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星期评论》为案例分析
孙明明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 要：戴季陶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的“戴季陶主义”以及反共的政治立场，但在“五.四”时期戴季陶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戴季陶曾经留学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政治经济学都有一些了解，并以文章的形式作了宣传。本文以《星期评论》（1919年6月—1920年6月）为案例，分析、解读戴季陶在此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戴季陶；《星期评论》；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1891年—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其最为人所熟悉的就是在1925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及在这两篇文章基础上形成的“戴季陶主义”。但我们纵观戴季陶的一生，会发现戴本人所学渊博，思想庞杂。在1919年“五.四”时期，戴季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称赞马克思、恩格斯是“天才”，称赞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戴季陶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途径就是撰写文章，而1919年6月—1920年6月间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是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主编的，在此周刊上，戴季陶撰写了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俄国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加深国人对于苏维埃俄国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本文以《星期评论》周刊为案例进行分析，介绍戴季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
戴季陶早年（1905年—1909年）在日本留学，日本作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三条主要渠道之一，无疑使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能够较早的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早在1910年12月戴季陶就以“天仇”的笔名在《天铎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社会主义论》的文章，文章中说道“社会之祸，人民之苦，不在于学问之不发达，机械之不新奇，而实在社会阶级之不平也。”就已经显示出来他早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促使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青年戴季陶对于中国劳苦大众特别是工人的同情。“资本家对工人，就除了一个契约关系以外，甚么都没有了。所以，资本家当然不会在工人的身上着想，去体贴他，安慰他，照顾他们的弱妻幼子，打算他们老死时候的安排。”而为了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创刊伊始积极介绍国外劳工政策的状况与变化，在1919年6月20日发表的《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一文中，戴季陶介绍了国际联盟通过的关于国际劳动问题的决定，介绍了美国在国联会议上的针对劳动问题的提案以及法国在第四次世界会议上提出的“国际工人待遇条例”。在同一天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工人教育问题》中戴季陶叙述了自己对于中国工人教育的看法与认识。
基于对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迫切希望改善工农的待遇与生活状况的动机。戴季陶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正在欧洲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此时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分裂。在西欧，受伯恩斯坦主义影响的各国社会党开始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温和改造，主张通过议会选举的合法手段获取政权。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正是在这一个大的背景下，占据主流宣传媒介的西方媒体对于俄国革命进行了抹黑。戴季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所以在1919年6月22日的《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一文中，戴季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感到恐惧的。“‘过激党’‘过激主义’这两个名词，中国的官吏、政客、商人、教育家、绅士差不多没有一个听见不怕的，却没有一个晓得该用什么方法对付的，并且没有一个去研究对付方法的。咳!危险呀危险”（此处过激党、过激主义是当时国人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种称呼）。在1919年6月29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一文中，戴季陶再次表现了对于此时俄国局势的不了解，“我这句话是讲得很沉痛的。因为俄国今天的悲惨境遇真是从古未有的。无论布尔什维克是好是坏，弄到这样的残酷，总是和人道目的冲突的”。与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感到恐惧相反，戴季陶对于此时西欧国家的社会改良运动抱有好感，并在此时写了一些文章颂赞，宣传西欧的社会改良主义。“今天在国际联盟宪法里面，把社会改造的主张能够加了多少进去，英国的努力也是最彰著的”，“各国人都称道这个政纲是顶进步的政纲，许多政党的枝枝节节的采用这个政纲内容的，也就多得极了”。在1919年“五.四”过后的初期阶段，戴季陶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受制于接受到的信息的限制，表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方面，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抵制，并发表文章呼吁国人警惕。另一方面，对于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社会改良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对西欧国家社会党通过议会选举渠道改造社会抱有好感，并认为这是可以供中国借鉴的道路。
