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自觉与理论的自觉——浅析关于“文学自觉”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理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1)12－0085－04
“文学自觉说”是个产生于“五四”时期的古代文论概念，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从未停息过。学者们就文学自觉的时间划定问题反复讨论，形成了“汉代文学自觉说”和“魏晋文学自觉说”两个主要派别。而到了新世纪，又有学者认为，“文学自觉说”毕竟是个西化的概念，借用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也许本身就不存在合理性。这样关于“文学自觉”的争论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不管是关于六朝文学的研究，还是整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似乎又都离不开这个概念的介入。有关“文学自觉”的各派论争，前人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论述。而为什么关于它的争论如此之多，此概念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便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与“汉代文学自觉说”的争论
关于“文学自觉”的最早理论，是发源自五四时期的“魏晋文学自觉说”，这一观点来自1927年鲁迅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文中写道：“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vt's sake)的一派。”[1]
从被鲁迅先生提出之后，一直到建国之前，在中古文学理论研究中这个概念被许多学者使用过。刘大杰之《魏晋文学思想论》指出：
“他(曹丕)对于文学的对象，有离开六艺而注重纯文学的倾向……在这里看不到宗经原道的意思，也没有班固那套正统的伦理观念，脱尽了儒学的桎梏……已有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对于纯文学的发展，是要给予重大影响的。”[2]
郑振铎则认为：
“其能就文论文，不混入应用主义，纯以文艺批评家的论点来批评文学作品，评论当世名家，当始于建安时代的曹氏。”[3]
在1934年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出：
“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门在纯文学者，盖亦进入文学自觉时期。”[4]还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提到“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了文学自觉的时代”。[5]
总结“魏晋文学自觉说”产生的初期，理论家们是将视线集中到曹丕《典论·论文》的解读上，引进了一个以“艺术至上”为标志的“纯文学”概念，认为曹丕文论思想中体现的脱离功利主义，专注于文学审美性和抒情性的思想倾向，代表着“纯文学”的出现和“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再次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论，但这时他的关注点已不再是曹丕的一篇文章。而是将文学自觉与那个时代儒学解体，玄学大盛，士人摆脱传统政体束缚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指出“文学自觉”是“人的自觉”的产物。这一结论将文学自觉问题置于时代文化背景之下，并从美学的角度作了更详尽的理论阐释，终于使得“魏晋文学自觉说”成为一个理论全面内涵丰富的概念，因此，在随后出现的文学史与文论史中，许多学者采纳这一结论，并以此为核心建立对魏晋时期文学整体状况的认识。较著名的是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写道：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7]
在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里则有这样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不同于前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再强调以功利性为文学的鹄的。二是充分体现了文学审美观念的发展……它较少探讨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而大量探讨文学内部的各种关系。所谓‘文学的自觉’，完全可以涵盖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8]
这样我们就基本梳理出“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来龙去脉。最初它产生于对《典论·论文》所做的“纯文学观”的解读。随后它扩展为对魏晋乃至六朝时期文化环境与文学发展之特殊动向的理论概括。它的内涵也从文学逐步扩大到美学、哲学和文化思想史层面。但其最基本的核心，是认为从魏晋时期开始，文学一步步疏离了应用属性和社会功利目的，向着单纯追求抒情性和形式美的方向发展。这样就促成了现代意义上“文学”概念的出现。
尽管“魏晋文学自觉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理论和证据材料似乎都比较完备，但自从李泽厚确立了它的理论地位，质疑之声也就从未间断过。龚克昌在1981年的《论汉赋》中就提出可以将文学自觉的时间段上推至司马相如的时代。并在《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一文中指出：“文学意识的强烈涌动，文学特点的强烈表露”，还有“提出新的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就已表明在汉赋产生之后，中国古典文学已经出现了自觉的意识。这种观点不断得到新的理论支持，就逐渐形成了与“魏晋文学自觉说”相对抗的“汉代文学自觉说”，张少康、詹福瑞、李炳海几位先生都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下面让我们举例分析其具体内涵。
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写道：
“汉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与先秦相比，有较大的变化，这就是文学的独立与自觉地逐渐形成。一般人所说到魏晋方始进入文学的独立与自觉时代之说，其实是不确切的。”[10]
而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中，又提出：
“文学的独立与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初露端倪。经过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相关系的。”[11]
在詹福瑞先生《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亦有这样的描述：
