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显与中国现代话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中国论文,王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他“向来用英文写作，酷嗜戏剧，过的却是一个地道的教书生涯”；所以，尽管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史上，他不仅是起步最早的一位前驱，还应当是一位“享盛名的”戏剧大师。事实却似乎是，他在生前就不为他的同辈同行所重，在他身后更不为他的后辈同行所知。
唯其如此，早在40年代初期，当他还是桃李盈门之时，他的学生已经为之慨叹：“一般中国人显然不及外国人清楚他。”到了80年代初期，他的学生再次为之呼吁，话剧史上“不该漏掉这位老一代的中国剧作家”，这位长期在默默中为现代话剧播种育苗的开拓者。
只要略知两个在话剧界曾经广为人知的史实，就能知道如此呼吁不仅仅是由于师生情深。一是包括两位现在同被誉为现代话剧奠基人的洪深和曹禺，以及顾毓琇、李健吾、张骏祥、杨绛、石华父与陈铨在内，众多都不愧是学贯中西的第一流剧作家，当其始也，都是由他提灯引路，才一步步跨进了现代戏剧艺术的大门；二是早在中国现代话剧还在拓荒阶段的20年代后期，两个同被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搬上美国舞台，直到30年代仍然作为保留剧目的中国话剧：《委曲求全》和《北京政变》，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并且都是美国戏剧大师倍克教授担任导演。不言而喻，他的中国同行只有理由比外国同行更知道他，没有任何理由在话剧史上漏掉他。
这位不该漏掉的剧作家和开拓者，就是自1915年至1937年，执教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22年之久，长期担任西学部主任与西洋文学系主任，之后又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2年的王文显先生。
文显先生祖籍江苏昆山，公元1886年生于伦敦一个华侨家庭。才进中学，就醉心于戏剧和文学，又热衷于足球和射击。上大学后，是伦敦大学足球队有名的后卫，被吸收为英国皇家足球协会会员。大约是1908年左右，作为伦敦大学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当过中国驻欧财务专员，继之又以英文名字Qunicey当过英文报社编辑。他后来曾经如此自我介绍：“英国不是有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叫Qunicey吗？我的名字就是他老人家为我取的。他为什么愿意我和他同名呢？固然因为他知道我思念故乡，英文Qunicey与中文昆山谐音；也是因为希望我将来和他一样成为有名的文学家。”[①]可知他虽初出校门，在伦敦文坛已经显露了才华。
与其他从未见过故乡的华侨子弟相比，他对故乡的思念所以与年俱增，主要由于充满传奇色彩的家史：清朝同治三年（1863）他的故乡——靠近现在沪宁铁路陆家浜车站的一个村镇，成为英国军官戈登（C.G.Condon）率领的侵略军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他的父亲还在童年，在战乱中与家长失散，正在路边啼哭，戈登乘车经过，就被带走作为小侍应生使用；为时不久又被这个沾满中国农民鲜血的侵略者带回伦敦。后来他的父亲虽然娶了一位华侨妇女，成家立业，却一直希望自己的子弟回乡寻亲祭祖。[②]所以，在他29岁的那一年（1915），刚刚收到北京清华学校一纸聘书，便立刻遵照父命，欣然来到北京，在这所当时还是旧外交部管辖的留美预备学校，以西学部主任的职务主持全校英国语文教学，并为高等科三四年级学生（相当于大一大二）开设西洋文学名著选读课程。
看来，就是因为他是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出生，又是在欧洲近代剧场艺术兴起之年成长，观剧、读剧、论剧、评剧，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在他回国之时，恰恰正是当时称为新剧的早期话剧衰落之日。当他发现所谓新剧，包括清华学生编演的新剧在内，竟然是以幕表代替剧本，即兴表演代替排演，自然就会希望一直使他情有独钟的西洋戏剧，在他的祖国也能“插队落户”。于是，本来只是西洋文学一种体裁的西洋戏剧，在课堂上，比起其他体裁他就尤其津津乐道，因此就向一些学生打开了通向西洋戏剧的大门。
一部以1907年为纪元的中国话剧史，所以分为早期话剧和现代话剧两个阶段，除了因为前者早就成为“过去完成时”，后者至今仍是“现代进行时”之外，更是因为源流不同：前者主要师法日本新派剧，后者则是随着引进西洋戏剧，才能从无到有。洪深，当时只是清华的一位高等科四年级学生，后来他被誉为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恰恰是由于王文显的引导，在这一年从本来只编演“没有对话的幕表”，进而编演了“生平第一个有对话的趣剧”[③]了。于是，这位早在中国还没有现代话剧之前，第一个向青年学生传授西洋戏剧知识的归侨教授，就天然成为话剧史上第一个为现代话剧播种育苗的园丁。
