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政成本，从狭义讲就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世界上各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方式有区别，然而执政都必须支付成本却是概莫能外。执政的成本低，效率高，执政才能取得良好的绩效，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反之，执政的成本高而效率低，执政难以取得良好的绩效，执政党的地位难以巩固。世界上许多执政党执政地位不稳甚至下台，执政成本高而效率低是成因之一。因此，执政如何做到成本低效率高，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课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正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这一伟大工程中的重要内容。它事关我党坚持自己的性质与宗旨，事关我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事关我党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高，事关我党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巩固和扩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伟大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和现实课题。
一、研究执政成本的重要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如何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用好这一法宝。
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新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从国际上看，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随着苏联、东欧的瓦解，社会主义处于低潮，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没有放弃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采取“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加紧运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手段对我进行渗透，不断利用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制造麻烦。它们还对我宣扬西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妄图在潜移默化中搞乱我国干部群众的思想。加之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党的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
从国内环境来看，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步，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了蓬勃生机和活力，为世界所瞩目。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都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使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在新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下，我们党内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消极的甚至腐朽的东西逐渐滋生蔓延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地侵蚀着党员、干部队伍，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虽然我们的党始终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也不小，但是党员干部中的违法违纪、腐化堕落案件仍不断发生，有的案件涉及的干部级别之高、涉案人员之多、政治影响之恶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过的。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面对严峻的考验，面对新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引起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深入思考和严重关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不断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①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努力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更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② 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包含党的宗旨、性质、理念和党的领导体制与机制、工作方式与方法，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等方面，执政成本研究是一个涉及党的建设方方面面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新时期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搞好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第一，我党的执政成本要以最先进的理念与方法来运行，要与先进生产力的方向一致，各项成本的支出，要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第二，决策要科学，要有好的运行机制与监督机制，投入产出率要高。第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要表现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因此，执政成本的运行效果，还应表现在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按此要求，目前我党执政成本运行上存在的盲目决策、好大喜功、大搞“政绩工程”、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是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须加以纠正。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党的执政成本的运作上，如何体现这一要求？首先，党的执政成本的投入，要紧紧服务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加大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投入，加大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投入，加大对国民素质教育的投入，加大对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方面的投入。同时，应充分意识到，执政成本的运作，会对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如执政成本的运作，注重勤俭节省廉洁高效，就会对社会价值观、社会风气、社会文明产生极好的示范引导作用；反之，如果大手大脚、挥霍浪费，以致产生腐败，就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极大的杀伤力。甚至会动摇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和社会道德伦理的沦丧。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我党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党全部任务和责任，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这对我党的执政成本的要求是：第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执政成本完全服务于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二，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负有用好执政成本的责任与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可以用执政成本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益。第三，执政成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在执政成本上的挥霍浪费、挪用贪污和为自己与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行为，是完全违背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党宗旨和执政原则的。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意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有重要意义。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意。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素就是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增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需要。但是，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意味着经济就可以代表社会的一切。