1919年7月25日（时间有待考证），苏俄政府宣布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这一宣言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知识分子中对俄抱有好感的人数迅速增多，加之之前对社会主义有初步了解的因素，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大对于俄国了解的力度，大力宣传俄国革命。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戴季陶对于苏俄的了解有所加深，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俄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俄国的对外政策，在革命之后就完全变了”“我们对俄国的情形，总不可忘了比较研究的原则”。可以发现在此时戴季陶开始强调要加深对俄国的了解，并且对于苏俄的态度有了改变，从初期的对苏俄革命造成恐怖的误解中转变到了要加深对于俄国的了解。1919年9月28日，戴季陶在《联合国对俄政策的变动——日本究竟怎么样？》一文中，开始显现出对于俄国局势了解的加深，“所以，英国对俄的撤兵和联和[合]国对俄方针的变动，是一个可信的事实也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如此看来，今后俄国劳农政府和反劳农派的势力前途，更恐怕要发生一个大大的变化了”。到1919年11月30日是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题为《俄国之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文章，全文分为十个部分，篇幅较大。在文中，戴季陶批评了当时对于俄国局势的不真实报道，介绍了英、美、法三国对于苏俄政策的变动，介绍了在俄国的军事斗争形势。在这篇文章中，戴季陶开始以比较冷静的态度呼吁，对于俄国的形势国人由于受通讯条件的限制还不了解，因而不要妄下断论，“中国人一般都是胡里胡涂，一点也不去研究俄国的劳农政治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只是瞎排斥，瞎害怕”“但是真实的情形是否是如此的呢？这还是个疑问……我们对于这些疑问虽然不愿意加以轻率的武断，但是终不能不当作是重要的注意点”。在此时，戴季陶对于苏俄的态度才开始真正的实现了一次转变，从1919年6月的“危险呀！危险”，到1919年7月的“总不可忘了比较研究的原则”，直到1919年11月30日的这篇《俄国之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戴季陶对于苏俄的态度终于开始变得冷静。戴季陶对于苏俄态度的转变内在原因在1919年11月30日的《俄国之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一文中有所提及，即对于帝国主义描绘的凶恶的苏俄政府反而得到俄国人民的支持的反思，对于苏俄政府能够坚持两年而依然屹立不倒的困惑，以及对比了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引起的思考。
1920年，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以及对于俄国报道的材料的增加，戴季陶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戴季陶对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政策，国内形势已经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认知。1920年2月29日，戴季陶在《为布里特〈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所作按语和注释》一文中，开始显现出对于苏俄的正确认识与比较深刻的了解。“关于俄国的事情，外间所传布的十九都是浮说”“但是，现在也还有许多无识的蠢才，并不去考察实际的真相如何，以为俄国行的无政府主义，以为俄国是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真是奇怪极了”，基于此种对于感性材料，理性材料掌握的增加，戴季陶此时对于苏俄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看俄国劳农政府里面充实的社会民主的精神的确是真实的，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他们政府的领袖能够实实在在的和兵士工人受平等的物质分配，已经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要算是空前的”，可以看出戴季陶在此篇文章对于苏俄政府现行政策描述的字里行间充满赞赏。除了描述苏俄政府的平等政策，戴季陶在文中还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苏俄的经济形势，强调帝国主义对于苏俄的经济封锁是无效的，并且对于苏俄的经济恢复充满了热切的期待。二、区分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并强调“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是纯正的马克斯主义”。戴季陶此时对待苏维埃俄国的态度已经从冷静分析阶段到了真实了解并且积极赞赏的一个阶段。
1920年4月，俄国劳农政府的对华通告，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时的通告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正式通告，通告中对于中国权利的尊重，引起了戴季陶的无限感慨，使戴季陶无限欣喜。戴季陶本人在1920年4月11日的文章《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中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以及对于苏俄政府的热烈赞颂。“看到这个报告的人，没有不无限欢喜无限感激”“俄国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义上，的确是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在这种欣喜的心情之下，此时的戴季陶对于苏俄革命的态度又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即热情的颂扬。“联合世界上一切被掠夺的人，为世界全体人类建设一个全人类自由劳作、自由管理、自由享用的互助世界!。
《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于1920年6月被迫停刊。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的创办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是介绍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苏俄革命的。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戴季陶对于苏俄革命的了解随着各方面材料的增多而逐步加深，从1919年创刊时期对于苏俄革命的恐怖感到1919年11月强调加深对苏俄问题的研究，并显示出了冷静的分析态度，再到1920年2月对苏俄政府的赞赏直到1920年4月对苏俄政府政策特别是对苏俄政府华政策的欢呼。戴季陶对苏俄政府的宣传经历了很大的转变，戴季陶本人对于苏俄政府，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更加积极的介绍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俄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转变，在1920年5月，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遭到了当局的监视与限制，直到同年6月在当局的强大压力下，《星期评论》被迫停刊。至于戴季陶本人，在经历早年的热心宣传社会主义后，逐渐变成了坚定的反共分子。但戴季陶早年对于社会主义对于苏俄状况介绍的功绩不可抹杀，他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戴季陶著, 唐文权、桑兵编. 戴季陶集[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2] 刘利民. 戴季陶早年思想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3] 戴季陶，沈玄庐等人. [N]. 星期评论, 1919年6月-1920年6月.
[4] 戴季陶. 戴季陶讲演集[M]. 新生书局, 1928年.
[5] 时希圣编. 戴季陶言行录[M]. 广益书局, 1929年.
作者简介：孙明明，男，（1989年6月-），山东省滕州市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法学硕士，专业：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论文作者:孙明明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2/7
标签：苏俄论文; 俄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布尔什维克论文; 政府论文; 中国论文; 苏维埃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12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