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周族的农业史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诗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七月》的难解之谜
《七月》在《诗经》的《国风》中是一首十分特别的诗，它所属的篇名，它的内容和作用，以及它的艺术风格，在《国风》中都别具一格。这种独特性的后果，使它在后代难以被解读。因此，关于《七月》有一系列的难解之谜。具体地说，《七月》的难解之谜主要有：
第一、《豳风》之谜。《七月》属于《诗经》中《国风》的《豳风》，而《豳风》之名在《国风》中十分特殊。首先《诗经》中有十五国的诗，而只有豳国不是周代的国名。在《诗经》的十五国中，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都是周代的国名。周南、召南，不是国名，是指周公、召公的采邑——岐周以南，实指南方之地，“王”是指京城（东都洛阳）周围的地方。上述十四“国”，虽然有的并不是严格的国名，但它们在指周代实际存在的行政区域上是共同的。上述十四“国风”是指周代各个诸侯国或地区的民歌。但唯有“豳”例外，它并非周代的国名，而是夏朝末年到商朝中晚期的国名——周人先祖的居地。在周代，豳地早已成为一个遥远的历史地名。因而《豳风》并非周代的民歌，而应该是周人先祖在夏末至商代中晚期的历史歌谣，它与《国风》中其它十四国的诗歌都属周朝的当代诗歌截然不同。换言之，《豳风》在时间上和国家存在的现实性上，都与“国风”中的其它民歌迥然有别。其次，在现存的《豳风》七首诗中，也唯有《七月》才名副其实。在《豳风》中，《鸱枭》、《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等六首都是西周初年周公旦所作或为他而作的诗。这些诗并非螘或周人在豳国时期的诗，至多只能是《豳风》的附录；故朱熹说：“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1 〕。这些诗入于《豳风》，令人费解。因此，所谓《豳风》，实际上只有《七月》才名正言顺。“豳”既不是周代的诸侯国，《豳风》实际上又只有《七月》一篇，《豳风》为何能成立呢？
第二、周公旦与《豳风》之谜。如前所述《豳风》中除了《七月》之外，其余六篇均为周公旦的诗。《鸱枭》是周公旦受谗言中伤后忧心如焚的诗，这首诗歌的历史背景在《尚书·金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东山》和《破斧》是周公东征，平定商王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事件的反映；其余的《伐柯》、《九罭》、《狼跋》也均与周公有关。所以，这六首诗实际上是周公之诗。但是，周公的采邑在岐周，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在鲁国，周公之诗应该入《周南》或者《鲁风》（事实上《诗经》只有《鲁颂》而无《鲁风》）之类，周公之诗为何归入了《豳风》呢？
第三、《豳风》的神歌之谜。在《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根据在音乐。风、雅、颂既是音乐、诗歌的不同风格的标志，也是它们用途和价值不同的标志。《颂》是宗庙之歌，它侧重于“容”，是在宗庙祭神时伴随着降神娱神的舞蹈而演唱的诗歌；《雅》是朝廷之歌，侧重于朝廷雅正的官方语言、其中的《大雅》部分多是西周初年产生的祭神之歌；《风》则是民间歌谣，它侧重于讽诵歌吟，多是普通民众的情感抒发。这就是说，《颂》和《大雅》大多是祭神之歌；而《风》诗的作者地位既低，时代也较晚，《风》诗是基本上不具备祭神之歌的资格，故未闻有以《风》诗祭神的。但是，唯有《七月》例外。《周礼·春官·龠章》云：“掌上鼓豳龠。中春，昼击王鼓，龠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龠豳雅，击上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龠豳颂，击上鼓，以息老物”。郑玄认为，这里的《豳诗》、《豳雅》、《豳颂》均指《七月》〔2〕。 这也是《七月》才是真正的豳诗的证据。这就是说，《七月》的用途非同一般，无论是一般性场合——中春祭祀春夏之神和中秋祭祀秋冬之神，还是庄重严肃的国家的祭祀大典——祈求丰收的春祭和合聚万物的岁暮蜡祭，都要运用《七月》；《七月》是祭祀农业诸神——春神、夏神、秋神、冬神，主管丰收的土神（社），谷神（稷），以及蜡祭中的万物之神的神歌。在这个意义上说，《七月》是一首农业神歌。《风》诗之用于祭神，而且具有这样兼祭百神的显赫地位，在《诗经》中，《七月》是唯一的。