如果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相应发展，到一定时候，社会就会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因此，执政成本在服务于发展上，其功能应是促进全面发、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谓促进全面发展，就是执政成本在运作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所谓促进协调发展，执政成本的运作要服务和促进“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促进可持续发展，就是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在运作执政成本时，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道，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在其执政活动，包括执政成本的运作上，要把人民的利益作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些说，我们党的执政成本首先要公平、公正地服务于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能厚此薄彼。其次，执政成本的运作，不仅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有利于提高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第三，执政成本的运作要全面维护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创造有利于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公平、公正、平等、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党的执政成本运作，可以发现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幅，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很高、环境破坏严重；有的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把各种资源（包括执政成本）都投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致使社会事业发展严重不足，各种矛盾丛生；有的领导干部搞“掠夺”式执政，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用光了上一任的积累，挖空了下任发展的基础，致使一时发展很快但后任者难以为继；有的地方执政成本使用不合理，导致发展的成果分配也很不合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发展起来了，而多数人和其他地区却发展不起来或发展不好，甚至产生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凡此种种说明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党的执政成本的运作，才能解决执政成本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才能真正做到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三）提高执政能力的积极举措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③ 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执政能力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党的执政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执政成本高、执政效率低，是我党执政能力存在的问题之一。努力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积极举措。这是因为，第一，执政效率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弱，不仅要在路线、方针、政策及策略是否正确上表现出来，而且会在其取得执政效能的成本高低上表现出来。可以这样讲，执政成本的高低是与执政能力的高低成反比的。执政成本高必然会削弱其执政能力，而执政成本低的政党其执政能力则是比较高的。因此，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能有效地促进执政能力的提升。第二，我党存在的执政成本高的问题，是与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包围封锁在经济上采取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分不开的。这一战略尽管取得很大成效，但其弊端则是不计成本。在这一战略影响下，我党的执政活动往往也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讲成本。现在，开展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活动，可以大大增强我党的执政成本理念，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我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第三，执政成本高而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因素。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庞大的党政机构和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这种体制的严重弊端就是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成本高而效率低。改革开放后，虽然对这种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成效不显著。抓住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这一环节，有利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构建我党执政和行政的新体制新机制，从而能为我党执政能力的提升提供制度保证。第四，执政方式不当以及腐败现象的存在导致执政成本过高，削弱我党执政能力。解决党政关系不顺，事务重复、职能交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不当的执政方式，从执政成本的节省与降低，是抓住了源头之一。同时，从执政成本这个源头管好管严，也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因而，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从源头和基础上解决执政方式不当与遏制腐败的重要工作，从而能对执政能力的提高起到影响深远的功效。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和谐是我党不懈努力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特别要看到的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社会在总体和谐的基础上，存在着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主动积极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块坚实的基石。这是因为：第一，在国民财富是一个既定量的前提下，党和政府的开销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开销过大，必然会挤占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需的财富的份额，这样就会引发矛盾，产生不和谐因素。只有把党和政府的开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比例得当，既保证了执政的需要，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才能和谐。把目前过高的执政成本降下来，把执政效率提上去，正是我们探求执政成本在国民财富中合理占比所作的努力之一，也是我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之一。第二，现在，在相当多的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身上存在的挥霍浪费贪图享乐之风和贪污腐败行为，是影响党群关系、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降低执政成本，就必然要求提倡艰苦奋斗光荣传统和坚决遏制腐败。而且，把执政成本管紧管好，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挥霍浪费和贪污腐败行为。这对构建和谐社会是极为有利的。第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做到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执政成本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并且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来约束与监督执政成本的运作，使执政成本的运作，能有法可依，有规可遵，有章可循，有纪可守。这将大大改进目前在执政成本运作上的主观性、随意性，少数人说了算等现象，有利于消除由这些因素引发的党内矛盾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内部的矛盾，增进党内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二、执政成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党的执政能力给出了一个科学而简明的定义，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军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③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④ 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应成为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执政成本，对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均有重要的影响，并事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由于这些重要性，执政成本理论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组成部分。
