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分歧的由来
自从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起来，暴露出新兴资产者与无产者贫富两极分化和弱肉强食、野蛮掠夺等弊病之后，就有社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从1516年出版英国人托·莫尔著《乌托邦》到1844年罗·欧文写成《新道德世界书》，300多年间西欧有众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构想在海外某个仙岛或在某个地区先试验建立理想社会的样板，然后再把它推广到全国以至全世界。19世纪40年代，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后就对社会主义的世界进程改变了看法。他们不是从道德伦理的观点来谴责资本主义的不人道、不合理，而是从科技、产业和生产力革命的实现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既然科技、产业和生产力革命已先在西欧北美实现，所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北美较发达的众多国家几乎同时实现，然后再带动、帮助东欧和亚、非、拉不发达国家逐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他们所设想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图式。早在1846年他们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奠基著作中就明确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为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①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更具体地讲到：由于大工业在世界的广泛发展，所以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可见他们完全是从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普遍性来论证共产主义将要在发达国家同时发发生。他们虽然是使用“同时发生”而不是使用“同时胜利”，但两者的涵义是接近的。所谓“同时发生”或“同时胜利”应该理解为某一国无产阶级带头夺取政权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后，其他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会很快起来响应，使社会主义革命接连取得胜利。所谓“同时”是相对的，即相隔时间不太长，譬如几年或十几年，而不能从绝对意义上把它说成是同年、同月、同日。然而他们所预计的世界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并不是发展得那么快，所以他们所预测的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同时发生”始终并没有出现。他们自己生前也只是把社会主义的首先胜利主要寄希望于英、法、德三国。以至恩格斯晚年（1802年）还这样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②”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奠定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趋势，但是他们对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估计过高，而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则估计过低，以至当今英法德三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未能取得胜利。他们并未讲过英法德三国之中某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其余两国会长期停留在资本主义。他们确实预计过会由这三国之中的某一国率先带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先是单个国家实行”③社会主义，然后其他两国隔不了几年就会紧步跟随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带动整个西欧以至东欧、北美和亚非拉进入社会主义世界。总之，他们是主张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带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决定性打击，这样来扩展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仅是在终极意义上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社会会“同时发生”。如果说，他们仅在早期提出过社会主义的“共同发生”，而并没有明确说过“共同胜利”的话，那末应该说，他们直到后期也没有明确说过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而其他国家会长期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如果采用后来的说法，可以说马、恩既提出“同时胜利”论，又主张“一国胜利”论，即由一国带头胜利很快达到发达国家同时胜利。
关于“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的鲜明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这一分歧显然与是否要提出“欧洲联邦”口号问题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点是后来争论者有所忽视的。这里不能不稍加说明。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众多思想家都曾经主张把欧洲各国联合组成欧洲联邦，工人运动中有巴枯宁、拉萨尔等人附和过这种论调，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④但是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欧洲联邦是一种势不可当的发展趋势。1893年6月底，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曾经问恩格斯；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明确的回答是：“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⑤事隔20多年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俄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仍有人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列宁经过缜密研究、深思熟虑之后，感到不妥。所以于1915年8月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⑥而建立世界联邦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联合和自由的国家形式”，但是也不宜作为独立口号提出。因为“它会产生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⑦一年后，即1916年9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更明确地重申：“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⑧可见列宁是在批驳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主张时提出“一国胜利”论的。
对列宁的上述重要原理，我认为要明确以下四点。第一，把“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作为两种观点鲜明地对立起来，是列宁自己在这里首先提出的，而不是象好多同志所说，这是后来斯大林炮制出来的。第二，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同时胜利”论，并不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因为他们只是从终极意义上预见过社会主义将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而从未讲过社会主义将在所有国家同时胜利。第三，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同时胜利”论是针对当时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主张。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小册子中曾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分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三个阶段。他认为这种国家联盟即世界联邦，它是资本主义最后的、最高级的形态，“而无产阶级将在这种最后、最高级形态中夺得权力”，这是一条牺牲最少、痛苦最小的道路。这是右倾观点。托洛茨基则从“左”的方面坚持鼓吹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急于搞世界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第四，列宁既反右又反“左”，既坚持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坚持了马、恩提出的社会主义将在一个或几个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思想；又从到了20世纪才表现更为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来论证这一问题；马、恩只讲到英、法、德三国要共同胜利，列宁根据俄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发展，显然已把俄国也考虑包括在内。他不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党再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这岂不是明证？至于他在1917年以后对马、恩思想的进一步大发展，那就更值得重视和研究了。
