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与纽伦堡的“路德小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纽伦堡论文,路德论文,格勒论文,小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11－151－155
在德国帝国城市接受路德新教信仰的过程中，市民知识精英起着关键的、积极的作用。这些市民知识精英从一开始，就一直是，而且经常是新教信仰的支持者。简言之，他们相信新教符合基督教的原理，并且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他们热情地投入新教运动：或者撰写文章支持新教的改革，或者是利用自己在市政委员会的影响力，说服城市的政治领导核心接受新教。这些市民知识精英中有着相当出色的人物，例如斯特拉斯堡的政治家雅各布·斯顿(Jacob Sturm)、纽伦堡的市政委员会法律顾问舒伊尔(Christoph Scheurl)和秘书长斯宾格勒(Lazarus Spengler)。
16世纪的德国帝国城市纽伦堡，不仅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自由城市，而且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文主义者的聚集地，其中以皮克海姆、斯宾格勒、舒伊尔最为知名。这三位人文主义者既是纽伦堡市政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路德的好友，在纽伦堡接纳新教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市政委员会秘书官的拉扎鲁斯·斯宾格勒，在宗教改革关键时期领导了路德小组和城市的改革运动，更是有着重中之重的地位和影响。
一、斯宾格勒对宗教改革的反应
斯宾格勒本人的一生乍看起来无甚特别。他来自纽伦堡一个商人家庭，在15岁的时候便被送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学，由于父亲去世，他在1496年回到纽伦堡，担负起支撑整个家族的责任。1497年，他以实习者的身份进入市政法庭学习。在这个位置上，因为经常同时为公民法庭和刑事法庭服务，他认识了市政委员会里所有显赫的人物。1501年，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大臣秘书(Kanzeleischreiber)。在这个职位上，他负责安排市政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并记录、整理为档案，因而对纽伦堡古今往来、内外关系各种事务都了如执掌。1507年复活节，斯宾格勒和卡斯帕尔·施穆特海尔(Kaspar Schmutterherr)同时被任命为市政委员会秘书长(Ratsschreiber)，下辖六名助理秘书长。斯宾格勒终身担任这个职位。[1]3－5从1497年算起，他为纽伦堡服务了近37年。
但是，如果对斯宾格勒的家庭传统及他本人在纽伦堡精英圈子中的特殊位置作进一步的考察，就可以看到斯宾格勒的背景实际上与常人大不一样：斯宾格勒的家庭传统非常特殊，这个家庭与城市委员会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有助于解释他对社会变化的政治敏感性。德国皇帝曾经赐予斯宾格勒家族荣誉家徽。他的父亲乔治·斯宾格勒(Georg Spengler,1424－1496)在英格尔斯塔特大学(Ingolstadt Universit
t)完成学业后首先出任勃兰登堡侯爵阿尔伯特的领地秘书(Landschreiber)。从1475年开始，回到纽伦堡担任市政委员会秘书长，一直到1496年离世为止。[1]411年后，斯宾格勒子承父职。这个家族与市政委员会深厚的渊源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斯宾格勒能够如此卓越地处理社会问题，为什么他的一些努力和建议，总能够得到市政委员会的支持和采纳。
