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世纪的形势提供了反思历史和现状、瞻望未来发展趋向的最佳契机。为了更加理性地走向未来，这种反思应当既是全方位的，更是深层次的。即如哲学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体系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鼎足而三的情势下，要实现三者的融合、会通与创新，对历史与现状进行客观的梳理与甄别、审慎的分析与评价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里提供的，是笔者显然还不很成熟的一种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本身给予应有的重视。
一
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学术独立化发展的进程，而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的演进紧密相关的，因之，这种研究也就必然以1949年和1978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之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引入、传播经过辩驳和论争，到最终成为国家主导形态的哲学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或学说传入中国的。在社会矛盾集结、内忧外患、动荡不止的情势下，它承担着作为医治中国痼疾的药方、寻找中国出路的途径、理想社会的模式和社会运行构架中的思想基础等多方面的功能。在世纪初那风云际会的年代，它还只是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与形形色色的复古派、西化派以及其他国外学说进行了反复论争。“五四”时期便有关于问题与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论争，20年代又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和对国家主义派、戴季陶主义的批判；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哲学向何处去”以及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等问题，均是讨论的焦点。到了40年代，又有与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战国策派哲学、新理学、新心学等的各种交锋。正是在这些驳难与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对中国历史的全新阐释、对复杂社会现象的准确透视，以及解决当时实际问题的特殊思路，显示了力量，扩大了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有效的理论武器。具有创新意识的毛泽东等精英分子有意识地结合中国实际，使其中国化。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它最终上升为“国家哲学”的主导地位。
（二）1949—197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表现为阐释、宣传和普及，是它在全国“凯歌挺进的时期”（列宁语）。当然，其间特别是后期出现了“左”的曲解，曾一度迷失和走入误区。
这一阶段，对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老百姓，“全民学哲学”。苏联版本的哲学教科书被普遍采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基本上左右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这一阶段，开始大批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者与研究者，系统地翻译经典作家的文献。一些研究课题也已展开，在诸如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美的本质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与此同时，过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开始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哲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方法论，渗透、运用到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伴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曲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庸俗化等问题，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
（三）1978年之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步摆脱“左”的束缚，走向活跃。较之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量成果涌现，成为本世纪最为繁荣的时期。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社会环境与研究氛围。与此同时，随着国门打开，各种类型的学术观点与理论体系再度被引了进来。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材料，某些方面还可以激活我们的思路；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衡量着我们辨别良莠的水准。宽容与守望，显示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成熟的心态。
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与条件下，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热点不断。以笔者之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1.有关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瓦解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人学空场”的皮相之论，而此后延续进行的人学体系、内容的探索，更在原有基础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内涵；2.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展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本质特征的不同理解，显示了研究者不拘一格、不定于一尊的探索个性，有助于不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3.关于主客体关系和主体性原则的讨论，破除了旧唯物主义与各种唯心主义各执一端的偏颇，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4.关于认识本质、思维建构、理性与非理性等问题的讨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自觉吸收当代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深化了对人类思维过程与机制的认识；5.价值论被引入哲学领域，为哲学园地增添了一朵新的奇葩；6.马克思晚年思想成为研究热点，特别是有关《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讨论，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藏，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贯通研究、阶段分析与个案认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7.文化问题的凸现，反映了学者们拓宽视野，认同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间的交融、冲突与变革，为更高层次的综合创新厘清了思路；8.有关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的讨论，把注意力集中于当代中国的变革，是以理论方式介入改革，诠解、规范、引导实践的重要体现；9.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则是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由当代中国发展引发为对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反省与自觉，既直接承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社会哲学（与“个体性哲学”相对）的一贯思路与固有风格，又与时并进，把它推进到当代更为宏观的水准；10.对哲学自身功能和特点的反思、对原苏联哲学体系的评价以及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的讨论，表明哲学自我认识与自我更新意识正在加强，自觉寻求在当代与未来的发展。
当然还必须注意到，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进入多元发展的转型期，哲学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与国民的精神生活中不再处于“中心点”的地位，上述热点限于专业研究领域，不复产生如过去那般人人瞩目的“轰动效应”。
二
一个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走过了一条远不平坦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哲学的新生面，其表现是：
其一，承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道统”序列，结束了近代中国一百余年精神世界的混乱状态。