二、列宁对“一国胜利”论的大发展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
如果列宁于1915-1916年间提出“一国胜利”论还只是单纯从理论上论述这个问题，那么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一国能否首先胜利则开始变成为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即俄国能不能带头去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进而力排右的和“左”干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从1917至1923年间先后依次递进波浪式地解决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1917年4月提出俄国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主张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7月起积极准备举行武装起义；10月间率领革命工人和士兵夺取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胜利。
第二，1918年初他提出俄国一国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这时他还热切指望西欧多国会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之下很快起来进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预计西欧社会主义的进程是法国工人开始，德国、英国工人完成；或者德国工人开始，法国、英国工人完成。列宁于1918年1月表示深信：“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⑨果然，这一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1919年3月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看来欧洲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时列宁脑子也开始发热，对世界社会主义形势作了过高估计。他在国内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为可以一步登天，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加速推进世界革命，急于在1919年3月建立共产国际作为领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总指挥部。本来他于1915年时已明确表示不宜提出“世界联邦”的口号，可是正是他自己在1919年3月深信“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⑩1920年1月进而提出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而斗争。”(11)这表明列宁已改变了看法。他认为从1917年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用不了几年时间，简直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计还要快。可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十分曲折。从1921年起，欧洲革命显然已开始转入低潮。
第三，俄国结束了三年内战和外战之后，从1921年也转入和平建设。这一年10月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力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2)这时列宁深刻反省，总结经验，拨乱反正，调整路线。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新形势下，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较长期和平共处，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国际经贸与科技合作；加强工农政权，从俄国欠发达的实际出发，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预计至少用25年时间，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在俄国铲除封建主义残余，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大众文化，加强执政党建设，沿着合作化、工业化、电气化、社会化的道路逐步建成社会主义。这样列宁晚年也就大体上解决了一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四，列宁认为，如果其他国家长期不发生革命，就不能说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尽管苏维埃俄国的军事力量将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都强大，还不能说苏维埃已免除了遭到资本主义列强武装进攻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尽管这样，危险并没有消除，危险还存在着，直到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为止。”(13)“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14)即是说，社会主义在一国的最终胜利还有赖于社会主义在几个先进国家的共同胜利。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与共同胜利也是辩证的统一，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这既符合原来马、恩的设想，又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论的新发展。
列宁刚开始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俄国一国如何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不幸于1924年1月过早溘然长逝！这时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国际条件下，苏联能否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呢？对此，俄共（布）中央内部，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为一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为另一方，从1924至1927年展开了一场延续四年的激烈争论。简而言之，斯大林等捍卫并且发挥了列宁的上述思想；托洛茨基等依然坚持其“不断革命论”，主张要不断推进世界革命，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本来党内关于方针政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分歧可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求同存异，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以实践来检验真理。可惜由于渗杂着争夺权力和派别斗争的因素，致使这场论战发展到把反对派清除出党，并且作为敌特分子加以肉体消灭。而且在争论中，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观点，也有形而上学的不正确的解释。例如，硬说马、恩就是主张“同时胜利”论，列宁则是提出“一国胜利”论；硬说列宁与马、恩的观点是对立的，两者在各自不同的时代都是正确的，等等。在论战中斯大林还前后矛盾，修改自己的观点。如前所述，实际上列宁与马、恩在观点上既有一致性和继承性，又有差异性和超越性。期大林的一些错误解释，通过1938年10月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被称为“行动中的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的传播，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统治了几十年。
三、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清这桩理论公案？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按照斯大林在20年代论战中的说法，在理论上又拔得更高。其中说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胜利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如果列宁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结论，那末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15)实际上列宁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却硬说是列宁抛开了马、恩的旧结论；而且在任意拔高列宁之时，把斯大林也编入最伟大理论家的行列。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严重错误之后，在苏联理论界长期没有见到有人出来为这一桩历史上的理论公案翻案。相反，在1959、1962、1969、1972和1977年五次新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结束语中，还是一如既往不断重复以上这些错话，只是删除了对斯大林的歌颂，而代之以对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可见，因循守旧的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在苏联理论界是何等根深蒂固！