也许，这不过是偶然。当时他不可能想到，洪深后来毕生都献身于现代话剧事业。但偶然中有必然。因为正像早期话剧之立、之兴，必然是以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留日学生为先导一样；现代话剧既然源于西洋戏剧，也必然以新文化运动前夕归自欧美的中国学人为其先导。果然，随着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通过《新青年》杂志，在1918年连续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和《戏剧改良专号》，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就进入了现代话剧的新阶段。1925年清华学校升格为大学，王文显长期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为高年级和研究院开设《西洋戏剧概论》和《莎士比亚研究》两门课程，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告别清华。虽然，与两位比他只晚一年归自欧美的著名戏剧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宋春舫和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相比较，由于他不象宋春舫那样经常在报刊上为现代话剧鸣锣开道，也不象张彭春那样以率先编导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话剧《新村正》引人瞩目，而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于现代话剧运动之外。但是清华升格大学之前，他在兼任教务长期间，一位叫余上沅的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生，就是由于志在献身话剧事业，被他安排在教务处当职员，使余上沅能够继续进修西洋戏剧，之后又是由他推荐，使余上沅能以清华公费生赴美专攻戏剧两年。而自余上沅学成归国，学界尽知，果然就以培养话剧专业人才为己任，开始了毕生辛苦的话剧教育生涯。清华升格大学以后，他作为西洋文学系主任，又在毕业生中挑选了有才华、又“酷嗜戏剧”的李健吾和张骏祥留校，之后又派遣赴美深造，日后终于成为第一流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或导演艺术家。如果说当年他把洪深引进西洋戏剧之门，可能只是“无心插柳”；那么，后来在20年代初期，他对余上沅之器重；30年代初期，他选李健吾和张骏祥当助教，我们便可由此认定这位“酷嗜戏剧”的教授早就非常清楚，现代话剧能否从立而兴，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批通晓西方戏剧艺术的专业人才，这样他就从“无心插柳”进而“有意栽花”了！正因为如此，不仅洪深，还有剧作家顾毓琇，舞台美术家闻一多，莎士比亚专家梁实秋和孙大雨等等，这些都已载入话剧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学界精英，都曾是他在清华任教前期的得意门生；一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初露锋芒，为现代话剧从立而兴作出贡献的剧作家们，包括李健吾、曹禺、张骏祥、杨绛、石华父与陈铨，又都是同出于当年以他为系主任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之门。
王文显在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的12年（1925～1937），正是清华校方向海内外为各个院系广聘名师，从而升格大学不久，便在学术地位上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12年。而西洋文学系，在当年清华，教师之众，师资之强，所开课程之多，与其他院系关系之密切，又一直是“全校之冠”。王文显在同事的心目中是“学识渊博，只是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④]；在学生的印象里也是“不爱交际”，“在习惯上虽不是中国式的书生，仍然是一个孤僻的书生而已”。“当时北京很有些人艳羡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的位置，想挤掉他，而他又似乎是一直毫无所觉，”却仍然能长期在西洋文学系独当一面。当时英才济济的清华园里，只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人的职称定为“导师”。