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历史嬗变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心思想论文,欧美论文,历史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07(2012)6-0106-04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经历了乐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观的历史嬗变。当今，在以文明为中心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中，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不仅有助于透过西方的种种所谓文明现象把握其背后本质，明辨西方文明的真伪优劣，而且对于科学地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乐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18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日益频繁，西方社会开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独特于世界其他地区，并逐渐嬗变为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乐观主义的文明观。具体地说，经历了乐观主义的线性文明进步观——具有多样性因素的西方文明进步观——乐观主义基调下的社会文明进化思想三个历史演变时期。每一历史阶段的思想嬗变，均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特征与诉求。
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西方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成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快速进步，虽然该时期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有所显现，不过总的来说资本主义正值加速上升期。因此，此时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主要表现为乐观主义的线性文明进步观，凸显了西方社会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极度自信和无限憧憬，担负着对内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对外进行殖民传播的历史使命。例如，法国哲学家孔德基于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历史就是文明的一般运动，西方文明是历史的普遍现象，“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1]
19世纪中叶起，近代工业社会矛盾加剧、欧洲内部的战争和革命纷起开始打破有关西方文明是世界榜样的迷信，西方文明单线进步思想受到质疑和挑战，突出表现在语词上的文明开始以复数形式(civilizations)出现。这些都表明，持文明只属于西方社会的单线文明进步观，开始受到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的冲击。然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思想家们仍然固执地认为只有西方才能产生和发展文明。例如，基佐就认为非西方文明只具有单一性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具有多样性因素的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2]
随着19世纪下半叶自然进化论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乐观主义基调下的社会文明进化思想也日益兴起，达尔文、泰勒、鲁布克成为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代表人物。达尔文断言西方的一些民族“由于拥有足够数量的赋有高度理智与道德能力的人”，所以能够高踞于文明的顶峰。[3]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第一人的英国政治家约翰·鲁布克则认为现代欧洲人经过生存竞争，已经发展到了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比“野蛮人”先进。[4]“人类学之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更是明确提出文明是具有“进化”涵义的概念，文化水平优于其他人种是西方文明人的显著标志。[5]
总体来看，18-19世纪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世界历史框架下的理论产物，摒弃了文明彼此隔绝的狭隘世界观，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世界视野，对资产阶级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因而在其时代条件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各类乐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往往被用来为巩固国内资产阶级统治、扩张海外殖民活动服务，一厢情愿地使“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6]35另外，从思想逻辑上看，这些观点具有不同程度的逻辑缺陷，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理性的进步，从而存在唯理论的色彩；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从而存在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色彩；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是地理环境、种族等因素决定的，视文明产生于人之外，否认人在文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存在先验主义宿命论色彩。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在20世纪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以进步论为标志的乐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遭受到环境、资源、气候等人类共同性问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诘问。在此时代背景下，诸多西方学者出于对西方社会持续发展的忧虑，以及对西方文明日薄西山的不甘，开始逐渐放弃用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来褒扬自己、贬抑他者，从而使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具有了浓重的悲观主义基调。
悲观主义文明观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提出的“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思想，他宣称人类文明史是不断循环和倒退的历史。[7]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技术理性的文明危机日益加重，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认定西方文明前途黯淡。可是，斯宾格勒仍然不承认文明具有多样性，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具有进步性质的文明。他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活动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的人”进行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是传播文明的“义举”。[8]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创造性提出了文化“挑战——应战”模式下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认为在文化得势和失势的对比历程中，失势方只能通过“全心全意的最高限度西方化”，才“或许能拯救自己”。[9]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和争霸格局形成，西方文明中心格局在事实上已被打破。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思想家进而提出“文明终结论”，认为现代文明只能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提出，现代世界技术文明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系”。[10]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则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高于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单方面趋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11]
