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与人论文,之谜论文,真实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所说：“就算最无知的警察也知道，不该尽信证人所说的话。同样的，人们也早已铭记在心，不能盲目接受所有的历史证据。”①由于口述历史是要由受访人口述，很容易让人想到黑泽明电影《罗生门》，对共同参与或见证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陈述。极端的说法也许是：“即使说故事的人再诚实也无法提供真实的东西……为了使我们可以接受，记忆都得经过整理选择。这种过程在最诚实无欺的作者身上，在无意识的层面进行，把真实的经验用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成见加以取代。”②因此，主流历史学家对口述历史或根本不予采信，或即使采信也是勉为其难，且留诸多疑惑。眼下情况稍有好转，但问题仍然存在。
真实性与可靠性问题，对于口述历史工作者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与我们的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工作信念密切相关。口述历史工作者所要面对的问题包括：不真实与不可靠的陈述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口述历史工作中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置？不真实或不可靠的陈述对口述历史而言是否会有别种意义或价值？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并加以运用？口述历史中出现的“罗生门效应”对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此应有怎样的理解？
本文将依据本人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经验，参照口述历史前辈同行的理论研究，对上述诸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口述历史能够给后人提供许多宝贵的真实信息，但由于记忆、陈述、个性与心理等各方面的原因，口述历史中也会存在一些不准确、不可靠甚或不真实的信息。这成了许多历史学家及一些具有历史知识的人拒绝采用乃至不相信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学界通常更愿意相信和接受书面材料：书信、日记、公开出版的自传、报刊报道、公共档案、公共统计数据等。真实性是历史学建构的目标和依据，历史和历史学需要真实信息。在历史学领域，要求并质询材料及来源的真实性当然是天经地义。
但，历史出乎人为，凡人为之物总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差错或谬误。历史的见证与记录也是，历史资料如书信、日记、自传、报刊报道、公共档案、统计数据等也是。其中日记、书信、自传都是个人记录，与口述历史的个人陈述一样，难免会受到个人立场与视野的限制，受偏见、个性及当时情绪的影响，从而会包含一部分不准确、不可靠或不真实的信息。思想家托克维尔甚至说：“凡是当朋友的面对他所作的描述或当众为自己所作的描述都是虚伪的。只有不是为让他人观看而自制的肖像才是真实的。”③再看公共信息：墓志铭是作为史料刻在石头上，但有时难免有“谀墓”之风；族谱和方志，或因“家丑不可外扬”，或因“面子问题重大”而出现故意隐瞒或故意夸大甚至故意发挥编造等信息差误；我们的报纸上，曾经发表过许多“粮食亩产量过万斤”的报道，甚至还有现场图片，但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弄虚作假；公共统计数据方面，有时因虚夸政绩等多种原因而使数据不实；档案方面，也会因政治、文化或其他的原因而出现差误。
对上述种种现象，历史学家早就有过深入研讨。如英国的保尔·汤普森、美国的唐纳德·里奇等，在其有关口述历史的著作中都有专门的举证和讨论。保尔·汤普森总结说：“简而言之，社会统计资料并不比报纸报道、私人信件或者出版的自传更多地代表绝对真实。像记录下来的访谈资料一样，它们要么从个人的立场要么从集合体的立场，全部代表着对事实的社会感知并且此外全都服从于获得它们的情境的社会压力。就这些形式的证据来说，我们所接受到的东西是社会意义，并且正是它必须予以评介。”④唐纳德·里奇的结论是“口述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一样，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任何资料都需要用其他资料加以比对。”⑤
很显然，没有理由因为口述历史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准确、不可靠或不真实而对口述历史整体及其价值加以轻忽或拒绝。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⑥以今人的眼光看，说汉高祖刘邦是其母与蛟龙交配的产物，显然荒唐。但若以此原因而否定《史记》的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开拓性价值，那就更加荒唐了。
真正值得且必须探讨的问题，首先应该是：在口述历史中存在哪些不准确、不可靠、不真实的信息？产生这些不真实信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一文中，我曾谈及过与受访人心理及记忆相关的一些常见现象。⑦有关历史信息的不准确、不可靠或不真实的问题，仅仅从心理与记忆角度是不能列举完全的，从心理—社会—时间等多种不同维度及其关联结构中，肯定要比单纯的心理维度观察和表述得更加丰富和周全。
从他人的总结研究和我本人实践工作经验看，影响口述历史准确性及真实性的主要因素应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来自心理记忆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人的记忆力的衰退。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是老年人，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对往事中的诸如事件的日期、地点、参与事件的人物等具体细节的记忆和表述会经常出错，有时候会遗漏，而有时候则会不自觉地进行记忆错误的自我复制。另一方面，是记忆方式的不同，对记忆与陈述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长于逻辑记忆的人常常会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出现错记、漏记、记忆扭曲等情况。而长于形象记忆的人则又可能因为缺乏大局观或整体感而导致对事件的背景、整体性及其评价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漏。