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社会中，总有一种反映该时代思想特征、体现社会发展趋向的理论体系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统摄、规范、引导作用，并从精神观念上维护着该社会的正常运行。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内核，自古以来，每一时代也都有一种哲学观念发挥着这种作用。自先秦百家争鸣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先后出现了秦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哲学观念的嬗变。正是在这种不同形态的哲学观念的前后相续、彼此联结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得以维持下来。但时序推进到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国力衰微，积弊丛生，中国传统哲学失去了统摄中国精神世界的能力。各种思潮纷涌而至，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起不到独领风骚的作用。只是到本世纪，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使其中国化，才使这一局面得以根本改观。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根本点上与上述封建时代的哲学形态有很大的不同，但正如过去不同形态的哲学均是契合着当时的时代情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反映着、符合着当代中国的实际与未来发展的趋向，在这一点上，都有相似的地方，发挥着共同的功能。如果说中国当代史是过去历史的延续，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占主导地位所表明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发生的根本转换。
其二，体现出哲学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学者普及到民众、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强烈意向。
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注重的是哲学的宣传、普及与应用。毛泽东的哲学观有力地支撑着这种意向与行为。他始终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即哲学就是认识论；认为如果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中，离开具体工作，哲学便无用武之地。他还破除了对哲学的神秘主义态度，告诫人们“不要把哲学看得太难和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不可轻犯”，哲学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斋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武器。”（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87页。）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充分表明了在复杂的社会变动中理论武器的特殊作用以及人们对它的渴求程度。的确，当哲学理论被运用到具体工作中时，人们朴素的哲学意识容易培养和激发出来。近二十年在元哲学理论影响式微的情况下，应用哲学诸如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应运而生，这也可看作是五、六十年代哲学普及运动的余绪。
当然，同样应当指出，把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论、认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哲学的本属范围，特别是把对人生、社会作更高层次的形而上的沉思的内容拒斥在外了。还有，从哲学理论的结构层次看，“哲学意识”、“哲学观点”、“哲学理论”是不同的，朴素的哲学意识蕴藏在人们心中，但对哲学家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强求同一，不免会降低水准或强人所难。至于哲学应用，也应十分注意哲学理论转化的具体机制与中间环节，舍此，直接套用也难免教条化、庸俗化。
其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普适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域外的学说，能否真正中国化，这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受到质疑。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毕生倾心倾力研究的是欧洲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而中国却是一个情况完全不同的国度。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是一种研究问题时的机械论观点，它低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超越性能。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国度，但由于融合了世界历史与文明发展的成果，科学地把握了社会演进的大势，因而更是一种“世界哲学”。这种形态的哲学必然要超越欧洲境界，“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就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土化缘于两种位移的合力：一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较之其他形态，它更拥有成为“理论武器”的现实条件；二是中国哲学本身具有朴素辩证法与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为之提供了两者融通、契合的内在可能。
与本土化相关，还有一个当代化的问题。产生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一种学说，面对全然改观的时代，是否仍有有效的诠释力？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随着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化，这种疑问也异常突出。然而，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及其理论研究，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形式与内容、主流与余脉、曲折与大势、外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分析与甄别，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提出和探讨的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正是这种中国化与当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普适性充分展示出来了。
毋庸讳言的是，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除了像毛泽东、邓小平以自己的思路与实践形成的理论创设外，专业哲学家中可堪与之相比、产生世界影响的人物与论著很少；研究中诠释、宣传方面下的工夫很大（我们不否认这方面的成就）；集体著述比较普通，但独立探究、提出个人新见解的情况比较少；尤其是教条主义曾一度盛行，译经典、注经典、背经典、引经典成为某些研究者唯一的研究兴趣与活动，还不包括“文革”中政治文痞们的故意曲解。教条主义一旦成为一种思维习惯与模式，人们就不得不在套子里找问题、想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付出的一笔昂贵的代价。
三
站在两个世纪的交叉点上，展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景，是饶有意味的，也是颇为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历史是一个过程，明天是今日的延续。在对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程作了以上的回顾与分析之后，我们大致可以作出一些宏观的展望。
在我看来，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专业化。一方面宣传、普及工作更多地让位于专业探讨，另一方面，在社会多元化、观念多元化的情势下，直接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肯定不会太多了。因此，专业化程度加强是必然趋势，下述情形可能逐步展示出来：
1.文本研究将获得拓展与深化。囿于20世纪的实际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几部成型的著作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在21世纪，经典作家的全部文本将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既包括完成的著作，也包括尚未成型的手稿、笔记；既包括他们生前公开发表的文章，也包括由后人整理的旧著；既包括表明其理论观点的论文，也包括隐含其心迹的书信、札记；既包括沉稳雄健的中年篇章，也包括锐气刚勇的少作和生命黄昏的最后思索……。这些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不应当被人为地分隔。因为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深化，要求研究者完整地再现经典作家真实而复杂的心灵，不再仅仅把他们视为历史规律的宣布者，还应当看到他们是理论思维的艰辛探索者；他们不仅善于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解释与分析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且对这种理论本身也经常进行反思与检视；他们不仅是学者与理论家，更是革命家与实践家；而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也常常会处于两难境地的选择与各种困惑的骚扰。而揭示构成经典作家这些复杂性格的多个侧面，单靠几部成型的大著显然不够，那些卷帙浩繁的书信、札记、谈活记录等颇具历史价值，亟待下工夫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相当数量的新文本（即大量的遗著、手稿和笔记）陆续面世之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其思想的理解会更为客观与科学，而这也必将瓦解那些强加于其身上的某些教条，和一些片面、极端和庸俗的见解。经典作家的文本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显示出不同部分的新价值与新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永恒基地。