（一）执政成本与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源自于党的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最高理想和最坚定的信念，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执政理念，说到底就是为谁执政、依靠谁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执政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使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发展和与时俱进，并有了具体的实在的内容形式。它包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理念，执政兴国的发展理念，依法执政的法治理念，治党必先治国、治党务必从严的廉政理念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把执政为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重要升华。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就提出要“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我党在执政活动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提法，对于创新执政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简言之：（1）执政理念的先进，必然在执政成本上要表现为效率高。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执政党，其执政的理念肯定是落后甚至反动的。（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必然当思执政成本“一米一粟来自民众”，只有十分珍惜科学用好之责，断无挥霍浪费乃至挪用贪污之由。（3）具有先进理念的执政党，要能长期执政、持续执政，执政资源要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不断涌流，执政成本才能永不枯竭，这就要求其有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来运作执政成本，使之效率与效益不断提升。由此可见，执政成本及执政效率的高低，是衡量判断执政理念是否先进与科学的一把标尺。执政理念的先进，不仅是一个理论建设与理论创新的课题，还是一个可以用执政成本这杆标尺来做具体测定的课题。因此，推进党的执政理论创新，要从包括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这些具体工作做起，才能是实在的、科学的。
（二）执政成本与执政基础
我党的执政基础是由其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所构成。坚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同时努力扩大党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始终要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是我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之所以拥有如此深厚广泛和不断扩大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首先在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在领导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其次是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实行的是紧密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再者，将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党的群众性结合起来，将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群体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认真体察和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的同时，注意尊重和兼顾不同阶级、不同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在组织上将社会上不同部分的优秀分子都集聚到党内来。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能在中国长期执政。
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执政成本的运作上就应注意如下问题：①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具体的、现实的，直接的利益组成的，人民群众正是由此来决定对执政党的拥戴程度。因此，执政成本的运作，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如就业、就医、上学、买房等入手，从维护占人口多数的工农群众的基本利益入手，来取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2）在社会财富创造是一个既定量的前提下，执政成本的筹集支出与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执政党的执政成本的增加，要建筑在社会财富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党政机关的消费水平应与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保持在合理框架内，才能实现党群关系的和谐。如果党政机关消费水平上涨的幅度大大高于人民群众消费水平上涨幅度，那就会严重损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3）要公平、公正地运用执政成本，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能公平、公正地分摊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的成本，公平公正地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矛盾要统筹解决。执政成本及其产生的效益，不可偏向某一阶级、阶层、群体，更不能由利益集团来决定成本与效益的分配。注意并解决好这些问题，我党执政成本的运作就能起到不断巩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之功效。
（三）执政成本与执政方略
执政方略是指我党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而制订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及相关部署。党的十六大确定我党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八大目标和主要任务，则是对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目标的补充、完善与发展。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完成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必须明确我党的执政目标，作好相关的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党中央确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执政能力建设的五大任务，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关键、重点、基础，构成了我党在新时期执政方略，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执政方略，我们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和宏伟蓝图。
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应是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执政方略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做得好与坏，对于执政方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执政成本与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来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是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表明了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党没有任何一己的私利。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手段、途径，而不是目的，党的建设是与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的。执政治国是为了执政兴国。因此，执政成本，不是党自己的利益所得，而是党为国家、民族、社会、人民服务的，只有将其用好之责任，而无将其用不好之权利。现在，执政成本高而执政效率低，人民群众对之很不满意，努力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做好这一工作，是保证实现党执政总体目标的重要环节。
其次，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大任务来看。提高党使用执政成本的能力，是提高党执政五大能力的基本功。如，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注意市场经济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如果执政党连自己执政都没有成本意识，不注重投入产出，那又怎么能把市场经济搞好，又有何能力去驾驭社会主义市场呢？执政成本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基本工作，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很难想象，连执政成本运作都不民主、不科学、不讲规则，在执政中怎会去讲民主？讲科学？讲法制？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也要从“自己做起”，把执政成本运作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做好，就能大大提高自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也就能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能否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与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也有密切联系。