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移动服务研究述评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启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3.5；G270.72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公众的互联网生活重心开始向移动端转移，用户移动服务逐渐成为档案学应用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为了推动档案部门提供更加优质的移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档案利用需求，同时拉近档案与公众的距离，为档案部门塑造更加亲民的社会形象，文章对档案移动服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此为基础探究档案移动服务的发展趋势和实现策略。 1 文献调研结果及初步分析 1.1 文献调研结果 以“Mobile Archive”，“Archival Mobile Service”，“Archive+Social Media”，“Archive+3G”，“Archive+Facebook”，“Archive+Twitter”等为检索词，通过对截止到2015年11月的“Science Direct”和“Springer”数据库进行检索，查找到外文文献28篇，主要发表于Archive Science，Archives and Museum Informa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国际学术期刊。 以“档案移动服务”、“手机档案馆”、“移动档案馆”、“档案+3G”、“档案+社交媒体”、“档案+微博”、“档案+微信”等为题名和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和读秀学术分别对截止到2015年11月的文献进行检索，通过阅读题名和摘要，发现与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献89篇，主要发表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档案管理》等期刊；以“档案移动服务”、“移动档案馆”为题名，对超星百链云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当当网等相关网站进行检索，与主题高度相关的著作检索结果为0。 在中国知网“基金”选项下进行检索，以“档案信息服务+新媒体”为关键词，检索结果为2项，依次为遵义医学院人文社科类硕士科研启动课题“新媒体环境下档案信息服务的大众化”(FS-2013-17)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社会化媒体与档案信息服务创新研究”；以“档案+微信”关键词，检索结果为1项，即黑龙江大学创新训练项目“开拓档案信息服务技术的新途径——微信平台的应用研究”(2014XG23)；以“档案移动服务”、“移动档案馆”和“档案+移动应用程序”等为关键词，检索结果都为0。 1.2 研究轨迹分析 国外对档案移动服务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特点。从发展轨迹来看，研究始于1999年，2010年后进入稳定增长状态，每年基本都有3-5篇相关文献；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集中于多媒体档案移动服务、社交媒体服务和移动应用程序服务，如面向室外新闻记者的照片档案移动归档服务(Marjo Markkula和Eero Sormunen，2000)[1]，Web 2.0环境下用户合作注释项目(Reim Doumat等，2013)[2]，基于MEO容器的私人档案App(Application，移动应用程序)服务(Florian Güldenpfennig和Geraldine Fitzpatrick，2015)[3]等。从实践探索来看，国外档案移动服务的实践成果主要集中于移动应用程序服务和社交媒体服务。移动应用程序服务中，英国国家档案馆发布的古币价值转换系统(Old Money)[4]、美国国家档案馆推出的“历史上的今天”(Today’s Document)App[5]、韩国国家记录院提供的国家档案馆App下载[6]等；社交媒体服务中，美国国家档案馆发展最为成熟，目前拥有65个社交服务项目，平均每个项目开通了3-5项社交媒体服务，其中，“The U.S.National Archives”项目最多同时开通了15个基于不同平台的公众账号[7]。目前，英国国家档案馆通过Twitter，YouTube，Flickr，Facebook等14个社交媒体服务与用户实时互动并提供档案信息共享[8]。