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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高速增长的“补短”工程
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补短”即加快发展工业(主要是能源、交通、通信、工业原材料)的“瓶颈”环节,将是中国工业部门结构变动的主旋律。由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发展引起的“瓶颈”状态在90年代末将可望大大缓解。这是因为目前中国从中央乃至地方各级领导都对“补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达成了不少共识,通过价格、企业制度、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以及产业政策诱导,不仅中央政府资金,而且地方政府和企业、个人的资金都可能较多地流入“瓶颈”部门。90年代,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中速增长,加工工业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需求相对减少,同时,加工工业的调整、整顿、提高也将有效减少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需求。
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将被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在电、煤、运三者关系中,铁路运输是“瓶颈”中的“瓶颈”。某些原材料的短缺也受到运力约束。由于铁路运输约束特别紧张,又由于现阶段中长距离的旅客和大宗货物运输,尤其是煤炭运输不可能大批量地由其他运输方式替代铁路来承担,因此,至少在90年代,铁路依然是交通运输主力,投资的重心所在。同时,水路、公路、民航、管道等运输方式也将有较大发展,联合运输、集装箱运输、散装运输等先进运输方法也将推广,并逐步普及。21世纪初,铁路为主的运输格局将逐步改变,公路、航空、管道运输的重要性提高。随着轿车进入居民家庭,公路不仅通车里程增加,质量等级将有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发达地区,高速公路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民航航线和航班数量大量增加,逐步替代铁路成为主要旅客长途运输工具。
90年代的煤炭仍将在一次能源中占据主体地位,但比例将趋于下降。水电、核电、 天然气的重要性相应提高, 石油的比例也会有所增加。21世纪初,随着开发能力增强,大中型水电站的建设项目将增加较多。核电发展目前处在起步阶段,泰山、大亚湾两座核电厂的建成将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发展积累经验。21世纪前二三十年里,一批百万级核电站将投入运行,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份额可能达到1/4—1/3左右。中国具有寻找大型天然气田的有利条件,按成因推算,天然气资源约有80万亿立方米左右,至今控明率不足1%。随着勘探、开采能力的增强, 中国有可能在21世纪初成为天然气生产大国。
原材料与交通、能源相比,短缺程度相对较轻,而且有较大外贸调节余地。据有关专家测算,20世纪内,只要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和扩建,注意生产能力配套,钢产量就可达到9000万吨。钢铁工业另一个发展动向是注重调整产品结构,提高质量和利用效率。中国的钢材短缺不只是总量上,更经常地表现在结构上。因此,通过增加产品品种,特别是增加板管材、合金材、冷加工材、异型材等适销对路的产品,将有效地改善钢材供给状况。化学工业是另一个重要的原材料“短线”部门。根据化工产品供给上的现有缺口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趋势,90年代化学工业增长适当超前于整个工业。国家将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大型矿山、化肥、石油化工和两碱生产基地。同时,农药、染料、涂料、信息用化学品、粘合剂、功能高分子材料等精细化工产品将获得长足发展,化学工业强劲的增长势头将延续到21世纪前一二十年。
二、升级换代中的主导产业群
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罗斯托(Rostow.W.W)认为,整个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某些主导部门的迅速增长带动的。这些主导部门率先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增长率较整个经济增长率高出许多,对其他部门有广泛的带动作用。国家计委研究所旬大志认为,中国未来二三十年工业发展的主导产业群的选择,首先应体现为城市经济结构一系列深刻变化:(1)与现代技术, 特别是高新技术融合的基础机械工业和成套装备工业从总体上替代传统技术水平下的基础机械和成套设备工业,使城市机械工业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近,在某些重要领域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高新技术产业, 特别是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占城市GNP的比重不断提高,并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渗透, 改造传统产业部门;(3)以汽车(轿车)、电话、 家用电气及其他新兴消费品为主的消费品工业迅速发展,替代已过时的传统消费品工业,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需要;(4)与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相关的第三产业以及随市场化改革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如信息、咨询、教育、科技、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产业的迅速发展, 占GNP比重有明显上升。城市工业高级化发展还体现在企业组织结构优化、企业管理现代化等方面。从目前乃至本世纪末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国内特别是城市需求结构变动以及可达到的生产技术水准看,轿车工业、住宅建筑业、家电工业将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二三十年的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带动作用逐渐加强,并在21世纪前期上升为最重要的主导产业。
汽车工业:21世纪初,轿车将开始进入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在二三十年内,对轿车的需求面可能扩大至多数农村居民家庭,到那时,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轿车市场。汽车工业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首先,据日本资料,汽车工业对其它产业带动的直接相关度为1:2.4—2.7,如果考虑到更多层次的间接相关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大。其次,汽车工业能创造较高附加价值。最后,汽车工业可吸收较多劳动就业者。在工业发达国家,汽车工业的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占就业职工总数的比重较大,日本约为1/60,美国高达1/6。在美国的许多高速公路上,每隔几千米就出现一个小镇,镇上设有加油站、汽车修理店、汽车旅馆、各种饮食店、电影院、医疗门诊部、警察局,整个小镇的就业人员都是由汽车增多而应运而生的。有人测算,到2000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可达到日本1965年水平,而日本1965年每千人拥有小轿车32辆。如果中国在2000年时家用汽车普及程度达到或接近日本1965年的水平,社会私人轿车拥有量将达到2800万辆,即使是达到2000万辆,也将产生十分可观的社会需求。至此,中国汽车工业将进入由生产货车为主向生产轿车为主转变的时代。在轿车工业带动下,相关的钢铁、塑料、橡胶、有色金属、电子仪表、石油化工部门也将获得长足发展。
