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城市形态历史特征及其演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熟论文,形态论文,特征论文,城市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常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和轨迹具有重要而典型的研究价值，本文论证了“自下而上”的渐进主义模式在前工业社会城市开发建设中的作用，形态演变规律和常熟古代城市建设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 城市发展；城市环境；历史建筑
中图法分类号 TU-098.1
江苏省常熟市是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迄今已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沧桑。历史上常熟城市形态的演变运动和开发建设在城市建设史上具有比较独特的地位和意义。
1 城垣兴革始末
常熟古城位于长江三角洲、东邻太仓，南接吴县、昆山，西北与江阴、张家港交界。
据文献记载，夏商时常熟属扬州之域，为北吴之境。商末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华夏文化开始传播，“吴人义泰伯归为王，号勾吴”。汉代常熟之地始有乡的建制，“汉，吴县有虞乡”。西晋太康四年设县，“分吴县之虞乡，立海虞县”（《吴郡志》）。隶属于吴郡，因县境东临沧海，故名海虞。但当时县治狭小，且无城墙，只能说是一聚居地。
今天常熟名称始自梁代。元代《重修琴川志》中将其解释为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而得名；明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认为，该名出自县内地势“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
最初常熟县治位于南沙，即今福山镇，在迁今址之前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唐武德七年(A.D.624)“始迁虞山之下”（《旧唐书》），城市位置从此确定。
常熟城在迁址后的草创时期形制十分狭小、简陋。周长仅“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且“列竹木为栅，无城楼雉堞之雄”（《文献通考》）。南宋皇室迁址临安（杭州），常熟因北滨长江。武备紧要，故建城门5座，“城廓之制略备”，元末张士诚升常熟为州，始将城墙改为砖砌，“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城市建设逐渐向虞山东麓发展，人称“城半在山高（《重修常昭合志》）。明永乐到成化年间，城垣失修颓圮，因倭寇入侵，知县王鈇集议重筑城垣，邑中富豪巨室各集资包干修筑，历时5个月建成，“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高二丈四尺，内外皆有渠外渠之广倍于内，惟西北环山而垣”（《琴川三志补记》）。常熟今天老城区周界和街坊结构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的，直到清末，城垣形制尚较完整。从本世纪始，城垣渐失修塌颓，也已完成了它军事防御的历史使命，延至“文革”，城垣已荡然无存。但用地形态仍有一定扩展。
2 形态运动的背景条件
常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其形态发生和演化是唐代县治迁址的直接结果，它符合一般的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和生活对空间结构的择优要求。常熟城址自唐后历千年不变，只作了局部调整，说明选址正确。
相比原址福山，常熟城今址具有以下优点：
(1)迁址后的常熟城位于虞山东麓缓坡层（坡度实测在5°～15°之间），其海拔标高平均比四周地面高2m左右，地势高爽，易于防涝泄洪，而且是常熟境内河网交汇的枢纽，四通八达，而原址则无此优厚条件。《管子》一书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谈到“凡立国都（即城市），非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常熟新址是依据这一原则确立的。
(2)据宋代《琴川志》记载，常熟城“东五十里入昆山县界，西四十里入江阴县界，南五十里入长洲县界，北五十里至扬子江为界”，可见，新址恰位于县域中心位置，对于所属四乡范围的集权管理、经济活动、商品流通和物资集散十分便利。
(3)原址福山地处海滨，今亦在长江之滨，历来是常熟县境中受台风、海潮袭击影响的前沿地带。同时，福山为军事要塞，从防御倭寇海上入侵的意义上讲，今址显然更为安全，而且今址亦同样可据山扼守。这种安全性对于一个城市的持续稳定发展十分有利。
简言之，得天独厚的自然地形、地貌、水网、区位构成了常熟古城发育生长于现址的客观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古代常熟城的繁荣兴旺与其优厚的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和人文因素有着紧密的关系。
常熟襟江带湖、山川相间、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且日照充足、雨泽丰沛、雨热同期。宋人杨备有诗赞曰：“县庭无讼乡闾富，岁岁多收常熟田”。明弘治志书则有“财赋收入以苏州为最，常熟为苏州后户，而历代皆以常熟财富为最”的记载，民国时则有人认为，“常熟为江南产米中心”，是当时上海的主要粮食供应基地①。
