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与趋势 〔*〕
贾双跃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 要〕 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在社会分化的宏观背景下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社会分化，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阶层分化。本质上来讲，上述社会分化过程是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相契合的，不仅催生了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而且表现出非对抗性、渐进性、可控性等合理性特征。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的社会分化方兴未艾，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包括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流动性”趋势日趋明显，等等，这些新趋势的出现将使当代中国社会分化变得更为复杂。
〔关键词〕 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分化；基本状况；特征；趋势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是在社会结构出现较大分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低分化的结构状态之下，全体社会成员生活在统一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之中，职业区分度不甚明显，收入分配较为均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这一时期并不存在十分紧迫的社会建设任务，其一，该时期政社不分，各类社会组织直属于国家行政体系，不能在国家直接管理之外形成独立活动空间；其二，单位和人民公社承担了许多专业职能之外的社会责任，如基本医疗保障、基础教育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等等，民生问题不需要通过单独的社会建设予以推进；其三，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十分简单(“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且十分稳定，客观上并不存在调整社会结构的压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政治子系统逐渐退出各种非政治领域，职业区分度日益明显，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多元化，客观上提出了推进社会组织建设、民生建设、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社会建设任务。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主要沿如下脉络铺展开来。首先，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统一的国家科层体系，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各个子系统逐步分化出来；其次，系统分化也就意味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撤出，职业的行政化色彩逐渐淡化，职业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特征日益凸显，不同职业之间的专业区分度日益扩大，职业分化越发明显；再次，国家行政权力减少了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分配的干预，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不再依据国家统一标准，而是主要依据个人能力、企业效益、职业地位等多元指标，由此造成社会成员收入分化；最后，社会成员在经济地位、职业声望、社会话语权等方面的分化最终造就了社会阶层分化。
(一)系统分化
改革来开放之前，统一的国家科层体系包揽一切事务，系统运行遵照单一的“权力—政治逻辑”，具体而言，就是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去管理各类企事业单位，不允许它们按照各自特有的规律和逻辑独立运行，其结果常常导致行政决策违背各个子系统的运行规律，影响各个子系统的正常运行。改革开放之后，上述情况发生了改变，具体而言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逐步分开。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使其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开，成为一级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并参与市场竞争，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更进一步地，通过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承认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平等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和自由交换原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一个包含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在内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得以逐步建立起来。
第二，社会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逐步分开。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社分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来看，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社区制和村民自治，国家的直接行政管理相应减少，基层社会日益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来，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逐渐成为具有一定“自组织”特征的社会空间。其二，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来看，行政体系对个人生活的严格控制逐渐松动乃至消解，个人日益成为“社会人”。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身份以及各类生活物资和发展机会都必须通过国家行政体系获得，因此个人是依附于政治系统的“政治人”或“单位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成员的体制外生存空间日益扩大——就业渠道不再限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各类生活物资和服务也不再依赖行政系统，而是主要从市场获得，在此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生存于体制之外的“社会人”，他们构成了社会系统独立运行的基本细胞。其三，从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来看，行政体系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同样逐渐松动，据民政部《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6.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有35.5万个，各类基金会有630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有40.0万个，大量社会组织蓬勃成长起来，成为社会系统独立运行的组织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还呈现出跨越社会结构边界的趋势。传统社会分化往往预示着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之间拥有清晰的界限：系统分化意味着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相互分开，且各自遵循特定的运行规律和规范；职业分化意味着在不同的职业之间作出明确划分，每个职业都有独特的职业规范甚至独特的专业术语；收入分化意味着高、中、低收入者之间拥有明确界限，这些界限往往可以根据家庭收入多少而进行量化；阶层分化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都被纳入“非此即彼”的阶层结构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阶层认同和生活品味。社会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清晰的边界，使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行动有规则可循，进而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明确的、可知的、有序的社会，可以说，迄今为止现代社会的一切成就——包括生产力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都与社会结构中明确的边界划分有关。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结构之中那些明确的边界正在被一些新加入的社会分化维度所打破，比如，以社会政治态度划分的“环保主义者”既包括一部分中产阶层也包括一部分精英阶层，其所包含的职业类型也就更多了；又如，以亚文化为分类标准的“球迷群体”“背包客群体”等，可以说混杂了多种社会阶层、收入群体以及职业群体的成员。这些新的社会分化维度创造了全新的结构框架，将以往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成员打乱，并重新对其进行聚合、组织，其结果有助于社会交流和融合。同时，为数众多的亚文化群体、宗教群体以及政治上或“左”或“右”持不同观点的群体在社会中同时存在，不断冲击着社会成员的传统观点和传统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观的混乱问题。