在世界共产党人中，最早起来为这桩理论公案与翻案文章的是原西班牙共产党理论家费·克劳丁。他于1937年被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47-1965年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65年因与西共领导人有严重分歧被开除党籍。1969年他写成《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两卷本，有较大国际影响。先后出版西文、法文、英文、德文版。中文版也于1982、1983年问世，主要部分节译先刊于《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书中引用不少材料，说明马、恩和列宁都认为由于生产力使资本主义成为世界体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世界革命，它必须在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他们虽然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所有先进国家同时胜利，但“仍然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彼此紧跟出现和彼此紧密地相互依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16)斯大林说“列宁以一国可以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修正了马克思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斯大林为了提供权威性的论据以证明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而捏造的。”(17)他认为“一国社会主义”完全是斯大林独自炮制的谬论，斯大林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篡改列宁在这一问题的理论，乃是因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意即列宁所说的一国胜利只是指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而并非指改变整个社会形态的社会革命。实际上列宁在1915-1916年最早提出“一国胜利论”时，虽然主要指政治革命，但是也包含社会革命在内。列宁说：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18)剥夺资本家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岂不是社会革命的开端吗？列宁当时还是深信，由一国开端之后，其他一些先进国家会很快群起响应，达到共同胜利的。还有，克劳丁表示既反对托洛茨基鼓吹以建立欧洲联邦为目标的“不断革命”论，又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他看到“托洛茨基的极端‘欧洲中心主义’与斯大林的极端‘俄罗斯中心主义’是完全不可调和的。”(19)既然两者都不可取，那末在1924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以及随后到来的危机时期等等，苏联该怎么办呢？该走什么道路呢？克劳丁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尽管克劳丁正确地推翻了把列宁与马、恩对立起来的旧结论，仍然未能使人们对这个问题获得正确的答案。
1978年底我国端正了指导思想，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以来，理论界也就这一问题重新探索。最早是《江淮论坛》（合肥）1980年第4期发表李良瑜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同时胜利”吗？》和《社会科学研究》（成都）同年第5期刊登袁亚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国获胜”并非马、恩的观点》。可能由于袁文曾收入《新华文摘》第24期的关系，影响更大一些。自此报刊上曾就此问题展开争鸣。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还于1985年11月在杭州召开过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讨论会。1986年10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提供了联共（布）党内20年代就此问题论争的原始发言和文稿。十五年来报刊上先后发表有30多篇文章，主要观点分歧如下。第一种看法，马、恩没有提出“共同胜利论”，恩格斯说过的“共同发生”只是他个人偶然有过的思想，并不周密、完善，不足为凭。还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提出“一国胜利论”。第二种看法，马、恩只有过“共同发生”的思想，并无“共同胜利”的思想。有人认为马、恩主张“共同发生”是一贯的，有人则说因这种看法不科学，后来已放弃了。第三种看法，马、恩没有提出过“共同胜利”，“同时发生”也只由恩格斯讲过一次，他们共同提出并始终一贯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第四种看法，马、恩确实提出过“共同胜利”，但实践证明在当时就是错误的，后来由列宁加以纠正。第五种看法，马、恩和列宁都是主张“共同胜利论”，“一国胜利论”是后来斯大林杜撰的。第六种看法，马、恩、列、斯都是主张“一国胜利论”，他们依据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经验，不断充实并向前发展。第七种看法，“一国胜利论”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共同胜利论”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两种不同规律所产生的社会形态分别是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和一般形态的社会主义，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八种看法，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今后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条件下，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将实现“同时胜利”论。第九种看法，“一国胜利论”已因苏联的解体而证明行不通，未来将回到世界“同时胜利论”。第十种看法，马、恩、列都主张“一国胜利论”，列宁是在实践中具体实现了马、恩的思想。最近我见到宁夏大学一位教师给我送来未发表的手稿，其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文中引用了大量马、恩晚年预见到俄国革命即将爆发及其重大意义的论述，以此来说明他在文章标题中列出的主题。在这里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即马、恩反复预见的俄国革命只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这一革命将引发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然后由西欧再推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不会只是一国胜利。作者还认为，斯大林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把马、恩、列开创的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业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薄上，在《斯大林传略》等书中硬说是“斯大林发起创办领导的1912年《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胜利的基础”，是“斯大林论证了一国胜利的列宁原理，预言了俄国先胜”等等。这十种看法，只是就我所见到的文稿的大体粗略综合；如果细分的话，各人观点还有不少差异。
除报刊文章外，从已出版的专著来看，对这一问题论述较多的，有广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两位中青年学者的力作，即李忠杰著《列宁主义论纲》（1992年9月版）和俞良早著《列宁主义研究》（1993年3月版）。李忠杰认为：恩格斯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结果，可以是“同时胜利”，也可以是“一国或数国胜利”，此后马、恩没有再使用过“同时发生”的措辞。李也说：列宁于1915-1916年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是指“以夺取政权为主要标志的政治革命的胜利，不是指社会革命意义上的胜利，而且列宁是把俄国排除在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外的。我以为这样理解未必准确，理由已如上述。李还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形式分别作了分析，即空间范围越大，所需时间也越长，反之越小则越短；1917-1923年俄、芬、德、匈等国革命和1945-1949年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都可视为一定地区数国革命的“同时发生”。这方面作者有独到的新见解。俞良早的书是以作者多年研究的系列论文为基础写成的，有不少新意。书中认为马、恩的“同时发生”与“同时胜利”在意义上是相连结和相一致的，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也是主张“同时胜利”的，“然而正是这以后，列宁通过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通过不断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于1920年底—1922年3月，即从国内战争结束到党的十一大期间，逐步形成和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20)这种新看法的逻辑实在奇怪。