第四、《七月》的“陈王业”之谜。《七月》既然有这样重要的神歌地位，它受到学者的重视是必然的。故汉代的《毛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这段序的要点有三：一、指出诗歌的作者是周公；二、指出诗歌创作的背景，是在周公遭受管、蔡流言中伤，致使王朝动乱之后，周公为教育成王而作；三、诗歌的内容是陈述先王的功业。毛亨父子似乎不知道或者不理睬《周礼》的记载，而对《七月》别出所说，但是他又似乎知道它的地位和作用，故把它说成是陈述王业的诗歌。
但是，不管是神歌说，还是王业说，都使人顿起疑云。因为《七月》的内容是普通农夫艰苦劳动和艰难生活的反映。诗中充满着“无衣无食、何以卒岁”的呼喊，又哪里有祭神的欢悦和王业的壮观辉煌呢？这两种说法，都叫人疑惑不解。
第五、《七月》诗的文体风格之谜。在《诗经》中，《国风》一般都是抒情诗，以比兴为主要的写作手法，以抒发情感为主要特征。而《七月》却与此不同，它以铺叙为主要方法，以叙述一系列农业事件为主要内容，它的风格与《国风》诸诗大相径庭。
二、对《七月》的解读和争论
由于《七月》有如此之多的难解之谜，对它的解释之多和争论之大，更不可避免了。历史上，春秋时吴国的季札对《豳风》的评论可以看作是对《七月》的研究的开端。他说：“（《豳风》）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3 〕他的这段话中的“周公”等语已暗启了汉人所谓《七月》是周公所作的论题。《毛诗序》在这基础展开，并成为对《七月》的基本解释。之后，宋、明、清的学者如朱熹、顾炎武、阎若琚、崔述、皮锡瑞等都对《七月》有研究，他们或者赞同、或者反对《毛诗序》的说法，但大体无超出《毛诗序》设定的框架，其间也包含着对《七月》不同程度的误读，其中最严重的误读是所谓“周公所作”的说法，它对正确理解《七月》的内容和时代是一个严重的误导。
而误读《七月》最严重的是本世纪里社会学、政治学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广泛地引入文学研究之后，本世纪五至七十年代，在阶级斗争观念的指导下，《七月》被理解为农奴生活的写照，《七月》中的农事劳动，被说成是农奴的耕作；“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被说成是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女子的蚕桑劳动是女奴的劳役；“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是女奴害怕被奴隶主强奸，——女奴们“连身体也被奴隶主所占有，任凭他们践踏和糟蹋”；等等。总之，在《七月》中，人们无休止地劳动，但仍然“过着衣食不得温饱，房屋不能抵御风寒的悲惨生活”，该诗“在不很长的篇幅里反映了当时奴隶充满血泪的生活”〔4〕。这种观点与周公“陈王业”说来了180度的转弯，简直是五十年代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对地主的血泪控诉的翻版。这种观点，是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应该说对《七月》的误解更为严重。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思潮的产物，它还有一种深刻的文化的原因。因而，这种观点并不只存在于中国改天换地的政治革命潮流中，在日本的汉学家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日本佐野袈裟美在《中国历史教程》中说，《豳风·七月》里写着：“把处女、红的衣裳、皮裘、大豕等，献于公子。同时这诗也表示着奴隶制的存在。公子是残存的氏族种族的家长，是父家长制的家族的家长，是形成支配阶级的贵族。奴隶被放在其支配下。这显然是父家长制的奴隶制。在农夫方面，父家长制的家族集团，也作为奴隶而被放在公子的支配下面”〔5〕。 可见，以阶级论、奴隶制来解读《七月》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这些观点面临一个挑战：既然《七月》是奴隶们对贵族阶级的血泪控诉，那么奴隶主贵族为何还把它作为神圣的祭神之歌？奴隶主阶级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吗？仅这一个无法回避的的问题，就可证明以阶级斗争论来诠解《七月》是错误的。
本世纪里对《七月》的误读，其主要原因在于，评论者不理解《七月》中众多的难解之谜，仅仅从《七月》文本所显示的表层含义，把二、三千年前的古老民族的艰苦劳动和艰难生活理解为如同后世那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下的苦难，把复杂的历史问题作了简单的处理。评论者有意无意中偷换了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难免以今代古，以今释古之讥。