其次，“罗生门现象”或“罗生门效应”：就像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中所揭示的那样。一方面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全盘掌握所发生的事，了解其意义所在，并且有足够的认知，愿意担负起责任来”。另一方面，“受访者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很少有两个人会讲出完全一模一样的故事”。⑧进而，在“罗生门现象”中，还有第三种因素，那就是人的自我利益及自我形象保护的本能。人们都喜欢回忆和讲述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程，而没有多少人敢于或愿意经常面对“败走麦城”的不幸或不光彩的历史。这不仅有“选择性记忆”的问题，同时也有“选择性陈述”的问题，即不是不记得，只是不愿说。如此，在拼凑故事情节和历史图景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信息缺损和信息扭曲。在我的采访经历中，还曾遇到第四种情况，那就是若共同参与其事的人群中有陈述者的矛盾对象(对手或对头)，则通常很难在当事人的陈述中听到对彼人及其此事的客观公正的信息。极端的情况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语)。即便是非极端的一般情况，也会出现由个人的情绪好恶决定回忆与陈述方向现象。遗憾的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不能举真人真事为例。
再次，公共形象定位及不自觉的表演。人是社会生物，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中，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及对此角色的自我意识。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要比在私密空间的表现更为优异，古人说君子慎独，即深谙其中三昧。尤其是在录音机和摄像机前，有些人很难做到本色真实，因而或多或少都会有按照某种公共角色的剧本和台词进行陈述表演的情况。进而，“人们越习惯于呈现出一种专业的公共形象，他们的个人回忆就越不可能是坦率的，因此政治家是特别困难的见证人。那些通过阅读已经固定了的一种惯于过去的观点的人也是如此，他们职业地宣传这一种观点——像历史学家和教师。他们可能是最有洞察力的信息来源，同时也可能是最为误导的信息来源”。⑨在我的受访人中，有一部分是官员，其中就有些属于特别困难的见证人；有一部分是名人(包括名导演、名演员)，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剧本、角色及属于自己的台词烂熟于心，有时候很难分辨自我与角色的差异。即使有一部分属于默默无闻的电影工作者，也并非不可能出现按照某种无形剧本进行模仿表演的情况。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并非所有的退休官员始终保持官腔，并非所有的演员或导演都会在回忆与陈述时表演做戏，更非所有的普通电影工作者都会掩盖自我本色。实际上，在口述历史过程中，也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即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深入回忆和详细陈述，而找到自我回归之路，并由此重新界定自我，重新设计其未来生活。
又次，公众记忆及后见之明对个人记忆的影响与修订。“公众记忆指的是关于过去的社会集体观念。公众记忆包括象征符号和故事，他们帮助一个社区定义或解释在现实条件下如何记忆(或想要记住)过去。”⑩这种状况，在一贯崇尚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中国社会中相当普遍。在我的采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问及受访人的某一段历史经历时，不时会得到耳熟能详的回答。仔细一想，这些回答多来自诸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进而，“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所做的决定和行为。就像历史学者采用新材料、配合新理论，重新撰写历史一样，人们也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种种一层新的意义”。(11)在我们的生活中，小部分人的后见之明来自个人的独立思考，大部分人则来自社会意识形态新观点及舆论新导向。也即，社会环境及社会舆论能够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个人记忆。许多个人的往事陈述，甚至会受到其主人公新近看到的一个会议文件、一篇文章、一本书、一则新闻消息、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主题观念的影响，从而对其记忆进行不自觉的修订。这些受访人不见得是要故意扭曲信息，更不是要故意欺骗，只是因为“政治正确”的要求早已深入骨髓，因而用其以为“正确”的观点来牵引乃至取代真实的个人生活与生命记忆，从而让人哭笑不得。
又次，口述历史信息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取决于回忆，但人类的回忆随着时间的延展，存在一种奇特现象即“回想增长律”(law of raising recollections)，例如“口述史家访谈老年人有关他们的少年往事时，人们会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又如劫后余生的人因为大难不死而觉得以往的艰苦岁月并不坏”。(12)又，“政治史学者发现政治家离开政坛越久，一般人对他的评价也就越高”。产生回想增长律的原因，不过是因为时间、心理的双重距离极容易产生审美冲动，以至于“那过去了的一切，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普希金语)。极端的情况如德国新纳粹，由于受到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蛊惑，而对当年作乱世界，罪恶滔天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统治顶礼膜拜。在我们的采访活动中，当然没有那么极端的情况出现。回想增长律的影响不但存在，有时还是很明显。也许是对过去的回忆很容易点燃青春峥嵘的激情，也许是沧桑岁月抹平了坎坷磨难的伤口，也许还有其他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一些人的回忆与陈述如同抒情诗篇。即便曾遭受过后人难以想象的创痛，也很容易地在诸如“娘打孩子”等善意理论构想的安抚下忘却挨打的疼痛羞辱，而沉浸在母爱无边的温馨畅抒中，分不清是记忆还是想象。进而，回想增长律不仅是针对他人，更容易针对自己，往昔的光荣很容易被回想激情而充气膨胀，而过去的经历或经验则被时间岁月淘洗净化，个人故事变成高纯度的美感传奇。
