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的本体澄明——兼论人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归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澄明论文,本体论文,处境论文,归宿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什么？”
对于这一本体论的设问，只有对人的本质做本体论的澄明才能对其做出本体论的解答。对“人”的认识只有达到了“澄明之境”才能“超越一切相互对待关系以达到消解一切对象性的绝对本体。”（参见何中华《人学与哲学：一个再思考》，《江海学刊》，1997〈3 〉）这种澄明之境的深层意蕴，张世英先生曾论道：“澄明之境首先是一个本体论（存在论）的范畴，它就是前面所说的（“宇宙整体所囊括的”——笔者注）无穷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叉点或集合点，也可以说是万事万物的聚焦点。这个点是空灵的，但又集中了天地万物最广博、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它是最真实的。”（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海德格尔与王阳明比较之研究》，《学术月刊》，1997〈1 〉）笔者认为，“澄明之境”既是我们对人的认识所要达到的本体论境界，也是对人的本质进行本体论探寻的理论方法，即“本体澄明法”。有鉴于此，笔者试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即“社会关系的总和”为透晰点，力求对人的本质做本体论的澄明，并基此对人的现实处境和人的历史归宿做以本体论的探讨。
（1）人的本质的本体论蕴涵：“映现他物的存在”、 悖论性的存在
人类的出现，使自然界异化出与之相对立的“精神”，而精神的本质不在于它所赖以产生的前提和起源，而在于它所包含的那种无法被还原和归结为物质的规定性。因而德国著名人类学家舍勒指出：“使人成之为‘人’的唯一的东两，不是生命的一个新阶段，而是新的本质：‘精神’。”（舍勒：《哲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人”》，58页。转引自《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79页）
精神不可向物质还原的规定性以及精神的反映本性，决定了人的本质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某种抽象物，而是“一个映现他物的存在”（黑格尔语）。映现何种“他物”才能作为人的本质的规定呢？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已做了回答：“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
“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不是与人生而俱来的先天之物，而是后天内化于人的“映现他物的存在”。这种先天外在于人的“非我”之物，而又后天规定着“自我”的本质的矛盾性，决定了人的本质在本体论意义上具有自我否定的悖论性。黑格尔在论及“质”与“本质”的区别时曾指出：“本质是一个反思的存在，一个映现他物的存在”，“具有它自身否定物在自身，换言之，它自身内具有与他物的联系，具有自身的中介作用。”（黑格尔：《小逻辑》，246页， 商务印书馆，1980）黑格尔对“本质”一词的思考已涉及了本体论的境域，对我们探讨人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如果我们对人的本质做还原性的探究，就会发现：那些规定着我是“我”的因素，恰恰不是“自我”的本质，而是那些“非我”的因素对“我”的规定。例如，一个具体的人，他之所以是“张三”或“李四”，是因为他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家族、上了多少年学、加入了什么党派、从事什么职业、任什么职务、有多少财产和什么样的业绩、是谁的上司谁的下属、谁的老子谁的儿子谁的丈夫等等。然而在这一大串的规定中，又有哪一件是“张三”或“李四”的“本我”呢？但反过来，如果剔除这些，或把“社会关系的总和”肢解开来做还原性的追寻，那么“人”和人的本质又何在呢？这正说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的这种内在的自我否定性，可以作为我们透晰其本体澄明的一个窗口，它可以使我们领悟到：人的本质在本体澄明上是不可还原的，“还原”，则意味着“人”就是“无”或把人等同于“物”；但这又恰恰可以反证：正因为人的本质在本体还原上只能是“无”，才使人的本质在本体澄明上已超越了一切物的存在达到了“无”的境界。“它是‘无’，却又是万有之源；它超越了存在，却又不在存在之外。”（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海德格尔与王阳明比较之研究》，《学术月刊》，1997〈1〉）这种“无”，就是一种本体澄明的存在， 即不能把人具体地归结为某种实在的那种不可还原的终极的存在、本体论的存在。
基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人的本质在本体论意义上就是“自我”（无）与“非我”（有）的质变的“关节点”，“人”就是这个“点”上的一种生命的存在。在形态上，人是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在本体上，人又是这个“点”的悖论性存在。这个“点”的本体论意蕴，就是张世英先生所说的，它“是空灵的，但又集中了天地万物最广博、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它是最真实的。”因此，人的本质就是“无”与“有”、“自我”与“非我”的悖论统一体。这就是人的本质所具有的本体论蕴涵。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对这种本体论蕴涵的最直观的表达。
（2 ）人的生命本体的跃迁：“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生命意识中的“投影”
