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 为建设而研究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以期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经验教训、学术成就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专栏文章不求对本世纪中国史学作全面总结，而提倡针对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学术领域发表意见，深入具体地阐述一个思想观点。本期发表的瞿林东、刘修明、蒋大椿三位先生的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是的学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于阶级斗争的烽火狼烟之中，并随着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冲突而发展壮大。解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成为它的文化战线的一翼。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时代的中心使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都自觉地使历史研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重点揭示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创造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提供历史根据，为党和人民大众进行的现实革命斗争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的社会功能。历史证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正确的。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则因他们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光辉史学业绩，而获得了党和人民的深深崇敬。他们的史学研究也有缺点，最主要的是非历史主义倾向，如片面反封建等。范文澜、翦伯赞先生在解放以后都曾对此作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也是同他们没有全面完整地把握史学功能问题相关联的。
五六十年代，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面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新社会的现实，向历史学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应当更加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为党和人民大众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为全面的历史根据、经验和教训。党领导人民大众管理和建设新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但管理、建设新社会与以破坏旧社会为基本宗旨的革命，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对历史学的要求也便有异。历史上的劳动大众有着丰富的生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经验教训，但他们却基本上没有管理和领导建设社会的经验。管理和领导建设社会的经验，主要地需从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集团那里批判地吸取。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要求历史学更加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就是不仅要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还应当更为全面地扩展历史研究的内容，也不仅仅只看到人民群众生产和革命斗争的历史，还要批判地研究和总结以往统治阶级管理和领导建设社会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管理和建设新社会的时代要求。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则并没有充分地满足新时代的这种客观需求。
那时历史学领域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又集中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进入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进一步确立。所谓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为这种歪曲和背离时代基本精神的阶级斗争服务。与此相应，历史学的理论领域，在50年代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指南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归结为二：一是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一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并且将它片面地发展到了极端，给我国历史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0年代，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相应，史学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在历史研究实践领域，则更加突出阶级斗争史研究，从50年代的“五朵金花”，到60年代实际上成了农民战争史的一花独放。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及其人物，除了极少的例外，则成了研究的禁区。到1965年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更把历史学逼上了绝境。这时社教运动已经兴起，现实阶级斗争的目标更加明确，党内走资派成了斗争的重点。知识分子通常被归入资产阶级一类，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中的有成就人士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也成了斗争的重点之一。文化革命发生，史学工作者连发表著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历史科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种政治却令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愈益狭窄，直至将其封杀。这实在是值得人们从各个角度加以深思的。
当然，五六十年代史学并非毫无成就。范文澜、翦伯赞、郭晓棠等史学家一再倡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相对立，力图限制片面理解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的消极作用，指出对历史不仅要看到黑暗面，也要看到光明面，要求对包括历史上统治阶级及其人物在内的文明史（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和总结。这种意向实际上是曲折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对历史学的客观要求。五六十年代我国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取得的许多史学成就，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相关连。对于当代中国由革命向建设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所透露的要求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的意向，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史学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否则，我们就将很难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理论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无法突破当时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限制，同样接受了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和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这样一些理论前提，因此它的要求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的意向便很难得以实现，而它本身也在政治大批判中被扼杀。因此，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有成就的，在某些领域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与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对它的客观要求相比，则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当时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学，没有准确地找到一条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服务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挥其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的途径，这恐怕也是无须争辩的事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几经周折，共产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种转变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这种新的历史条件，历史科学究竟应如何发挥它的研究功能，人们的认识看来并非一致，而且还产生了相当的困惑。对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意见，这里暂不加以评述，而径直谈谈我的看法。
史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工领域，它的本职任务是研究历史，整理历史资料，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发现历史发展规律。而它作为社会分工领域之一，又必然同其它社会分工领域发生有机联系，存在互动作用。史学要受其它社会分工领域影响，而历史研究的成果又会对史学以外的文化、政治、经济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
