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背后的情报战——记中共和民革在隐蔽战线的一次成功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革论文,共和论文,战线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1年前，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共和民革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共同谱写了一曲促进新中国成立的壮丽乐章。它展现了隐蔽战线环境之险恶、工作之艰苦，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袍泽情谊。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余，应该记着这些革命者的真实姓名。
郭汝瑰受命潜伏特派员密递情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丧失殆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完全得以解放。身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接到了中共党组织新的指示：“党组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到特别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你应争取带部队到西南，到时设法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按照党的指示，几经周折，辞去厅长职务，郭汝瑰才如愿地被委为七十二军军长。随着国防部由南京迁往上海，七十二军军部也搬到上海四川北路的一座小学校里，郭汝瑰和以华山路川盐银行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的中共情报员任廉儒联系更方便了。
在上海北京路上美齐电影院的对面，有座很有名气的川菜馆“凯歌归”，老板和经理都是四川人，一个是黄埔一期生李岳阳，一个是原上海新城区警察局长何培荣。因此，上海的军政委要员多宴请于此。郭汝瑰和他的参谋长许亚英（军统成员）也是这个军统情报站的常客。李岳阳每次见到郭汝瑰，总向这位老乡、同学开玩笑：“你们在前方戡乱杀敌，我在这里杀鸡杀鸭，专候凯旋光临。”觥筹交错之中，郭汝瑰将一个小包递在一副大亨派头的任廉儒手里。任廉儒知道包里有比生命还要宝贵百倍的东西，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以及太原、武汉、陕甘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兵力配备的详细资料等九种国民党的国防部绝密文件。
任廉儒离开“凯歌归”后，立即驱车前往徐汇区斜土路上一座幽静的小洋楼，去会见工矿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梁佐华。工矿银行总行设在重庆道门口，陈立夫任董事长兼第一常务理事。凭着陈立夫的金字招牌，梁佐华和另一名地下党员、工矿银行常务理事鲁自诚乘着陈立夫崭新的“卡迪拉克”座车穿梭于十里洋场，传送党的绝密文件，接送来往于上海和解放区的干部。
任廉儒和梁佐华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接受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的领导。1931年，两人同时被关进了刘湘开设的“反省院”，坐过五年牢，又一起冒险偷运红色书籍进监狱，组织狱友学习革命理论，并谋划出狱后如何寻找党组织。1935年，同时刑满出狱。当时正值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失败，党的白区组织损失殆尽，为了寻找党组织，任廉儒密赴延安，梁佐华继续留在白区。任廉儒在“抗大”毕业，恢复了党籍，奉派回四川，先后以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经理和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等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和梁佐华合作，长期与郭汝瑰保持联系，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现在，任廉儒和梁佐华的共同使命，就是把郭汝瑰提供的绝密情报，以最迅速最稳妥的方式交给党的有关负责人。然而，此时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同志已经离开上海，梁佐华的领导鲁自成又去了重庆。如此绝密的文件，必须尽快交出，机不可失，又要安全直接，不得冒险传递。若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二人经过再三郑重考虑，决定交给民革中央军委特派员王葆真，由他直接交给“周公馆”的联系人（任廉儒、梁佐华系中共、民革双重身份）。
王葆真，字卓山，1880年生于河北省深泽县一个清贫的医药世家。自幼勤奋好学，就读保定西关农务学堂，每试第一，直隶省选公费保送日本东京经纬学堂，不久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外史等。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建同盟会，矢志革命的王葆真成为第一批同盟会员，中国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是滦州起义的领导人；袁世凯称帝时，是倒袁护法、维护共和的中坚；北洋政府时期，是曹锟贿选的揭批者；大革命时期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王葆真被选为中央常委。抗日战争中就和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任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的王葆真和我党上海的情报组织联系密切。
王葆真老人应约来到上海华山路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楼上任廉儒家中。三人商量决定：当前情况特殊，危机四伏，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采取“毁件保人”的断然措施，以切断敌人追查线索；要绝对保证郭汝瑰的生命安全，即使文件毁了，他们三人都牺牲了，只要郭汝瑰还在，就能保住一个特殊的情报来源，而且保证了他能率领七十二军在西南起义，打破蒋介石“凭剑阁之险，天府之富，立足西南，再图中原”的美梦。
年过古稀的王葆真老人态度十分坚决地说：“郭汝瑰把性命都交给了我们，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也要保证郭汝瑰的安全，也要对得起共产党。”王葆真立即让民革秘书组长吴荣利用他上海财政局秘书的身份，把文件锁进了财政局的保险柜，然后又将文件转移到新闸路民革和党之间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等待党组织派人来取。正在此时，出了意外。
地下组织遭破坏王葆真舍命保机密
