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俄国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3)05－0017－07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梳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更好地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1.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客观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吸引了与俄国国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中国的强烈关注，形成了巨大的革命感召力量，唤醒了中国人坚定地“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1](P1471)。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已经通过不同渠道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总的来说“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政治与思想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2](P8)。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不是一种学说或社会思潮，而是一种现实的革命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0－1471)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黑暗的中国看到了曙光，“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当家作主国家，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这就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诚”。[3]由于留俄先进分子受到更系统、更正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因而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传播较为全面和系统[4](P109)。正是经过这一以俄为师的学习热潮，后来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这种广泛传播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2.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建党理论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出了完整的建党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有统一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明确的纲领作为奋斗的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共产国际成立伊始，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就派维经斯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触联络。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1年春，维经斯基在返回俄国之前号召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并要求陈独秀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5](P2)1921年6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中国，要求尽早召开党代会，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而其“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6](P95)。大会依照俄共(布)党章制定了党的纲领。总的来说，列宁和共产国际“具有持久意义和决定性影响的贡献……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使其接受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改良主义，从而避免了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7](P7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P1357)
3.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奠定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最初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从世界革命的战略高度出发，特别关注中国及其他落后国家的革命进展情况。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要区分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8](P216－217)。列宁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要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22年，列宁的上述思想通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给了中国共产党，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断然放弃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同时明确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即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在中国不但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联合阵线的建立，而且为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4.列宁重视农民革命作用的思想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列宁从俄国革命实际出发，将工农联盟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列宁关于农民革命作用的论述，为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具体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强大思想动力。1923年5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国共产党“三大”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9](P269)正是这封信促使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巨大作用的思想，而且真正开始关注“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落实问题。此后，毛泽东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进一步指出，如果农民运动兴起，“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10](P13)。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作出《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等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要求中国共产党“展开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即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联盟之革命行动，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有系统的武装工人和农民”[11](P535)。在共产国际的要求和具体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所取得的革命成就，决定转变革命策略，开展土地革命。总之，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列宁关于农民革命作用的论述，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指示较为符合中国国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确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5.苏联模式提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党，变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的党。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首先，提出了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构想，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次，在仿照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积极地引进先进技术，培养了科技人才队伍；第三，学习苏联的苏维埃国家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第四，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同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为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前车之鉴”。历史证明，照搬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成功的，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走了弯路之后，通过总结和比较如“以史为鉴”，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重大问题，进而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1.“十月革命”经验模式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发展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无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时就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它为共产国际提供了思想纲领和策略，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然而，列宁在强调十月革命普遍意义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其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本国的具体国情。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俄国共产党人“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12](P763)。但是，后来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只能是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模式，因而极力向中国推行“城市中心论”和进攻理论，结果是其发出的“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13](P301)。斯大林在1927年8月所作的《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甚至根据俄国发生的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三个阶段，机械地推导中国革命也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罗明那兹的“无间断论”与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精神所提出来的“第三时期”理论，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而这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通过总结这些历史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中国革命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苏联革命的复制品，相反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自己特有的民族形式：“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次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4](P534)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新命题。1945年党的七大进一步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出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用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后又有所变化，即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15](P329)直到上世纪60年代，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长篇《答复信》中，仍然指责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上的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等错误，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上的禁锢，是导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此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模式无疑成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效仿的楷模。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6](P263－264)正是通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我国在经济领域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以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政治领域虽然实行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但在国家机构设置与运行方式上，以及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效仿了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在思想文化方面，深受苏联文化专制体制影响，如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奉为经典，但事实上此书在内容上存在很大错误，正如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神化了列宁，特别是神化了斯大林，夸大了斯大林的功劳……制造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宣扬了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可以说是流毒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毒害了几代人的思想。”[17](P13)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提出要“以苏为鉴”。1956年4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不应像过去那样迷信和照搬苏联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8](P9)。邓小平也曾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从1958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9](P237)。总之，苏联模式虽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消极后果也十分严重：如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造成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下；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滋生着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甚至是腐败等，这些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严重偏离。
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重影响的重要启示
1.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历史表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恩格斯曾经一再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P742－743)列宁能够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研究俄国革命的实际，才真正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他仍然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1918年在《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21](P219)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毛泽东曾说过，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态度，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主观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经验主义，其中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为了强调反对主观主义的必要性，毛泽东论述说主观主义(主要是指教条主义)是反科学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人民和民族的大敌。只有打倒了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与之相反，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2](P799－800)。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而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强调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一再指出“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23](P279)。“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3](P143)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冲破长期以来“左”的以及其他错误思想束缚，用新的观点和办法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2.理论联系实际是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
任何权威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实际必将失去生命力，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不主张将他们的理论观点绝对化，甚至当作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早在1842年，马克思在《致达·奥本海姆》一文中就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4](P433)后来恩格斯在1885年谈到俄国革命的时候也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0](P669)列宁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25](P273)。正是因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俄国的国情，才创立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并用其指导实践进而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其间出现的重大失误特别是三次“左”倾错误，虽然具体原因和表现有所不同，共同特点却是脱离了中国的革命实际，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王明更是只从马列主义的本本出发，以为将马克思主义本本中的话当作标签贴上去，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0](P111－112)正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原则，才发现了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9](P95)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一度也出现过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严重偏离了正确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原则：“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23](P113－114)此后，正是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代中国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同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才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3.坚持独立自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保证
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双效”的作用。它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以及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在思想上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组织上的隶属关系，一度造成了“由俄国人来管理中国问题，由共产国际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就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决执行的份”。因此，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决策错误，必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造成负面影响。[26]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只是被动地听命于远在千里之外并且不了解中国情况的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0](P113)，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那样：“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P27)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即坚持独立自主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进而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局面的重要保证。
收稿日期：201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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