住宅建筑业:这是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另一个重要主导产业部门。 80年代,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进较快。按21世纪初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0平方米(目前发达国家标准)计算,从现在起需新建住宅上百亿平方米。因此,住宅业发展所引起需求是极为可观的。除了建筑材料更新和建筑设计改进外,室内装修和装饰将趋于复杂和高档化。据估算,室内装修费用一般占住宅总造价的30%以上,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上升。住宅建筑业的发展,会涉及建材、冶金、化工、石油、木工、机械、电子、轻工、仪表等十几个行业,各种建筑材料的总消耗量每年达15亿吨左右,是各产业部门中物资消耗量最多的一个产业。另外,建筑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手工操作比重大,生产领域广阔,可以容纳较多的就业人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的大国来说,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一条重要出路。目前,中国建筑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9%左右,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左右。随着住宅建筑需求的增长,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二三十年里,建筑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还会上升。建筑业的迅速增长将为一大批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带动它们相应发展。
新兴家电制造业:改革以来,新兴家电制造业是中国工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目前,中国农村的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录放音机等家电产品的拥有率显著低于城镇居民,但人们普遍预计,随着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农民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将有强劲消费力,由此而带动现有家电制造业的再度繁荣。城镇居民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也不能低估。一方面,已有家电的更新速度在加快。更新原因往往不是已有的产品不能再用了,而是追求新档次、新款式。另一方面,新一轮家电产品,如录相机、组合音响、家用电脑、家用空调器正在成为城镇居民追逐对象。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家电制造业是最具潜力,足以长时期在中国成为“朝阳产业”之一,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支柱行业。
高新技术产业群:当人类步入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已成为这一时期最深刻的因素,工业生产由于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的使用而趋于生物化、信息化、智能化;工业活动的舞台将由陆地扩展到海洋和宇宙这两个广阔得多的空间;社会基础设施由于采用超导技术后传统的通信、电力输送方式的废弃而全面更新;工业部门间的界限更富有弹性,相互关系的变动更具戏剧性;卫星通信、光纤通信的发展,高速超导磁悬浮列车、高速超导电磁推进船、超高速喷气客机的使用,超导输电的实现,将使跨国界工业活动易如反掌,经济的地区化、全球化迅速加快,如此等等。这样一幅使人心驰神往的图画已因为迅速起步的新技术产业而由相当遥远逐渐趋近。
在今后的一二十年内,除了有重点地适度发展为数不多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由于中国长时期内技术进步缓慢,设备、工艺陈旧,从事这种改造的必要性和所引起的效益更加突出。改造既可能采取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间协作的方式,也可能采取在传统产业内建立高新技术增长点,然后逐步渗透的方式。可以预计,随着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侵入”,传统产业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化,如电子技术推广促进机械——电子产品一体化;高效合金材料、稀土化合物、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获得广泛应用;通讯卫星、光纤通信技术等使通讯效率显著改善;生物技术在医药、食品等工业中的运用推动产品更新,等等,传统产业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将由此而有所缩小。我们还应估计到,如果那时发生大的科技革命(从科技革命周期缩短的趋向看,这种可能性很大),更新一代的技术产业将脱颖而出。
三、步向企业集团化时代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通过企业联合、兼并,走集团化经营的道路,不仅可以提高国内规模经济水平,更重要的还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落后状态早已引起人们的优虑,促进生产集中化、企业规模大型化已成共识。可以预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企业组织分散化的倾向将受到遏制,企业大型化、集团化的趋势明显加强,中国工业将稳步进入一个大企业的鼎盛时代。
工业企业大型化趋势受到多方面的推动:
——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内大型项目的优先发展。如前所述,在传统工业化任务完成以前,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将被置于优先或较优先发展的位置。这些部门内的项目大多数是大型乃至超大型的,投资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亿、十几亿、几十亿,甚至象上海宝钢工程那样达数百亿。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石油、煤炭、电力、交通、化工等部门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增生产能力,估计每年都有一批新项目开工,并陆续建成投产。在那些主要通过现有企业更新改造扩大生产的部门,如钢铁工业内,一些老工业基地不仅在设备和技术水平上会有一个大的进步,而且其规模,主要是资产规模和产量规模也将有长足扩展。
——加工工业借助竞争促进集中的趋势加强。市场竞争加剧,一方面使一些素质低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另一方面,那些日子过得好和过得去的企业开始意识到通过联合增强经济和技术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且颇有成效的企业集团化浪潮。在今后若干年内,这股浪潮似将有增无减。
——随着企业投入产出流程行政协调为主局面的结束,谋求减少交易风险的各种企业联合形式将获得长足发展。近年的企业联合中,许多联合就是在原有计划配给渠道中断后,为谋求建立新的长期、稳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而引发的。可以预计,随着指令性计划的进一步减少,这种形式的企业联合活动还将获得更大发展。