当然，本人无意深责本世纪里对《七月》的误释。黑格尔说，“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产儿”，他的民族和世界的结构和性格都表现在他的形体里，个人无法超越他的时代〔6〕。在这个意义上说， 以阶级斗争理论去阐释《七月》的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这类本世纪的流行观念，也曾影响和束缚了笔者。我虽然也曾力图超越释读《七月》中的流行观念，把《七月》诠释为“民众的农事诗”，把它当作周代农业经验文献的珍贵文本〔7〕， 但是仍然没有完全破译《七月》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因此，完全有必要对《七月》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三、解读《七月》的参照系
之所以解不开《七月》的谜团，之所以发生对《七月》的误读，其根本原因，是不明了产生《七月》这个远古文本的信息背景或文化语境，因而不能正确诠解它所包孕的信息内涵。
如果要正确地解读《七月》，需要解决两个关于《七月》的理解前提问题：第一、它所处的历史时代。第二、它所叙述的内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关于《七月》的历史时代，学术史上的主流意见是《七月》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观点是由《毛诗序》所谓周公“陈王业”确定的，之后成为二千余年中的权威观点。这种观点的根据不外乎两点：一是习惯上认为《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时（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 这就是说《诗经》的时间上限不超过西周初年。二是认为，《豳风》都是周公的诗，既然周公是西周初年的人，那么《七月》也不外乎此了。关于《诗经》的时间上限的观点，是一种习惯的笼统的说法，并无坚实的根据，可以暂且置而不论；关于《豳风》均是周公的诗的观点。主要是根据《鸱枭》以下六篇均与周公有关来决定的。豳国在周代并不存在，认为《豳风》都是周公的诗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这一点，在《诗经》研究史上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朱熹已经意识到了，因此，他只承认《七月》才是《豳风》，而其余六篇关于周公的诗，只是《豳风》的附录〔8 〕确为卓见。关于《七月》的创作时间，郭沫若曾另创新说，认为它“实在是春秋后半叶的作品”， 比《毛诗序》所说的时间还要晚五百年〔9〕。关于《七月》产生的时间的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七月》我认为之所以叫做《豳风》或“豳诗”、“豳颂”，就因它是周人祖先在豳国时期的诗歌，它所记载的是周人在豳地时期的生活，其时代是夏朝末至商代中后期（约公元前18—12世纪），《七月》的创作时代也大约是这个时期。当然，这并不排除远古歌谣形成之后，又会在口耳相传中有增改变易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解开《七月》又名《豳风》的谜团；也只有这样，《七月》又名《豳风》才名正言顺。如果承认此说不误，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七月》放在公元前18—12世纪的历史时代里，放在周人先祖在豳国的具体时空中去理解，从而为《七月》确定一个大致的理解前提。豳地时期，是周人历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周人正从弃所代表的周族初始走向发展和壮大，但是此时的豳国还是与夷狄为邻的西方蕞尔小国，周人处在较原始的氏族社会时期这便是《七月》所产生的历史时代。确定了《七月》产生的历史时代，我们便容易确定它们所叙述的历史内容的信息背景和文化意义的语境了。豳地时期周人正处在一个农业民族发展农业生产的早期，认识农业生产规律和积累农业生产和经验技术是这一时期民族的大事。因此，农业规律、农业生产景象和农业经验技术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同时，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文化还处在较原始的鬼神文化时期，因此，上述内容又会披上神灵的外衣，成为祭神之歌的内容。