当时纽伦堡的知识精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敏锐观察者。事实上，他们与维腾堡的路德和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也早有联系。他们密切地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宗教改革究竟会给纽伦堡和他们自己带来什么？这时，作为德国书籍出版中心的纽伦堡也开始大量印刷路德的著作，即使是在教皇颁布《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后，纽伦堡政府也没有严格执行教皇的命令，[2]据教皇使节齐耶利哥迪(Chieregati)的描述，在纽伦堡随处可以买到路德的书籍。[3]41当时纽伦堡的形势，正如福格勒教授所归纳的：纽伦堡“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力量和众多的利益。城市贵族、人文主义者、师傅和帮工、教士、艺术家、农民和市民都投入了运动，尽管对于宗教改革神学理论和实践，根据自己的境遇，他们各自会有着不同的理解”。[4]323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深刻地影响了纽伦堡社会结构的稳定。一方面，市政委员会成员们看到了扩张权力的新机会：城市政府能够进一步控制教会和修道院，摆脱罗马教廷的剥削和压榨，通过全面扩大城市自治而使之更加繁荣富强。但同时他们又面临另一个结果：这势必会与维护天主教的皇帝查理五世发生剧烈冲突，从而削弱帝国对纽伦堡的保护，这是市政委员们最不乐意见到的。而且，他们担心这会刺激民众哗变和社会动荡，因为工匠们早就对城市显贵的专横跋扈不满。但是，此时一些工匠出身的无名之辈在群情激奋的鼓励下，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吹鼓手。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斯宾格勒支持新教的态度尤为重要。在1518年至1523年间，斯宾格勒撰写了四本战斗性很强的小册子来为路德辩护，分别是：(1)写于1518年的《一位圣经真理的爱好者对遭到反对的马丁·路德博士的捍卫和答复，主张不仅不应该否定路德，相反只有他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2)写于1521年的《为什么路德的教导是不可或缺并且应该受到保护》；(3)写于1522年的《关于天主教已经走入迷途的一些论文》；(4)写于1523年的《伪天主教徒们应当为他们隐匿了上帝之言和福音负起责任》。[5]四份小册子中尤以第一份最为重要。此文写于1518年，直到1519年才在奥格斯堡出版，1520年又在巴塞尔、维腾堡两地出版。出版后备受路德称赞，后来被收入路德的德语作品合集并于1520年5月出版，被公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撰写的通俗性指导文本。[6]75
正是斯宾格勒创立了一套理论，从神学和政治学上证明了路德改革的正当性，并且成为后来为路德辩护的模范。[6]76在宗教思想方面，他指出：“基督教导我们荣耀父母，不是去信仰他们，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信仰上帝来获得拯救。”[5]4246在“导致叛乱”的原因方面，他认为这不能怪宗教改革家，而要归咎于统治者们自己。如此之多的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起来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原因，是福音撕掉了这些统治者们的伪装，使其欺骗、腐败、对人民肆虐滥权的真面目暴露无遗。正是宗教改革家们反对这些腐败，才奠基了更加道德的社会出现。[5]4246
在具体的问题上，斯宾格勒认为，像其他地方一样，纽伦堡的宗教事务陷于荒诞：人们为死者付钱举行弥撒；朝圣；向圣徒祈祷；购买赎罪券；花钱装饰教堂；为教堂点燃蜡烛；以为如此便是宗教信仰。只有宗教改革运动才真正唤起了人们出自内心的虔诚，从而进入只有上帝才能审判的内心信仰世界。他指出：“我承认，上帝之言还没有给人们带来道德上的显著进步和改进。但是，大家都会承认，通过宣扬清晰的上帝之言来获得拯救的方式远比我们以前做得要好：我们永远深陷在错误愚昧之中，以为做这些外在的表面文章就是正道。”[5]4246斯宾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指明了纽伦堡道德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源泉。以往的天主教传统认为：只要从外部世界和教会传统中彻底服从和践履，就可以致善甚至得救。斯宾格勒则公开质疑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认为改善在于对神的信仰和内心的虔诚上。他也指出了导致叛乱的原因并不在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是在于世俗和宗教的统治者们的腐败，只有从源头上进行改善，更加道德的社会才会出现。[5]4246