处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因其曾经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历史的教训，人们已经不再这样地提出问题以规定历史学的功能了。现在我们提倡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无疑是正确的。为着更加切合当代的历史条件和更加突出有效地发挥史学的研究功能，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应当为建设而研究历史。这并非是与戚本禹提出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简单的对立，而是更为确切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对历史学提出的内在的客观要求，也是历史科学为满足时代要求健康而顺利地发展所需要的。
为建设而研究历史，包涵着两个方面的涵义，也可以说，应当从两个基本的角度去展开研究。
第一，为全面深入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研究历史。
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历史。历史研究却不能不受到历史学家身处现实的制约。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由于受到所处现实的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难免产生各种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而影响到对历史的内容及其深度的探讨。就受时代局限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例外。很长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人类文明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对阶级斗争史及其直接相关的历史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不是没有缺陷），这当然是同这些历史学家所处时代面临的现实任务紧相关连。如今，时代条件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向建设新社会。不仅时代提出了这样的客观要求，而且当我们在主观上也自觉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时，再回过头去观察历史，对历史的认识就不能不因受到新时代启示而发生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中国历史经历过漫长的传统社会，经过近代的民主革命时代，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几经曲折，我们终于自觉而清醒地步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自身也经历了以革命为时代的中心任务转变到以建设新社会为时代的中心使命。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这样的“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站在建设新社会的历史角度，回看历史，我们终于发现，人类文明史中确实存在着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是一系列破坏旧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斗争是阶级统一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某种历史条件而产生的结果。阶级斗争与革命过后，则又出现阶级统一，人们在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下从事着生产、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建设。就时间而言，阶级统一和社会建设的历史远比阶级斗争史要更为长久。因此，人类文明史并非只是一系列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是阶级斗争与阶级统一的循环发展，革命与建设的循环发展。这种发展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人类历史总是在或快或慢地向前发展（停滞以至暂时倒退的情况也是有的，这里是就总的趋势而言）。人类历史前进的最高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从总的趋势看，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的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代总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不断增添新的历史因素。因此，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迄今，人类文明史是阶级统一→阶级斗争→阶级统一……的上升循环的发展，是革命和建设的上升循环的发展，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上升循环的发展。对此当然需要结合历史的事实进行更加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这里便无法展开了。
党领导人民大众在管理和建设新社会时，为着协调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同时又发现，并不像革命时期人们认为的那样，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矛盾现象都是阶级斗争，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社会历史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包括很多极其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如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又如语言文字的发展，社会风习的演变，文学艺术、史学等表述形式、著作体裁的发展等等，便不具有阶级性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以至冲突和斗争，如自然科学技术中的新旧矛盾、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语言文字和社会风习演变中产生的诸多矛盾，有关文艺形式的论争等等，也并不是阶级斗争。还有一些社会历史现象，如同一剥削阶级内部与被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这是具有阶级性的，并且有时可能和阶级斗争相关连，但它本身也与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历史的内容异常复杂，既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也有并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现象。史学界经过新时期将近20年的探索，对此在认识上已大体趋于一致了。
新的建设时代要求我们应当更加全面、深入、完整、系统地研究和认识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到了重新增补和改写历史的时候了。为着建设与新时期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其一，我们需要重新深入地研究作为历史研究引线和指南的辩证唯物史观，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联系唯物史观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代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新条件，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地掌握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辩证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可以作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史研究的指南和引线，也可以成为非阶级历史现象研究的指南和引线；既可以与阶级斗争和革命史的实际相结合结出科学硕果，也可以与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的实际相结合结出科学硕果。其二，我们需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的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其三，在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上，从横向看，每一个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内容，确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对此我们已经开展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今后应当继续进行全面、深入、准确的研究。对于其中的非阶级现象，则应扩充研究手段和方法，更加深入地展开已经探讨过的领域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于历史主体的研究，既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劳动群众的生活和心理，也要对统治阶级、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生活和心理展开研究，从而全面深入地把握每一历史时代的全貌。从纵向看，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革命和建设、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上升循环的发展。我们过去对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今后对此应当继续深入、全面、客观地展开研究，以求对之作出更为准确的评述。告别革命、否定一切革命的见解，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更是对历史辩证法的无知。对于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我们过去也并非没有涉及，但自觉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研究的角度也有待改进。今后应当把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的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非如此，则我们对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无法获得系统、完整、准确的认识。