“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一种生命的本体，也不是人的生命意识中所固有的遗传物，它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对人的内在的规定。但它既然能内在地规定着人的本质，那么它在人的生命意识中必然得有一种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虽然不是一种生理的存在，但却能使人的自然生命发生质的转变，进而才能成为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这种存在形式应是什么样的呢？按照黑格尔对“本质”一词所揭示的内在逻辑，它只能是一种“映现”式的存在，质言之就是“影”的存在。这种存在形式，是与“精神”的反映特性相一致的，可以说是精神的特性对“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生命意识中的存在形式的必然框定。因此，“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能以“映现”或“投影”形式存在于人的生命意识中。
但这种“映现”或“投影”要使人成之为人，并成为人的本质的规定性，还必须实现人的生命本体的质的转变，即“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生命意识中的投影（映现）已使“社会关系的总和”实现了生命化和主体化，进而使人的自然生命跃迁到社会生命。
所谓“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生命化，即诸种社会关系的性质、意义和相互作用，已映融在人的个体生命意识中，并成了生命的自我感知的一种内在机能。所谓“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主体化，即“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个体生命意识中的“投影”已成为“自我”表征和自我确认的内在尺度，已成为一种生命存在的“自我意识”。
这样，“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生命意识中的“投影”便成了一种生命的存在、主体的存在。它所实现的不仅是使人的自然生命提升为社会生命，而且使“影”本身也成了人的生命的本体性存在，成了人的本质的存在。
（3）人的本质的本体论悖论：人对“影”的谜思
“影”在人的生命意识中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使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赋有了极为深刻的本体论的悖论性。
在人的本性方面（人的本性是对人的生命属性的抽象），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存在物。作为社会属性的精神层面，由于其不可向物质层面还原的规定性，使人的本性本然地陷入二重分裂之中，即人的肉体层面与人的精神层面的分裂。人的肉体层面，其终极的欲望是向本能还原，这是人的生命本体的原动力。而使人成之为人的“精神”，又不允许或不可能向本能还原，这就使人以还原的动力冲向无法还原的运作之中。在这种运作中，既实现着对“还原”的超越，又在超越中寄托着对“还原”的眷恋与渴望，因而人类的历史总是以螺旋上升式的“圆圈”循环运动展示着人的本性向“还原”作着超越的“回归”。这种分裂和冲突，把人抛入了一种永恒的轮回之中，这是人的一种宿命，也是人的悲哀。
在人的本质方面（人的本质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抽象），人的本体论悖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个体能力与类能力的关系上；二是体现在人的本质的“镜像效应”上。
在个体能力与类能力的关系上，个体以“社会关系的总和”内化着类能力，并以此作为个体能力展现于现实社会；而类能力既是对个体能力的整合，又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积淀于历史并凌驾于现实的个体能力之上。个体既要不断地追赶和内化类能力，又要把自我融于类能力之中；而类能力既为个体能力的提高提供着力量源泉，又不断以社会整合力量和历史的进程把个体能力的传统基点进行无情的瓦解和无限的缩小。因此，社会越发展个体就会越发陷入自我失落的深刻危机之中。这里既昭示着个体与类的永恒互动和相互塑造的无穷动力，又展示着个体与类的深刻的悖论。
在人的本质的“镜像效应”（指人的本质与自身对象化的折射效应）上，“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生命意识中的“投影”，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人只有在“影”中才能确认“自我”，而自我所确认的东西又恰恰是“非我”。由此也就设定了人始终无法摆脱“自我”在本体澄明上的谜思与悲哀。
“影”聚集于内，它是“精神”；物化于外，则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存在（即“人的世界、国家、社会”）。这种对象性存在，以物像形式映现着人的本质的内在之“影”，是人的本质的内在之“影”的外在化、客体化，是人和人的本质直观自身的镜像性存在。人的存在，可以说正是人的内在之“影”与外在之“影”彼此相互作用的存在。外在之影的无限丰富性和内在之影的无限可塑性，使二者如同两片动态对映能动反射的镜片，具有一种无限轮回没有终极的“镜像效应”。而人就像在两片对映的镜片中的自我观察者，他要看到自己的终极底片，然而这种反射又是没有终极的反射，人越是要寻求自我的终极底片，自我的映像就越加模糊。因此，人对自身本体境界的追寻，恰似在没有终点的旅途中追寻着终点。这种本体论的“镜像效应”构成了“人”对“影”的本然谜思。
（4 ）人的本体论谜底揭白：“人”——对影捉形的存在物
