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关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6)—02—0123(04)
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变化的关系更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一、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
1.社会资本对物质资本的“生产”、集中和替代作用及其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
社会资本的本质在于信任,而这种信任又能够体现如下作用:第一,社会资本的信任功能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扩展信用关系,进而集中大量的物质资本。在农民个体的资本积累规模较小的时候,利用社会资本作为纽带或“介质”来集中大量的物质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是亲地缘关系等传统社会资本把各种分散的、不起眼的资源集中起来,奇迹般地聚集到了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在广大农村,目前仍存在的民间借贷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它的盛行正是社会资本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反,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导致农民的金融资本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入增加,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又归因于农村信任关系的弱化及其导致的交易费用的上升,这又从反面说明了二者的关联。第二,社会资本的信任功能使得社会资本可以起到“生产”或替代物质资本的作用。Guiso等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家庭持有少量现金,频繁使用支票,将钱更多地投资于股票,有借贷时很少采取非正式渠道。[1] 在中国农村,类似情况也非常普遍,农民之间的很多交易并不使用现金来进行,而仅仅是确立一种信用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就使得社会资本“生产”或替代了大量的物质资本,节约了物质资本,扩大了交易规模。
2.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及其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
第一,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正相关。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偏好与积极性。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对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认同度越高,进行投资的偏好也就越强,积极性也就越高。对农村贫困的研究也证实,不少贫困家庭逐渐认识到教育是使子女脱离贫困的重要途径,而全力支持子女进行文化资本的积累;[2]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状况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状况。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物质资本,而农民自身的物质资本存量又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并以此来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本等的支持就显得至关重要。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第二,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缺乏社会资本的支撑,丰富的人力资本也很难发挥其最大的潜力。
3.社会资本的社会保障和支持功能及其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性关系,可以减少人们达到目的的成本。如果人们具有较多的社会资本,他就可能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获取相对更多的好处。特别是对于穷人而言,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他们用来控制风险、克服脆弱的主要资源之一。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对灾害的救助。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达到1747亿元。农业自然灾害及其损失又是其中最严重的,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多年来(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业的各种自然灾害损失除了政府发挥救灾的重要作用外,主要依托的是集体经济的互助和农民的自救行动,农村的许多救灾基础设施都是通过集体对劳动力和资金资源的统一组织来实施。[3] 社会资本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减少了灾害的损失,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除此之外,在农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支持与保障作用也不可小视,它不仅表现在诸如生活保障、经济支持、劳力支持、决策咨询等物质方面,而且表现在情感上的支持、心理上的安慰等精神方面,这种社会互助在我国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系统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成了农民个体克服各种困难的主要渠道,最终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增收产生影响。
4.社会资本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及其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
第一,使用社会资本是农民求职的最主要途径。调查表明,农村流动劳动力中有65.8%是靠亲地缘关系获得工作信息,有75.4%是靠这种途径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最近的调研表明,从取得工作的途径上来看,农民工通过熟人介绍取得工作的占调查总人数的86.7%,而没有通过熟人介绍的只占13.3%。这说明社会资本的使用在农民工的就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降低了工作搜寻时间;另一方面为求职者提供了信息来源渠道,大大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质量。[5] 第二,使用社会资本将大大提高就业的概率。有关研究表明,在1995年前,社会资本最丰富的职工获得再就业的可能性比社会资本最贫乏的职工高出近4倍,而在求职过程中使用过“社会网络”途径的职工,获得再就业的概率比“没有使用过网络途径”的职工约高1.6倍。社会资本对于求职过程和结果的作用甚至于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4] 社会资本在农民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可由此推论。第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投身非农产业,到乡镇企业工作或者进城做劳工,父母妻儿则担负起务农的重担,这种家庭支持有助于解除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村家庭收入。[5] 第四,拥有丰富网络资源的青年农民工将获得更高的工资。有关调查研究表明,青年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是否用了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情况有着极其明显的作用,在求职时使用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青年农民工较那些没有使用社会资本的同伴们而言,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