又次，作为一项活动，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不同的心境及语境下，采访、回忆、对话、陈述，每次都会有所不同。正如行家所说：“回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巴特利特也许有些夸张地写道：‘在一个环境经常变化的世界中，文字的回忆是非常不重要的。回忆就像是需要技巧的比赛中的一次击球，每一次我们做出了它，它都有着它自身的特征。’”(13)此说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却并非没有道理。口述历史采访及其回忆与陈述活动虽然不至于像打棒球那样难以预测，但不同的采访人面对不同的采访对象，同一采访对象在不同的身体、心理条件下所能做出的回忆显然会有所不同。即使是一段早已滚瓜烂熟的台词，一个话剧演员在不同的舞台及观众面前的表演，也会有所不同。更何况口述历史所要探索的个人回忆不仅针对其烂熟于心的一般生平，还要针对并非熟悉而需进行考古勘探的“乔哈里窗口”。(14)不仅在不同的环境和氛围中受访人回忆内容的多少、深浅会有所不同，且在不同的提问及对话语境中其回忆的方向及事实要点也会有所不同，在不同心理情绪背景之下对自我认知与往事陈述甚至会大相径庭。对于这种情况，口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有所知觉、有所认识。
除上述种种情况，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会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对于那些目前尚无察觉的情况及其原因，口述历史工作者须保持清醒的警觉，以便能够及时注意到新的情况，并研究其形成的原因。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口述历史工作者有无可能针对这些情况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差误？我们能够采取的有效对策或措施具体有哪些？
首先，是要做好“笨功夫”，即查阅有关史料，熟悉受访人所经历的时代、社会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背景与相关细节。张学良将军请口述历史专家唐德刚做口述传记，唐先生受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15)唐先生是历史学教授，又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的执行者，他的做法，可为典范。当然，我们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与唐先生从事的工作有所不同，第一是我们所采访的对象，并非全都是历史上的大人物，而是以普通人物为多，因而在图书馆等部门很难查找到有关这些人物的资料。第二是我们的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不可能像哥伦比亚大学早期计划那样花好几年时间去完成对一个人物的采访及资料整理工作，而是每人每年要做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正式采访。如此，我们的资料查证工作的目标及方法等就只能做相应的调整，一是受访人的主要生平信息资料只能在预访中获取，二是查找资料并写出采访提纲的征求意见稿及正式采访的时间要尽可能紧凑。尽管如此，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仍然要尽可能地查找资料信息，有备而来，以便在受访人遗忘、错记或一时想不起某些人或事的信息及相关细节时，能够及时做出准确的提示，以便采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同时能够留下比较可靠的历史信息。从对受访人的预访中获取对方的生平信息，虽然有种种局限，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在预访过程中能够相互了解、对受访人的个性等做出评估，从而能够更好地展开采访工作，并对采访工作中出现的错谬情况有所预警或注释。
进而，针对口述历史陈述中的“罗生门现象”，最好的对策就是让“众生喧哗”，亦即进行单位团体集中采访。我们在采访工作开始之前，诸位采访人就一起商讨过，尽可能地采取“分片承包”的办法，即一个采访人具体负责对一个或多个单位中的采访对象进行采访。例如，我本人就把采访的重点放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编辑室(及其前身)等单位。(16)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即一、对需要采访的单位的历史进行专门修学之后，可以适用于同一单位的许多人；二、对同一单位的人采访得越多，就会越了解这个单位的历史沿革、人事变动情况及其具体人事关系；三、在进行先期采访准备和实习之后，对其中的“罗生门现象”就或多或少地有了分辨能力，甚至预判直觉，从而能够采取一些必要的对策与措施。此外，我和我的同事还曾认真设想和探讨过，进行“实验研究性团体采访”，即将当年属同一团体的老人请到一起，进行大会、小会、五人组、三人组、二人组及单独等多种形式的采访。这种形式，除了能够让老人们相互激发回忆的热情、相互比对校正对细节的记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能够仔细观察并深入探讨“罗生门现象”。之所以称为“实验研究性采访”，是希望能够在口述历史采访同时，还能够对采访实践本身加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实验研究。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尚来规模化开展。(17)