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土家族的原始文艺作品作为理解的参照系。土家族的原始文艺中，重要的有《毛古斯》、《摆手歌》和《摆手舞》。《毛古斯》是一群赤身裸体的人表演祖宗的历史生活。他们身束稻草，以象征浑身长毛的远古祖先（这种人常又称“科洞毛人”）。他们以动作和语言再现从“毛人”祖先开始的洪荒历史，如《捕鱼》、《围猎》、《迁徙》、《抢新娘》、《粑粑哈》等。《摆手歌》是土家族在“社巴日”（祭神大会）上由梯玛（巫师）演唱的民族史诗，它包括四大部分：一、《天地、人类起源歌》，二、《民族迁徙歌》，三、《农事劳动歌》，四、《民族英雄故事歌》。《摆手舞》原来是配合《摆手歌》表演的舞蹈，它的内容应该与《摆手歌》相同，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土家族的《摆手舞》已脱离《摆手歌》的场景，演变成在锣鼓声中单独表演的舞蹈；其内容也远不及《摆手歌》完整丰富，但是还看得出有许多舞蹈语汇与《摆手歌》的内容相同或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家族的民族史诗性艺术中，有大量的关于农事劳动描绘的作品。例如《毛古斯》中的《做阳春》之《讨峒》〔10〕的一节：
梯玛（巫师）：拔普卡，义且目的（土家语，意为：老公公，你来做什么）？
拔普卡：×××……（困难地说话，但听不懂）
梯玛（又大声地重问）：拔普卡！义且目的？
拔普卡（不断地点头，断断续续地说话）：拉龙拉塞走了，笠里麦替冬了，压业格尼夹的（意为：一年过去了，我的肚子饱了，我来这里找土挖）〔11〕。
这是“毛人”以语言、动作表演的春天挖土劳动。《毛古斯》是土家人的原始戏剧，人称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它再现了民族关于祖先生活的历史。农业生产的内容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摆手歌》第四部分。《农事劳动歌》中的主要章节：一、《斫草、挖土》，二、《做秧田》，三、《泡谷种》，四、《种包谷》，五、《插秧》，六、《薅草》，七、《吃新粮》，八、《收稻谷》，九、《收玉米》，十、《采茶籽、捡桐籽》，十一、《种冬粮》，十二、《弹棉花、织布、染布、缝衣服》，十三、《打铁、铸铧口、装犁耙》。再如《摆手舞》现存的表现农业劳动场面的舞蹈主要有《春耕》，《撒谷种》（又称《春燕展翅》），《挖土》、《割谷》等，许多内容还能与《摆手歌》相对应。在再现土家族农事劳动的这三种艺术中，三者互相关联，大约最初是诗歌、乐曲、舞蹈与戏剧四位一体的，到后来才渐渐分离。在上述三种艺术中，《摆手歌》是最丰富完整的，它以时间为线索，再现了土家族一年四季的生产活动。
农事诗在土家族史诗中的客观存在，给人以深刻的理论启示。它以铁的事实说明：对于东方农业民族而言，祖先开创农业史和积累农业知识经验的历史活动同样是民族史上的伟大历史壮举，描绘具有农业史意义的农事诗同样是民族史诗的一个重要的构件。农事诗在史诗中的重要地位，当是东方农业民族史诗的一个突出的史诗个性。
行文至此，笔者顺便简单地说上几句：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无史诗，或者认为汉族没有宏大的史诗。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有久远历史的民族又怎么没有史诗呢？如果不是史诗散佚，便是人们对史诗视而不见。我认为，我们对史诗的呼喊，当属后者。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修正我国学术界目前仍然流行的来自西方的史诗概念。当然这是文学史理论中一个重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论述，笔者将另外撰文详细论说。这里简而言之：所谓史诗，就是再现民族历史事件的诗歌，而不仅仅是英雄传奇故事。我们应突破狭隘的西方的史诗概念，建立适合东方农业民族的史诗概念。让那些反映东方农业民族的历史的诗歌——关于农业起源、农业发展、农事劳动的历史诗歌，享有史诗的合法地位。具体地说，土家族史诗《摆手歌》中的《农事劳动歌》是史诗的一个重要构件；在《摆手歌》（以及相应的《摆手舞》、《毛古斯》）中，《农事劳动歌》与天地、人类起源史歌、民族迁徙史歌，以及民族英雄故事史歌一样具有民族历史的内涵，也具有同样的史诗意义。
土家族的《农事劳动歌》的基本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是叙述民族历史的史诗，这也应当是农事诗《七月》的基本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换言之，《七月》当是在史诗构架中存在，在叙述民族历史的语境中歌吟。
四、《七月》是周人的农业史诗
从土家族的农事诗我们已经作了推想：《七月》当是周民族的农业史诗，但是，从具体内容看，《七月》是否是这样的呢？
笔者发现，作为东方农业民族的史诗，它有三个基本特性：一、从历史内涵上讲，它是农业民族的农业史和农业事件的全景展现；二、从歌谣性质上讲，它又是一种神圣的祭神之歌；三、从文化知识上讲，它又是民族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的载体。换言之，东方农业民族的史诗，既是历史的，又是神灵的，还是知识的，因而它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全书。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七月》和土家族的农事诗。