斯宾格勒的立场动摇了基督徒关于修道方法的一些基本假设，也激起了天主教会的惊恐。在1520年教皇里奥十世(Pope Leo X)颁布的斥责路德为异端、并把路德开除出教的教谕《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中，出乎意料地包括了皮克海默和斯宾格勒的名字。[7]皮克海默得知自己被列入谕令后感到非常突兀和愤怒，因为事情发生得毫无先兆。谕令谴责他赞同和传播路德的异端，要求他在六十天内收回他的声明，否则将开除他的教籍。这份教谕使得斯宾格勒更加坚定地支持新教，也激起了市政委员们对教廷的极端愤怒。
二、“路德小组”积极筹备纽伦堡的宗教改革
在这种政治、宗教、社会和思想剧变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斯宾格勒首先意识到，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加紧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并辅以多层面的社会改革和政策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首先，斯宾格勒在1521年被开除出教后逐渐取代皮克海默成为纽伦堡人文主义圈子的核心人物，并在随后的四年里，进一步成为纽伦堡新教改革的领导者，与市政委员会携手带领纽伦堡在1525年成为德国第一个新教城市。早期纽伦堡的文化生活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虽然市政委员会也曾给予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以荣誉，如著名的拉丁诗人赛尔蒂斯(Konrad Celtis)，但是更重要的举措是以高昂的工资吸引各方面的人才，促进纽伦堡的繁荣稳定，比方说，聘请在曾在意大利求学的法学专家为纽伦堡服务。[8]211487年，赛尔蒂斯在纽伦堡获得诗人桂冠后，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市民，组成了赛尔蒂斯小组(Sodalitas Celtica)。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圈子的特点是，一些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师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进来，俗人的参与，是纽伦堡人文主义圈子的一大特色，他们的专业知识帮助了城市改革运动的发展。
路德的好友施道比茨在1503年开始担任出任奥古斯丁修会的主教代理(Vicar general)，纽伦堡属于他的管辖区内。[4]37他在任期间，不仅亲自大力宣传路德的教义，还经常派遣其他奥古斯丁修会的传教士如林克(Wenzealaus Linck)前往纽伦堡布道，随之，赛尔蒂斯小组就这样发展成为了施道比茨小组(Sodalitas Staupitziana)。施道比茨对路德的支持促进了路德思想的散播，也使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对路德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前后几位奥古斯丁修士的活动下，早在1517年路德公开发表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这篇文章就已经在纽伦堡的文化核心小组内传阅。市政总理吕策尔是该文的德文译者，画家丢勒(Albert Dürer)为文章添上了插图，而斯宾格勒则是它的第一位俗人读者。[6]7不久，法律顾问舒伊尔在1517年1月2日写信邀请路德参加一次在奥古斯丁修会举行的纽伦堡人文主义者聚会。舒伊尔说自己是受到施道比茨和纽伦堡几位荣誉市民前些时候讲话的影响。[9]631518年10月5日，路德在前往奥格斯堡会议的途中首次造访了纽伦堡，斯宾格勒也在此时第一次与路德会面。路德到达纽伦堡后，施道比茨小组的成员们一起迎接了他，他们的鼓励和安慰增强了路德的信心。10月23日，路德在返程途中再次到访纽伦堡，这次他是作为皮克海默的客人。两次停留期间，路德与多位纽伦堡核心人物会面，并且参加了施道比茨小组的聚会，这个小组也发展成了路德小组(Sodalitas Martiniana)，斯宾格勒在他为路德辩护的第一份传单里记录了路德的这次到访。[8]35
