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国外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53-06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逐渐拓展到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各种新流派、新人物的研究。虽然当前我国已经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但是，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等问题，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笔者也曾经对这一问题作过探讨，主张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五大板块，它们分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含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新产生的分析学、生态学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①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新人物的引进和评介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心，与此相对应，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显得相对冷落，甚至在一些青年学者看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已无新话可说。要立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就应当从研究那些新流派、新人物入手。那么到底应当如何处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之间的关系，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能否构成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研究领域，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其概念的外延上讲包括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西方世界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理论思潮和流派的总称。我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显然是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的。而任何理论研究除了挖掘其内在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于要通过研究判定一种理论思潮和流派所属的理论谱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性质的判断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评价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学术界目前还存在分歧，但初步达成了共识，即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至少是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由于流派众多，理论研究的目的各异，对于这些不同的理论思潮和流派应归属于何种理论谱系，目前学术界虽然还难以把握，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思潮和流派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差异，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大致清理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所属的理论谱系和理论性质。因此，深化和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如果绕过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把握，脱离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最新流派和人物展开个案研究、文本解读和概念分析，必然不可能准确地区分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中不同流派在理论性质上的差别。为了论证的方便，笔者仅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借用或改造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理论和概念，并使之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的。拉克劳、莫菲对此指出：葛兰西著作中所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1]3。拉克劳、莫菲认为，“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和统一意识的丧失，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阶级政治已经不再可能，西方社会出现了多元政治主体和多元的社会结构，如何把这些多元政治主体有机地连接起来成为西方革命的关键。拉克劳、莫菲由此从反对决定论的阶级政治出发，通过借用和改造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并使之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他们的话语和激进民主理论。在他们看来，葛兰西代表了超越列宁主义决定论的阶级政治的一种探索，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领导权”概念中。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来自于对列宁的继承和发展。列宁的“领导权”概念侧重于强调“政治领导权”，而葛兰西则侧重于强调“文化领导权”，意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通过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志”，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拉克劳、莫菲认为，葛兰西将列宁的“领导权”概念从单纯的政治层面拓展到了强调文化、道德和知识分子层面，从而完成了对阶级政治的超越。这是因为：列宁所谓的政治领导权必须建立在以阶级为基础的一致利益的基础上，而葛兰西的文化、道德的领导权概念则可以横贯多个阶级，通过知识分子发挥其功能，建立不同阶级之间的历史性联盟，从而更能适应当代西方的具体现实。因此，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领域，在发达工业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外围，政治斗争的条件越来越离开传统阶段论的想象，而葛兰西的范畴却正适合这两种情形”。[1]71拉克劳和莫菲不仅借用和改造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而且也通过借用和改造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的“多元决定论”的命题，建立了旨在实现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连接和话语理论。
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的本意是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他是在承认经济因素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某一具体历史发展阶段，上层因素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甚至可以起到决定作用。拉克劳和莫菲则认为，阿尔都塞这一命题以及葛兰西对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强调依然没有摆脱反本质主义的局限，这是因为：“假如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对每一个社会都有效的真理，这个决定与使其有效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通过偶然的历史连接得到发展，而会构造一个先验的必然性。”[1]106但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是工人阶级由于其立场的分化和分裂，无法构造其自身的阶级同一性而成为历史主体，因此，必须揭示“经济因素的最后决定作用”的不可能性，来发展“多元决定论”这一命题，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阶级政治，以适应当代西方社会的差异和多元主义现实。正是通过对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理论的借用和改造，最终形成了以注重偶然性、话语和连接理论、激进民主等为主要内容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后马克思主义对“领导权”概念和“多元决定论”的改造恰恰是沿着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展开的。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概念既是建立在他的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同时也是与他的国家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具有两个突出的理论特征：一是，反机械决定论、反实证主义的特征。他反对从近代认识论哲学和实证主义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强调应该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实践论哲学；二是，他反复强调“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的统一”，强调应当把“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他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2]260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哲学必然会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通过世界观批判、文化批判，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识”。葛兰西提出“领导权”概念，正是以他对马克思哲学的上述理解为基础的；不仅如此，葛兰西提出“领导权”概念也与他的国家理论密切相关。葛兰西根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把国家划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分别行使“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那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目的是通过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志”，建立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联盟和领导权，最终为夺取“政治领导权”创造条件，而文化意识形态斗争又是与经济结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进行文化改革，要提高社会底层的文明程度，如果不先进行经济改革，那又怎么可能呢？知识和道德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的纲领相结合；甚至经济改革的纲领才是一切知识和道德改革得以提出的具体方式。”[3]11后马克思主义在借用和改造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过程中，却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二者割裂开来，强调阶级政治的不可能性，并把葛兰西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斥之为“本质主义”而加以抛弃，为他们宣扬偶然性、连接理论、话语理论、多元主义和激进民主理论寻找理论基础。但是，他们的这种借用既不符合葛兰西思想的原意，也逐渐走向了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轨道。因此，英国学者奈杰尔·格里维斯指出：“在葛兰西那里，一切可以归结为流行的观念与现存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中被认为不具有什么内在的逻辑性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必要认可这种关联。”