首先，从历史内涵上看，《七月》与土家族的《农事劳动歌》一样，再现民族农业生产活动的历史全景。土家《农事劳动歌》共十三章，汉语译诗849行，规模较为宏大。它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 庄稼种植歌，524行，描绘了春耕、下种、夏耘、秋收、 冬播等一年生产的全过程，是一部农事四季歌，也是一部关于庄稼种植的知识全书。二、女子的织布、缝衣歌，一章，128行，描绘了弹棉花、织布、染布、 缝衣的完整过程。三、制造农具歌，一章，121行， 再现了打铁和制造农具生活。四、收采桐茶之歌，一章，76行，描绘了农桑之外的多种经营活动。《七月》八章，88句，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诗。它的主要内容也分四个方面：一、庄稼种植歌，由第六章及第一、第七章中的部分构成，描绘了春耕、夏天采摘瓜果和秋收等生产劳动。二、女子采桑、织布、缝衣歌，由第二、第三章组成，包括了采桑、织布、染布、制衣等内容。第三，打猎歌，由第四章组成，描述秋冬时节的打猎生活。第四，岁暮歌，由第八章、第五章及第一章中的一部分组成，描述了天寒修房、过年、祭神的生活。《七月》与土家族的农事歌相比，记述的主体部分内容相同或相近，在别的问题上二者也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二者都描绘了各自的自给自足的历史图景，具有农业生产史的历史价值。
其次，从性质上讲，《七月》与土家族的农事歌均具有崇高的神歌地位，它们被用来祭祀农业诸神。土家族的农事歌是《摆手歌》的一部分，《摆手歌》是祭神之歌。其中，《天地人类起源歌》用于祭祀天神墨贴巴和始祖神补所、雍尼等，《民族迁徙歌》、《英雄故事歌》则用于祭祀八部大神及其他祖先神，《农事劳动歌》则用于祭祀农业诸神。如前所引，从《周礼》可知，《七月》是周人的祭神之歌，它被用于春祈、秋报和岁暮蜡祭。二者都是农业民族祭祀农业诸神的原始宗教文献。史诗用于祭神，表明东方民族的农业史诗首先并不是纯粹的艺术作品，而是原始宗教的工具和手段；史诗用于祭神，既使它获得一种神圣的意味，又使它被纳入实用的功能体系中，从而使史诗在不断被使用中传诵不衰。这也是东方农业史诗的一种特殊的品格。
第三、《七月》与土家农事诗一样，还是承传民族历史知识的文化教育方式。一般说来，史诗是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载体，是民族的精神财富。《七月》与土家的《农事劳动歌》一样，也具有这个特点。具体地说，二者都承载着丰富的农业生活知识，当它们在祭祀情境中演唱时，它们便在祭神的庄严氛围中，成为向后代传授农业知识和经验的文本。因此，《七月》中有大量的农业知识方面的描述。例如，《七月》中以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描述天上星辰，地上动、植物的活动与季节变换的规律，这是他们以自然物候为历书的表现，也是他们向后代传授物候学知识的表现。故今人刘尧汉等人从《七月》中考证出，周人实行的是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12〕。农事诗不仅是一种祭神歌谣、历史歌谣，同时也是一种知识文化歌谣。
从以上三个具体而微的层面看，《七月》应该是周民族的农业史诗或农业史诗的一部分。
笔者试图构建起周人农业史诗的大致框架，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这里只略谈与《七月》相关的要点。笔者认为，《七月》与《公刘》是周人在豳地时期的史诗遗存。《公刘》用于歌颂和祭祀周人在豳地的始祖——公刘，《七月》则是歌颂和祭祀农业诸神；此外，当时还应有其他与此串连的诗歌，这些诗歌一起构成了周人的豳国史诗。大约是因为史诗在分祭诸神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实用的需要，它们便逐步从史诗整体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首首的独立诗歌。由于王朝更迭，历史久远，加之文献失传和散佚，周人农业史诗的全貌便无法再睹了。
五、破译《七月》之谜
如果确认了《七月》的农业史诗性质，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解读《七月》的新的理论视角，破译《七月》之谜方便多了。
实际上，我们在论述《七月》的史诗性质的过程中，就已暗中破译了一些《七月》之谜，例如《七月》的豳风之谜、《七月》的神歌之谜，以及《七月》中的艰苦生活与原始民族的穷困的关系等。下面再试谈几个问题。