进而，针对社会角色固化、公众记忆及回想增长律等现象，比较有效的对策是增强对话密度，尤其是增加细节话题。这也正是口述历史的最大优势所在，即可以用当面对话及探询的方式挑战社会角色固化、质疑公众历史记忆。这样做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相信我们的受访人不会故意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进行欺骗性陈述。口述历史并非法庭审讯，也不是什么专案调查，而只是，两厢情愿地合作探讨并记录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在每一次预访及采访提纲征求意见稿中写给受访人的信中，我都会重复申明受访人的权利，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纲中凡是您不便或不愿回答的问题，您都可以不予回答”。到目前为止，我虽多次遇到不予回答的情况，甚至遭遇过多人多次拒绝接受采访，但却从未遇到过一个受访人有意欺骗。在采访中，当然会出现记忆与陈述的公式化、概念化，这种情况是基于普遍性的人性弱点及公众社会心理。对此，大而化之的对话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巩固其公式与概念。但社会心理及其公众记忆的所有公式与概念，常常都经不住细节的质询，例如对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及工作细节方面的直接提问。具体说，与其问一个电影摄制组的政治环境如何，不如问这个摄制组每天什么时候开会、会议由谁主持、会议的话题是什么；与其问一个人对“大跃进”的记忆或观感，不如问在1958年是否将家里的铁器拿去炼钢、这一年他或她在家里住了多长时间、与家人写信或对话的话题是什么；与其问一个人对某件事的看法如何，不如问那件事有哪些人参与、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当时在何处、事件处理过程中有哪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等等。任何角色固化、公众记忆、回想增长律的“剧本”都不会如此细致，不会涉及真正的细节层面，因此，细节的提问和讨论会很自然地将受访人的回忆和陈述带到真实的历史现场。细问的问题，一部分需在采访提纲中呈现出来，更多的部分则需在实际采访过程中详细追问。
进而，针对社会角色心理固化等情况，还有一个可取的方法，那就是对具体的受访人进行专门的个案研究，并制定采访提纲及采访会话的特殊对策。当然，富有口述历史采访经验的人，对每一个具体的采访对象都会这样做。原因是受访人的个性与习惯各有不同，必须进行准确的心理、个性评估，确定采访会话方式，再开始正式访谈。在实际工作中，总是有一些情况更为特殊，我对台湾大导演李行先生的采访就是一例。虽然李导慷慨答允接受采访，但我仍面临重重困难，一是以前与他不熟，且没有充足时间预访；二是作为导演，接受采访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甚至早已多次接受过口述历史采访，如林黛嫚的《李行的本事二》就是口述历史采访的成果，而台湾电影资料馆的林盈志亦为他做过二十多个小时的口述历史采访；三是李导虽然慈祥仁厚，但个性强势因而惯于主导局面，性情率直且弄不好会发火骂人。针对这些情况，不能不做认真的思考抉择，并构想特殊的采访预案。在对李导进行正式采访之初，我陈述三点企盼：一是原谅我对民国历史、台湾电影的知识积累不够；二是允许我提出任何“傻问题”(他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三是他若生气时可以发火、可以骂人(我)，但不能拂袖而去。这几条，承蒙李导俯允。采访开始后，照采访提纲，询问了关于其父涵静老人(李玉阶)及“天帝教”的问题，李导滔滔不绝。其间，我插入了采访提纲中没有列出的具体问题，如：小时候挨打的经历与记忆、与父亲最亲密的身体接触、小时候最不愿告人的秘密或焦虑是什么，等等，使得口述历史在我问、他答的张力中顺利进行。第一次采访延续六小时之久，应该说是比较成功。(18)
进而，针对前述种种情况，还有一个可取的方法，那就是重复提问、重复对话及必要时的重复采访。在口述历史过程中出现不准确、不可靠、不真实信息，不一定是由一种原因造成，有时有多种原因，有时甚至原因不明。但不论何种情况及何种原因，大多能在有意识的重复提问及重复对话中得到暴露和修正。实际上，这一方法，并非来自我的主观构想，而是来自认真负责的受访人的言行启示。在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中，我就曾多次遇到受访人对前次采访的某个问题或某几个问题进行“重述”的情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录音师陈燕嬉老师的口述过程：我们共进行11次、33小时的访谈，除第一次外，后面的采访几乎每次开头都要花15—30分钟时间，对前次陈述进行部分重述修订，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了错漏或差误。(19)若受访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陈述的信息有一些差误，而采访人心中存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场或在下次采访时进行重复提问并进行重复对话。所谓重复提问，并不是将同一个问题以同一种方式重复抛出，而是需要变换角度、变化形式对存疑的问题进行提问探讨，以便受访人进行有效的反思和重述。由于记忆的“动态特性”，受到不同角度与形式的提问刺激，受访人的回忆和陈述都会有新鲜的收获。以此类推，由不同的采访人对同一采访对象进行重复采访，也应该会有某种效益。只是，这一形式目前还只是实验研究性计划构想，虽曾一度投入实施，但中途夭折。(20)
进而，还有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存疑标识”或“存疑标签”的使用。尽管有上述种种对策与措施，受访人的回忆与陈述中出现不可靠、不真实或不准确信息的情况仍然在所难免。这有几个原因，首先当然是受访人的记忆有误、而采访人由于知识有限而没有察觉；其次是对某些错漏或谬误不能现场察觉，虽有存疑，但一时不知道到何处查证，或由于采访时间紧凑而无法抽出大量时间进行资料查证工作；再次，还有一种更无奈的情况，那就是受访人有时候会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并固执己见，即使采访人察觉到其中的错漏或谬误，并且也或多或少已经掌握了一些依据，但仍然无法在采访现场说服胸有成见的受访人。原因很简单，采访人与受访人是合作关系，可以提问、对话、讨论甚至质询，但总不便将采访的讨论升级为论辩乃至争吵。尤其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是80岁乃至更加高龄的长辈，有些前辈还有高血压、心血管病等疾患，无论是礼节规范还是从关注老人身心健康愉悦的义务要求，采访人都必须小心翼翼，不可激怒对方。遇到需要质询乃至需要争辩的时候，采访人当然要尽可能试探对方可以容忍的质询底线，但一旦接近这一底线，而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见势不妙，采访人必须迅速鸣金收兵，转换话题。对这类情况，即发现对方陈述与回忆有明显问题或严重疑虑，不能论辩而又不能无动于衷，我的建议是“插入存疑标识”。具体做法很简单，一是反复提问同一个问题；二是适当举出反证；三是适当提高自己的音量；四是在上述三者都无效时沉默15或20秒，故意间隔。这些“反常”的举动，如同人为的标签，以期能引起使用录像、录音资料者注意。