[4]311而且他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所强调的阶级特性及其历史主义基础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具备的。可以看出，要深入把握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得失和理论性质，离不开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把握，而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我们也可以大致把后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隔较远，而与后结构主义相隔较近的理论思潮，它只能被看做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非“国外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学术界部分论者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在阿多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种否定工业文明以及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激进形式出现了。其中的主导力量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建构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无疑已经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二者之根本的异质就在于：他们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人类主体强制性奴役自然的非生态态度，实际上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5]481如果我们比较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论断是无法成立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借用后现代思潮来建构其理论体系的，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在反对具有后现代性质的西方绿色理论过程中，通过吸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修正或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建构其理论体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珀明确指出：“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输灌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包括：(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一个绿色社会主义的处方与视点。”[6]83佩珀这里所说的“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主要指的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佩珀这段话则既指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也指明了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对生态主义的红色批判实际上是反后现代的，或者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秉承现代主义立场的。不仅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态度是辩证的，他们并不反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即经济增长及其技术进步与技术运用，他们所反对的是在资本的支配下，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人和人、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基于以上价值指向，他们是通过吸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修正或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来建构其理论体系的。
第一，在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对象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对象不仅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包括西方绿色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回应西方绿色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西方绿色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福斯特由此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中把唯物主义哲学划分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种理论传统，前者坚持严格的决定论，后者则是一种辩证决定论。马克思继承的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从而和机械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划清了界限。同时他指出，马克思是通过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哲学反思，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内在统一起来了，从而强调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内在一致，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佩珀不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决定论，而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上具有两大优势：其一，它注重分析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实际过程，而不是像西方绿色理论那样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价值问题，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分析社会结构变革对于人类和自然关系变化以及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变化的重要性。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观上不仅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而且接受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释，把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自然”看做是纳入到人类实践活动范围内，进入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然”，并批评西方绿色理论自然观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未涉足的“荒野”，是“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7]35。认为这种抽象的自然观必然会割裂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结果导致了一种漠视人类的尊严和权利，片面强调自然的权利的激进环保运动，无法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上述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考察生态问题，具体分析人类实践是如何影响人和自然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既离不开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又离不开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辩证地解决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理论”。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理论”也是他的“人的解放理论”的一部分，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必然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理性，由此导致对自然的非理性的滥用和自然的异化。因此，必须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马尔库塞这里所说的“自然的解放”并不是要倒退到前工业技术阶段上去，而是要进一步利用技术方面的成就，把人与自然界从为剥削服务的破坏性滥用科学技术中解放出来，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其二，把人的“原始冲动和感性”从资本的总体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培育人的“新感性”。在他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对人的总体控制，人已经丧失了自身的自主意识而被资本基于利润追求而创造的“虚假需求”所支配。因此，马尔库塞把实现人的感性解放看做是人们恢复自身自主意识和真实需求的重要维度。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理论”从两个方面直接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们把探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运用同自然异化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重要论题，并集中探讨了资本所支配的技术是如何导致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的。②另一方面，他们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同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理论”相结合，批判了资本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反对把占有和消费看做是人实现满足的惟一方式，明确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和“动物多样性伦理”的论题，其核心是要求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创造人类的多种满足形式，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人和自然的共同发展。
第三，他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发展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如果说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社会批判、技术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话，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资本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后果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在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这一问题上，由于他们明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所控制的全球权力关系看做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应当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在他们看来，生态运动如果缺乏了阶级维度，就无法破除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资本滥用自然的行为。而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呈现为生态危机，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同生态运动相结合，把社会结构的变革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要回到穷乡僻壤的状态，更不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恰恰相反，如果无法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人们就只能以破坏自然的方式获得生存。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社会生产，代之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特别是要以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本进行生产。
