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与人文精神——80年代以来文论中的人文主义思潮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人文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人文精神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为文艺正名”起步
1979年《上海文学》第4期上刊载了一篇评论员专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揭开了80年代文论天翻地覆的序幕。自那以后，整整15年光阴流逝了。站在世纪末的分水岭上，回首15年来当代文论发展的曲折历程，一条人文主义思潮的巨流最引人注目。尽管“为文艺正名”意味着研究“文艺的特性”，而西方文论界对文艺特性的研究在20世纪又以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但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一批文学评论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在努力沟通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与人本主义的“人本研究”的基础之上，致力于建构的“人本研究”为主体、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为基础、以鲁迅倡导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①为特色的这一代人的批评大厦。这种不约而同的选择正好昭示了80年代的时代精神：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精神废墟之上重建人文精神的王国。虽然，历史的前行是种种社会力量互动、制衡的结果，而文论家对历史的影响力又微乎其微，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论家也可以风云际会，成就一番不寻常的事业。19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论就对俄国文学史乃至俄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20世纪的俄国文论家巴赫金也是由文学研究入手，创建了对世纪末的学术界、思想界影响巨大的“对话主义”的。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大陆的文论家中一时还难以产生兼文论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巨人，但80年代中国思想界思想解放、启蒙精神高扬的大潮却为新一代文论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他们以文论作为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在文论中融入了一代人反思历史、总结百年风云变幻历史教训的悲凉之思；他们还以文论作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的思想记录，在文论中表达了一代人冲破思想的牢笼以后，重新发现人生的奥秘、重新塑造时代精神的真切感悟；——因此，他们的文论便充溢着人文主义的激情。在专门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尚不够发达的年代，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论为日后的思想史家探讨这一代人的思想与心态保留了相当可贵的史料。
启蒙主义的使命感、勇于创新的个性意识、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义广泛融汇批评新潮的广阔胸怀——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人文主义文论家的基本特色，使他们既区别于他们的前辈，也不同于西方形式主义诸家。惟其如此，才使他们的文论更具“当代中国文论特色”和“这一代人特色”。
是的，“1977年以后那一届又一届报考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那一批又一批走上文学研究岗位的年轻人……他们的写作冲动常常不只是来自对作家作品本身的兴趣，而更源发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②——诚如他们中的代表王晓明所云，从“为文艺正名”开始，对于他们并不意味着走入象牙之塔，而标志着像“五四”先驱者那样，再举起“为人生的文学”之旗……
重新发现被遗忘的历史
在“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家独尊的年代里，不仅文学理论教科书苍白无力，文学史也是残缺不全的。以政治标准作为褒贬文学现象的第一标准，使得许多光辉的文学现象被遗忘了。而“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一代文论家却从一开始就着手于重新发现被遗忘的文学史的工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掘奇迹般地重现了一部百花齐放的文学史壮丽画卷。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新文学史的重新发现，他们的突破也主要体现在这一领域，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对某种时代精神的共同感悟所致？70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始于对“五四”精神的认同。80年代的文论也以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对新文学作家求索历程的反思，表达了这一代人的情怀。
一切，是从重评鲁迅开始的。鲁迅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导师，这一现象，耐人寻味。早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荒漠之中，钱理群、黄子平、王富仁……就开始了与鲁迅的“精神对话”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样的对话不可能产生出思想的果实，但这一现象已具有某种象征意味。70年代末，对当代思想界影响巨大的思想史家李泽厚最先阐发了鲁迅对于当代人的重大意义：
鲁迅是不朽的。只有他，自觉地意识和预见到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深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性格问题，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它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只有鲁迅是伟大的，他开辟了由旧民主主义向前行进的反封建启蒙道路，在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芒。④
李泽厚因此成为当代“反封建启蒙”思潮的先锋。紧接着，1981年，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一现象显然是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又以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一文最富于强烈的现实感与启蒙热忱，请看文章结尾的一段“激扬文字”：