进而，对口述历史采访中出现的错漏、谬误或其他形式的不可靠或不真实信息，还有最后一道关卡，那就是——针对公开发表的部分有整理人的校正、编辑注释、采访人手记说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做的工作，堪称史实求证严格精细的典范。如《李宗仁回忆录》的具体做法，是“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日志》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21)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计划虽然不能也不可能做到如此严格，我们对原始史料与公开历史文献的区别还是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口述历史的工作目标虽然主要是搜集历史信息作为原始史料档案保藏，为了服务社会和公众、促进电影史学繁荣发展，也会征得受访人同意后整理出部分访谈在《当代电影》、《电影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进而会结集出版口述历史丛书。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先由整理人将可以公开发表的部分整理成文字稿，删除在口述历史陈述中常见的赘词、重复，修订某些不规则的口语表达方式，对其中的一些存疑部分做出详细的标示，向受访人不断求证。进而，我们也接受受访人对整理文字稿进行修订，有的受访人甚至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进行了重新书写。(22)为了尽可能减少公开发表部分的错谬或不实信息，我们的口述历史丛书不仅要求附录中发表采访人的“采访手记”，进而还要求采访人或丛书主编对其中某些特殊知识或存疑问题做出注释说明，以资读者参考。
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当然要尽可能追求准确、客观且真实。但历史事件及故事的准确、客观与真实，只不过是史学建构中的一个基本层面，而非它的全部。历史事件与故事的深处，是人的活动、思维及其表述。史学不仅要有客观真实的维度，也应该有人类主体及其主观心理的维度。从而在口述历史中，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不太准确、不太客观、不大真实的信息，就不能、也不该一律排斥。
口述史家保尔·汤普森说：“正如每个有经验的口述史家所知道的，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从这个或者那个个人那里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可靠或者不可靠，真实或者虚假的简单断言和反驳模糊了真正有趣的问题。记忆的特性给粗心大意的人带来了许多陷阱，这经常可以解释那些对口述资料来源所知不多的人们的玩世不恭。但是这些资料也给准备欣赏这一复杂性的历史学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报答，由于这一复杂性，现实和神话，‘客观’和‘主观’，在人类对于世界的全部感觉——不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都不可分离地混合起来。”(23)这表明，在口述历史中，“罗生门现象”及“罗生门效应”并不总是消极的，换一种眼光看，它具有另一层次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历史信息之外，还有受访人的主观信息与心理真实。因此，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并非口述历史唯一的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口述史家要面对并处置更为复杂的史学资料信息，建构起更为宽广且更有深度的史学体系。“以这样一种眼光去看，就像波特利所说的，不存在‘假的’口头资料来源。一旦我们以所有已经确立的历史语言学批判标准——这些标准应用于每一种文献——来检查这些来源的实际可信性，那么口述史的歧义就基于这一事实：‘不真实’的陈述仍然是心理上‘真实’的，并且这些以前的‘谬误’有时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口述资料来源的可信性是一种不同的可信性……口头见证的重要性经常并不基于它对事实的依附，而是基于它与事实的分歧，在这里，想象、象征、欲望破门而入。’简而言之，历史学不仅是有关事件，或者结构，或者行为模式的，而是有关这些东西如何被经历和在想象中如何被记住的。而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想象发生的东西，也是他们相信可能已经发生的东西——他们对于一个可供选择的过去，也是对于一个可供选择的现在的想象——可能与实际发生的东西同样至关重要。集体记忆的建立可能导致凭它本身的资料就具有巨大威力的历史力量。”(24)
在我的口述历史采访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例如，围绕“丽尼与《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一专题，许多受访人、当事者、批评家展开了一场“罗生门式”回忆、陈述与论争。事情的远因，是郑雪来先生在《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上发表一篇题为《丽尼，不应被遗忘》的文章，其中提及“他在审阅外国电影史论书籍译稿之余，还修改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著作稿。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曾给我看过他修改后的一些稿子，我看到上面净是他用红笔改过的文句，有的稿纸上可说是‘满篇红’……据那位责任编辑说，他把原稿中那些‘左’的东西做了不少改动，增添了不少重要的论述，更不用说他以优美的笔调为这本史书增光添彩了”。(25)事情的近因，是我于2008年4月8日至5月6日采访中国电影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徐虹老师，部分内容被整理成《徐虹访谈录》发表于《当代电影》2008年第7期。