这不仅仅在于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要把握好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与文化事业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执政成本的高效廉洁运作率先垂范地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各族人民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拥戴度。能否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对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更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第一，执政成本运作得好，能够直接有效地化解一些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如增加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经济社会方面的投入，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带来的诸种矛盾。第二，目前在执政成本运作上存在的成本过高、效率偏低，成本分摊与效益享有不公平等问题，也成为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和谐的成因之一。提高执政成本的运作效率，解决在执政成本运作中的诸种问题，也就提高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在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执政党也是必须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这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率高，会有利我党和我国政府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与声誉。用好人力物力财力去应对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比处理国内局势和国内事务更困难、更复杂，这也就对我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者，从执政成本与执政能力建设的部署来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执政成本则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一部分。执政成本低、运作效益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密切，人民群众会从中感受到共产党确实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没有自己的私利，从而就会自觉地拥护我们的党，“听党的话，跟党走”就会成为自觉行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贯彻执行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执政成本低→执政效率高→人民群众拥护→执政成本低，执政成本的运作就会进入这样的良性循环。反之，执政成本高而效率低，甚至出现挥霍浪费挪用贪污执政成本的行为，就会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党和政府的威信会大大下降，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哪怕是正确的科学的，老百姓也会不相信、不理解、不拥护，其执行成本会越来越高，甚至贯彻不下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执政成本是要靠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来运作的。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执政成本的运作效率。凡是高素质的干部，其执政成本的运作效率也就会高；凡是素质低的干部，在执政成本的运作也就会毛病很多。因此，执政成本的运作效率，就可以成为判断干部素质水平的一杠重要标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关键；而干部队伍建设中，执政成本的运作能力，则又是干部素质与能力的关键。因为执政成本的运作能力，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技术的综合能力。如果我们能以提高各级干部执政成本运作能力为切入口，说不定就是抓住了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不仅要靠各级党政干部的政治素质、道德水准和能力水平，还要有科学的体制与机制作保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为重点。规范执政成本的运作，构建执政成本科学运作的体制与机制，也就成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党领导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些地方党委包办代替，事无巨细，大包大揽，把一切权力过多地集中于党委，这些弊端在执政成本的运作上也有相应的表现，有的还是很严重。这些体制与机制上的毛病，是造成执政成本高而执政效率低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在执政成本运作上的体制与机制的弊端，探索适应我党执政条件和环境上新变化的执政成本运作的体制与机制，也就成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机制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会极大地推进我党领导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执政能力建设，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执政成本的相当部分，要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来运作，他们对执政成本的运作能力与运作水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直接的联系。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执政成本的运作上，尤以执政不计成本，滥用钱财物为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基层、打牢基础，必须花大气力把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好。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更要重视乡、县、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因为这些方面的问题在基层更显突出，群众的不满足更为强烈。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执政成本运作能力，有利于促进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提高执政能力，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执政成本与执政方式
党的执政方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执政党领导、控制、监督和变革政府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二是执政党与其他政党及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影响社会诸方面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影响社会，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能力与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党的执政方式与党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基本是适应的。但是，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对目前我党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目标所作的准确概括和原则要求。科学、民主、法制，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成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之一，就是要创造与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科学、民主和法制水平。要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并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
执政成本与执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民主、法制的执政方式，必然在执政成本的运作上，也是科学、民主与法制的，这就会使执政成本低而效率高。中国共产党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科学、民主和法制水平，这也就包含着我党执政成本运作，不仅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运行得更有效率，而且要更科学、更民主、更法制。
在当前，要着力做好：一是执政成本运作要科学。这就是要按照科学的理念、理论和科学的制度与方法来运作执政成本，把执政成本的运作，建筑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使执政成本的运作能符合客观规律从而产生高效率高效益。二是执政成本运作更民主。我党的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那么，执政成本运作的民主，就不仅是要广泛听取民意，决策者和实施者有民主作风，最根本点在于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公开，接受人民监督。三是执政成本运作要法制化。法制化是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执政成本运作的法制化，首先要表现在执政成本的取之与用之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可依。这方面现是空白，要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制订专门的法律（法规），使执政成本（包括行政成本）依法运作并接受法律的约束与监督。其次，执政党要带头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执政成本用好。在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执政成本的运作至少要遵守相关的财务制度。对于挥霍浪费贪污挪用执政成本的行为，要按照有关法律给予严惩。再者，要下大功夫解决目前执政成本运作的“人治”现象，使执政成本的运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克服因领导人的更换或领导人水平、看法、注意力变化而任意改变执政成本的方向、用途、多少的不良倾向。