“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汉代辞赋家对物象和文辞的丽的追求，以及丽的文学观念的确立，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中国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12]
相似的论证还有很多，但总结起来说，“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基本观点便是通过对魏晋之前文学发展新动向的分析，证明在两汉时期，文学、作家、审美意识等概念就已经出现，“文学的自觉”也就要提前到这个时期了。
就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学自觉”时间断代的讨论来看，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这两派，当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又发展出刘跃进先生的“宋齐文学自觉说”；与“汉代文学自觉说”相关的则有学者提出文学自觉可能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发生。但理论依据最全面的还是前两者。引人思考的是，如果仅需在文学史上寻找证据，那么争论双方应迅速见出分晓。而为什么关于文学自觉产生时间的讨论会旷日持久且终无定论？那么就让我们梳理一下双方争论的具体过程。
二、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文学理论的自觉
总结两派长期以来的相互辩难的历程，可以说，就一些具体问题也许一方会更有说服力，但全局来看显得论据混乱，似乎双方没有站在同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而如果在驳论的过程中无法得出对双方理论的正确评价，那么我们就只能去关注这两派的立论过程了。不管是在两汉还是魏晋，是什么样的标准证明文学已走向自觉呢？这就应该是考察两派理论合理性的最关键部分。
作为“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代表，袁行霈曾提出过权威的关于“文学自觉说”的判断依据。在《中国文学史》中他指出这三条依据是：“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题材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题材的体制和风貌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可以认为，这三条标准正是对曹丕《典论·论文》的总结：文章为经国大业，证明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四科八体”等文体理论的出现，证明了体裁论和风格学的成熟；“诗赋欲丽”将审美属性与文学的本质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也正是对六朝时期大量涌现的文论著作的思想总结。从《文赋》到《文心雕龙》，理论的核心也依然是这几个层面。
那么再来看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判断依据。詹福瑞老师在《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一文中曾提出：
“关于文学的自觉，其标志似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观念的自觉，即从认识上可辨清文学和非文学。其二是创作的自觉，作家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能成为比较自觉的追求。其三，是作家的自觉，文人开始把著文作为一种生活的目标或人生的理想。”[13]
结合该文中的论述，以及其他汉代文学自觉论者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汉代文学自觉的标准：第一，“文章之士”的身份渐渐从儒生中凸现出来，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作家的身份都开始得到认可。第二，史书和目录学著作中出现文体分类，这便是文体学最初的滥觞，对文学性质的探讨也就开始了。第三，“丽”的观念开始浮现，说明审美属性已经与文学产生了联系，这就有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
那么再让我们来对比这两派理论核心思想的异同。最明显的是，“汉代文学自觉说”把作家身份的自觉算作标准之一，但“魏晋文学自觉说”缺少这一条。因此，汉代出现大量专职做赋的文士，并在史书中有了单独的传记，这样的史实就成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独家论据。而除此之外，两家的理论标准还是相似之处居多：首先，都认为文学应该脱离史学与经学成为独立的一科。其次，要将文体理论的出现当作对文学性质进行深入探讨的重要标志。再次，以“丽”为代表的审美观念应与文学本质紧密联系起来。那么既然两派的核心理论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为什么还会产生纷争？
分析诸多关于“文学自觉说”的论文我们发现，“汉代文学自觉说”与“魏晋文学自觉说”在证明相同论点的时候经常采用不同的论据。比如同样是证明文学从广义学科中分离出来，汉代文学自觉论者认为，在《汉书》中出现《艺文志》这种专题论文，就代表着文学的独立；在西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关于“楚辞”的价值讨论，这样的史实也证明着文学已经独立的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而看“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论据，他们不仅仅会引用宋文帝划分“经、史、玄、文”四科这样的史实为据，更多的论述重点还是放在《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志》、《文心雕龙》这一系列以“文”为核心的理论著作上。再看对文体论的认识：汉代文学自觉论者采纳汉代史书和目录学著作中出现文体分类的史实，但魏晋文学自觉论者加上了“对各种题材的体制和风貌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一规定，因此，必须要在六朝理论著作中寻找体裁与风格紧密结合的理论表述才能算是依据。最后看对“丽”概念的理解：证明汉代已有审美观念，是因为汉大赋本身追求华美的形式，且在当时的普遍认识中赋都与“丽”的概念联系起来了。但在魏晋文学自觉论看来，提到“丽”，就首先要把“诗赋欲丽”和“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区分开，只有一部分纯文学适合审美的风格。其次对如何“丽”还要如《文心雕龙》那样从音韵、字词、章句上做细致的规定。
这样总结起来可以发现，汉代文学自觉论者是立足在汉代的文学现象上。而魏晋文学自觉论偏重对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分析。为什么汉代文学自觉论者要强调作家的自觉，并且在证明文体学和审美观念的产生时要引用史书的记载和该时期的文学创作史实？因为其考虑的重点就放在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色上；而魏晋文学自觉论则更多关注在汉代不存在而在魏晋时期大量涌现的对文学本质的理论思考。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核心评价标准是从文学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但魏晋文学自觉说强调的是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因此，两者界定“文学自觉”的评价体系看似相同但内涵有别。彼此都把立足点放在各自时代独一无二的文学特征上，因此，都有合理之处。而到了相互辩难的时候，想要证明同样的标准，却可以采用不同的论据，反过来对于一个文学史事件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价。所以才会指出彼此的瑕疵却无法互相说服。