二、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
1.非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
社会资本有整体的,也有局部的。共同体规模不同,导致了社会资本覆盖面的不同以及效力的差异。在这里,只有整体的社会资本才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才能对整个社会产生正功能;而大量的局部社会资本更多的是一种“俱乐部物品”或私人物品,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它在给共同体内部成员产生正功能的同时,也会排斥“圈外人”,给后者产生零功能或负功能。或者说,对一方来说可能是正功能的社会资本,对于另一方来说却可能是零功能或负功能的,所谓的负相关由此产生。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非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负相关;二是一部分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另一部分农民增收负相关。进而言之,局部社会资本的分布越不均衡(表现在数量与规模、质量和层次方面),这种负相关就越明显。因为拥有较多和质量较高社会资本的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拥有较多的优势,甚至有一定的支配权,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优先获得和使用有限的资源,并且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和阶层内强关联的限制而保证资源在群体内的优先流通。这种状况使得后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会因为无法通过有效的关系网络获取机会和资源而造成福利损失。就现实而言,我国城乡之间社会资本配置极不均衡,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市民相差悬殊,这种配置对农民的增收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农民内部社会资本的分配与积累也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对一部分农民增收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更大部分甚至农民整体的增收产生了不利影响。
2.低质和无差异的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
这方面有两个典型例子:一是威尔森(Wilson)等人发现居住于美国城市贫民窟的居民们由于缺乏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不得不过多地依赖于个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来获得就业的信息和机会,这样反而造成了一种贫困的“自我复制”以及贫困群体与主流社会的“隔离”(isolation),使他们陷于贫困而难于自拔。另一个例子是赵延东通过对职工再就业过程的研究发现,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得到确立后,那些在求职过程中“使用过网络途径”的职工反而获得了质量更“差”(工资收入更少、职业声望更低)的工作。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使用不但没有给下岗职工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为窘迫的境地。[6] 造成上述两种情况的原因是:就前者而言,由于居住在贫穷的社区,他们周围的邻居及其他社会网络成员也多是与其本人一样的贫穷无业人员,因此他们也很少有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获得质量更高的工作。这样最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穷帮穷,越帮越穷”现象。就后者来说,职工的社会资本总量较为贫乏,且多集中于亲戚、朋友的狭小圈子,这不利于职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也就无法保证他们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将这两种情况归结起来,原因就在于这部分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低质性与同质化。农民目前的情况与此极其类似,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积累和使用的是低质与无差异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会对其就业岗位的获得和收入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许多农民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3.传统的消极性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
这种负相关强调的是农民传统的消极性社会资本阻碍了农民增收或制约了农民收入达到最佳水平。第一,农民社会资本中包含着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以及深厚的家族观念,这些会对形成大规模合作能力产生阻碍作用,造成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下、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使农民无法适应现代大规模生产组织活动。因此也就难以实现专业化的生产经营与规模经济,难以达到理想的收入水平。乡镇企业发展后期暴露的问题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贫困文化的消极作用及其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并据此分析到: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7] 这种贫困文化作用下的社会资本(家庭支持)就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资本,其对农民文化资本的积累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一方面,上一代心安理得地将从祖辈那里继承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传递给下一代,并出于经济困难的考虑和对主流文化的敌视而倾向于忽视教育和文化对个人社会流动的作用,对子女接受学校教育持一种消极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资本的匮乏,父母、亲戚对个人努力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急于从这种支持中获取一定的收益,而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这样,作为家庭支持的社会资本就产生了帮助实现贫困的代际传递的消极作用。[8] 目前,农村兴起的“新读书无用论”其实就是这种贫困文化的具体表现。这种社会资本作用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子弟接受教育人数的减少以及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下降,而这又会对农民增收产生直接的负面效应。