如何使执政成本运作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当前最为紧迫和现实的课题是，通过对执政方式的改革来促进执政成本运作方式的改革。一是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党的职责与政府职责之间的关系，明确党的执政经费与政府的行政经费关系，对执政成本进行分类，使党政机关经费与公共行政经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及政府投资加以区别，从而使执政成本界定在科学的范围中，使执政成本及其效率效益的高低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前提。二是要深化党政机构改革，要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体制性弊端和党政机构庞大、职能交叉与不清、冗员众多等问题，使党政机关的开销大大减少，从而为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提供基础与平台。三是要改变长期形成的以政治动员与行政手段为主的执政方式，使执政活动更多地依靠法律，依靠人民群众的自愿参与，充分发挥各种群团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从而促进执政成本的降低和执政效率的提高。四是加快执政成本运作的程序化进程。在无专门法律对执政成本进行规范前，各级党政机关可以制订一些规则或办法，对各级党政机关经费使用进行严格管理，坚决克服、纠正目前各级党政机关费用运作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各级党政官员职务消费范围过广，标准失控等问题，逐步使执政成本纳入程序化管理中，为过渡到法制化管理准备条件。
执政成本与党的执政理论的诸方面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通过其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已见一斑。执政成本理论应成为共产党执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执政成本的理论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共产党执政理论，并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执政成本研究的方法
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能否深入，能否得出正确的并经得起实践与时间检验的成果，研究的方法是否科学非常重要。尤其在关于共产党执政理论的研究中，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课题，涉及许多敏感的话题，并且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无有科学的方法，仅凭一时的感悟或情绪的激动，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二，由于受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藐视马克思主义，实际是本本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在涉及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的研究上，人们往往陷入从结论出发进行自我论证的循环论证的怪圈。如对执政成本的看法就是：共产党的执政成本是最低的，效率是最高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无自己的私利。共产党的执政成本的运作是最科学的，因为它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用最先进最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因而也不需要法律的约束与人民的监督，……按此种逻辑，关于共产党执政成本的研究就没有必要了。
这种循环论证的方法，堵塞了人们探索真理之路，它像驼鸟一样，将脑袋埋在沙滩里而完全不顾自我循环论证的结论与现实有多大的矛盾与差距。
由此可见，研究问题的方法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研究执政成本这个既有理论意义又在现实中非常紧迫的课题，能否有正确的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执政成本研究的方法上，我们应该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用既定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套在研究对象上，也不是按逻辑推理的方法，从党的性质、宗旨、特征去推导执政成本的理想模式与理想结论。而是把执政成本的研究，作为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内容、新课题，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地存在的问题，探究其本身的特征，对共产党执政为什么要重视执政成本，如何才能做到执政成本低而效率高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而深化和拓展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
在这个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执政成本的研究，我们特别注意运用如下方法：唯物辩证方法、经济指标考察方法、系统功能评估方法。
（一）唯物辩证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我们研究共产党执政成本课题的最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方法均以此方法为基础为指针。
在执政成本研究中运用唯物辩证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法，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广义上讲，这个课题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问题，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基于这个立场的方法非常重要。我们通过对执政成本问题的研究，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增进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而不是以此否定和贬低我们党的地位、贡献和自身建设的成就。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党的执政成本必须把握的基本方法。离开了这一点，研究就有可能失去正确的方向。此外，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我们才能以正确的方法辩明是非、分清真伪，汲取有益的经验，摒弃有害的东西，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丰富和发展共产党执政规律服务。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对一些资料，数据与事例食而不化，得出偏差的甚至错误的结论。
在执政成本的研究上坚持唯物辩证方法的另一层含义，是要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任何执政党都是在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和活动的，执政党的执政成本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政党的体制、体制，也决定了其执政成本运作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研究，须将之放到中国共产党所活动的历史舞台来考察。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成本情况具有很大差别的。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执政，党所担负的责任起了很大变化，党的执政成本的运作特点也有很大变化。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应该保持建国初期那么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执政成本的水准，毕竟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要求，来衡量。今天，我们还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与世界上其他执政党的执政成本进行比较研究，并从中汲取到对我党加强自身建设有益的东西。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是与中国的国情相联系的，离开了中国国情，去抽象地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问题，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其他执政党在执政成本运作上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是与这些执政党所在国家的国情与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对客观环境的认识与分析，我们也难以学习与借鉴。因此，我们虽然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与其他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成本进行比较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应将中国国情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得清楚与准确。不重视这一点，以世界上某些执政党的执政成本为模式为标准，既是不可取得，也是难以实现的。
（二）经济指标考察方法
执政成本研究是一个可以借助和运用不少经济指标来进行考察分析的课题。“成本”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是指“为获得一定利益而付出的代价”，⑤ 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就是用“成本——效益分析”⑥ 法去研究分析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率之间的关系。执政党的执政活动，必须考虑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率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执政的经济成本，更是可以用投入产出法来考察评估的。因此，笔者在研究执政成本问题中，借助和运用了许多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主要有：