通过上述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指向和理论探索的最终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如果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组成部分，或者是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也应该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谱系中，它不仅仅属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也属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
可以看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展开追踪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们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这种相互促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和把握好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前提，同时又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个性和理论谱系；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又能使我们从新的理论视域来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打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在的理论论域，深化和拓展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有实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之间的有机互动，做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与“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的辩证统一，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谓“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主要强调的是他们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宏观历史视野的问题。这种研究既可以是理论问题史的“回溯式”研究，也可以是一种“对照式”的比较研究，它不仅可以使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脉络，避免对思潮、流派和人物研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思潮、流派和人物所属的理论谱系、理论特质和理论得失。所谓“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主要强调的是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借用、改造中，开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域，促进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研究。而在当前，当学术界对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踪研究成为一种潮流的情况下，重新研究和审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
虽然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对于其理论家的理论著作、理论观点已经达到了非常熟悉的程度，但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却远未达到很深入的阶段，更谈不上达到已无新话可说的阶段。我们可以把过去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归结为“资料评介”和“抽象的比较研究”两方面的内容。“资料评介”相当于一种理论文本解读，主要解决的是理论家言说了什么问题；“抽象的比较研究”则是脱离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言说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并把它同苏俄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的“教科书体系”中的具体理论观点展开比较，进而判断其理论“是马还是非马”的问题，由于对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面临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时代问题、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于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还缺乏系统的归纳，其结果在完成资料评介之后，主要展开的是一种外在的和主观的批判，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无法得到真正把握。由于判断其理论“是马还是非马”的问题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因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主题，支配这种研究的则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评判其理论性质的标准则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和“教科书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深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内部，把握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同时，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初期发展阶段，中、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空错位，使得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资本、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理论显得相当隔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难以对其展开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的理论定位。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却很难说我们的研究达到了非常深入的程度。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方面，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达到了非常了解的程度，对马克思哲学也出现了多样化、个性化的理解；另一方面，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科技和生态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也逐渐出现，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研究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我国学术界却把研究重点转向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因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决不是一个无所作为、已无新话可说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一个尚待深度耕犁的研究领域。
我们说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尚待深度耕犁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理论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建构产生着重要影响，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无法绕过的研究领域。同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理论研究的两大主题，即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追问和对现代性问题考察，对于我们当前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及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最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诸多空白点，同时由于研究范式的局限，存在着重新研究和评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必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不同流派和理论家之间看，还是从流派内部和理论家本人的不同发展阶段看，都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研究领域。但是，我们对于理论家之间、理论家理论发展不同阶段的这种差异研究得还非常零散，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把握。同时，由于研究范式的局限，对于时代向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问题，以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问题过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也没有系统的清理。第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研究为我们从问题式研究范式打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论域提供了可能。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侧重于从理论问题入手来建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多种新的理论话语，如生态、空间、文化、性别、身体、激进民主、正义等，这些新的理论话语使我们能够从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开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在的理论空间，形成新的理论论域和理论问题，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领域，也成为前沿理论问题研究的领域，这实际上也内在地肯定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展开追踪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立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整体视角，实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之间的有机互动，应该成为从根本上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①参见拙作《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②参见拙作《技术批判与自然的解放：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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