路德小组的成员包括市政委员皮克海默、塔克、吕策尔和埃尼尔、奥古斯丁修士林克、圣罗伦斯教堂神父比海姆(Georg Beheim)、富有的商人威尔瑟(Welser)和丢勒，还有舒伊尔和斯宾格勒等共十六人。[9]23成员大多在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在市政委员会里担当要职，七位担任过或者随后出任市政委员，占了市政委员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塔克、埃尼尔和吕策尔更是最有权势的三位首席代表。[9]65小组成立之初，路德的好友皮克海默是小组的领导人，但是在1520年教皇的谕令颁布后，皮克海默由于遭到公开谴责和侮辱，从此意志消沉，态度由积极转为保守。最后，斯宾格勒、埃尼尔、吕策尔取代舒伊尔和皮克海默成为了路德小组的领导人。路德甚至把他的《论第一百十圣咏》献给埃尼尔。[3]69
在斯宾格勒等人的努力下，路德派传教士开始在纽伦堡布道。市政委员会采纳斯宾格勒的建议，聘请新教传教士来纽伦堡布道。例如：圣赛巴德教堂的驻堂神父和圣罗伦斯教堂的传教士等都来自于维腾堡大学，是路德的追随者。[4]34－35接着，市政委员会请求路德推荐适当之人担任教堂的驻堂神父和传教士。例如：圣罗伦斯的驻堂神父安德鲁斯·奥西安德尔(Andrew Osiander)就是一名忠诚的路德派信徒。[4]10随后，市政委员会开始进一步的信仰整肃行动，圣巴塞德教堂的神父梅希尔·普芬青(Melchior Pfinzing)一直都公开地对路德抱有敌意。结果在1521年10月，市政委员会要求他离职，把职位给了支持路德的希罗尼穆斯·鲍姆加特纳(Hieronymus Baumgartner)，此人曾是路德的学生。[1]51就这样，新教传教士在纽伦堡逐渐配备齐全。
在任命教堂神职人员的过程中，斯宾格勒和其他两位市政委员制定了详细的合约，注明其责任和义务。比方说，圣塞巴德教堂的传教士斯劳普尼(Schleupner)获得的是终身职位，在他签订的合约里规定，“斯劳普尼在世期间，只能够永远地、完全地宣讲圣经和福音”。[5]3508这样一种契约在当时是全新的发明，也表明了市政委员会对教堂和纽伦堡市民精神生活的关心与控制。在此后几次神职人员的任命中，市政委员会进一步表明他们对纽伦堡宗教生活的态度：所有这些任命都直接出于市政委员会的指令，事先不需要征求班贝克主教的同意，直到市政委员会决定人选后，他们才把名单呈交班贝克主教过目，主教也很配合地批准了所有市政委员会交上来的名单。[10]
在教育事务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宗教改革运动初期，由于社会动荡，学校和教育状况都受到影响，尽管路德和梅兰希通非常关心教育，尤其是想通过教育改善学习、宗教、道德以建立普遍公民性。斯宾格勒在阅读了路德出版于1524年的《致德国所有城市的市政官，应该如何建立和维护基督教学校》后，深为触动。[1]85在他的努力下，市政委员会不仅对市内原有三所拉丁语学校进行了改善，而且还打算建立一所更高的文科中学(Gymnasium)。这所学校将会在教授宗教课程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道德和政治教育，为他们未来的大学生活打好基础。斯宾格勒和其他几位市政委员大力支持这个方案。[11]
1525年，斯宾格勒独自前往维腾堡考察，希望获得路德和梅兰希通的指导。该年9月，市政委员会通过鲍姆加特纳请求梅兰希通出任新学校的校长。虽然梅兰希通拒绝了这次邀请，但是他表示愿意在各个方面协助纽伦堡市政委员会建立学校。11月2日，梅兰希通来到纽伦堡，他逗留了数天，对课程安排、建立学校和聘请老师等多方面问题提出了建议。[12]152结果，市政委员会聘请了梅兰希通的好友约阿希姆·卡默拉里乌斯(Joachim Camerarius)为校长，并且使用路德的《基督教小教义问答书》为教材。[12]155在这所学校里，所有老师都是路德信徒，随后还加入了斯宾格勒领导的人文主义圈子。在他们的努力下，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在纽伦堡渐渐融合，成为推动纽伦堡城市宗教改革的主要力量。斯宾格勒在新学校的建立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他帮助学校获得市政委员会财政上的支持，同时也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有鉴于他的辛勤付出，路德在1530年把一篇布道词《关于把孩子留在学校里的布道》献给斯宾格勒，表扬他作为德国人文主义——新教教育的领导者的贡献。[13]
三、发动和保卫纽伦堡的宗教改革