其四，我们应当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体系。历史的内容复杂纷纭，既有阶级现象，也有非阶级现象。既有阶级斗争，也有阶级统一。既有破坏旧时代、旧社会的革命，也有新时代、新社会的建设。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行之有效的研究工具。对阶级、阶级斗争、革命史的研究，必须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阶级分析方法不仅应当用来分析阶级斗争，也应当用于分析阶级统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内容，仅仅一个阶级分析方法是远远不够的。阶级分析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然不是唯一的。对于非阶级社会的历史，以及文明史中的非阶级现象，我们便无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对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统一史的研究，仅仅一个阶级分析方法也不够，还必须结合其它许多有效的方法，才能对研究对象获得全面深入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不断扩充我们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我们应当从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辩证唯物史观中，从中外史学中吸取有效的史学方法。也应当从其它社会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中，吸取对历史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史学与其它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是需要的。现在我们应当建设以辩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多层次、多角度、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史学方法研究也可以并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之中，为着说明问题，这里单独列出。以上便是我提出的为建设而研究历史的第一层涵义。
第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体现代化提供历史的依据、经验和教训。
历史学作为现实社会的一个分工领域，它既要受到其它社会分工领域的影响，又必然要影响到其它社会分工领域。区别只是在于是史学家有意地运用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去影响其它社会分工领域，还是其它社会分工领域应用了史学家的客观上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成果。
有一种意见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应当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历史学应当为求真而研究历史，无需考虑现实社会的需要。这种见解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而且也自有其道理。有的学者愿意按照这个方向去从事历史研究，有远见的领导和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支持。这种研究所获得的有价值的成果，如果客观上为现实社会所需要，有关的社会分工领域自会应用它。我对待这种态度研究历史的学者，是很尊重的。需要提醒的是，历史的内容无比复杂，纷纭万状，大大小小，有些很有价值，也有些相当无聊。如果完全脱离开现实，纯以求真为目的，也可能会作出客观上为社会所需要的有价值的成果，但也有可能陷入真正烦琐以至无聊的研究。这样的学者如果公开反对史学为现实服务，则大可不必。倘若全部历史科学都以这种主张为指归，就有可能使整个历史科学脱离现实，从而受到现实社会的冷遇，这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恐亦未必有利。
我的看法是，历史科学界在从事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同时，应当关注现实，了解史学以外的其它社会分工领域对历史学的需要，了解人民大众追求健康精神生活对历史学的需要，自觉地提供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对现实社会较为直接有用的历史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面临的中心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从事建设。人的现代化也应并已提上日程。建设的时代对历史学的基本要求，就是历史学应当提供出满足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人的现代化需要的历史研究成果，为各个领域的建设事业提供历史的根据、智慧、经验和教训。
如果人类文明史就是一系列阶级斗争的发展，历史学就很难满足当代社会的建设需要了。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迄今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革命和建设、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上升循环的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着重研究阶级斗争和革命史，满足了当时现实革命事业的需要，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对于他们认识片面性诸不足，今天自应吸取教训）。建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应将研究的重心置于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阶级统一并非没有阶级，也不是阶级平等，它的实质是阶级剥削和压迫。但这种阶级统一则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这是一切社会建设的前提。历史上的统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当时的统治阶级、集团采取了何种措施，使得被统治阶级能够容忍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使得社会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并使这种局面得以维持？这种统一的条件和限度是什么？它对历史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当代的社会与以往的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当然不能套用历史的旧局。但批判地研究分析历史上的阶级统一，显然会对如何保持当代社会的稳定提供有益的历史智慧。历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斗争过后，大体上接着出现的便是阶级统一，社会安定，人们从事着程度不等的各种各样的建设，包括生产建设、经济建设、官制建设、法制建设、兵制建设、行政和司法建设、教育建设、文化建设等。详细地搜集和整理以往的建设史资料，批判地研究以往的建设中，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显然会对当代有关领域的建设事业有所助益。
以上就是我提出的为建设而研究历史的第二层基本涵义。
突出研究重点，同时需要防止片面性。建设时代的历史科学不再把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列为研究的重心，并不意味着要排除和否定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的研究，而是应当将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进行更为深入和准确的研究。这个道理也很显然。其一，从社会现实而言，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但国际和国内的一定范围还存在阶级斗争，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从阶级斗争和革命史中吸取历史的智慧。从满足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看，阶级斗争和革命史的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而且当代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展的结果。前述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否定革命，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和对历史辩证法的无知，更是借否定革命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否定。这种论调的出现，也恰恰证明了对于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尤其是近代革命史）需要继续研究，并且需要从新的认识高度对之作出更加深入而准确的研究和说明。其二，从历史科学本身而言，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构成部分。如果我们对之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加以排除和否定，我们便依然无法全面、深入、系统、完整地了解和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对于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需要继续进行深入而准确的研究，我们还需要并且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的专家，但这也并不影响当代历史科学整体，从满足现实社会需要而言，将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列为研究的重心。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历史科学的基本特色。
20世纪快要结束了。此刻来回顾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就它的功能而言，提出为建设而研究历史，全面地发展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应当而且适时的，这也是我寄希望于世纪之交和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的。当然，更往后的历史还会发展，现在以为正确的认识，终究也还只是具有相对的性质。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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