狱”的考验。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对现 实中国社会的个人作为社会主体地位的确认，更是对个人发展的引导。
二、复归与展开：历史的生成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 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P123)，又是人的“全面的本质”历史地 展开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5](P126)。“全面发展的个人…… 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P108)“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复归”，是 人对“异化”的超越，是人对对象化在人的劳动产品和对象物中的自身本质的重新占有 ，是人在与自然、与他人交换本质的基础上“类本质”的全面实现，“是人向自身、向 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6](P81)；作为“展开”，是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得到充 分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善，使“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6](P87)。作为复归和展开的统一，“人的全面发 展”应当合理地理解为人的历史地生成的过程，而且是“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 富的范围内生成的”[6](P81)。
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人的全面发展”要么被看成是人的既定本质或既成本性的实 现，要么被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或活动的某种终极目标，总之，人的本质不是内在于 现实的人而是属于“非人”或“超人”的东西。这样来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 本质的全面实现，必然带来的后果就是：或者“向后看”，让人回归到某种“想象”中 的自然、美好的淳朴状态，将人的发展变为人的倒退——现实中，存在的某些恋旧情节 、尚古情怀，总是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言论，就是这种以“本质主义” 为特征的人的发展观的具体表现；或者“向前看”，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最终实现自 我的目标，将人的发展变为人的“僭越”，将人与自身本质的统一置于现实中可望而不 可及的彼岸世界，最终放弃“全面发展”的追求——生活中，人们“拒斥传统、躲避崇 高、耻言理想、蔑视道德、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存在主义”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 ，就是这种人的发展观的真实写照。
其实，“人的全面发展”既不是向某种既定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也不是某种外在于现 实的人的本质的最终实现，它是人的本质的历史的生成，是人的自我完成和自我实现， 是向人的全面的本质的不断接近，因而，它只能存在于人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
首先，“人的全面发展”根源于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而人的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 即人的“生活活动”本身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最深刻的人类学根据在于人的“生活活动”。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 之间的区别”[6](P57)的动物，是无所谓“全面发展”的，或者说，它的生命活动就是 它的“本质”的全部现实。而只有“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 的对象”、“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6](P57)的人，由于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提升 为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且“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 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P58)，这才 产生了以超越自己现实存在为本质特征的“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如果人没有以有目 的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方式实现对动物的跨越，用“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 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6](P57)，那么，“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就不会产生出来。而 人的“生活活动”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展开过程，是人用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按 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固有的尺度”生产和塑造自己的生活亦即人本身的 过程。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只能存在于人的历史的生成过程之中。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直接针对人的“异化”而提出来的，其基础和前提是“个 人”或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存在方式进入到了“第二 大历史形态”的时候，才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最初的社会形态”，由于人处在“ 人的依赖关系”状态，根本就没有具有独立性的个人，或者根本就没有个人的独立性， 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然无从谈起。只有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 大形态”，由于“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 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才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 问题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伴随着现实的“个人”的出现，并且，在现实生活条件中不 仅产生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出现人的“异化”或“物化”的情况下，才被提 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异化”也是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市场经济所形 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尖锐地暴露了人的‘异化’状态，又为 人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提供了前提条件。”[7]“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 一条道路。”[6](P78)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追求自己“理想性目标”的过程，也 是人顺应“历史必然道路”的过程。那种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视为是从来就有的，或只 是在未来社会才存在的理解是肤浅、错误的。人的全面发展根植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 发展”之中。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的过程，是在人与自然、人 与他人进行“本质交换”的一定阶段才凸现出来的问题。人和世界的关系，包括人和自 然、人和他人(社会)的关系等，是一种历史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 讲，人是不断地将自己的非现实性(目的性要求、理想性图景)变为现实性，同时又把现 实性(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转化为非现实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 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6](P88)，人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对象性 的存在物中，不断自觉到自己的本质和能力的，而人的全面的本质，是在工业化的进程 中逐步形成并展现出来的，是人在意识到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可以凭借“ 理性的狡计”化自然力为“为我所用之力”的时候，才形成并日益被人自觉意识到的。 再从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来讲，人是社会性动物，人必须与他人结为一体才能生存。 社会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18)然而社 会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也处在与人的相互生成的过程中。当着人还从属于某 个狭隘的群体和狭窄的地域的时候，不可能形成人的“全面的关系”，因而，也就不会有人的全面的本质，自然也就无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市场经济突破 了原来的地域、国家、民族的严格界限，全球逐渐连成一体，人们开始了广泛的交往和 交流，人的“类本质”即“全面的本质”得以逐步展开的时候，才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
综上所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在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方式中复归和展开相统一的 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既不是人的“非历史”本质的实现，也不是人的某种“超历史” 本质的获得，而是生活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条件下的“个人”基于现实而面向未来的“ 筹划”。
三、理想与现实：批判的维度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其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是包括当代西方学者 在内的思想家都予以充分肯定的，尽管他们否认马克思为人类解放所揭示的“历史必然 道路”。他们认为：“马克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作为我 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 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则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8]我们当 然不同意他们否认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道路”的观点，但从他们对马克思学说“吸引 力”的肯定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启示，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 永世长存”的批判现实的力量。
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也不曾为人们设定某种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理想目标， 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 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P48)。“共 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 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与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是同义词——引者注)的是那种消灭 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P40)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马克思基于人 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实，对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必然性的 承认和对其历史局限性的揭露与批判。“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 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 段创造条件。”[2](P102～104)
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在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前提下被 现实地提出来的，相对于“人的依赖关系”的存在方式来说，它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 性和进步性。马克思并不用一种道德的义愤来看待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异化”状态 ，相反，在他看来，这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实际上，只有通 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 人的发展。”[9](P190)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历史往往以 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以至于“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 的能力”[1](P258)。对人类这种“异化”的存在方式的否定，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 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不是“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 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6](P79 ～80)。“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P108)可见， 马克思充分地承认了人的“异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封闭了人们试图以某种向“ 简单状态”复归的方式来否定人的现实存在状态的可能性，并且强调，“第二个阶段为 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更是对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 在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它给人们打开了一扇面向更高发展阶段的窗口，敞开了通向“自 由个性”存在方式的空间。马克思也许不是最早对商品货币关系以及所伴随的人类现代 化进程进行批判的人，但无疑是进行这种批判最深刻、最彻底的人。马克思认为，现代 社会的形成是与“分工”结伴而行的，而“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 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1](P135)。“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 化”[5](P53)，“使工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 体上畸形的人”[5](P29)。“在现代制度下，如果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某些 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 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的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 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5](P261)不仅如此， 市场经济和现代性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人的“物化”，“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 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P90)，人的“独立性”被物的“独立性”所取代，“个人现在 被抽象统治”[2](P111)，而这种抽象来自于“商品经济及其所固有的市场逻辑，因为 商品的交换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抽象过程，它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同一性)和使用价值( 差异性)之间的分离”[10]。人的“物化”是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一定程度地克服旧式分工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和可能，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上述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任何敢于直面生活的人，都 无法否认人的“物化”也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现实。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正 是对这种“以物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独立性”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局限性的揭露和批判，其 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而且还为人类反观自己的历史 活动提供了根据、标准和尺度。它作为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进行自我批判的维度，对人 类的历史发展具有“永世长存”的价值。
总之，“人的全面发展”既关照了人的现实存在，承认了现阶段人在一定程度上“片 面发展”的必然性和现实性，更为人超越这种存在方式确立了应然性和可能性。对于具 有自主自为性的人来说，应然性高于必然性，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将理想和现实在当代 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中辩证地统一起来，是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应当做出的自 觉选择。
收稿日期：2003-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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