三、“文学自觉说”是不是一个有存在价值的概念
在近年的文论研究中，亦有学者认为“文学自觉说”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命题。典型的代表是赵敏俐、李光摩等学者，而其原因正如李光摩所说：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14]
这种从根本上否定“文学自觉说”之立题的观点有没有道理？从其核心理论上来看有据可查。“文学自觉”的确是一个舶来的西化概念。
研究认为，最早提出“文学自觉说”的鲁迅是借用了1920年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对魏晋文学的评价：
“到魏代时，文学开始了自觉的时代。文学逐渐离开了实用文学。而其自身的价值则被人们所认识。魏文帝曹丕在其所作《典论》中……这一论点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而且在于指出了文学自身有永久的生命力。”[15]
看来铃木的“文学自觉说”，意指文学摆脱了功利性，开始追求自身的价值。在鲁迅的描述中，又给“文学自身的价值”加上了“为艺术而艺术”即“Art for Arts' sake”的解释。而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结合郑振铎等人引申的“纯文学”等概念，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的文学自觉，和西方文论史上追求文学“向内转”(Turn to Itself)，强调“文学性”(literariness)的理论风潮是紧密相连的。这种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派别的典型观点。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说道：“只有在所谓‘浪漫主义时期’开始之后，我们对于文学的总概念才开始有所发展。‘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只有到19世纪才真正开始流行。”[16]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为何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首先它强调了文学的抒情性。华兹华斯提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17]并通过“理解力”、“想象力”等概念探讨诗歌创作和欣赏时独特的心理状态；其次，强调文学的形式美，瓦雷里认为“只有独一无二的形式才能适应和追步于诗……因此一首诗里，意义还不如形式重要。”[18]并以此提出了“纯诗”(poesie pure)的概念。
这就是对“文学自觉”这个概念从理论渊源上的追溯和整理。其最初形成的时候的确是与“纯文学”、“形式美”这一系列西方文论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的时代风向是摆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这与英法浪漫主义文学兴起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早期的理论家引进“文学自觉”的概念是出于现代文学解放的需要。但当时过境迁，中古文论研究要走向对自身的深刻认识时，这个概念还有没有使用价值？
反对“文学自觉说”的学者认为，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纯文学”的概念。中古文论中的“文学”从来不会如西方文论中认为的那样要与时代、作家、实用功能相脱离。王瑶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学批评，从它的开时起，主要即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即论作家与文体。”再纵观中国的文体理论，举凡以“文”为题的作品集，永远都是审美性文体如“诗”、“赋”与实用性文体像“章”、“表”、“书”、“记”同列其中。即使在“文学自觉”的六朝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论家刘勰也要以“征圣”、“宗经”作为“文之枢纽”。既然在一种混融和综合性的文化模式下，中国不存在“纯文学”，那么“文学自觉”的概念又何处安放？
笔者认为，诚然中古文学的特征不能以“纯文学”概括，但“文学自觉”的概念也不能仅以西化的“纯文学”来代替。在五四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文学自觉”概念，最初的确与“艺术至上”这种不太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思想相关，但在概念演化过程中它逐渐融合了对中古思想史与文学发展的思考。其更准确的含义就是指文学独立地位的体现。它所强调的重点则是认为抒情性和形式美是文学不同于其他思想形式的特征。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纯文学”，但无法说中古时代就没有审美意识，更不能说中国文学不注重抒情性。否则“风骨”、“滋味”、“意境”、“声律”这些含义深刻的文学概念就无从产生。中古文学是一种与“纯文学”相对的“泛文学”，但并不代表对文学的本质认识不足，而是普遍的将抒情与审美的特性扩散到各种文字形式中，并与文学的实用功能融合在一起。只要承认中国古代存在文学，则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脱离其他文化形式，并凸显其特殊性质。审视文学史上不断增多的文体形式与文论史上不断出现的审美概念，就会发现文学自觉是一个潜移默化而又必然出现的事件。它代表着中古文学的成熟。
另一方面尽管中古文学以“泛文学”为基本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六朝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领域的确都出现了对审美形式和个性化抒情的强烈追求。审视“汉代文学自觉说”和“魏晋文学自觉说”，其论证过程就证明这种追求文学特性的倾向一步步的由文学创作向文学理论扩展。到六朝后期则达到了顶峰。从唐代开始，对六朝文学耽于辞采形式，抒情范围过窄的批评和纠正就没有停止过，这也是中古文学不存在“纯文学”的证据之一。但所谓矫枉过正，正因为六朝时期颇为偏激的对抒情与审美属性的强调，后代的“泛文学观”中才会有清晰而坚定的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因此，以“文学自觉”来概括这种对文学特性的推重是合理的。“文学自觉”不仅是界定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实用性和审美性两极之间螺旋式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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