加拿大档案学家Wendy M.Duff，Joan M.Cherry等对社交媒体在加拿大档案馆的应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7.5％的档案馆使用Facebook，21.6％的档案馆使用Twitter，大多数档案馆使用一种或两种，4个档案馆使用了以上五种社交媒介工具等[9]。 国内的档案移动服务研究始于2008年，2008-2011年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每年基本都有10篇左右相关文献，2012年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元年，此后研究成果成倍增长。从研究主题看，由于社交媒体主要通过移动端服务于用户，且随着微信公众号的普及，逐步成为移动服务的主要选择，相应地，社交媒体的应用研究也日益成为档案学界的研究热点。已有的98篇研究成果中有59篇以微博和微信的应用为主题，尤其是2012年以来，社交媒体的应用研究开始超过手机短信、WAP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服务等的研究。从实践成果看，2006年贵州省档案馆首次开通手机短信查档业务和WAP网站服务[10]；其后，武汉市档案馆推出我国首个档案App服务——“手机档案信息及文化推送系统”[11]；2013年，天津泰达档案馆开通第一个档案微信公众号[12]。后来居上的微信服务以压倒性态势成为档案移动服务的主要形式，其次是手机短信服务和WAP网站服务，移动应用程序服务方面则比较薄弱。笔者在360手机应用商店以“档案”为关键词检索，仅仅找到“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和“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两个档案App。 1.3 研究方法分析 1.3.1 调查研究法 Donghee Sinn，Sue Yeon Syn(2014)针对Facebook用户组织在线调查，分析用户如何使用Facebook建立并呈现个人档案，如何理解个人文档的意义及影响因素[13]。Lina Bountouri，Georgios Giannakopoulos(2014)针对档案工作者设计调查问卷，分析档案部门引入社交媒体服务的动机和服务现状[14]。Florian Güldenpfennig，Geraldine Fitzpatrick(2015)招募年轻的手机使用爱好者，通过其对档案App的使用反馈来完善档案移动服务的功能开发[15]。蒋莹(2015)采用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结合的方式获取用户的移动终端使用情况，并以此分析档案App是否有市场需求和用户基础，了解用户对档案App的看法和意见[16]。 1.3.2 案例分析法 Esa Kerttula(2015)以芬兰为例，研究由法律框架、技术架构和签名服务构成的新型手机签名方案[17]。唐思卓(2015)以黑龙江省档案馆为例，研究手机媒体背景下档案馆的App、微博和微信三种移动服务[18]。 1.3.3 统计分析法 Antonio Padilla Meléndez，Ana Rosa del guila-Obra(2013)对网站内容、Alexa排名和社交媒体粉丝数量等公共数据进行统计，进而研究博物馆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服务的理论框架、服务策略和价值评估[19]。尚珊、郎惠彬(2014)对档案微信公众号的数量、单位和功能等进行统计，研究国内档案馆的微信服务发展现状[20]。 1.3.4 模型分析法 Chon-In Wu，Chao-ming James Teng，Yi-Chao Chen等(2007)建立基于移动设备的个人文档生命周期模型，以此为理论基础引入研发产品主要面向数字内容采集、归档和编辑三个阶段[21]。Jan Askhoj，Shigeo Sugimoto，Mitsuharu Nagamori(2011)基于都柏林核心集建立起面向云档案馆App的元数据模型框架[22]。 2 主要研究焦点梳理 2.1 关于概念定义的研究 目前，学界基于用户所持移动端设备类型，有“手机档案服务”、“手机档案馆”和“档案移动服务”等概念表述与阐释方式。陈洁(2008)首次以“移动档案馆”一词概括基于手机通信技术的档案移动服务[23]。葛新月(2011)首次提出“手机档案馆”概念并做出解释，认为手机档案馆就是通过在档案馆内部部署移动代理服务器(MAS)，将档案馆服务延伸到手机客户端，用户通过手机以无线接入方式接受档案馆的各项服务[24]。王珂、童路(2013)将“移动档案服务”解释为用户通过第五媒体便携式终端设备(如手机、平板、掌上电脑)等，以无线接入的方式实现档案信息交流、咨询、利用等功能的新型档案馆服务模式[25]。也有学者并未明确区分概念及其定义，如李梦飞、桑毓域(2015)就交叉使用“移动档案服务”、“手机档案服务”等概念[26]。 2.2 关于发展环境的研究 国外主要从档案工作者和用户需求等角度分析。