第三，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逐步分开。计划经济时代，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等专业子系统被归类为事业单位，直接从属于国家行政体系。改革开放之后，各类事业单位逐渐从国家行政体系中分化出来，不再刻板地依照行政系统的“权力—政治逻辑”运行，而是日益呈现出各个子系统的独特性，比如，目前医疗系统、高等教育系统、科技系统等子系统发育日趋专业化，并形成了各个系统独特的运行规律和运行逻辑。
第二，重新评估开放获取中采取的部分措施和手段。过去科学工作者出版时一般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而向开放获取期刊投稿时需要自筹出版处理费，这样不仅加重了科学工作者的负担，而且将以付费为基础的学术传播作为一种模式固化下来。出版商在开放获取中形成的混合开放获取模式，虽然增加了开放获取资源的范围和数量，但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后，统一的国家科层体系逐渐被打破，政治、经济、社会等子系统逐渐分化出来，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运行逻辑和运行规律，至此，社会运行不再是“由一个系统组织起来”，“而是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在几种层次上组织起来”。〔1〕
(二)职业分化
职业分化是现代社会分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分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职业身份逐渐成为社会分类指标。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主要包含在干部、农民、工人等政治身份之中，而职业身份由于缺乏内涵，对社会成员的区分度并不是很高，有学者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时曾经指出：“农民的社会流动首先是一种身份的流动，然后再是职业的流动。”〔2〕这里所说的“身份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政治身份的转换，亦即由农民身份转换成工人身份或由农民身份转换成干部身份等等，从该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代，政治身份的转换对社会成员的意义要远远高于职业身份的转换，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区分社会成员的主要指标是政治身份而非职业身份。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身份作为区分社会成员的标准日益淡化。与此同时，职业身份的内涵日益丰富起来，社会成员的工资水平、福利水平、自我认同乃至社会地位等等，都与职业身份紧密相关。一方面，不同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日益扩大，数据显示，1978年，金融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610元，建筑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14元，两个职业的收入区分度不大，到2007年，金融业职工年平均工资迅速增长为49435元，此时，建筑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18758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收入区分度已十分明显。〔3〕另一方面，职业身份逐渐取代政治身份，成为塑造社会认同的主要变量，在社会交往中，相比较工人、农民、干部等政治身份而言，社会成员更可能因为共同的职业而产生“贴近”的感情。这些事实无不说明，改革开放之后，职业身份对社会成员的区分度变得日益明显，职业已经成为标示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次，职业类型随着现代化发展不断更新。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旧职业不断被淘汰，新职业类型不断产生。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我国第一部《职业分类大典》，当时共收录2028个职业，2015年颁布新版《职业分类大典》，共收录1481个职业，其中，新增347个职业，取消894个职业，一增一减，使我国16年内职业更新率达到61.2%，职业更新速度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社会总人口逐渐向现代职业部门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在各个职业之间的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在全部从业人员中，农业从业人员有70.5%，非农职业从业人员仅有29.5%，这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只有少部分人参与了同工业、服务业相关的现代职业分化，而绝大多数人则滞留在职业分化程度较低的农业部门。改革开放40年来，上述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17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下降到27%，非农职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增长至73%，〔4〕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农业的出现，农业领域的专业化也在发展，一批职业农民正在成长起来，传统农民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低，甚至走向“终结”。〔5〕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社会成员正在源源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流向工业、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现代产业部门，由此促使我国职业分化程度逐年提高。
(三)收入分化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世纪80代中期，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小于0.3，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基尼系数都小，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增长为0.347，在世界各大区域中排行第三，仅仅低于拉美/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南撒哈拉地区。〔6〕北京师范大学李实课题组的数据亦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他们的研究显示，198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95，1995年为0.456，2002年为0.460，2007年为0.483。〔7〕
经分析，小麦的千粒重与磷肥的施用量显著相关。当磷肥用量70 kg/亩时，小麦的千粒重可达41.4 g，磷肥用量小于此值时，千粒重随着磷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大于此值时，则随着磷肥的用量的增加而减少。
上述数据说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收入较为均等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收入差别较大的社会。并且，从国家改革的方向来看，未来中国社会并不是要消灭收入差别，而是要将收入差别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也就是说，国家在法律上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收入，承认社会成员合法收入中的收入差别，在此前提下，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力图使未来的收入格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