鲁迅早就期望他的、以及同类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字，随着民族的新生，“和光阴偕逝”，然而，直到今天，却依然如此“新鲜”。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现象与文学现象？是我们民族与文学的幸与不幸？那由鲁迅、萧红及其同辈作家开了头的民族“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该怎样续写下去？……
人们，应当思索啊！⑤
此后，王富仁在《〈呐喊〉〈彷徨〉综论》中论证“鲁迅始终不渝地关心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蒙”⑥；王晓明的《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等论著则通过对鲁迅心态的深入分析表达了对鲁迅“绝望的抗战”精神的认同。既像鲁迅那样为启蒙而呐喊又和鲁迅一起咀嚼世纪的悲凉。这一代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因此也成为这一代人使命感与悲凉心境的真切写照。这一代人也因此而使鲁迅研究步入了新的境界——这一代人的境界。
鲁迅研究之外，巴金研究和老舍研究也奏响了反封建启蒙的主题：陈思和、李辉的《巴金论稿》论证了巴金前期思想中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复杂内涵及其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汪应果的《巴金论》也充分肯定了“在巴金早年的思想中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旧社会的憎恨”⑦。张民权的《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则高度评价了巴金小说对中国传统性格中“自我萎缩型人格”的深刻批判，认为“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补充、丰富了鲁迅对于中国落后‘国民性’的批判，至今仍可对我们民族、尤其知识分子起到强烈的观照、警醒作用”⑧。赵园在《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一文中指出了老舍小说的意义在于：“经由对市民性格的表现，达到对民族生活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病态的批判，才是老舍自觉追求的目标。”⑨宋永毅也在《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中多次高度评价了老舍以“改造国民性”作为小说创作的一贯主题的历史地位。
以上是对那些已有定评的著名作家的重新发现。更有对那些被“政治标准”打入另册的著名作家的重新发现——许子东重新发现了“替五四以后的忧郁青年现身说法”的郁达夫（《郁达夫：浪漫派？感伤主义？零余者？私小说作家？》）⑩，凌宇重新发现了沈从文“以‘生命’学说为核心的人生观”及其对于“国民性的改造”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11)，杨义重新发现了路翎小说“探讨着人民的‘原始强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的力度（《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12)，陈平原重新发现了苏曼殊、许地山、林语堂“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以宗教“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良药”的思想（《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13)，钱理群重新发现了周作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深入剖析了周作人从思想斗士到汉奸文人的心路轨迹（《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对这些聚讼纷纭的作家的重新发现，既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思想意义。这些作家尽管人生观各不相同，却由不同的人生道路走向了同一个思想目标：“改造国民性”。这一现象本身就昭示了中国思想革命的基本主题。而这些作家开出的不同药方也显示了“改造国民性”的多条途径、多元选择——不论是郁达夫的浪漫情怀，还是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不论是许地山的宗教精神，还是周作人的自由思想，也不论是偏重于从西方文化盗取启蒙的火种，还是从民间文化汲取自我更新的力量，对于刚挣脱精神枷锁的这一代学人来说，都具有开拓心胸的意义。
重新发现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便是对似乎已有定评的革命作家的重新评价。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专栏，倡导“重写文学史”。主持人陈思和、王晓明这样宣告了他们的宗旨：“主要目的，正是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14)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十多篇专论，对“柳青现象”、“赵树理方向”、丁玲的道路、郭小川的“战士诗人”品格乃至茅盾《子夜》的偏颇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这些批评确立是于对“深入生活”、“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战斗风格”这些理论命题的质疑，也饱含着对革命作家的时代局限性的深刻理解，而在这质疑与理解的极深处，也使人不难感受到时代的主题：通过“重写文学史”达到对作家的命运、文学的命运乃至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的深刻反思。
就这样，当代文论中“重新发现历史”的努力成为当代人总结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启蒙的文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任何一位批评家都应是一个政论家。”(15)这句话提示的真理与鲁迅倡导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无疑相同。古往今来，有多少杰出的文论家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家。甚至在形式主义文论流行的本世纪，还不是文论家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研究文学思潮与社会历史的关系(16)。
这一代文论家都有过在社会底层的人生体验，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也有过在追求知识与真理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经历。因此，他们像当年的别林斯基那一代俄国平民思想家一样，天然倾向于将自己的学问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文学，成为他们探索人生的窗口；文论，成为他们表达自我、感悟真理的渠道。回顾15年来文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一代文论家取得硕果最多的领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史的研究。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埋藏着怎样的历史之谜？