其中有一段关于重版《中国电影发展史》，谈及丽尼，徐虹老师以郑雪来的文章为证，认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整个是他终审和修改的，他是最后的审读人，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费了很大力气”。(26)这一说引起了一些当事者、知情人的反响和讨论，我接着采访了文章作者郑雪来、《中国电影发展史》撰稿人之一李少白、责任校对胡明、丽尼的女儿郭梅尼等，并将“丽尼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作为口述历史访谈的重要话题之一。其中《郑雪来访谈录》和《李少白访谈录》已经发表。在访谈录发表前，李少白先生已就此问题另有专文发表。继而，《中国电影发展史》主编程季华先生接受刘小磊专访，就这部书事发表答客问。理论家罗艺军先生也发表专文参与讨论，继而郑雪来、郭梅尼老师又再次发表文章，分别对李少白先生的文章与程季华先生的答客问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争辩与讨论。(27)一时间众声喧哗，十分热闹。这些文章或口述访谈的相同点是：一、大家或多或少都承认丽尼曾为《中国电影发展史》做过大量编审工作、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修订意见或建议；二、没有人否认丽尼的贡献应被铭记，当年没有署名，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少有人提及，殊为遗憾。而对此事的绝对真相，即丽尼究竟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作出过多大贡献？他修改过多少篇幅？写过多少(审校、修改)字数？提供过哪些修订意见或建议？则因当年的校样全部毁于“文革”期间，失去了确切物证，从而不可能有统一认识。进而，关于丽尼当年为何没有在这部书上署名、后来40年间为何少有人提及丽尼的贡献，也只能听一些人陈述、一些人质疑、一些人猜测、一些人感叹，大家各执一词。在这里，我不想(实在也是不能)讨论各家之说的是非虚实，因为没有确切物证，仅靠逻辑分析或文章考据不可能恢复历史真相。但，这一场讨论仍然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因为讨论让大家更多了解丽尼其人及其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所做出的贡献，并为他的贡献找到若干碎片、能够完成一个历史拼图的大致轮廓。更因为这一观点差异、证据参差、论说纷纭的讨论中所呈现出的“罗生门效应”，能够让我们获得这些当事人、知情人及陈述者、写作者、论辩者的主观信息及其心理真实。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人故意编造事实或隐瞒真相、有意谎言骗人，只是由于不同的身份、立场、个性、价值观念、情感态度、记忆能力、陈述方式而使得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语调来讲述同一个“历史故事”的不同版本。这一众说纷纭的回忆、陈述、讨论与论辩中，显示了真正的历史之谜或史学之谜：历史不仅是由纯客观的事实组成，且包含主观性的记忆，及深浅不同的透视与评论。即我们“所记住的过去的历史价值基于三种力量。第一，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它能够并且确实提供了来自过去的有意义的、并且有时独一无二的信息。其次，它同样能够传达个人和集体的意识，这恰恰是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甚者，口头资料来源的活人属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因为回顾的反思性洞察力绝不总是一个缺点”。(28)
有关丽尼的这一场讨论纷争，一方面是未能完整复制历史现场，亦未能让历史真相彻底显露，殊为遗憾另一方面却又远远超出了“丽尼与《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一主题，而是对丽尼其人、中国社会、当年历史、政治环境、学术规范、公共记忆及个人良知等进行了多主题、多角度、多声部的探讨。进而，若我们能够读书知人或能听话辨音，就不难从这些不同观点及不同角度的陈述、讨论、回忆、争辩中，看出不同人物个性及其身份立场如何影响或制约他们的回忆及言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的这些人的言表纷争，本身就是活的历史。
从这一角度看，唐德刚先生的做法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标准(至少是早期标准)就有讨论的余地了。唐先生明明知道对话比讲课更有价值，“主要原因是‘对话录’所记的往往都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也”。但他参与《胡适口述自传》工作时，“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以及笔者访问胡氏时的问难与感想，均为正式录音记录所未收”，且“其他的例子还多着呢。可惜当时我未留意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以后大半也都忘记了”。(29)好在他还在自己的笔记里记下了若干，再加上自己对胡氏观感和思考，作为注释写入《胡适口述自传》中，使得这部书呈现出生动气象。真正严重的是，为了观点正确及史实无误，唐先生对李宗仁的口述大加删改，即“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怏怏然”。在文字上当然也是如此：“……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30)如此，我们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很少能够看到李宗仁在认知社会现实、谈论世界局势时所表现出来的个人思想与情绪特征，看不到他的认知和陈述中究竟有哪些不正确、不客观的个人信息，以至于我们很难判断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究竟有多少属于李宗仁、有多少属于唐德刚。少了李宗仁乱用“几希”的口语特点，也就少了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生命气息。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书的体例看，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的早期规范，是要求采访人与受访人成为不分彼此而浑然一体的口述历史共同作者。在这些口述历史的名著中，只看到受访人的长篇历史记忆陈述，看不到采访人的提问，也看不到受访人对一些具体问题有怎样的个性化的回应。(31)