(四)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社会结构转变为多阶层共存的复杂社会结构，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对我国阶层分化的研究比较权威。他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改革开放以来的阶层分化呈现为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8〕根据该课题组的动态跟踪调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总人口不断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结构中流出，流向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产阶层正以每年增加900万人的速度扩张，〔9〕一个“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10〕
总而言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社会将需要更多“互联网+”会计人才，会计教学线上线下的繁荣必将出现，高职院校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充分利用网络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化技术等，趋利避害，不断丰富和完善会计教学手段，牢牢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使会计教学赢得更广阔的未来。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极为复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中发现一些稳定性的特征，认识和把握这些特征有助于抓住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本质。
(一)社会分化的非对抗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过程较为温和，没有使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产生根本利益的对立，也没有造成大规模社会对抗，更没有危及社会团结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社会分化背后站立着强大的国家，协调着各群体的利益。我国的国家政权和执政党始终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国家公共权力出面干预和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能够公正地将利益冲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防止利益冲突升级为社会对立乃至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再者，中国的执政党利用国家政权强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不断做大社会发展的“蛋糕”，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在其中受益，这本身就是对利益分化的最好协调。
其次，中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远高于利益分歧。社会的职业分工、社会各子系统功能的专门化，创造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固然有利益上的不一致，但是，它们又互相离不开，每一个社会群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其他社会群体提供着专门化的服务。比如，当代官民矛盾是较为突出的一个社会矛盾，但二者之间虽有矛盾，却均无法离开对方，当群众被问及遭遇不公时最想上诉的是哪个部门，49.2%的人选择了本地政府，16.0%的人选择了法院，14.6%的人选择了本单位领导。〔11〕可以说，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利益分歧是可以弥合的，但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却是无法消除的。
最后，社会成员的自我发展冲动高于对立意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经发生分裂并因此变成一个对抗性的社会，关键要看社会的总体氛围和主流是趋向于对抗还是其他。从当代中国的整体情况来看，改革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了一个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美好生活的宝贵机会，广大社会成员急于利用这一机会实现个人成就和家道兴旺，对于个人和家庭事业以外的“社会对抗”则难以投入同样的热情，所以，当代中国社会意识的主流是自我发展，而非社会对抗。
两组患者均严格控制饮食,合理运动。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治疗。用药方法:每天3次,每次0.5g,餐前服用。观察组患者给予瑞格列奈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用药方法:二甲双胍同对照组。瑞格列奈:餐前30min服用,起始量每次0.5mg,最大量每次2mg,每天2次,根据患者血糖水平调整。两组均连续治疗3个月。
(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不具突变性，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政策演变渐进式展开的。
首先，系统分化过程是渐进性的。以经济子系统为例，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此后，市场经济体制在渐进式改革中逐步发展、完善，可以说，经济子系统至今仍处在不断分化过程中。其他子系统，如政治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也经历了同经济子系统类似的渐进式分化过程。通过这种渐进式分化，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系统分化的节奏以及分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风险，边实践边总结经验，稳步推进，逐步深入，防止了这一过程中出现大的挫折。
上式中x(t)为理想无失真信号，h(t)为信号通道传输函数，*为卷积运算，以模型输出和系统输出的偏差的方差为准则函数，通过最小二乘法可求解出通道函数的向量表达式h为：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是渐进式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大都经历了一个逐渐成长壮大的过程，其中，以经济精英的成长最为典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治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尚未分开，企业经营管理者同时也是国家行政官员，所以，那时候并不存在职业化的经济精英群体，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精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据统计，1981年，我国私营企业主只有2户，根本算不上一个社会阶层，而到了2000年，私营企业主的规模已经发展成395.3万人，2011年扩大为1985.7万人，2015年扩大为3560万人，〔12〕虽然私营企业主只代表经济精英的一部分，但是从他们的成长轨迹可以明显看到经济精英这一群体渐进式成长的社会历程。