黄子平在为赵园《艰难的选择》一书作序时写道：“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不是我们选择了题目，而是题目选择了我们。”研究新文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学作品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一时代的文学风貌，与一时代知识分子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至关密切。……一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况且，“研究者自身也是知识分子。”(17)是的，新文学也许是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最合适的研究室：“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发轫于新文学，而“五四”那一代思想家、革命家也都与新文学有不解之缘；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人生体验，都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清晰的记录；而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每一次厄运，也都从文艺界开始……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代文论家偏爱以“对时代精神的把握”(18)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并使文学研究放射出了思想评论、文化评论的光华。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以牺牲“科学性”、“客观性”为代价。
那么，什么是20世纪的“时代精神”？
20世纪，是西方现代化思潮猛烈冲撞中国文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在回应现代化思潮的挑战中走过坎坷历程的世纪。为了走向现代化，“五四”先驱者们自觉担负起启蒙的任务。可谁能想到，风风雨雨60年过后，人们猛然发现：启蒙事业并未完成，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到头来竟是重新回到“五四”的起点上。这一段苦难的历程，有多少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入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这本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主题，可为什么“在中国，个性解放带来的苦闷和彷徨总是多于喜悦；启蒙的工作始终做得很差，理性的力量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打断和干扰”？为什么新文学的总体审美特征是“悲凉”而非“崇高”(19)？为什么是“绝望的抗战”的鲁迅而不是冲淡的周作人、乐天的林语堂、激进的郭沫若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的宗师？
赵园以《艰难的选择》作为“五四”时期至40年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历史”的主题，并以“寻路者”作为“现代知识者”总体形象的命名，耐人寻味(20)。王富仁、钱理群、王晓明、汪晖的鲁迅研究，都在强调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凸现了鲁迅作为“孤立的个人”作“绝望的抗战”的悲凉意味，绝非偶然，王晓明专注于“中国现、当代作家局部研究”，深入剖析了从鲁迅到80年代“新潮作家”的创作得失，着眼点却是揭示：“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既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表现史，又是这种精神的一部回避和遮盖史。”并且坦言：“尽管在理智上非常向往那种纯粹的审美批评，平日里想得较多的，却还是那些非文字的问题，譬如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他们的精神弱点，等等，甚至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本身，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21)而一直对“中国青年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的许子东也注意到中国青年作家与西方现代作家的根本区别：“卡夫卡、萨特关心人和他们所营造的社会之间的根本矛盾，而中国青年作家宣泄的是人被社会所压抑的愤怒。”(22)
由文学走向人生，“借文学作文化批评”(23)，把文论写成人论，就这样成为这一代文论家的命定选择。因此，他们的文论中随处可见的“人论”火花也就成为他们的独特风格了。不言而喻，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谈论最多的当然是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话题。
钱理群写道：“希望与绝望的起伏、交战，是本世纪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典型的心理状态”。“内心世界的不安宁，构成了鲁迅心理特征的最主要、最显著部分。‘不安宁的灵魂’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特征。”(24)
赵园的思考是：“该按照何种‘模子’来改造一下中国人，使我们自身，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性格更臻完善呢？我们多余的是什么？‘常识’？‘经验’？农民性？少的是什么？哲学思辨？理论的彻底性？现代意识与世界眼光？”(25)
季红真通过评论张贤亮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发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都受过19世纪人道主义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中国当代文化教育。这种文化构成形成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前者使他们在严酷的时代生活中软弱无力，后者则使他们习惯于自我否定。”(26)——这样的分析，体现出这一代学人的“审父意识”。
黄子平也由郑万隆的小说引发了感慨：“多年来，我们的感觉退化、迟钝化，理性思辨的力量也未见得发达起来。甚嚣乎尘上的，只是一套简单省事万能万灵的知性术语。”如何“在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心理与历史的统一中去把握新的世界”(27)？——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课题。
……
精彩的“人论”，赋予文论以思想的深度和激情的活力。这些可贵的思考，无疑已成为当代思想史的宝贵资料。