1525年3月3至14日，纽伦堡市政委员会在市长大厅召开著名的“纽伦堡宗教会谈”(Nürnberger Religionsgesprch)，[14]目的是通过这次会议决定纽伦堡的信仰问题，要求新教和天主教分别派出代表参加。代表们需要在所有纽伦堡的市政委员、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见证下进行论战，民众可以透过会议厅的窗户观看旁听。天主教的主代表是方济各神父里恩哈德·埃尼尔(Lienhard Ebner)，新教的代表是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奥西安德尔在市政委员会里负责宗教事务，同时还是纽伦堡最重要的教堂圣罗伦斯教堂的驻堂神父。由此可以看到市政委员会对新教阵营的倾斜。由于得到市政委员会的支持，加上奥西安德尔渊博的神学知识和雄辩滔滔的口才，辩论的情势明显倒向新教。最后，会谈以新教的全面胜利告终。市政委员会决定接受新教教义，正式宣布纽伦堡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个新教城市。随后，市政委员会从班贝格主教手里取过纽伦堡所有宗教事务的管辖权，支持宗教改革的修道院如奥古斯丁修道院(Augustinians)纷纷交出教产，关闭修道院。拒绝改信新教的修道院如方济会(Franciscans)则被勒令停止招收新的见习修道士，让它们自然“关闭”，自愿离开这些修道院的僧侣们将得到市政委员会发放的一笔退休金。[1]52－54与此同时，纽伦堡的教堂发出公告，要求纽伦堡的传教士团结起来，传播新教福音。[5]3509市政府则发布法令，管治市内传教士的行为举止，要求他们必须行为端正。[5]3511
纽伦堡的宗教改革运动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长久以来，纽伦堡和教廷在赋税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矛盾。按照罗马教廷规定，所有神职人员不必付税，神职人员无需在战争中帮助城市抵御外来攻击，或者修建城墙。但是他们却享有一切特权和赦免权。他们对城市毫无帮助，只会压榨政府和市民，市民们对饱食终日的神职人员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不仅如此，这些神职人员在传教方面也没有很好履行他们的责任，腐败加上懒散的纪律让市民对他们彻底失望。所以当纽伦堡的宗教改革开始后，市民们纷纷改信新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纽伦堡的统治者能够平静地接受宗教改革和斯宾格勒的理念，相反，甚至一些参加过纽伦堡宗教改革的人士在面对高涨的民众运动时，也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情绪，试图撤销对民众运动的支援。在这种情形下，斯宾格勒毅然表现出宗教改革坚决捍卫者的立场，他致力于写作，试图把纽伦堡的宗教改革过程记载了下来。1524至1528年间，他完成了为倾向新教的城市提供纽伦堡宗教改革详情的心愿。[1]871528年3月，天主教城市哥斯拿(Gloslar)在市民们强烈要求下聘请新教传教士和进行新教改革，却遭到天主教不伦瑞克公爵亨利的威胁，公爵企图要把哥斯拿吞并进自己的领地。哥斯拿的市政委员会在权衡两方面的情势后，决定向纽伦堡请求意见，他们去信市政委员会询问纽伦堡在宗教仪式上改革的经验。在回复的信件中，斯宾格勒写了一份名为《纽伦堡在宗教仪式上秩序和改变——写于1528年》的报告书寄给哥斯拿市政委员会，[4]87－88随函附上了一封他的亲笔信。在信里，斯宾格勒指出，纽伦堡的市民们认为所有基督教政府都负有按照圣经和福音行事的责任。哥斯拿等一些城市后来都依照斯宾格勒的建议，跟随着纽伦堡的步伐在城市里展开了新教改革。斯宾格勒在报告书的第一部分回答了如何在城市里统一进行新教福音布道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基督徒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宣讲上帝之言。在第二部分他详细谈到了教堂在平日和圣日里应该如何举行宗教仪式。最后，斯宾格勒说明一旦市政委员会从主教手里取回教区管辖权后，接下来该如何管理教会财产、救济贫民，如何要求僧侣做回市民，应对残余的天主教势力和重新组织学校的教育。[1]88
本文的结论是：就斯宾格勒的作用来说，他无疑是一位对纽伦堡宗教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他不仅在危急之时拯救了纽伦堡的宗教改革运动，也为普通人开展进一步的斗争提供了机会。虽然斯宾格勒终身保持天主教徒的身份，但是由于他在教义上倾向路德新教。斯宾格勒一直不断重申在社会剧变时期人的奋斗立场中最基本的东西：竭力维护纽伦堡的公共利益，打碎一切加之于纽伦堡城市及其百姓身上的枷锁。斯宾格勒领导的纽伦堡宗教改革，既是对纽伦堡政治利益的一种保护，又是对整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种拯救，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