既是民革党员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宪兵少尉吴士文住在大光新村2号。一天，南京地下民革负责人孟士衡到吴士文家中开会，被邻居、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员秦范五发现。而孟士衡丝毫未察觉自己已被跟踪，南京民革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主要负责人孟士衡等多人被捕。之前，孟士衡曾拟订了“京沪暴动方案”到上海请示王葆真批准，于是王葆真被盯梢。任廉儒、梁佐华、郭汝瑰及这批绝密材料也处于危险之中。紧接着，上海民革临时工会委员张克强、许志远、万行浩等又遭逮捕。为商量紧急应变办法，五个常委委员定于2月22日中午12时在上海湖南路261号王葆真寓所开紧急会议。王葆真、许卜五、林涤非、梁佐华四人准时到会，唯独缺少历来准时的吴荣。根据地下工作的经验，约会不到，必然出了问题。王葆真是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全部撤离的决定。王葆真手提保温瓶到附近老虎灶上灌开水，神态自若地离开。梁佐华脱掉西服换上一领半旧的蓝布衫，扮作佣工，夹一卷报纸，还故意在路边香烟摊上买了两支烟，见无人注意才匆匆赶回斜土路。最后走的是林涤非和许卜五，同样顺利地走了出去。此时四人还不知道吴荣前一天晚上就被捕了，任凭敌人严刑逼供，他都没有泄露次日的开会时间和地点，直至上海解放，吴荣在狱中未向敌人吐露过党的任何机密。
王葆真和他的助手许卜五急急忙忙赶到新闸路的秘密联络点，紧急焚烧还未来得及交给“周公馆”的绝密文件，一边烧、一边将一部分撕成碎片冲进下水道。此时，门外的呼喊声、砸门声已响成一片。王葆真刚刚把最后一页来不及处理的文件塞进嘴里嚼烂吞进肚里，荷枪实弹的军警已冲进了他的房间。老人长长地舒了口气，泰然肃立，从容就捕。在上海被捕的还有林涤非、许卜五、王履和、沈士荣等十多人，民革上海临时工委的16个委员中有8人被捕。
1949年3月3日，上海《中央日报》以及其他大小报刊均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爆炸性新闻：“京沪阴谋暴动主犯王葆真在沪就逮，同案犯吴荣捕获，余党正在追缉中。”王葆真的被捕，可能给组织造成重大损失，使很多同志的生命受到威胁，同时也给解放大西南的胜利进军带来严重的阻碍。然而，老人凭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硬是用瘦弱的躯体，牢牢地为战友和同志挡住了地狱之门。他被当作死囚监禁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牢之中，受过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坚贞不屈的古稀老人绝口不提郭汝瑰，切断了敌人的追查线索，保障了郭汝瑰的安全。老人在狱中写下了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正气之歌三首回答敌人的严刑逼供。其一：“临难不苟免，舍身贵取义。闻道夕可死，横刀何足惧。”其二：“精神早破生死关，黑牢何能镇卓山（王葆真字卓山）。心似日月明皎皎，清风流照满人间。”其三：“愿为人民受苦难，愿为众生入地狱。无名英雄塚上树，护风护雨护忠骨。”蒋介石读到这些诗后，气得暴跳如雷，决定判处王葆真死刑。因他是辛亥老人，南京国民党元老为他讲情，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亲笔给李宗仁代总统写信为其说项，经多方营救得免予立即执行。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位老人才由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从死囚牢中接出送上海永川医院治疗。
孟士衡、吴士文、肖俭奎等于5月9日被害于上海闸北公园。孟士衡是民革成员，吴士文、肖俭奎是参加民革工作的共产党员。就在京沪地区各大小报刊，竞相报道“破获京沪暴动案”消息，街头巷尾军警密布、茶余饭后民众议论纷纷之时，虎口脱险的梁佐华和任廉儒搭上了英国怡和洋行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湖南号”客轮。
郭汝瑰成功起义蒋介石计划落空
经民革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华南局负责人潘汉年派当年刺杀汪精卫的张建良，向任廉儒和梁佐华传达了中共的指示：“国民党政权正在土崩瓦解，但现在仍盘踞着大半个中国，当前我们应加强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以配合解放军的正面作战。西南是蒋介石负隅顽抗的基地，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帮助郭汝瑰将军率七十二军起义成功，意义重大，必须尽力。”
任廉儒、梁佐华得到指示后，分头进行帮助七十二军起义的工作。任廉儒以给重庆天主教区送去一万美金的活动经费为名，带着电台、密码和华南局给郭汝瑰的指示乘飞机抵达重庆。梁佐华前往已解放的上海，和即将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取得联系，以保起义工作万无一失。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在四川宜宾宣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令所管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四个专区、一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山率部进入宜宾城，召开了欢迎起义大会。郭汝瑰拨一个炮兵营及若干枪支弹药、军需物资支持十八军挺进成都。南北两线解放军抵达新津、简阳、邛崃等地，完成了对成都的包围。撤退中的宋希濂部因未进入宜宾城，绕道岷江、清水溪还未到达西昌，于12月19日被通过郭汝瑰防区抄近路追击的解放军全歼于大渡河边的金口河，宋希濂本人被捕，使蒋介石将精锐部队退至西康，利用那里的崇山峻岭与解放军周旋的计划也完全落空。
40年后，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中有一段关于郭汝瑰起义的记述：“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别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民党的最后本钱——七十二军在泸州（应为宜宾——作者著）阵前‘归队’（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谋），瓦解了国军的最后布置和士气。政府原以为退路的西康刘文辉、云南卢汉因以往遭受歧视，对最高当局怨毒已深，自然亦趁机投共。”
《百战军魂》的作者尽管有视角的差异，但对情报的作用和川南起义的意义已经表达得明确无误了。
然而48年后，郭汝瑰又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另一种视角作了他自己的诠释：“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烧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梁佐华同志，侥幸脱身逃亡香港……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的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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