因此，当代文论家后来能写出警辟的思想史论和政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王富仁是较早涉足“文化评论”的一位文论家。他在《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两种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一文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问题的一家之言。两种平衡，即自我内部平衡与寻求和世界的外部平衡，构成了一对历史的矛盾；为此矛盾所决定，有了三种心态，即：守旧的心态、慕“外”崇“新”的心态和中西文化融合的心态。三种心态之间的此消彼长、交错演进，决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独特性。王富仁乐观地展望了现代化的未来：内部平衡的先决条件是外部平衡的实现，那时，三种心态之间的矛盾也会自然泯灭。这篇写于“文化热”中的宏论气度恢弘，并带有相当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焦灼情绪的增长，“球籍”、“危机感”和“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钱理群由“五四情结”反思了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悲叹：“我们仍然未从根本上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如鲁迅1925年所说的那样，‘什么都要从新做过’。”(28)汪晖也在《预言与危机》中深入分析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和复杂性，论证了这种矛盾性导致启蒙运动迅速分化解体的必然性，倡导“认真地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从而有效地促成社会的变革。”(29)而王富仁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中深刻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卑感、恐惧感和自傲感的畸形结合状态，突出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转型期的痛苦(30)，他的分析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王晓明则以《追问录》这本读史札记更深地探索了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历史之源——古代中国严酷的动乱世事逼使先秦思想家们在邪恶人心的包围中和艰难的生存状态中不得不以悲凉、世故的眼光去看人生，去钻营，或者是逃避，由此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31)
从深思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到挖掘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苦难记忆——上述“人论”既是80年代知识分子大讨论的产物，又以独到的思考在当代思想史上写下了一页。是的，有历史责任感的文论家不可能不肩负着思想的重负。正因为有鲜明的思想者气质，他们的文论才同时又是深刻的文化评论、思想评论。
世纪末的人文精神之旗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世纪末情绪”的弥漫，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高涨，文坛上一片悲叹。小说界的主流是以冷漠为基调的“新写实”。“王朔现象”也成为放纵心态、玩世心态的典型象征。而文论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为“世纪末情绪”推波助澜。时代精神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古老的人文精神是否已到了尽头？
事实表明：物极必反。正是在“世纪末情绪”喧嚣尘上的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复归神州。先是小说家史铁生发表《我与地坛》、张承志发表《心灵史》，奏响了肃穆、崇高的主题，接着，是文论家对世俗化思潮的严肃批判。
1993年，《上海文学》自第6期始，连续推出文论家对话录。这些对话录一方面正视世纪末人文精神危机的挑战，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刻反思了知识分子在启蒙主义受挫于世俗主义之后重新定位的时代课题。王晓明等人首先指出了当前人文精神危机的现实：“今天的文学危机……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32)。陈思和等人则重新寻找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如何保持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职责，如何确立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规范？”“中国没有宗教，但我觉得中国应该有一种更高的人文科学，这种人文科学会对社会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去创造一套能够与我们这个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科学的体系”。在抛弃了“广场意识”的梦想以后，立足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去批判社会，去提高自我(33)。陈平原等人也在思考“人文学者的重新定位的问题”时认识到“放弃‘明道’、‘救世’一类夸张的使命感，重建学术文化的价值自信”(34)。沈乔生等人则面对危机，继续主张：“文学是一种理想，一种境界，或者说近乎于一种宗教。”“首要的是一种理想”——这种“新理想”以批判世俗化思潮为前提，以“独立、自由的强大的理性的精神”为立足点，无意“媚俗”，一心只求满足“内在心灵的需要”(35)。
《上海文学》就这样组织了一次人文学者反击世俗大潮的漂亮行动。不久，《读书》杂志也连续刊载了总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系列对话录，使人文精神在1993～1994年放射出了夺目的光芒。在“文化危机”、“生存危机”的一片悲叹中，人文精神的正气至少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中国知识界的良知没有泯灭。中国知识界的使命感没有窒息。世俗化大潮可以征服一切，却征服不了文化精英捍卫人类精神家园的凛然正气。
世纪末的沉思
忆往昔，一代文论家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以文论作“改造国民性”的号角，何等豪迈、自信！他们以真诚的倾诉、善良的愿望、美好的文风在中国文论史上写下了生机勃勃的新篇章，也在当代思想史上留下了独到的足迹。以“改造国民性”为基本主题的理性主义思潮，是80年代前半期文论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1985年以后，非理性主义思潮首先向理性主义思潮发起了挑战，“新生代”“跟着感觉走”的新人生观崛起，体现了世俗化思潮的强大冲击力。另一方面，“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挺进到了“改造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深层，也显示了巨大的悲哀（如果启蒙者自身都没能走出历史的阴影，更遑论“启民众之蒙”！）。而商品经济大潮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几度冲击文化界的无情现实，更给了启蒙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与启蒙主义者煞费苦心设计民族魂的惨淡经营相比，商品化大潮改造国民观念的力量是那么神奇又那么轻而易举！是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这种改革又是以人文精神的沉沦为代价的。启蒙主义者满腔热忱为现代化呐喊，现代化进程却击毁了他们的梦想。