在我国，大多学者都可以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里……无论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获得，还是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都是以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是人的实践及其历史发展的结果。劳动、实践，既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生成与展开的方式。人以何种方式展开自己的活动，人也就以何种方式塑造自己与表现自己。”（林剑：《人学研究若干问题综论》，转引自《新华文摘》，1997〈5〉）这个说明使人成之为人的劳动、 实践已成为超越了一切自然存在的预成性的自我与自身活动互为参照系的自创生活动。它已在“元”的层面即本体论的层面，消解了因果还原和追溯，因而形而上的极至形态的经验描述已成为不可能。也正因如此，又往往使人们只是在使人成之为人的“谜点”外围作直观的、经验的、重复性的描述，而不能跨越“实证”的迷雾而直译“谜点”的“内核”，即“劳动”、“实践”其形而上的极至形态到底是什么？这也许正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学要想向前跨越一步所必须突破的一个本体论的关隘。
对人的本质作本体论的澄明，也许正是透晰这一“谜点内核”的镜像窗口，人的本质来源于实践，人的本质的内在悖论性，必然是他外在活动悖论性的映现和写照。因此，依照人的本质的内在悖论性，我们就可以直译人存在形式即实践活动的悖论性：
人的实践活动其形而上的极至形态，实质上就是人对自身“影”的无限追问的活动。这种活动的谜底本身，就如同“身在庐山中而不知庐山真面目”一样，是一种悖论之谜。其悖论形态就像一个人非要把自身的“影”打住、定格一样，他越是奋力地扑打，“影”就越发地变幻莫测，于是，“人”也就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斯芬克司之谜”，一说就偏，拟言即错。由此我们可以对人的本体论谜底做出这样的揭白：
人本身就是一种“对影捉形”的存在物；人的实践本身就是人的“形影互化”的自创生活动。
“人在本性上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就是一种‘矛盾’。”（高清海：《“人”只有按照人的方式去把握》， 转引自《新华文摘》，1997〈3〉）人就是一种“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物。人是什么？只能取决于人向着未来敞开着的无限可能性和不定型性。在这个意义上，人又只能是“是其所应是”，这正是人的自身发展对人的本质绝对超越性的指向。
（5）个体与类的矛盾动力关系和自我与社会的悖论
对所有有关人的问题的探讨，只有着眼于人的现实处境才能获得足够的时代的辩护；而对人的现实处境只有着眼于人的历史动力，才能对人的现实处境做出深层的历史透视。因为人的现实处境正是人的历史动力所推出的端点平面。
人的历史动力是人的本体悖论的内在张力的展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内在张力外在地表现为人的个体能力与类能力的相互作用、互异互化的矛盾动力关系。当今，历史的动力借助于现代社会市场化和技术化的两翼，已“把人类的整个历史推上了无限之维，在无限之维上，任何一个时空点都处于临界状态——面对未来的无限延伸，必然都是零点。”因此，“使任何有限的参照系都失去了意义”（肖鹰：《存在与艺术：自我的现状与命运》，《哲学研究》，1996〈6〉）。 这种无形的压力展示着自我与社会发展的悖论：自我越是追赶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越发历史地将维系自我的中心点不断拉平、抽空，进而使个体的自我生存能力和价值观念不断被瓦解，因而感到自我的深刻失落。自我已成了盲目的竞争者、无归宿的漂泊者。这正是人的现实处境与人的历史动力的根系所在。
（6）展示和碾轧人类本性的双重磨盘：市场化和技术化
市场化和技术化是展现个体与类的矛盾动力关系的现代社会运作方式。它既是历史飞进的两翼，又是展现和碾轧人类本性的双重磨盘。人类的现实处境正是在这双重磨盘的夹缝中承受着二律背反的煎熬。在市场化和技术化的双重碾轧下，焦虑、痛苦和绝望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巨大空缺，更使人的本性显露出原欲的底色。而市场化和技术化的负面效应，似乎又由此而获得了新的商机，进而使人在情感和心灵上进一步向物的层面沉沦。用于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艺术，正日益被商业和技术裹挟而成为精神需求的直接供给物。现代的电子技术正在把人们的精神需求还原为直观的物质形象，并以商品化的原则广泛地推销给需求者。商品化原则永远许诺于人的是实惠和享受，而技术化原则，则是将一切拉平、使之平面化，变成可操作、可批量生产的复制品。在二者的裹挟下，艺术的深度感以及生命意义的体悟已被拉平、抽空，变成了人们可以随意编织的形象符号，变成了情感需求的直接供给物。
上述事实所展现的一个深层的哲学意蕴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化存在对人的形而上学规定性的遮蔽。人已被贬到物的境地。“我是谁？我是一个人吗？”艾略特的回答：“我们都是空心人，形状无形式、色度无色彩。”福柯更是直言不讳地宣布：“人死了”。这标志着现实人的历史困境已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危机之中。
（7）哲学的使命与历史对人的筛选
面对人的现实处境，哲学无疑应担负起向人性复归的使命，也唯有哲学才能以它所独有的睿智和洞见，唤起人们对本体澄明之境进行体悟的本性和能力，进而“使人们能够实现由‘参与者’向‘旁观者’的角色转换，从而进入‘以道观之’的本体澄明之境。”（何中华：《人学与哲学：一个再思考》，《江海学刊》，1997〈3〉）
这种“澄明之境”绝不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精神境界，而是人的生命意义上的本体寄托。我们每个人都是处在整个人类历史进化的最前端，如同浪头卷起的流沙，瞬间则化为历史的沉淀。但人生的魅力恰恰在于短暂中的永恒。这种永恒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澄明之境”“重演”和“占有”人类以往的全部历史，进而能在自我的生命意义中享受着历史的博大与永恒，体悟着历史的感召与忧患。这正是人的形而上的本性所赋予人生的本真意义和人类心灵的家园。