——股份制的试点和逐步推广将为企业间的紧密联合提供有效机制。中国虽然目前股份制尚处在试点阶段,但借助股份形式促进企业联合已成为最活跃的一个方面。运用股份制组织企业联合的形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进行资产一体化、控股和持股,相应形成核心层、紧密层、关联层等多种联合关系。勿庸置疑,股份制不仅会对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化提供强有力的刺激,而且将成为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最普遍的组织形式。
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发展中,将会呈现出某些对未来经济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趋势:
——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一方面,银行资本直接介入产业经营,加强了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产业资本借助银行资本的力量获得融通资金等方便条件。
——经营多样化。其最大好处是分散经营风险。在经济活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一优势愈显重要。多种经营既包括经营同一部门的不同产品,如苏州“香雪海”电冰箱、“长城”电扇、“春花”吸尘器三大名牌产品生产厂家共同组成斯加电器集团。也可包括经营不同部门和行业的产品,如首钢目前横跨钢铁、机械制造、电子、建筑安装、矿业、船运、旅游、服装、食品加工等15个行业。
——独立开发技术。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不仅拥有较强的技术力量,而且往往拥有从科研、开发、设计到制造、推销的完整体系。此外,它们由于资金雄厚,能够承担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
——跨国经营。目前许多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已发展到在海外投资办厂,并且把占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当作长期目标。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一方面会形成一批高质量的主要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跨国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国内各行业内举足轻重的企业集团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跨国经营,它们中间将涌现出若干与“东芝”、“福特”、“大众”、“西门子”、“杜邦”等齐名的跨国公司。
离开城市向农村扩散、联合,城市工业的发展将会在地皮、厂房、资金、商品粮、劳动力、环境保护等方面遇到日益增多的困难。日本一些大企业把大量零部件转包给农村的“卫星厂”;“卫星厂”又把一部分任务转包给兼业农户,这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缓和社会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大企业和日本工业的高速发展。日本的城乡工业扩散与联合将给工业增长一个重要启示。各个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制订发展计划,将利用外资、外地、外厂的力量,把利用农村的力量,把向农村扩散等问题综合起来考虑;计划、物质、财政、税收、银行、运输等部门将从实际出发,采取变通办法,为城乡工业的结合充当“红娘”,为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和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而努力;不仅促进小厂与农村协作,而且还要促进中央大厂、军工大厂和农村搞协作;城市母公司将加强对农村协作厂的业务指导和协调工作,做到产品下乡、技术下乡、管理下乡、知识信息下乡,使协作厂能在质量、进度上适应母工厂的工作。
四、中国外贸战略的选择
近十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以比工业高得多的速度发展,到1994年,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总额已达2300亿美元左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高达1/4以上。这一比例不仅明显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显著高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工业化国家。中国利用外资也已达到一定规模,对外借款超过500亿美元,吸收了近200亿美元的国外资金。作为一个与世界先进工业发达国家差距甚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今后一个世纪内后来居上,进入工业发达国家的行列,就必须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以较短的时间弥补差距。然而,未来中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带动工业化进程的道路很难畅通。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趋短避长”的选择。未来21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将在以下几个方面:
追逐长远比较利益。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汽车和高档耐用消费品,似乎应该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基本格局。但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看,没有哪个工业发展成效显著的国家是靠原有的比较利益持续增长的。相反,它们总是力求发展那些本来不具优势,但增长潜力巨大的现代工业部门。例如在工业化初期,美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日本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都没有依靠这种天赋条件,而是努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产品并获得成功。中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品的技术水平低、质量差、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差,是我们的劣势。但这是可以也是应该改变的。只有不断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发展那些增长潜力最大、对工业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影响较大的高技术行业,中国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之一。