除人数渐进增长之外，还应当注意到，经济精英大多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和筛选，是大浪淘沙之后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并具有强烈竞争意识和自我革新意识的一部分人，正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业的任正非后来所讲的那样：“很多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下来。”〔13〕注意到这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是市场经济的洗礼才使中国经济精英成长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而如果未经市场洗礼就在短期内创造出一个经济精英群体，该群体很可能难以承担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对此，俄罗斯即是一个反例：苏联解体，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仅用两年时间，就将10万家企业转入私人手中，创造了一个富有的企业家群体，但这一群体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同时又要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其结果造成“私有化并没有产生有效率的所有者，也没有产生能够盈利的企业”，1998年俄罗斯的GDP仅为1989年的52%。〔14〕由此可见，社会各阶层只有通过渐进式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经过充分历练，才能形成与现代化需求相符合的阶层特质，并对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国的职业分化也是渐进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分化主要表现在传统农业人口进入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过程，该过程同样是渐进性的。需要指出的是，农业人口的渐进式转出有利于减少人口转移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具体而言，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时，将过量农业人口转移到现代产业部门，会造成大量闲散失业人员，他们游荡在社会之中，对社会秩序会造成较强的负面影响，对此，欧洲现代化早期阶段有过深刻的教训：“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15〕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72000人”，如此多的闲散流浪人员，直至工场手工业迅速繁荣起来之后才渐渐地吸收了他们。〔16〕中国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职业体系转移过程中没有出现西方现代化早期那样的“流浪时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职业分化的渐进性。
(三)社会分化的可控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精英本着科学、务实、开放的精神对待社会分化现象，其结果使社会分化现象始终处于一个可控区间之内。
护士分层次管理模式有效的对护理人员进行责任制管理，明确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确保了护理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责任区域来进行有效的工作，可以主动地对患者进行护理服务。护士分层次管理模式有效的提高了医院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医院的护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帮助护理人员明确自身工作的同时可以热情主动的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
首先，系统分化过程总体可控。以经济子系统的分化为例，一方面，政治精英坚定地沿着市场化改革方向推动经济子系统独立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并没有对市场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而是对其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密切的关注，“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17〕“一旦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被认为威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政府的行动将异常坚决”，〔18〕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挑战，逐步建立了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一体系对防范和化解市场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系统分化的控制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执政党和国家手中。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化总体可控。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不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制度，而且，还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了大规模减贫行动。据统计，2013—2018年5年间，国家通过扶贫攻坚共减少贫困人口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将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3.1%；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人，织就了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之网。〔1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但是由于国家的积极介入，一方面，守住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底线，即保障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遏制住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基尼系数逐年缓慢下降。
最后，国家重视对阶层分化的研究和引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始终对这些变化保持着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主阶层刚刚诞生，许多人认为这代表着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出现了剥削，主张及时制止，但邓小平提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20〕正是政治精英采取了“等一等，看一看”的开明态度，以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才得以保存并逐渐成长，并最终以其对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贡献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1〕上述新社会阶层从出现到获得政治承认的过程表明，阶层分化虽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出现的结果，但是国家并未对这一现象听之任之，而是始终对其进行关注、研究、引导，从而使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更好地融入现代化建设之中，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政府一方面是社会管理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另一方面是国企的出资者。政府为了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形象，必然提供与之相关的财务数据。另外，国企领导的任期短，奖惩机制不健全，使得企业领导人不注重可持续发展，只关心眼前利益。
三、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建设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我国社会分化也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这些新趋势的出现，使当代中国社会分化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具有其特有的意义构建过程。所以，教师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是必须对不同学生进行不同的学习引导，启发每位学生的创新思维。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师在执行角色时的行为特征表现在：在审阅每位学生介绍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组织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在讨论中引导学生，启发诱导他们自己去发现规律，同时对自身错误或片面的认识进行纠正或补充，从而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尽量给每位学生同等参与讨论的机会，经常了解学生的意见，随时修正自己在期望值上的偏差。最重要的是，相信每位学生都有学习的潜力，给每位学生创新的机会，引导学生不断地向目标迈进。