同时，常熟优厚的环境条件又哺育出众多的历史名人。文献记曰：“自梁昭明太子萧统寓居虞山东麓，读书著述，遂开文学之风，一时饱学宏儒史载不绝”（《常昭合志》）。特别是在明、清两代，更是群英荟萃，蔚为大观。据统计，唐代至清代常熟共产生进士438名，状元7名，解元8名，官至三品以上执宰者4名。其中著名者有翁同和、曾怀、黄公望、王石谷、张旭、沈石友、张士诚、常建等②。
常熟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迹，包括商周巫咸祠、仲雍和言子墓、烽火墩、南宋方塔、虞山汉墓群等，全市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97处，这些遗迹已成为常熟古代繁荣昌盛的有力实证，它们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古代常熟城市的设计和建设，成为镌刻时代风尚的历史丰碑。
3 虞山和方塔的意义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是宋代诗人沈似潜对常熟城山水形胜的褒赞。他的形容准确地描述了古代常熟最典型的城市形态特征，而这种特征既是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产物，又是常熟历代城市规划设计叠合累积的结果。
通过对清代常熟城厢地图、民国时的常熟地图及50年代、80年代的常熟市区地图所反映的城市空间形态的比较研究，可以认为，常熟现存古城区道路、街巷水系结构、建筑形态、空间景观等大体上还保留着明清时的格局。而虞山和方塔的建设在这种格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从枕山而城到腾山而城
虞山自古就是常熟城市文化的发祥地。商周时就有“吴君”仲雍墓葬于此，其后春秋言偃，元代黄公望，清代翁同和、王石谷等亦都留葬虞山之麓。加之历代凭山而建的兴福寺、读书台、维摩寺、石营、乾元宫、岳庙、祖师庙、招真治等，构成了虞山人文荟萃的历史景观③。
同时，虞山奠定了常熟“地势高爽，岁无水旱”的建城有利条件，提高了军事扼守设防的能力。《重修常昭合志》曾这样记载；“虞山在县治西北一里，……山势自西北来中，多岩壑蜿蜓起伏，如卧龙四望，形势各异，旧时城枕山麓（元代以前），山南北道皆在城外，自改廓邑城环岭为恒，而虞山一角逐分胜于百雉之内外矣”（古城墙高一丈长三尺为一雉）。记载又说：“城加于山乃古人守御之深计，据山所以固一城者也是腾山而城”，从此，常熟便形成了“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独特城市空间形态④。
“腾山而城”的独特构思不仅扩大了古人在城市中的空间视域，而且还增加了城市空间景观的魅力，并因此成为以后历代城市设计构思的重要依据。反之，常熟历史上的繁荣又玉成了虞山人文和自然景观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使之成为蜚声东南的“虞山福地”，现已成国家级风景游览区，这种城市直接结合山形条件，城筑至山岭的城市设计意匠在我国是很有特色的。
(2)方塔兴建的意义
常熟崇教兴福寺塔，俗称方塔，位处城区东隅，高61m，至今仍驰名远近。
方塔兴建是常熟古代城市建设的又一不朽杰作。笔者认为，它在城市空间中的标志定点价值远远超出了建筑本身，亦即其城市设计的意义胜过建筑本身的意义，而这一构思和设计建造的直接动因便是常熟城垣与虞山的特定空间关系。
方塔始建于南宋，此时城垣尚未腾山，但城与虞山的相对空间位置已经形成。当时常熟的文用禅师精通有关城市建设的“宫宅地形之木”，认为“兹邑之居，右高左下”，现已“失宾主之辨”。意思是说作为一座城市，皇帝和官员面南而向，西应低于东，否则就会违背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约定俗成。因此他向县令建议“宜于苍龙左角（即城东）作浮图以胜之”。县令颇觉在理，“乃除沮洳（泥沼地），大筑厥地，而塔其上”。至咸享年间，由僧法渊继续建设直到完成，“高九级迄至于今”。从方塔设计建造的原因上看，似乎是为了满足风水理论和社会伦理秩序，但实际上却综合了城市空间景观和城市空间制高标志不对称均衡的设计意匠。后人在游辛峰陟瞻亭时曾这样写道：虞山“昂首在内，雉堞缭之，……檐际达观亭矗起，与城东浮图参对，铃声互应，瑞气相接。”⑤。这就生动而准确地勾勒出方塔与虞山的空间呼应关系。
然而，方塔虽定建于城东，但具体定点可能仍很多，笔者通过对清代、民国和今天比较准确的地图的分析研究，结合实地踏勘，可以证明，方塔现址的确定隐含着古人独特而深刻的构思，作为城市的空间标志，现址恰恰定位在五条主要河道交汇点上，于是方塔又成了古代交通路线的对景标志。当四乡农民从元和塘、横泾塘、常浒河、枫泾及福山塘凭棹前往常熟城时，远远便可通过方塔与虞山的相对空间位置来辨识城市的方位和结构，方塔和虞山因此而成为常熟城市的象征。特别是辛峰亭建造和“腾山而城”后，这种不对称均衡的空间结构关系就更加明确，它奠定了常熟古城以后历代的天际轮廓线。
4 常熟城市形态的嬗变演化
至少不迟于明末，常熟开始出现商品经济萌芽，其城市用地形态亦随之有一定增长。但这种形态的生长变化不同于城圈内的建设发展，因为前者是自发产生的，而后者则明显有人为的制约因素。
作为水乡城市，明清常熟城市形态生长主要依赖于河道这一交通运输载体，从民国时期首次测绘的地图上分析，这种生长有两个特点：
(1)在各个通水道的城门外，形态自发地从老城密实的中心沿着扩展的水上公共交通线向外呈辐射状增长。元和塘、横泾塘、白茆塘、常浒河、福山塘等河道这时均成为用地增长的线形生长轴。
(2)城市形态在突出城墙后即沿着外城濠（护城河）作环状线形发展。特别是自南门（翼京门，今总马桥位置）起环至大东门（宾汤门，今泰安桥位置）这一段，鱼行、竹木行、砖灰行、陶瓷行及粮行均沿市河、颜港密集设置，两岸成市。民国初年《重修常昭合志》记载曰：“沿濠廛肆鳞次，舟航填咽”。
