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关系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以广州和深圳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广州论文,深圳论文,土地利用论文,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加快城市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城市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则为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的供求矛盾却越来越突出。国务院要求18亿亩的耕地总量底线至少要守到2020年，因此，在保持耕地总量底线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如何让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既是管理层关心也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Yeh and Wu(1997)探讨了中国城市的新土地开发和城市发展进程，结合土地产权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中国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存在“土地租金剩余”。梁红梅等(2008)在分析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借助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用耦合度来表达这两种效益之间的协调关系与协调程度。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为一椭圆轨迹，其系统演化经历低级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再生发展4个阶段。曹堪宏等(2008)对杭州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对土地利用效益耦合机制的分析将有助于地方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来调控土地利用不同效益之间的关系，以获取最大和最合理的效益。周鸿飞(2008)在总结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并根据国土资源部和统计部门的数据口径，选取土地总体利用效率、耕地利用效率、工业用地效率、建设用地效率和交通用地效率五个方面的9项指标，分析了浙江省的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本文利用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耦合关系模型，以广州和深圳为例分析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重点探讨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对提高全国土地利用效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供求矛盾，促进农村经济的和城市经济的共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土地利用效益系统与耦合关系模型
（一）土地利用效益及其速度演化方程
土地利用效益是由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组成的复合系统，可以概括为社会经济效益子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社会经济效益是指经济活动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依据生态平衡规律，对环境条件所产生的有益结果，包括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它们都是具有耦合①关系的非线性系统（见图1）。
如图3所示，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的演化表现为四种模式：再生、循环、停滞和倒退（曹利军，1998）。
二、数据来源、指标体系与权重确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②、《广州统计年鉴》③、《广州社会统计资料》④、《深圳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⑤、《深圳统计年鉴》⑥及其它相关实地调研资料。
（二）指标体系与权重确定
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是由若干因素共同决定的，在确定这些因素及其权重方面，传统的方法为德尔菲(Delphi)法，例如，曹堪宏等(2008)对杭州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的研究，李崇明、丁烈云(2004)对小城镇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研究，都是采用了德尔菲法。
但是，德尔菲法本身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在确定指标时主观性太强，指标及其权重都是取决于专家的主观判断；第二，一些主要的指标可能被人为地排除出去。而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参见杨永恒等，2005）来确定指标及其权重。相对于德尔菲法，主成分分析方法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在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指标的前提下选出最为主要的指标（主成分）；第二，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确定指标权重，避免了主观赋值的影响。
本文原始指标的选取主要采用文献归纳的方法，即根据前人的研究和实践（例如李崇明、丁烈云，2004）进行归纳，最终综合考虑，在社会经济效益方面选取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在生态环境效益方面则选取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两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选取的二级指标共24个。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或指标测度量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按(6)式和(7)式进行标准化。负向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常住人口密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其余为正向指标。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最后，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初始因子负荷矩阵/
=主成分中每个指标对应的系数（指标权重）。分别将两个子系统下面每个一级指标所属的所有二级指标的权重相加，得到每个子系统下面每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每个子系统下面两个一级指标的权重之和为1（见表4）。应当说明的是，一级指标的权重只是表明它们在每个子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并不用于计算社会经济效益综合值和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值。社会经济效益综合值和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值仍然依据各个二级指标及其权重计算。
三、计算结果和分析
将表4中的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用(6)式、(7)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用表4中的二级指标权重根据(1)式、(2)式分别计算出1981～2008年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综合值和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值，并表示于图4。总体看来，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的发展速度很快，其中以深圳更为明显。28年间，广州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综合值从0.1597提高到0.3612，深圳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综合值从0.0578提高到0.6327，并从2003年开始超过广州。从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来看，广州和深圳的综合值都在波动中增长，并且深圳的综合值在大多数年份要高于广州综合值，从0.4157提高到0.8347，而广州的综合值从0.3244提高到0.8135，二者最终趋于一致。
1981～2008年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1981～1984年）土地利用效益低级共生阶段。广州和深圳早期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从低级共生快速转化为协调发展阶段，表明当时土地利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与合理之处。
中期（1985～2003年）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发展阶段。1985～2003年，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效益处于持续、稳定的较协调状态，这一期间广州和深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开始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环境污染与破坏得到控制。因而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相互促进，快速发展。虽然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效益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耦合度迅速跃迁到80 °以上，并居高不下。
后期（2004～2008年）土地利用效益不甚协调发展阶段。2004～2008年间，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处于不甚协调状态，耦合度变化高于85 °左右并有上升的趋势。这一期间土地资源开发过度、水土流失严重、滥伐滥建等，导致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环境效益滞后，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总体协调程度降低。这意味着广州和深圳未来的土地利用效益可能进入极限发展阶段。
通过比较可看出深圳的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领涨广州的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并高于广州，说明广州的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好于深圳。根据表5绘出耦合度α的演化曲线如图5所示。
图5 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演化曲线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以分解为社会经济效益子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它们都是具有耦合关系的非线性系统，可以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二者关系的耦合模型，用耦合度来表达这两种效益之间的协调关系与协调程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为一椭圆轨迹，其系统演化经历低级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再生发展4个阶段。
第二，本文以广州和深圳为例，对土地利用效益中的耦合规律进行比较研究。总体看来，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其中，深圳更为明显。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值都在波动中增长，并且深圳的综合值始终高于广州的综合值。
第三，1981～2008年间，广州和深圳的土地利用效益经历了从低级共生到协调发展，再到不甚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效益的演化轨迹，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意味着中国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已出现不甚协调的情况。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和城市经济共同发展，沿海发达地区要改变现有的土地利用模式，合理引导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不能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老路，不能以粗放式的征用农村土地、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城市经济发展。要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农村经济，切实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转向农村，切实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积极推进工业园区按照产业集聚、布局合理、用地集约的原则进行提升改造，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理、高效地综合利用城乡土地。
注释：
①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
②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1981～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州市统计局：《广州统计年鉴》（1981～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④广州市统计局：《广州社会统计年鉴》（1981～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⑤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81～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⑥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资料》（1981～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