(一)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维度之所以变得日益多元化，主要受如下三方面原因影响。其一，政治氛围的宽松化以及个体自由的增加使社会成员的个性日益彰显，这就意味着“标准化的人生轨迹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人生，人们可以选择‘随自己意愿而过的人生’、充满风险的人生、破碎的人生等。”〔22〕在此基础上，一些非主流的、小众的社会分化才得以出现。其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这部分人拥有较为富足的生活水平、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闲暇时间，这一切使他们在精神领域的需求凸显出来，进而围绕文化、社会政治态度(如环保主义者)等维度分化开来。其三，现代社会的过度理性化促使一部分人选择逃离理性体系，追求感性生活。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阶层分化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它们的出现使“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23〕这些社会分化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充满纪律、规范和契约的、严肃的、高效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束缚着人们的情感，造成了社会成员感性生活的空虚，为了填补这种空虚，一些社会成员围绕共同的兴趣、地域、信仰等组织起来，社会分化依据一些感性的维度而展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社会分化维度的多元化正是社会成员反抗现代性以及工具理性的结果。
从前文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主要围绕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阶层分化四个维度展开。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分化的维度正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背包客群体”“粉丝群体”“球迷群体”等亚文化群体的大量出现，表明文化正在成为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又如，近年来社会成员宗教信仰的多样化表明，宗教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此外，地域、年龄、政治取向，甚至婚姻状况等，都开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重要维度。
(二)社会分化的“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
当代社会分化呈现出跨越地理边界的趋势，主要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在传统现代性背景下，民族国家常常作为社会结构分化的整体边界，我们所理解的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以及阶层分化，主要是指某国社会(如中国社会、美国社会、英国社会)的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以及阶层分化，这常常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新出现的一些社会分化维度却跨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比如，一些宗教社群、科学社群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其成员，并逐渐形成相应的群体语言、群体认同和群体文化。社会分化跨出民族国家的边界，一方面，有助于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创新，正如跨国科学共同体促进了科学发展那样；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风险，它使一些境外势力干预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成为可能，使一些“国家公民”受到境外势力的操控。
大学生创业意愿高涨，有了想法就实施。但是报告显示很多大学生毕业时创业项目就会终止。一般来说大学生作为学生群体毕竟社会经验和阅历不足，在与社会接触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而不知所措，导致创业项目停滞甚至被淘汰。这折射出大学生经验和阅历不足的同时，也显示出在筹融资、企业运营、产品营销、渠道选择方面缺少实践技巧和相应的人脉基础，并最终导致创业的失败。在创业领域的选择中，接近40%的大学生选择和本专业不相关的领域创业，缺乏解决问题的基本技巧，缺少当机立断的预判能力，造成在创业过程中，由于经验和阅历的缺乏而丧失最好的创业时机。
(三)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24〕趋势
社会分化反映了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过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倾向于将这一过程指向一个完美的“终点状态”。比如，系统分化趋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得以最终建立；收入分化和阶层分化日趋合理，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人数大量增长，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职业分化趋于高级化，随着职业农民的产生，传统农民逐渐消失，绝大多数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服务业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主要职业来源。理论上讲，社会结构一旦达到上述状态便进入一个相对稳固的阶段，与结构分化相适应的新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得以形成，社会分化所造成的焦躁、急切、不安的情绪也将消失，社会成员重新回归平和、安稳、可知的生活状态之中，此时社会分化作为调整社会结构的使命也将相应终结。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社会分化并没有显现出停滞和终结的趋势，社会结构也没有出现稳定下来的迹象。对此，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可以提供最好的注解。理论上讲，经过两次工业革命，许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整齐有序的世界”，它使“可行的事物与不合理的事物分开，使理性的事物与非理性的事物分开，使明智的事物与荒唐的事物分开”，除此之外，它还“决定和限定选择的范围，在这一选择范围中，人们生活的轨迹也得到了限制”。〔25〕在这样的世界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不仅物质丰裕，而且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似乎也是中国现代化所欲达到的状态。然而，正如英国社会理论家鲍曼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停滞在上述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而是正在从这一结构中脱离出来，变成一种“流动的”社会结构，亦即，社会结构出现永无止境的、恒久的变化趋势，“早期现代性的脱域是为了重新嵌入”，而现在，“被‘脱域了’的个体所走的路的尽头，见不到‘重新嵌入’的希望”。〔26〕
虽然从发展阶段上来讲当代中国仍处于构建“稳固的现代性”的阶段，但是，全球化浪潮使中国不得不同时受到“稳固现代性”以及“流动现代性”的双重影响，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在某些方面已经展现出类似于西方的流动性趋势：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大量亚文化群体的出现完全超出了主流社会分化的范畴；现代技术所催生的一些新兴职业正在更新着职业分化的概念；不同社会分化维度的交叉，促使社会结构出现再分化(比如，性别变量与阶层变量交叉，出现中产阶层妇女、底层妇女、女性精英等分化)；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未来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具有多种可能性，谁都难以准确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而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常常会带来新的社会结构分化。可以说，对稳固的、可知的、不变的社会结构的追求只能停留在一种理想状态之中，社会结构的持续运动和分化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
〔1〕〔美〕艾森斯塔德：《社会系统的质与界限》，载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09页。