（一）《七月》的“王业”问题。《毛诗序》说《七月》是周公“陈王业”，本来西汉的毛亨父子离《诗经》的时代远比我们为近，毛氏的说法不应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七月》为周公所作又确实难以令人信服。那么，怎么理解毛说呢？我认为，如果承认《七月》是周人在豳国时期的史诗，那么“王业”问题更容易理解了。因为，豳国时期是周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豳地时期的农业是周族赖以发展壮大的民族基业和祖业。因而“王业”说应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毛说并不准确，如果说《七月》是周人的“祖业”或“族业”，便确切多了。
（二）《七月》与周公的关系。《毛诗序》说《七月》是周公所作，朱熹在《豳风》的研究中有较大贡献，但仍沿袭《七月》是周公所作的说法。笔者认为，如果承认《七月》是周人在豳地时期的诗歌，就自然否定了它是周公所作的可能。但是，历史即使出错，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七月》属于《豳风》，关于周公的六首诗也在《豳风》中，周公与《豳风》和《七月》必然有某种特殊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关系在周公与周族祖庙和祭祀的特殊的联系上。周公旦是西周初年协助周武王开创周朝和协助成王巩固初建的王朝的开国元勋和王室成员，但是周公身体有残疾，《荀子·非相》说“周公短”，《荀子》又说：“周公偻背。”〔13〕夏、商、周时期的巫师多由残疾人充任，周公也因为佝偻之疾而成为祭神大师，主管祭祀鬼神的工作〔14〕。由于周公是开国重臣，故他的子孙被封在鲁国为君，又由于周公是祭神大师，故他的采邑却在周人的故都——岐周。岐周是周族历史上第三个时期的故都。大约在周文王、周武王修建丰、镐之后，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岐周的祖庙还保存着，周人始祖弃和其他祖先如公刘等的宗庙还在岐周，并且由周公主管这些祖庙的祭祀。《七月》当是周公在岐周祭祀公刘的祭歌之一，它由周公使用和承传。大约在周公死后，在岐周的人便把《七月》与《鸱枭》等六首周公的诗并在一起，名为《豳风》。这便是豳国在周代并不存在而《诗经》中又有《豳风》的原因，同时也是《七月》与周公的关系和周公之诗归入《豳风》的原因。历史上，一直无人弄清周公与《七月》的关系和周公之诗与《豳风》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白周公的大巫师身份和在岐周主管先祖庙祭祀工作的历史背景。
（三）《七月》的铺叙风格。在《国风》中，《七月》独成一体。第一、它是一首叙事诗，以铺叙为主要手法，区别于《国风》的比兴和抒情；第二，它在《国风》中最长，而且即使把它放在整个《诗经》中，比它更长的诗也只有《閟宫》、《抑》、《桑柔》、《正月》四首，《七月》是其中的第五大长诗；第三，《七月》还以它所叙述的事件和所用的词汇，显得古色古香，明显与《国风》的其它的诗不属于同一时代。明白了《七月》的历史背景以后，上述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七月》的叙事风格、宏大篇幅都是它史诗性格的体现，史诗应该是叙事体，也应该长篇宏构，由于《七月》叙述的是周人在《豳地》的古老历史，因而它显得笨拙古老。
总之，从古老民族史诗的角度看，《七月》的难解之谜都变得容易理解了。
注释：
〔1〕朱熹《诗集传》卷八。
〔2〕见《十三经注疏》，801～802页，中华书局，1980
〔3〕《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4〕参阅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33页。
〔5〕转引自陈子展《诗经直解》，卷十五。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48页，贺麟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5。
〔7〕参阅张应斌《周代的农业文学》（上、下）， 《嘉应大学学报》，1995（4）、1996（2）。
〔8〕参阅朱熹《诗集传》卷八。
〔9〕参阅郭沫若《青铜时代》；又见《十批判书》，2页。
〔10〕“做阳春”，意即种庄稼；“讨峒”意即寻找耕地。这是土家语译成汉语后的方言词汇。
〔11〕湖南省保靖县档案馆藏油印本《永顺县土家族民间文学资料》第四部分。
〔12〕参阅陈久金、刘尧汉等《彝族天文学史》第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13〕《太平御览》卷740引《孙卿子》。
〔14〕参阅《尚书·金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