总的来看，以文明倒退说、文明循环说、文明终结说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客观上承认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以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从而对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产生了深远的现实促进作用。然而，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基于文化本体论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却过分偏重于文化在文明进步史上的重要性，夸大了杰出人物在人类文明社会史上的作用；沃勒斯坦、罗斯托的西方文明思想混淆文明发展的内外因，把西方文明视为社会主义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且给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信仰全部贴上文明的标签。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资本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唯一发展道路，从而暴露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狭隘视域。
三、冷战结束以来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冷战结束以来，虽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掌世界经济、政治等国际事务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然而金融危机、街头枪击等事件深刻凸显西方文明内部矛盾冲突呈现出激化状态。基于此，冷战结束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既体现出对西方文明缺陷的无可奈何，又表现出对于西方社会制度的强烈自信，从而呈现出了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特征。
随着苏东剧变以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乐观地认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12]不过，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遭受重挫及其“民主”计划弊端的暴露，福山的思想也开始悄然转变，最近他也不得不悲哀地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中国的。[13]
深受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则提出“普世文明”的观点，他虽批评西方国家是文明的践踏者，却始终坚持认为现代文明的唯一道路是西式现代化。与之相类似，美国国际战略学家福阿德·阿扎米公开宣称：“美国应将对伊战争作为突破口，把整个中东地区推向现代性，以革除那里的腐败与停滞的政治制度。”[14]不难看出，这些“普世文明”掩盖下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认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未一统天下，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东亚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快速增强，日渐主张自身文化价值。作为对此现象的回应，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思想。他在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中，把普世文明阐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号召西方社会团结起来对付来自非西方的挑战。[15]显然，这一言论表露了亨廷顿作为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从内心深处对西方命运的忧虑。
近年来，随着西方大国日渐失控的社会冲突和生态危机加剧，当代“冲突文明论”思想家尼尔·弗格森的《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一书中指出，以冲突为本质特征的西方文明模式已经制造出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由于西方文明具有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六大文明因素，因而必然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正如亚洲正在向西方价值观趋近，这恰好证明了西方文明的胜利。[16]
毋庸置疑，“历史终结论”、“普世文明论”、“文明冲突论”、“冲突文明论”等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思想在宣扬西方文明中心的同时，也间接承认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的发展道路。但是，持此类观点的欧美学者或者认为文明终结于西方，或者自信地认为西方文明模式将普世存在，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推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企图让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加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以满足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维护西方国家的国际霸权地位。实质上，这类思想建立在人性驱动论和历史普遍论、趋同论、终结论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基础上，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在其看似客观科学的理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动机。
四、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历史积极性与局限性
通过观察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历史演变脉络，可以看出，以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冷战为重要时间节点，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经历了乐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观的历史阶段，这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高度的历史契合。这表明，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
然而，从思想逻辑来看，这些流派众多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其一，主观先验地认为“中心”的权利与生俱来，并由西方本身的内在素质所决定；其二，形而上学地根据地域、种族、民族、文化等某种特定因素的优劣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进而认为非中心的人类对世界历史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即使作出贡献也是在西方人的影响下才开始的；其三，公开或隐晦地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在全球推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实质上是一种价值独断论和唯我主义的思想。
从现实影响来看，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折射出扭曲化、极端化的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情感。数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建构一个“中心—边缘—外围”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和思想体系。实质上，在西方播撒文明的诱惑性话语背后，暗藏着妄图进行公开或隐蔽侵略的野蛮目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6]690
在18-19世纪的旧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往往借文明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上处于无与抗衡的唯我独尊地位，他们妄自尊大地以为自身文明是唯一的、普世的。这种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狂妄至极的体现就是世界大战。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新殖民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战略家又极力把西方制度美化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软硬兼施地胁迫第三世界国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其恶果是，许多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在经济上患上了西方依赖症，其国民经济深受其害。
今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深化，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还会继续演变出各式各样的新形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跟踪这类思想的演变路径，不断强化对这类思想的鉴别剖析能力，警惕这种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新型话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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