而他，在当时清华绝大多数资深教授，月薪都是300至400元的情况下，则是唯一一位能与“四大导师”比肩而立，同样每月拿500元薪水的特级教授；从他当时的一位同事——也以教授英国文学名重一时的温源宁的话中就不难明白，他是，“仗着他的才能和声望”，历任清华校长都尊重他，或不得不借重他，“仿佛少了他，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了；有了他，尽管历经各种变革，清华照样是清华”，甚至不无调侃地把他比喻为“清华的一种定影液”。在我看来，仅据以上引自多种旧籍新刊的零星记载，似乎已足以说明他在清华所以长期引人瞩目，必然就是因为，当时他在西洋戏剧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的确如同梁启超或王国维之在国学研究方面一样，也早就是他的中外同行公认的权威。
然而，他能为中国培养出众多第一流的剧作家，不仅因为他“授课材料之丰富，在中国恐怕是前无古人”[⑤]；更是因为凡是“世界各国名剧作家的代表作，我们不但要读，王老师并将剧作家所用的剧作技巧详加分析”[⑥]；或者用《清华大学校史稿》的说法，就是他在“介绍西洋戏剧理论”的同时，还“从编剧的角度分析莎士比亚”和其他各个时期的名家名作。而他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早在一个个未来的剧作家以他为师之前，这位西洋戏剧学者同时也不愧是第一流剧作家了。唯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同是教授西洋戏剧，研究莎士比亚，能否结合自身剧作实践经验，教学效果必然大不一样。这不仅是当时他被视为西洋戏剧权威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他的一个学生，在人间已经几度沧桑的若干年后，仍然认为“曹禺要是没有王老师的严格熏陶，绝对写不出象《雷雨》、《日出》那样深刻的剧作”的一个重要原因[⑦]。只是他虽勤于作剧，却是不愿轻易示人。其中一个他称之为“世态喜剧”的三幕剧《委曲求全》，以嘲讽当时一所大学的上层成员之间勾心斗角，彼此都藉办教育以谋私利为主旨，虽然在1926年的暮春搬上舞台，但由于有人自动“对号入座”，在清华园引发了一场风潮，以至未正式公演便不得不匆匆收场。但是正是这个在北京曾经被他的朋友“背后嘲笑”的戏，与他的另一个也是早就完成的三幕剧——以鞭挞袁世凯“帝制自为”与歌颂蔡松坡“再造共和”为主旨的《北京政变》，竟然先后成为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保留剧目，并且导演都是世界知名的美国戏剧大师倍克教授。1927年5月31日《北京政变》在美首演之时，作为导演的倍克在《纽约时报》发表谈话：“自从西方接触中国以来，西方人在文学和舞台上，曾经出奇制胜，刻划中国，因为并不公正，使得大多数人对中国人形成一种定型的看法：刺戟、邪恶、古怪，但是《北京政变》努力表现中国人民的生动的风俗人情，可能尽一分力克服西方人士的误解。”可知倍克之所以首先把它介绍给美国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相当生动地反映了从“辛亥”到“护国”，从“五四”到“北伐”，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而前仆后继九死无悔的时代精神。至于《委曲求全》所以也能引起这位美国戏剧大师的创作欲望，可能恰如一位署名H·T·P的剧评人，1930年5月12日在《波士顿报》发表的评论中根据自己的经验提醒美国观众的那样：此前曾在西方轰动一时的所谓“东方戏剧”，比如毛姆先生（Mr.Maugham）的《苏子的东方》（East of Suey）或《情书》（The Letter），只不过是让“中国人做二三路人物，给他们点染上些乡土的色彩”，但是“看王文显先生的喜剧”，“……惊异的心情渐渐地消失了，我们看到了一出勾心斗角的喜剧……。书本气息并不重，演员易于演，现众易于懂。并且这里夹着一种柔和的恶嘲的微笑，自然是王文显先生在那里微笑。这是法国人最得意的舞台笔墨，然而这里来的更加漂亮，实在是中国人对于喜剧的一种贡献。”
这位美国剧评人笔下与王文显先生相提并论的“毛姆先生”，就是曾被誉为“莎士比亚之后第一人”，剧作不仅受到西方观众、读者欢迎，早在30年代也曾多次搬上中国舞台、银幕的英国著名剧作家与小说家毛姆（Maugham,William Someceet.1874-1965），可是这位美国剧评人似乎对王文显反而更多一些敬意；这就有理由认为：既然在距今整整70年前，即在中国话剧从总体看还谈不上剧场艺术，仍主要是以独幕剧创作和校园戏剧显示成绩的1927年，王文显，竟能在“为克服西方人士（对现代中国）的误解尽一分力”的同时，在剧作技巧上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得西方戏剧家对中国剧作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没有疑问，他在中国话剧史上，自然就是第一个为“中国人争光”的剧作家。