四、余 论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主要特征和最新趋势，通过这些分析，可进一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北京市地下水取水井普查初步成果及其应用的思考……………………………………………………… 李黔湘(1.51)
第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中国社会分化的结果是，现代政府部门、现代经济部门、各类专业人才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逐渐形成，并逐步成长壮大，从此，中国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都开始有专业化的力量予以推动，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得以形成。此外，社会分化产生了差异化的系统、群体和阶层，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功能上的互赖和合作，因此，社会分化并没有造成社会的离心化倾向，而是使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并由此促进了中国的社会整合。再者，中国的社会分化始终处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下，社会分化过程相对较为有序、平稳，社会分化正朝着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上述事实证明，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相契合的。
第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引发了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11〕吴忠民：《当代中国社会“官民矛盾”问题特征分析》，《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3期。
注释：
永济市把城市驿站作为政策宣传窗口，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三基建设”工作，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低保、扶贫、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部门的宣传折页和便民服务手册全部集中放置到驿站，方便居民索取。
〔2〕刘精明：《向非农职业流动：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3〕〔4〕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5〕李丁：《跳出农门：农民子女的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8页。
〔6〕The World Bank, Sharing Rising Incomes:Disparities in China ，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7.转引自王天夫、王丰：《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39页。
〔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页。
〔9〕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86-289页。
〔10〕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从前文分析可知，所谓社会分化，本质上就是社会结构裂变重组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给传统社会整合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带来巨大挑战。举例来讲，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整合主体是单一的国家，而伴随着系统分化，国家行政权力逐渐从非政治领域退出，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亟需各类社会组织予以填补，因此，社会组织建设刻不容缓。〔27〕除此之外，社会分化产生的一系列“阵痛”，如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社会焦虑问题、社会冷漠问题，等等，也迫切需要通过社会建设予以解决。正是在此意义上，开展大规模社会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化提出的时代课题。
〔12〕数据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2页；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7〕李实：《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学术界》2018年第3期。
〔14〕王云龙、刘长江等：《世界现代化历程(俄罗斯东欧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6-31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17〕吴晓波：《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10页。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5年5月-2017年4月于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定期行孕期检查的肥胖孕妇160例。纳入标准：①单纯肥胖孕妇；②孕前体质量指数BMI≥28 kg/m2；③单胎妊娠孕妇；④骨盆外测量值正常。排出标准：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及免疫性疾病者；②习惯性流产；③年龄<20岁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60例肥胖孕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80例。其中，观察组年龄21～36岁，对照组年龄22～34岁。两组肥胖孕妇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经孕妇及家属知情同意，且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
〔18〕〔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19〕李克强：《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premier/2018-03/22/content_5276608.htm。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2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22〕〔德〕乌尔里希·贝克、〔德〕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23〕〔德〕乌尔里希·贝克、〔德〕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再探：一种普世主义视角》，载〔德〕乌尔里希·贝克、〔德〕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相反的情形却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从建构到超越，需要增加生态中心主义的元素乃至反证条件。这恰如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反讽的“道德危机时代”那样，“这种状况与我们热衷于表述分歧而不是共识是相关的，它使得我们的争论永无止境”[12]694。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的“逻辑悖论”映现其中，原本需要从一元论出发的基本命题，裂变为喋喋不休的“二元论”式的争论。
〔24〕这里所说的“流动性”，借用了社会理论家鲍曼的概念，是指社会分化没有停下来或固定下来的迹象，社会结构不断重新洗牌，社会成员需要不断从旧结构中“脱嵌”出来，去寻求新的结构位置。
〔25〕〔26〕〔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6-107，71、73页。
〔27〕贺治方：《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动员转型研究》，《湖湘论坛》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贾双跃，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唐山市委党校教师，主要从事现代化与社会分化研究。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2019年度校级科研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前景及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7.008
〔责任编辑：刘姝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