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个代表”政治现象的产生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现象论文,过程论文,政治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以后，国内理论界、学术界给予了极为高度的重视，专家学者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以万计，出版的著作不下几百种。（注：参见孔寒冰、许宝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献分析与理论创新》，载《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总的说来，它们都是把“三个代表”作为一种政治指导思想来解释和论证的。这样做虽然无可非议，可过于浓重的情感色彩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三个代表”本身的科学性和对它进行的研究的科学性。本文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应当抛开先置的情感色彩和固定结论，把“三个代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系统地考察其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三个代表”的内涵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三个代表”的提出
什么是政治现象呢？现象原本是哲学用语，指人们所感觉到或者观察到的对象、事实或偶发事件。在现代哲学中，现象通常也指在做出任何判断以前直接感受到的情景。现象的范围所及，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三个代表”则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这种重要政治现象的主要内容包括：它的提出、完善与最终定位，学术界、理论界对它的解释和宣传，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它的学习和贯彻。
“三个代表”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提出来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三个代表”最早是江泽民2000年2月21日在出席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注：宋海庆著：《论“三个代表”的形成过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也有的著作笼统地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早是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视察‘三讲”隋况并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注：李君如主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15页。）著名学者高放教授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过程做了系统的考证，在一篇访谈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看法：
高州讲话是2月20日而不是21日。其中讲到我们党要做到“四个始终”，即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这里只包含了“三个代表”中的两个代表，还没有讲到始终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从2月21日起江泽民在深圳、顺德、广州考察。25日上午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后，他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其中首先完整地提出后来被简明地概括为“三个代表”的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的讲话要点，其中用四号黑体字印出了随后被简称为“三个代表”的这三句话。从3月份起各种媒体越来越多地宣传“三个代表”思想，这说明它深受社会欢迎，引起了广泛反响。3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一论关键在党》的重要系列评论文章。文章开头引述了江泽民在广东讲话中的三句话并从理论高度加以分析。第二段接着写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个代表’中，首要的是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这是我查到的我国公开媒体中第一次使用“三个代表”的简明提法。（注：高放、许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理论创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三个代表”的说法一出现，党的主要媒体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从3月5日到4月30日共刊登了直接涉及到“三个代表”的消息和论述文章共15篇，参见上表。
仔细解读一下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三个代表”的出现，除了江泽民同志自身因素之外，还有两种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人民日报》这样重要媒体的推动；第二，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负责宣传工作的官员的推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媒介和宣传部门不仅将领袖人物提出的某种观点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承载着向广大民众传播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这三种因素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二、“三个代表”的政治定位
任何一种政治观点要想成为主流思想的话，都需树立它的权威性。就“三个代表”而言，它的权威性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确立的。
第一，政治上的定位。对“三个代表”的政治定位不是一次和江泽民一个人完成的。2000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提出：“历史的经验表明，‘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力量之源、生命之基。”（注：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载《人民日报》，2000年3月10日。）5月14日，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将上述那句话做了一些修改，将“生命之基”改为“执政之基”。他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页。）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还向全党明确提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作的总目标要求是一致的。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7页。）以后，这种要求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被提到。
第二，理论上的定位。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江泽民提出了“理论创新”问题。2000年6月5日，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创新、创新精神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从人民群众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绝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我们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把现代化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注：江金权主编：《从十五大到十六大——江泽民同志抓党建重要活动记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229页。）同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创新的意义和内容。关于意义，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页。）关于内容，他说：“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46页。）其中，在理论创新问题上，江泽民指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48页。）这样一来，提出“三个代表”就不是偶然的即兴之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论创新之典范了。
第三，全面地普及和推广。根据对中国期刊网(CNKI)上对“三个代表”篇名的检索，在这一阶段，各种刊物上论述“三个代表”的文章共2246篇。（注：这里的统计只是按在杂志上发表的时间。）从各种角度论证“三个代表”是创新（检索词：创新）的文章163篇，学习“三个代表”（检索词：学习“三个代表”）的文章共132篇，落实“三个代表”（检索词：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实践“三个代表”、贯彻“三个代表”、落实“三个代表”）的文章共1281篇。这三类文章共1537篇，占全部文章的70.13%。（注：应说明，这种统计只是根据文章题目做出的，很难做到十分精确，因为有些文章虽然不是这样的题目，但是这样的内容。无论如何，根据这些不是很准确的统计数字，还是可以看出理论界和媒体宣传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讲，一种理论观点的权威性就在于认同它的人多少，换言之也就是民众对它的认同程度之高低。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进行传播，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三个代表”的认同，进而也就相应地增强了它的权威性。
三、“三个代表”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虽然从一开始就有比较高的政治定位和理论上的权威性，但是，人们对“三个代表”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并不是十分清楚。所以，在完成了“三个代表”的政治定位和理论定位之后，“三个代表”的提出者和传播者开始重点说明和解释其内涵，进而使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一是江泽民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二是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撰写的长篇文章。
在前一个讲话中，除再一次明确了“三个代表”的定位之外，江泽民分别阐述了“三个代表”的内涵：“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动力”；“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注：本书编写组：《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8-13页。）最后，江泽民特别指出了“三个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本书编写组：《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学习问答》，第14页。）
此后，理论界和学术界有关“三个代表”内涵方面的文献都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论述或者论证的。