对当代启蒙主义受挫历程的反思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而在痛定思痛的思索过后，这一代文论家调整了自己的思路，又向着新的目标进发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标志着知识精英再次举起了饱经风霜的人文精神之旗。他们似乎已放弃了启蒙主义的“救世梦”，却又并未停止自我启蒙、自我反思的努力，因此，启蒙主义已由“救世”移位到“自救”。“自救”对于有的文论家意味着“躲进小楼成一统”，但从张扬人文精神的议论来看，另一部分文论家很难放下使命感的重负。对于他们，“自救”既意味着“种好自己的园地”，建立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还意味着“心事浩茫连广宇”，意味着在批判社会中捍卫古老的人文理想、精神家园。由此看去，这股人文主义的思潮中仍然保存了启蒙主义的精神、保存了理性主义的信仰——在当初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反思与今日对“人的卑琐性”、“知识分子的卑琐性”、“媚俗思潮”之间，不有一条批判意识的红线灼然醒目吗？而在当年的启蒙主义激情与当今的“新理想”思潮之间，也有一股浩然正气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时代的确变了。世道的确变了。文论家以及知识精英的人生观、启蒙理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正如张承志在小说《金牧场》的结尾所写的那样：“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这，也是一种宿命。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过非理性主义的高涨，也有过“世纪末情绪”的蔓延，然而，人文精神也并未因此而窒息。像福克纳那样的作家依然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演讲中宣告：“我拒绝接受人类的末日。”“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36)像爱德蒙、威尔逊那样的文论家依然因为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但作为这样的人，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任何政治活动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这样就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判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的理想，同时又能履行其社会责任”(37)而被尊为“两代美国知识分子的良心”(38)。像福克纳、威尔逊这样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上不乏其人。由此可见，人文精神永远为人类所需要。
这，也是不以世俗化大潮的意志为转移的。
1994.8.16～19日，华中师大
注释：
①《两地书·一七》。
②《更为艰难的选择》，《读书》1987年第6期。
③参见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一书“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一书“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
④《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1、479页。
⑤见《十月》1982年第1期。
⑥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⑦《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⑧《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⑨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⑩见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1)见《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12)见《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13)见《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页。
(14)《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15)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论书信摘编》，《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16)参见R.H.佩尔斯：《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一书“中译本序”、“美以美会平装版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7)《艰难的选择》第5—7页。
(18)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19)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20)《艰难的选择》第344页。
(21)黄子平、王晓明：《在作家与作品之间》（对话录），《北京文学》1988年第8期。
(22)《当代中国青年文学中的三个外来偶像》，《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
(23)《当代文学中的青年文化心态》，《上海文学》1989年第6期。
(24)《心灵的探寻》，第45、143页。
(25)《艰难的选择》，第353页。
(26)《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读书》1985年第6期。
(27)《论“异乡异闻”》，《钟山》1986年2期。
(28)《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29)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30)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31)《追问录》，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32)《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33)《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上海文学》1993年第7期。
(34)《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上海文学》1993年第9期。
(35)《文学和它所处的时代》，《上海文学》1993年第10期。
(36)见《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7—368页。
(37)见H.佩尔斯《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第50页。
(38)引自赵一凡《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见《读书》1987年第4期。
标签：人文精神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艰难的选择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上海文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鲁迅论文; 文艺论文; 钱理群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