4.社会资本的过度投资和不当使用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
第一,一味依赖社会资本导致结果更糟。社会资本的运作有其特定的空间,运作空间越大,发挥的作用越大,否则就越小。社会资本运作空间的两个维度包括:一是社会信息量大且非常复杂,社会成员对于所有信息不可能完全掌握或不可能很容易完全掌握;二是社会竞争的实际存在。[9] 在上述情况下,社会资本可以起到降低信息搜寻费用和交易成本的作用。以此来分析,在目前的农村,并非所有的场合都具备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并非任何情况下都要借助于社会资本。但农民却秉承“凡事有关系好办,没有关系不好办”的信条,习惯于凡事都求助于社会资本,结果在好多情况下导致使用社会资本还不如不使用社会资本的结果。第二,对特殊社会资本的偏爱及不当使用导致利益受损。在中国,由于对家庭和血缘的强调,以家庭为核心的亲缘、地缘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中国农民作为个体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种对亲地缘网络的“文化偏好”和特殊信任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对亲地缘网络过分信任,为一些人实施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农民增收产生不少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二是对亲地缘网络的过分信任使得农民对其他的群体和网络产生排斥与不信任,这又阻碍了农民与外部其他网络的联系,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积极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进而会在相应的层次上影响农民的收入增长。第三,对社会资本的过度投资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与任何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的投资和使用本身也有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比较问题。一方面,社会资本的维持需要持久的动员和投入,否则社会资本将自行消失;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及收益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如果在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维持方面过度投资,超过其潜在的收益,就会变得得不偿失。更为严重的是,“找后门”、“拉关系”的示范效应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康芒斯(Commons)所说的“非生产性努力”中去,从而使社会处于低效状态。[10] 这种情况目前在我国农村非常普遍,广大农民在社会资本的投资方面根本不去计算其中的成本收益关系或不按这种关系来行事,结果导致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要付出大量的社会资本投资,并且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农民难以摆脱的巨大负担,它对农民增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社会资本对策
1.强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还不多,其对农民增收的正相关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这方面的可行对策就是通过多种途径大力构建和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增大农民的社会资本存量,并完善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条件。具体的对策措施包括:第一,大力培育民众之间的社会信任资本,建立互惠互信系统,充分发挥其对物质资本的替补和整合作用,使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最大化。第二,加大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资本建设中的作用。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正向关联来创造大量的社会资本,并借助于这些社会资本来积累与整合更多的人力资本,为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第三,完善各种社会支持与保障系统,包括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持与保障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和保障功能。第四,增加农民的社会关系资本,改变农民的关系网络结构,建立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民就业和提高收入中的积极作用。此外,还要构建农民社会资本的组织系统,增强农民的组织能力与组织化程度,确保民众权利的充分行使以及民众利益。
2.弱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
第一,打破我国现有社会资本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封闭性太强以及配置不均衡等弊端,使社会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拓展局部社会资本的边界,促使局部社会资本向更大范围社会资本的转变,并在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尽可能的均衡配置,增大社会资本的受益面。第二,努力提升农民社会资本的层次和质量,克服农民社会资本结构上的同质性,使农民尽快从“低水平社会资本”的“社会隔离圈”中摆脱出来。第三,对农民传统的社会资本进行改造和重构,尤其是要用现代社会资本改造和替代农民传统社会资本,优化社会资本结构,使农民社会资本存量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及现代农村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资本(如树立现代信任观,培育法人组织和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等)比重越来越大,使那些具有消极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及农村社会结构不相适应的社会资本比重越来越小。第四,着力避免对社会资本的过度投资和不当使用。一是根据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适度和有选择地使用社会资本;二是要防止主观化和片面性地评判与使用各种社会资本,注意社会资本与现代法制秩序等的配合,避免对社会资本误用产生的不利影响;三是要权衡社会资本投入与产出关系,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效益,避免无效或低效投资造成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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