把这种“澄明”目光聚于人的现实处境，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的意图”：人们对功利的追逐所导致的人性卑劣一面的自我放逐，正是人的历史动力对人的筛选。它昭示着历史对人的磨难：人既要承受着历史动力的摧压，又要把自我化为动力本身。只有这样，才能把每个现实人的人生以“人”的价值汇成历史的永恒。人类通向本体澄明之境的现实途径，既不是对市场化和技术化的抵御而向原始自然形态的回归，也不是逃避现实虚静坐化所要达到的禅宗涅槃，而恰恰是在二律背反的炼狱中实现从功利向超功利的转换。这也许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能为现实的人生指点迷津进而实现自觉转换的，只能是哲学。
（8）人类历史的“自然意图”与人的最终归宿
人的本质形成并展开于人的全部历史过程。因此，对人的本质的解释也就是对人的全部历史的解释。人类对自身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已说明了人类自何处而来又如何发展到了今天。但人类更需要知道人最终要走向何方？因此，只有对人的起源和人的现实的解释而没有对人的终结的解释，并不是对人的完整的解释。
尽管人的终结对我们现实的人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未知数，而且人在历史之流的旅途之中，终点并未给出，人不可能对自身的历史终点做出可靠的解释。但人类本性中的悖论又恰恰要求人的哲学必须做出解释，因为这是对人的自身解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有对人的“最终归宿”的解释，才是对“人是什么”的真正解释。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对“人”在本体论意义上设置一个终极的历史取向和价值的寄托。这正是哲学对不可解释的解释的意义和必要之所在。
历史的动力总是以人的智力物化形式展示着一条无限延长的铁幕：从石斧到弓箭，从弓箭到蒸汽机，从蒸汽机到电子计算机，从电子计算机到覆盖全球的电脑网络，以至到正在兴起的基因工程和纳米生物学、纳米技术等所展示的奇妙前景，等等这一切，就像一条无限延长的历史帷幕，它以铁的事实把历史伸向遥远的未来；它既庄严地展示着人类的全部光辉和美好的寄托，又森冷地遮蔽着人的悲哀。
在这一铁幕的背后，蕴含着人的一个历史性的悖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有了理性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4页）这一历史悖论似乎已告诉人们：那面森冷的历史铁幕正是人的历史所要突出的一种“自然意图”，即把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全部优秀禀赋统统发挥出来，最终化为一种“智化”的存在。而人类的全部喜悦与悲哀，都不过是浇铸这一铁幕的延伸而已。
人的本质充分展现的历史过程，既是人的自我扬弃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向“他物”越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到人的历史的终极取向：
——在个体与类的历史关系上，类能力既以个体能力为基础，又以个体能力的异己形式强制地使个体能力外化；既以“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整体效应与个体能力相远离，又以超个人的智力成果把个体能力与类能力相互融合与接通。这一历史局势意味着个人与类的同化。
——在人类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上，人以实践的方式把类能力与自然界构成“物质变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既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结在自然中，又把自然界潜在力量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这一历史定式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同化。
由此我们可以认同这样一个结论：“从发展的无限性来说，人最终会成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存在。”（高清海：《人学研究与哲学》，转引自《新华文摘》，1996〈5 〉）“人的最终归宿是要使生命去融化宇宙，也要把生命融化于宇宙。可以这样说，自然的潜在能量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就成了现实的力量，这就意味着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把宇宙变成了生命物，也就赋予了自然存在以生命意义。”（高清海：《人的类生命、类本质与“类哲学”》，《长白论丛》，1997〈2〉）
基于对这种“最终归宿”的领悟，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人不过是个体与类、人类与自然分化与同化的过程性存在。这一过程的使命就人的动物机体发生文化性的改造”，“使个体真正超越自身消融于群体中，群体……真正超越自身的离散而成为统一的机体（更高级的个体）。”（韩民青：《人类：超越的存在》，《哲学战线》，1993〈2 〉）这一过程的结束，就是人的历史的终结。
这一“终结”，将是“人”的一个莫大悲哀和“影”的盛大庆典。“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生命意识中的“投影”，将在人的历史过程中超越人的自然肉体，独自化为一种新的生命体：“类的全息物”。而创造它的以往历史过程中的“人”，则在自身本质的无限展开中走向了自身的消失。（参见拙文《人类的自我超越＝人的消失》，载《哲学战线》，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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