2.20世纪史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不只是因为在哲学研究中，哲学史的比重与分量一直比较突出，更由于20世纪哲学的演进过程中问题之众多、歧义之纷繁、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之复杂，空前未有。对于学者们来说，在本世纪内完全不可能完成反思与消化的工作，需要下个世纪以相当长的时间来细心梳理与甄别，20世纪探讨过的问题、出现过的人物、流派和事件，都将被置于21世纪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和定位。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而言，20世纪的诸多问题，有的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自身”的，对其进行一番清理自是份内之事。推开一段时间，在新的基点与视角上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命运，学者们不可避免要探讨传播、演变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对经典作家的研究中，可能在贯通研究的基础上给予个案透视。此外，诸如苏联哲学体系的功过、日丹诺夫式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演进的历程与特点、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过的问题等等，都将在下世纪作出公正的评判与分析。当然，除了厘清属于自己这一派别的问题，研究者还将积极参与对20世纪其他派别、人物的思想的审视，特别是像语言、逻辑、文本、解释以及现代性、后发展、文明的冲突与会通等哲学的内、外焦点论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会对之表明自己的系统见解。
总之，对20世纪的反思可能会贯穿21世纪哲学研究相当长的时间。
3.注目于现实、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仍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长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并不孜孜以求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与生存价值，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全面发展。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大概永远不会一味地“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观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趋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说明与导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用心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会丧失这一风格，丢掉这种优势。当然，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关注现实，在方式上将会有自己的特点。比如，鉴于20世纪的客观情形，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系统中，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到了21世纪，哲学就可能不只关注政治，或许更注目于经济运行、文化动态与科技增长；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时并进，更不能不追踪、反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知识的转化进程。
同时，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注现实，也不是做时代的传声筒，它与现实、时代的关系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诠解现实。它将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给予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梳理出线索，在表面平行的结构中看到等级与次序，在茫无头绪的过程中寻找到问题的症结与支点。不能想象，正常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漠不关心或无力诠解。二是审视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不是简单、刻板地反映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对它来说，现实永远是不令人满意或满足的，它总是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看出其不足或缺陷。在对现实的这种审视与批判中，蕴含着的是它对未来理想的追求与构想。三是超越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不得不以超越和反对他们的时代的方式进行思考”，因为“没有这种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勇气，哲学是不可能完成它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使命的”（注：卡西勒：《国家神话》，第296页。）。 哲学超越时代，超越现实，不是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示范与引导时代。在时代与哲学的关系上，不光是时代创新哲学，哲学也创造时代；不光时代修正哲学，而且哲学也改造时代。
4.研究队伍可能会出现分化。分化的意思有二：一是信仰者与研究者的身份可能分开；二是对经典理论、观点的解释将更加多样化、个性化。
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信仰者与研究者的身份合二而一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即是说绝大多数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才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少数口是心非者除外）；那么到21世纪，这种现象虽不会完全消失，但信仰者与研究者的分离也将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不管学者们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巨大影响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任何评价只有在研究、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来。
与这种身份分离相关，在21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观点的解释也将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定于一尊的情形将不会再出现。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问题上都达不成共识，但即使观点大致相近，也会有不同的论证、界说。
因此，就研究者队伍来说，到21世纪，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警惕那种以“我注（研究）六经”之名，引“六经注（证明）我”之实的现象，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客观与科学性。
5.与传统对话，与西方对话，在综合创新中产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专业哲学家和哲学论著。
承续20世纪最后二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的活跃氛围，21世纪的研究者的视野将更为开阔。系统的专业训练与完善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积极参与到与传统、与西方的实质性对话中，面向世界发言。不唯关注自己的问题，也能深入到异质领域，条分缕析。当然，这不意味着无原则地认同各种形态的文化成果，而是在充分了解基础上的扬弃和综合。而综合也还是为了创新，创新才是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哲学内部的问题，更是一个与实践相关的问题。也许，与20世纪的研究者相比，实践经验的缺乏是下世纪研究者的一个弱点，但只要永远把哲学的“生长点”定位于实践之中，与时并进，马克思主义就能永葆活力。而在这种理论综合与实践创新中产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与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总括地说，可以预料的是，不管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怎样的态度，对它作出何种解释，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仍将受到注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的活力和效用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对于中国这个正迈向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坚持与发展，是一篇不太好做的大文章，需要一批秉承执著而又富有包容意识和创新精神的研究者和实践家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