促进工业长期高速增长。从世界工业化历史看,大国都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工业化战略。建立起代表现代化工业发展方向的工业体系,拥有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高科技水平,能为一国工业的持续增长、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不断变化增强应变能力,以及掌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等带来多方面的优势,这是致力于工业化的各国都希望追求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应该也能够建立起增长潜力巨大的现代工业部门,这是工业保持高速增长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扶植和保护争创外贸的新兴工业产品和部门。纵观世界工业化史,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的国家总是在保护政策之下,直到促使国内产业相对成熟之后,才逐步减少或取消保护措施。即使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至今也对其不具备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实行有力的保护。中国工业生产技术、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从整体上讲,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其拥有巨大的和一定竞争强度的优势,在政府保护之下迅速建立和发展一些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工业部门。应当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为国内企业提供必要的但可以承受的外部压力,随着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再逐步降低保护率。
建立长期稳定的“以出养进”的外贸体制。促进出口对于中国工业长期高速增长非常重要:首先:中国通过对外经济贸易可以得到的益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在引进设备同时,也引进了新产品、新标准、新概念、新的工业设计思想等等,提高了国内企业多方面的素质。对外经贸使国内外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了多方的接触机会,促进了各种信息的交流。通过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并转化为提高效率和向先进国家看齐的动力。第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进口短缺的原材料,都需要以外汇支付,因此,出口是进口的前提,即便是利用外资,最终也需要以外汇偿还本息。第三,作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同时引进和建立一些复杂产品的全部生产能力,而是要一步一步发展,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专门生产某些零部件,或加工制造某些工序,成为全球性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的过程必然会存在。就是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之后,这种部门内部和行业内部的分工也仍然会存在,只是这种分工不再具有明显的技术水平差异而已。
强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调节器”作用。中国拥有工业发展所需的几乎大部分自然资源,一些主要品种储量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并不高;某些重要矿产资源的已探明储量并不多;除了某些自然资源外,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所需的资金供应量不足,即使考虑到提高积累率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等有利因素,工业所需的资金仍然存在明显的缺口;如果和中国十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金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就更加明显。因此,在中国工业高速增长过程中,通过对外经济贸易,进口国内结构升级所需的机器设备、新型材料和零部件,是工业保持高速增长的供给条件之一。及时开拓国际市场,使国内生产结构不至于因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而震荡过大,并且出口较多能够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的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是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市场条件之一。
发展以垂直分工为主的贸易。由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是以促进国内现代工业布局为主要目标,对外贸易所依赖的国际分工形式极其重要。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主要是出口农副产品及加工品、资源类矿产品及初级制成品、较低档次的轻纺产品和机电工业产品,进口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高质量材料和高档商品消费品,基本属于垂直型国际分工形式。处于垂直分工位置上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或低加工度产品换取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国际竞争地位十分不利,中国将转向以水平型国际分工为主的对外贸易格局。究其原因,首先,转向水平型分工为主的外贸格局,对国内整体工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进步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其次,水平型分工能够使中国工业与世界工业发展的潮流和拍,了解全球工业的发展趋势。第三,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低加工度制成品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这加重了处于国际贸易垂直分工地位中国的贸易财政收入。第四,转向水平型分工格局,也对出口本身长期稳定的增长有重要意义。从垂直分工为主转为水平型分工的过程,必须采取一些有力政策措施,如降低汇率,使出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上升,从而调动国内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当汇率没有下调到位和对国内实行保护政策时,给予出口行业一些优惠政策,以抵消汇率高估和保护政策形成的反出口倾向;当国内价格体系不合理时,给予不同产业有差别的优惠政策,作为国内扭曲状况的校正因素以刺激比价偏高制成品的出口;等等。由于水平型工业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产品质量、技术档次和售后服务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竞争力,因此,促使出口行业的技术进步和质量提高,还将转向水平型出口格局的重要政策目标,这类政策包括:第一,确保出口生产企业有得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便利渠道,包括得到进口设备的许可证、减免进口关税、申请用汇指标、申请人民币或外汇贷款等。第二,保证出口企业得到合乎要求的原材料、零部件等,也包括允许出口企业进口一部分关键零部件和新型原材料。第三,给予相关企业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以保证直接出口企业在国内采购到越来越多合乎要求的投入品。另外,采取相应政策有:给予出口企业保留和使用它们所创外汇的一部分权力;根据出口实绩确定企业的利润分成和奖励基金数额:政府向出口企业提供出口融资或为这类融资提供担保,因为较大型设备的出口从接受订单到制造完毕装运,需要较长时期和较多资金投入,在必要时还可以提供卖方出口信贷;简化对出口企业人员出境和其它国际活动的审批手续,使国际间业务活动和信息交流更加及时便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