那么我想，话剧史家也许不应忘记，上述两个确实都为“中国人争光”的剧作，后来所以都有了“中文版”，同样受到中国观众和读者的欢迎，多少弥补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遗憾，该归功于一位早年给他当过助教，终其一生始终不忘提灯引路之恩的学生——李健吾先生。是他，在还是风华正茂的早岁，由于近水楼台，非常清楚《委曲求全》在国内的首次演出，所以毁多誉少，主要因为“人事上的纠纷”影响了“认识上的公正”；也很清楚它和《北京政变》，为什么会引起美国戏剧界的重视，而慨叹于“中国人反而不及外国人了解”他的恩师，他才当仁不让，在抗战以前和抗战期间，先后把这两个剧作搬上中国舞台；他的一些话剧同行这才发现，王文显能培养出众多第一流的剧作家，并非偶然。若干年后，当一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刚刚结束，仍然是他——已是白发衰翁的健吾先生，又为出版《王文显剧作选》呼吁奔走。而他此时所以如此，固然因为师生情深，却也更是因为他是一位既对现代话剧从幼稚期到成熟期的一页沧桑记忆犹新，又对众多现代话剧前驱及其剧作如数家珍的资深评论家。在他看来，虽然话剧史上对王文显先生只字不提，但是只要把《委曲求全》和《北京政变》，与一直被话剧史家以及现代文学史家，誉为代表了这一时期，即史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第一个10年——1917年至1927年的中国话剧著名剧作试作比较，只要不是先入为主，而是着眼于艺术素养与戏剧技巧方面衡量，也许就不能不承认，至少在这第一个10年里，任何一位现代话剧前驱，似乎都还没有具备王文显当时已经显示出来的艺术功力……。
应当说明，这是1981年健吾先生在和本文作者的一次长谈中，从史的角度，对王文显其人其剧的一个评估。当时，这位自称“世事沧桑心事定”的评论家，却仍因为《委曲求全》和《北京政变》又能重见天日，而欣慰于“世事无常而有常”。
据《清华大学校史稿》，王文显的英文剧作至少四个：虽然以他当时在知识界的声望，只要他点一点头，说一句话，他的剧作以及其他著作都会公诸于世。可是也许确如李健吾所说，他“本质上是个孤僻的书生，热闹场合与他无缘，无意于也不必要以此增加名利”，所以除了一部名为《中国猎人》（The Chinese Hunter）抗战以前曾在伦敦出版之外，他的剧作只为少数知音与个别学生有幸一睹。正是因此，随着中国政局在1949年急剧变化，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应聘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直到1968年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城逝世，与在国内的门生故旧再也没有联系，这些未译未刊原稿也就不知下落。因此1983年在北京出版的《王文显剧作选》，其实无从“选”起，依然只是由于李健吾先生早年主动“抢救”，才幸存人间的两个剧作而已。不言而喻，这不仅是文显个人的损失，更是中国话剧事业的一个损失。
然而，也许不必为之遗憾。因为文显先生本来就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园丁，一个“不求人夸颜色好”，“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书生。如果他在半个世纪以前，作为话剧史上起步最早、任教时间最长（清华22年、圣约翰大学12年）的园丁、学者和第一流剧作家，对中国现代话剧作出的明显贡献，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和后来正如李健吾所云，似乎“不为中国人感到，反而是外国人比中国人更了解他”。那么我想，既然现在《王文选剧作选》已经出版，既然他的学生若干年前就着眼于他不仅起步最早，并且毕生都是教授戏剧，又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第一流剧作家的历史功绩，把他和大名鼎鼎的美国戏剧大师倍克教授相提并论；在纪念中国话剧运动90周年的时候，话剧史家以及现代文学史家，对这位早在70年前就“为中国人争光”的现代话剧前驱，应该不会继续视而不见了吧？
注释：
① ②参阅李忠霖《一位有异国情调的同乡前辈——怀念业师王文显教授》《清华校友通讯》，复10期，1984年10月出版。
③参阅洪深《戏剧的人生》，《洪深文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出版。
④ ⑤ ⑥ ⑦参阅周祖彭《悼念戏剧大师王文显教授》，《传记文学》第19卷第2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
其余引文，分别引自《王文显剧作选》的“序”、“跋”和“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与《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为了节约篇幅，没有一一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