理论本应是实践的先导，象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家居然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三至五年之后才逐步形成并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如此说来，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列宁于1915-1916年在《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明确提出的“一国胜利”论呢？作者认为联共（布）党和斯大林对列宁这两篇文章中的两段名言误解了几十年，原来列宁的本意还是说明“共同胜利论”；那末其中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可能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该怎样解释呢？作者说：“只能把这几个字眼看成是离开了他本来思想的过头的说法。”(21)意即列宁在1915-1916年提出的“一国胜利论”是讲错话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才真正是对列宁原话的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主要在于许多人都把“共同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看成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两种革命理论，因此总要想方设法去寻找由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转折点。如前所述，我以为实际上这两种革命理论最初本来是统一的、兼容的。
欣闻华龄出版社出版烟台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部李心华著《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一书，这是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第一部专门阐述“共同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有份量、有深度的论著。作者是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说明自己的见解，并且对俞良早著作中的许多看法提出了异议。他的看法别人也未必都同意。这样有助于开展学术争鸣，把问题的探讨引向纵深。
纵观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我感到过多纠缠在“同时”、“一国”、“发生”、“胜利”、“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这些概念和对马、恩、列有关语录的理解上，而忽视了从宏观与微观终点与起点的结合上来把握这个理论问题。我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宏观上、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应达到的终点上看问题，都是最终共同胜利论者；从微观上，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和具体进程上看问题，都是“一国首先胜利”论者。马、恩、列等等，都既是“同时胜利”论者，又都是“一国胜利”论者，他们都是主张由一国带头革命，从一国胜利扩展到多国胜利，最终达到全世界胜利。只因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条件不同，对革命的具体突破点和进展的速度有不同的设想。简而言之，马、恩设想由英、法、德三国中的某一国带头取得政权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然后很快得到其余两国响应，这三个核心国家取胜利后很快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再逐步帮助较为落后的亚、非、拉众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起初的思路和马、恩一致，1915年后开始把俄国考虑在内，1917年7月以后主张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来促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1921年欧洲革命明显转入低潮后，认为俄国有条件在一国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并能建成社会主义，较长期地脚踏实地、树立榜样，以此来推进东西方的革命。如果本世纪社会主义不是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较落后的外围国家而是在美国这样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核心国家首先取胜，那末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同时胜利”的历程将会便捷得多！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较落后的俄国一国胜利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而把由一国胜利达到最终共同胜利的时间和进程大大拉长了。这样，如何坚持并发展“一国胜利”的问题便具有了独立的重大的意义，而“同时胜利”的问题则成为非现实的、较为久远未来的事。
当今我们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重新研究这个问题，重点不要只放在一国、几国和同时胜利上，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弄清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在1936年宣布在一国建设了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之后，为什么到1991年突然发生剧变？根本原因在于后来苏共领导人没有遵照列宁的教导，继续探索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过早过急侧重用行政手段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阶级斗争扩大化，让封建主义残余渗透到社会主义肌体中来，形成了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教条式照搬马克思主义，在未经过商品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落后国家急于实行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降低了社会主义标准，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电气化、机械化的情况下就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还要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总之，30年代建成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好多方面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后来苏联模式又硬性推广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改革中又难以有根本变革，终于被广大人民抛弃。只要我们切实认真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末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就必能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最终共同胜利。我们还要看到，在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的推动下，未来先进国家可能大体同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先进国家的带领下，世界各国也将逐步先后达到社会主义。我想当今研究历史上的“共同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应该落叶归根到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④参见拙文《欧洲联邦口号的反动实质》《教学与研究》（北京），1962年第6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35页。
⑥⑦《列宁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
⑧《列宁选集》第2卷第879页。
⑨《列宁选集》第3卷第435页。
⑩《列宁选集》第3卷第734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152页。
(1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5页。
(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页。
(14)《列宁全集》第40卷第318-319页。
(1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3页。
(16)《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版第39页。
(17)同上书，第38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19)《共产主义运动一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71-72页。
(20)《列宁主义研究》第61页。
(21)《列宁主义研究》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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