这样的体例和规范，会带来下列问题。首先，口述历史的最终成果采取受访人直接长篇陈述的方式，而不采用采访人的提问、陈述人回答及其互动形式，不是一种活的口述历史形式，甚至也不能算是一种真的口述历史形式。这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文本中无法看到采访人是如何工作的，也看不到采访人究竟做过哪些工作。从唐德刚先生的工作自述中看，他曾与受访人一起列出口述提纲、曾专门列出历史著作参考书目、曾一一查证核实受访人口述中所涉及的史实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还曾修改受访人陈述的观点、语意、语句、字词。但，他究竟做了多少？哪些是他做的，哪些是受访人说的？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清楚。其次，这样的做法固然能够提供一种准确率非常高的历史资料，但这样做有其重大缺陷，即把口述历史的受访人当做了历史信息的工具，而在有意无意中忽视和压抑了受访人的主体性。经过采访人的反复查证核实，受访人口述历史信息的正确率或准确性固然大大提高，但却也因此而无法看到受访人的真面目——其主观信息及心理真实。例如，就算李宗仁的一些观点或记忆有错，一些用词不当，但这些错误或不当都属于真实的李宗仁，甚至可能是李宗仁所特有。若将所有诸如此类的错谬或不当全部删除改正，我们又如何能感受并阅读真实的李宗仁呢？最后，口述历史并非“过去的声音”，而是采访过程中出现的(关于过去的)现在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关涉过去的历史信息，这一活动本身就是历史的正在进行时。在这一正在进行时的历史活动中，采访人与受访人固然需要密切合作，但作为提问者与陈述者之不同角色及其不同的工作目标与方式，应有明确的区分和记录，以便未来的历史学家识别、认知和评估。在这一意义上说，口述历史中出现的主观信息错谬、缺陷或扭曲，因其真实而具可贵价值。不恰当地改正或抹杀错谬信息，有时反而会让历史的深度真相变得模糊。
总之，客观真实性固然重要，主观信息及心理真实同样弥足珍贵从而不可忽视。历史是人类、环境、时间的复杂互动，千万种变量都可能影响其函数关系，乱象或规律、偶然或必然，不过是知识不足或数据不全的猜想与反驳。口述历史中的客观性、主观性与反思功能，若能集腋成裘，当能有助于揭示历史或史学之谜。其中要点，在于对人(尤其是个人)的重视与认知，建立史学的人文维度。仅仅懂得事实而不懂得人类心性及个体因素，恐难称真正优秀的历史学家。
口述历史的最大弱点或困难源自个人口述，而口述历史的最大优势也正在于此。口述历史不仅提供客观事实，还能提供个性化及多样化的主观信息和心理真实，若善加利用，便能让后人能够窥见历史的堂奥。只要我们能不断改进并完善历史观念及史学方法，就能够不断接近并揭露真正的史学之谜。“与此同时，口述史也表现出了某种潜在的趋向，趋向于更个人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32)
注释：
①这是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话，转引自[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③《托克维尔回忆录》第一章注释2，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页。
④[英]保尔·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文版，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⑤[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第10页。
⑥《史记》第2册卷8，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1页。
⑦陈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当代电影》2010年第3期，第51—58页。其中涉及下列心理现象：一、记忆衰退与遗忘现象；二、选择性遗忘、伤痛与隐私的自我保护；三、选择性记忆、记忆被改写与不自觉的套话；四、不知从何说起。
⑧(11)同⑤，第18页。
⑨同⑤，第157页。
⑩同⑤，第22页。
(12)同⑤，第20、21页。
(13)同④，第140页。
(14)关于“乔哈里窗口”理论，请参阅陈墨《心灵考古：口述历史的方法与模式探索》，《当代电影》2010年第7期，第40-47页。
(15)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6)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分工并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有时候也会出现相互交叉的情况，例如，边静博士也采访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许多人，而我自己除上述单位外，也采访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的许多前辈。这样做，可以避免先入为主、固执成见，有利于采访人之间相互交流。
(17)我曾分别与吴迪、皇甫宜川、黎煜等同事进行过这方面的探讨，并于2010年9月份与李镇一起在西安、临潼等地的采访中对陕西省第一个女子放映队部分成员、中国电影资料馆西安电影资料库部分成员等进行了实验研究性团队采访，获得了一些经验与数据。之所以未能规模化展开，部分原因是经费没有到位，另一大原因则是人员调配方面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一实验研究应继续进行下去。
(18)在对李导进行正式采访之前，我没有时间进行预备采访。根据资料做出的采访提纲征求意见稿则曾修订过好几次。林黛嫚的《李行的本事》一书由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2月出版。林盈志的采访录像及录音，由台湾电影资料馆收藏。李行导演发火，我曾多次耳闻，且曾现场目睹两次。我于2010年5月30日在台北李行工作室对李导进行了六小时的采访。“约法”中的所谓“傻问题”是指一些当代人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但后来人不见得懂得的问题。我认为，在口述历史中，有一些基本问题，即使看起来很傻，也不能不问。实际上，有些基础性的问题能让受访人的回忆之门洞开。我在采访中向李行导演提出的那些问题，主旨在探询其性格形成的家庭环境成因。林盈志先生事后告诉我，他及台湾访谈人多“不敢问”这类问题。第一次访谈能够顺利进行，首先要感谢李导的宽宏大量与积极配合。访谈仍未结束，何时继续，需看李导的时间安排。采访得到了台湾电影资料馆李天礢馆长、林盈志先生及中国电影资料馆张建勇副馆长等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19)我从2009年10月22日至11月20日对陈燕嬉老师进行口述历史正式采访，王家祥担任摄像、录音。其时陈老师已86岁高龄，记忆力稍有减退，但她老人家极其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务求准确无误，因而每次采访结束之后，她总要对当日的采访内容进行反思、查证，若发现其中有某些信息不准确，就要求在下次采访时予以纠正和说明。这一习惯，体现了老人家一生的工作作风，让我深受感动，获益良多。