由于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内容，所以，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受到了空前的赞扬。2001年9月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注：本书编委会：《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其他一些负责理论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也纷纷撰文盛赞“七一”讲话。有的说：“《讲话》通篇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一篇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注：郑必坚：《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载本书编委会：《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第一卷），第70页。）有的说：“七一”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注：虞云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载本书编委会：《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第一卷），第104页。）有的说：“‘七一’讲话系统总结了建党80年的历史经验，全面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刻意义和时代内涵，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历史任务而奋斗的目标”；（注：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载本书编委会：《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第一卷），第138页。）有的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奋斗和创新精神，政治性、理论性和针对性都很强，是指导我们党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纲领，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何毅亭：《新世纪的行动纲领》，载本书编委会：《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第一卷），第204页。）有的说：“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全面精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注：冷溶：《总结历史经验，推进党的建设》，载本书编委会：《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第一卷），第215页。）还有的说：“七一”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政治宣言；是坚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是进一步科学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纲领。（注：石仲泉：《“三个代表”思想与“七一”重要讲话》，载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在以后出现的文章著述中，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固定化和模式化了，成为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的价值判断。
在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之后，“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一个新高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等中央主要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评论员文章、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及各地各部门领导同志、专家学者撰写的理论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制作了有关专题节目；全国出版社也推出了一系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点图书。”（注：宋海庆著：《论“三个代表”的形成过程》，第76页。）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学习研究宣传主要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根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注：宋海庆著：《论“三个代表”的形成过程》，第76页。）从对中国期刊网以及重要报刊的检索上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三个代表”的文章，主要是围绕这些题目写的。
2002年5月31日，出席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江泽民在“七一”讲话的基础之上又对“三个代表”提出了新的说明和要求：第一，“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第二，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注：江金权主编：《从十五大到十六大——江泽民同志抓党建重要活动记略》，第510页。）关于这次讲话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新世纪新阶段新局面》一文中说：它“充满着面向新世纪的时代感，开拓新阶段的迫切感和开创新局面的使命感，具有催人奋进的浓烈色彩和鲜明特点。这篇重要讲话，是又一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把迎接十六大召开的思想理论准备推到了高潮。”（注：本书编委会：《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第一卷），第372页。）
从这以后，“三个代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执政为民等论断也成了“三个代表”学习研究、宣传贯彻的重要内容。
四、“三个代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
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三个代表”虽然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党甚至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但毕竟没有被以最高的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从2002年11月到2004年3月，“三个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最终的也是权威的定位。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的第二部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不仅重申了“七一”讲话中和“五三一”讲话中有关“三个代表”的重要论点，（注：参见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而且就如何贯彻“三个代表”提出了四项更为具体的要求：第一，“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第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三，“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第四，“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注：参见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第11-15页。）根据党的章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注：《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不仅如此，这次大会在再一次对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进行修改中，（注：目前的这个党章是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通过的，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和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都对其部分条文或总纲部分进行了修改。）两处将“三个代表”写进了党章的总纲里。第一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注：《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页。）第二处是：“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注：《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关于十六大与“三个代表”的关系，有人这样称赞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是贯穿十六大报告的主线。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且写入党章，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与以往相比，十六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被确立为大会主题。因此与以往考察讲话、纪念大会讲话、工作会议讲话相比，层次更高。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导意义就更明确了。三是对已经有的认识加以吸收，表述更加科学。四是提出了落实的方向，特别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操作性更鲜明了。”（注：宋海庆著：《论“三个代表”的形成过程》，第106-107页。）单从表面和过程上看，这样的概括还是比较客观的。
如果说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则确立了“三个代表”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3月8日下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就宪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说明。他说：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因此，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将序言中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把“三个代表”写入宪法，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和高度的赞扬。在宪法修正案刚刚通过之后，一些社会名流、高级官员、理论权威就纷纷发表这方面的谈话。有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以宪法序言的形式记叙了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为求民族独立与繁荣富强的曲折历程，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探索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中，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的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把它写入宪法序言，确立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有的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反映了我们在时代变动的潮流面前能够不断与时俱进。这表明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党是富有活力的；有的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将党的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意愿转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党全民族共同遵守的准则，这就为我们更大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法律保障；还有的说：本次修宪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政策方针写入宪法，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关系我们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注：http://www.sina.com.cn，2004年03月11日）
至此，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三个代表”的内容就完整了。不论人们对“三个代表”政治现象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都不能否认它们客观存在的现实。
结论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三个代表”政治现象的产生过程，其目的是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三个代表”从最初提出到最后写进党章和宪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含的内容从理论宣传到实践施行也十分丰富。领导人的理论活动在这种政治现象中固然居于核心位置，但绝不是全部，它的周围还有其他层次的组成部分，如宣传、诠注、贯彻落实、权威化和法律化等等。所以，在研究“三个代表”政治现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完整性，注意构成这种政治现象的各种因素的互动性。
第二，任何一种政治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对现实生活所需的满足。从根本上说，“三个代表”政治现象是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的最集中体现。因此，解读“三个代表”不能光从理论到理论，特别是不能单靠空洞的逻辑推理来说明的它出现的必然性及其意义，更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特点和需要来说明。
第三，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人们就应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既不能重视过头，将它庸俗化了，也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或者低估“三个代表”政治现象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从学术研究角度说，人们应当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科学的精神认真对待它，并且透过它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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