（1）效益净值率。执政经济成本的“钱衡效益”的基本原则是，执政经济成本的支出，其获得的最低收益，应与支出的成本相等。这是执政成本支出和取得效益的起点。如设执政经济成本为A，所获收益为B，那么，只有当B-A＞0时，执政的经济成本才能取得正效益。执政的经济成本的效益净值（Present Value，可缩写成PV）为PVB，效益净值率为RPV=[（PVB-PVA）/A]×100％。
（2）成本收益贴现率。相当部分的执政经济成本的支出或使用周期不会限于一个年份而要持续若干年。这样，此项目的成本与收益在这一周期中会形成一个系列的数值，即形成若干年的收益和若干年的成本所构成的“成本流”与“收益流”，因此，执政的经济成本的效益分析中，要把预计的分期收益与成本折算成现值。折算公式是：P=A/（1+i）n。其中：A为终值，P为现值，i是年利率，n为年数。此以式的意思是：按年利率i计算，n年底的A元相当现在的P元钱，这个把未来金额算成现值的过程称为贴现。运用贴现率来作为执政经济成本投入决策的分析评估公式的目的，是比较资源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配时的机会成本总量。执政经济成本的支出，必须有一个基准点，就是其贴现率最低必须等于私人投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
（3）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此项指标主要考察的是：①执政经济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什么水平是合理的。②要使执政经济成本的支出，起到减轻国民经济负担和促进国民收入增加的理想结果。③执政经济成本与国民收入的运动有四种结果：一是执政成本增加而国民收入减少；二是执政成本增加国民收入也增加；三是执政成本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四是执政成本减少国民收入也减少。执政成本运作的最好结果是第三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也是可以选择的，但国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要大于执政成本增加的幅度。最不好的是第一种状况。第四种状况如是国民收入减少的幅度小于执政成本减少的幅度，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选择的。
（4）影子价格。所谓“影子价格”是针对无价可循或有价不当的商品或劳务所规定的较合理的替代价格。运用“影子价格”能剔除执政成本收益分析中许多成本与效益没有市场价格或有些项目即使有市场价格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其边际成本或收益的因素，从而使执政成本的效益分析更准确。
对执政成本的经济指标考察，还可以有其他方法。这些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可以对执政成本的效果、效益和效率，取得比较准确的数据来加以判断。有利于克服对党的执政活动“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弊端，为检验执政成本效益提供了一个可行与可信的科学尺度。对执政这个政治问题中的成本，进行经济指标考察的“政治问题经济化”，是执政理念与执法方法上的重大进步；而对执政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率的经济方法的考察，目的在于千方百计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从而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在现代执政活动中，对于执政成本多一些这样的“政治问题经济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考察方法，是大有益于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
（三）系统评估方法
所谓系统功能评估方法，就是把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放在系统的形式中来进行考察，分析研究处于某一系统中的某一事物在该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而是从整体观念、系统观念去分析研究某一特定事物，从而能更清楚地认识某一事物的特征。
按照系统评估方法来对执政成本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执政党的活动是一个系统。执政党的活动是由党的机制体制与外部环境之间、机制体制内部诸种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中发生的，作为执政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执政成本的运作，如何才能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不仅仅是执政成本本身的运作水平、运作技巧问题，它还受到政党机制体制的影响与制约，还与执政的其他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故此，造成目前执政成本过高的成因，就须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从外部环境来看，涉及执政成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从机制体制来看，涉及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体制与机制对今日的影响，涉及建国后我们实现的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涉及到我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与弊端，还涉及我党现在实行的党政不分、党财不分的体制，更进一步的分析还看到，这种状况的存在，与我国宪法中缺乏对政党（包括执政党）活动方式（包括经费来源及支出）的法律条文缺乏一部专门规范政党行为的《政党法》，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可见，执政成本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项目。通过加强对执政成本的理论研究，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执政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可以大大推进我党的自身建设；同时，执政成本的降低与效率的提高，又不可以“孤军深入”，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必须融入整个党的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与党的建设的其他项目、其他内容互相促进。
其次，按照系统评估方法，我们还可以看到，对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率之间的关系，除了经济指标的考察外，还须用社会指标来考察。这是因为，对执政成本的效益效率评估，尤其是执政的经济成本，一般都可以用货币形式来表现，即可直接以货币来度衡。对于这些可以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评估的价值效益，称之为“钱衡效益”。但是，执政活动中的许多成本支出，有的是不可以用或不可以直接用货币来衡量的，如执政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执政的政治成本是指执政党的信誉、威望、形象，人民的拥戴程度。执政的社会成本是指执政党占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社团组织以及执政活动对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执政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支出，有的难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有的甚至是“金钱买不到的”。执政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所产生的效益，有的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与评估的。即使是执政的经济成本，即那些用可以货币来衡量来计算的执政成本的支出，其产生的效率效益，也不是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这些不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与计算的执政成本的支出及其所产生的效率效益的评估，就需要用“非钱衡效益”标准来评估，即要用社会效益指标来评估。有的还须用政治观察选择的方法来评估，即对那些即使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不能产生或短期内不会产生，甚至不可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和睦、主权安全、社会和谐又是必须的，那么，这些投入的评估标准，就不能用经济标来考察，而须从国家与民族的大局和长远发展，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执政党地位的巩固等“政治”立场与角度进行“政治观察选择”。
总之，对执政成本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除了我们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为指导外，还应有正确的方法，这样，我们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所提出的见解、建议、对策才有可能融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去。
注释：
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72页。
②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社北京2006年1月6日电。
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汪沪宁等编，学习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第2页。
④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
⑤⑥《现代经济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0页，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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