(20)我曾与吴迪研究员商讨过“实验研究性重复采访”的有关问题，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拟由我对他曾采访过的一个受访人进行重复采访。计划开始，当然也得到了受访人的同意，但当我将重复采访的提纲征求意见稿送达后，受访人对诸多问题心存疑虑，拒绝重复采访。实验虽然中途夭折，但我得到了教训，算起来仍是大有收获。这首先要感谢吴迪先生的理解与大度，同时也要感谢受访人给我上这一课。
(21)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2页。
(22)关于整理人对口述历史录音进行整理的规则，曾有一段摸索过程，开始时我们要求文字稿绝对忠于录音，一字不差地记录整理。因《当代电影》主编张建勇先生建议公开发表的整理稿必须文通字顺、简明流畅，我们才改变操作规则，允许公开发表文稿与录音原始整理稿有所不同。于是有两个概念，一是原始史料，另一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而，受访人的修订标准也就逐渐放松。好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录像、录音及根据录音整理的原始史料仍以本来面目保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中。
(23)同④，第165—166页。
(24)同④，第170—171页。
(25)郑雪来《丽尼，不该被遗忘》，收入郭梅尼编《忆丽尼》一书第84—92页，引文见第87—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丽尼，本名郭安仁(1909-1968)，曾用笔名立尼，翻译家、散文家，湖北孝感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步入文坛，译著有《贵族之家》、《前夜》，散文集有《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曾任国民党军事机关翻译与文案工作，有少将军衔，为共产党传递过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教授、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57-1964年担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编译室副主任，担任过《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责任编辑或责任审校(该书的署名责任编辑是杨志清，已去世)，1964年调至暨南大学任外国文学教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暨南大学为其彻底平反昭雪。上述情况，均可参见《忆丽尼》一书。
(26)徐虹口述、陈墨采访、檀秋文整理《徐虹访谈录》，《当代电影》2008年第7期，第100页。
(27)《郑雪来访谈录》载《当代电影》2009年第9期，《李少白访谈录》载《当代电影》2009年第10期。胡明、郭梅尼的访谈录像、录音尚未整理发表，现存中国电影资料馆。李少白《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件事实》载《电影艺术》2009年第2期，程季华《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由刘小磊采访并整理，载《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罗艺军《一部书的是非和两个人的遭遇》载《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郑雪来《再谈丽尼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兼答〈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一件事实〉一文》载《电影评介》2009年第12期；郭梅尼《对程季华〈病中答客问〉中关于郭安仁部分的几点纠正与澄清》载《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罗艺军文章标题所说的“两个人的遭遇”，一个人是丽尼，另一个人是王越，后者为《中国电影发展史》资料搜集、查证、辨析、采访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样不可磨灭。程季华在《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中对他的事迹也有所陈述。
(28)同④，第182页。
(29)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写在书前的译后感》及《编译说明》，《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及第12页。
(30)同(25)，第822、825页。
(31)唐德刚先生在口述历史领域中的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他对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的口述历史采访，值得后人永远铭记。至于其观念、方法和技术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不足，也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加以讨论认知。这里举例分析的要点，并非批评唐德刚，而是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记录、整理和出版的早期工作观念、方法、规章进行讨论研究，以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
(32)同④，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