商品经济继明清勃兴后继续得到比较稳定的发展。民国初年县内一些官僚地主转资工商业，致使常熟近代型商品经济迅速繁荣，但店铺街巷的分布位置仍然延续了明清城市形态生长时形成的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常熟城市建设规模很大，当时为满足“沟通内地文化，发展工商业及军事方面”的需要，兴筑了锡沪、苏常公路，当时的县建设局拓宽了从洙草浜、总马桥起，经南门大街、县南街、和平街、引线街、北门大街直达旱北门的汽车干道，路宽10m，碎石路面，贯穿城市南北，形成全长四千余米的城区交通线，并拆除了南北两城门，这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内部空间形态所作的最重要的调整和改造，迄今一直是城区基本干线。但抗日战争造成了常熟地方经济、工商业的持续衰退，致使诸业凋敞，民不聊生，故城市形态在30年代后反而停滞不前，这一改造从效果上看基本仍属修补型的调整，顺应了原有的城市结构。
民国35年（1946年）常熟政府曾拟订“建设新常熟”的五年建设计划，分期拓宽城区的道路，但这时已经失去了进一步对形态作较大调整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所以这一设想未能完全实现。
5 结论
概括地说，古代常熟城的规划建设草创于唐宋，勃兴于明中叶以后，繁荣于清代和民国初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发展渐渐摆脱了地域空间距离要适应农业社会生产经济的制约，但主导经济形式却未有根本改变，常熟城继续沿着自身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力量发展嬗变，而其中自下而上的动力——对城市形态构成无计划的自发发展的力——起着主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到几点规律性认识：
(1)经济力量始终是城市形态发展和形体空间的决定因素，其活动内容和方式决定了城市建设的对象和目标，人文因素则是形态质量和建设行为的重要影响力量。(2)在形态扩展生长的方向上，常熟同时具有向心内聚和离心扩散的特点，其外部指状触角一般首先在对外交通的门户方向上生长发展。(3)在用地形态上，常熟因受交通运输方式的钳制而具有一定的临界值，而这一临界值只有当交通方式变革时才会改变。它决定了城市形态触角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必须会变换方向而转为向心的横向扩张，直到嵌满两生长轴之间的楔地为止。(4)城市空间结构和建筑形体的均质性程度与城市形态运动变化的速度成反比关系，即速度愈快，则均质性程度愈差。对于日益变化着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城市组织和结构的变异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重要的是怎样去引导变化，驾驭变化的规律，并理解城市变化生长与适应改变能力的张力关系，进而能动地根据社会发展和人际联络的新关系做出合乎规律的形态改变。(5)近现代时空尺度的改变，使常熟在外部空间区域结构中的经济和交通区位十分关键，它构成了决定城市形态发展和建设的直接动力之一。特别在本世纪上半叶，不少城市因其战略位置、交通运输条件优越而一举得到戏剧性发展，如南通、常州、无锡等。而常熟由于远离沪宁铁路线，又无海运之便，所以无法满足近代大机器工业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虽然还不象淮阴、嘉定那样明显地由盛变衰，但相对开放型工业城市的发展速度而言，常熟在近现代仍然相对衰退了，总体上的城市形态亦没有产生突变。此后，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末改革开放才被打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收稿日期：1993-10-26，修改稿收到日期：1994-06-16
On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Changshu's Urban Form
Wang Jianguo
(Rcscarch Institute of Architccture,Southcasty,Nangjing 210018)
Abstract:Changshu is a famous national historic town.There is an important and representive value for studying on evol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ack of its urban form.The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ses the role played by the"bottom-up"and incremental approach in its urban development,evolutional law of its urban form,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obrained in ancient Changshu's construction.
Key words:urban development;urban environment;historical architecture
注释：
①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下卷，1937年。
②《常熟市志》文化分册，1988年
③《常熟市志》城市建设分册，1988年。
④《重修常昭合志》（清），卷三，山不；卷四，城垣，坊巷。
⑤孙永祚：“陟瞻亭记”，《天下名山胜景》，上海会文堂书局，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