Franca Garzotto，Paolo Paolini，Pasquale Savino(1999)基于用户需求和行为特征分析，将档案移动服务用户群体分为以历史学家、记者为代表的专业人士和以年轻一代为代表的普通公众两类，同时提出普通用户大多表现出喜欢奇闻异事和享受探索的乐趣，极大不同于专业人士的特定目标心理[27]。Lina Bountouri，Georgios Giannakopoulos(2014)面向档案工作者创建线上调查问卷，统计得出档案机构提供移动服务的初衷是追随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势，以达到树立公众形象和改善公众关系的目的，同时指出因为缺乏正式而公开的政策引导，大部分档案工作者没有将档案移动服务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14]。 国内的分析较之国外更加全面。谭必勇(2012)基于STOF模型建立手机档案馆业务架构，从组织框架、服务框架、技术框架和财务框架四个方面对档案移动服务发展环境进行分析[29]。王珂、童路(2013)认为档案移动服务是不断满足公众的档案利用需求、实现档案社会价值的必然结果，同时从物质基础、用户基础和技术基础三个方面论证了档案移动服务的可行性[1]。胡晓庆(2015)基于SWOT分析法提出档案微信服务具有成本低廉、主动定位用户、开放性与私密性兼备和信息表现方式多样的优势，同时也存在传播必须基于用户关注、信息量推送过大、信息繁杂等劣势，应当抓大数据时代到来、庞大的微信用户群、智能手机普及等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吸引用户关注、人力资源紧张等挑战[31]。 2.3 关于服务模式的研究 研究主要围绕手机短信、WAP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四个方面展开，焦点在于主流服务方式的确定。主要学术观点有： 2.3.1 社交媒体服务 国外档案移动服务研究集中在社交媒体领域。Martin R.Kalfatovic，Effie Kapsalis，Katherine P.Spiess等(2008)指出，选择Flicker研究档案馆与web 2.0社区合作项目的主要原因是，以Flick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具备独特的线上社区元素，可以容纳大量用户广泛互动[32]。Francis Garaba(2012)提出，通过社交媒体技术即可实现档案部门的公众项目建设，无须政府再投入大量财力搭建专门沟通平台[33]。Antonio Padilla-Meléndez，Ana Rosa del guila-Obra(2013)认为，分析测量社交媒体的价值来源和网络性能(如Alexa排名和粉丝数量)有助于博物馆、档案馆和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制定出线上服务优化策略和资源分配方案[19]。Mark Vajcner(2015)基于社交媒体在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应用情况的调查，提出档案机构基于自身广泛而平民化的资源基础，比图书馆和博物馆更容易建立起受公众欢迎的社交媒体服务[35]。 2.3.2 应用程序服务 曹佳瑜(2014)认为，相比WAP，App的交互方式从容、服务调整灵活、开发成本低、开发周期短和用户基础广泛，因而具有更广阔的开发前景[36]。蒋莹(2015)认为，档案馆移动应用程序是专门为档案移动服务而构建的，能准确地设计档案信息服务功能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档案服务项目，应当重点发展[16]。钟静(2015)认为，相对于WAP，App拥有用户增长速度更快、优质的用户体验、易于分享和传播、开发成本低、开发周期短、扩大服务范围等优势，故发展势头更强劲[38]。 2.3.3 WAP网站和手机短信服务 肖春红(2011)提出，早期的手机短信服务将会随着手机技术的发展功能更加强大、内容更加丰富[39]。张学辉、裴友泉(2014)认为，就手机档案服务构想的可能性而言，短信服务仍是目前最可能实现并大规模推广的方式，而WAP网站服务可作为后继部队紧紧跟上，客户端应用服务方式作为预备队也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走向前台[40]。 2.4 关于实现策略的研究 研究多从开发模式、服务内容和技术保障等方面展开。主要学术观点有： 一是优化开发模式。谭必勇(2012)提出可以借鉴英国国家档案馆“古币价值转换系统”(Old Money)的开发经验，形成“公共模式+市场模式+公益模式”的联合运作模式[41]。赵海峰(2013)建议档案部门可以依托档案软件开发商共同攻克移动档案馆建设中的技术难点[42]。贾鹏飞(2015)主张档案移动服务开发需要档案管理者、手机运营商、设备提供商等协同合作，形成一个服务范围明确、技术成熟、职能分工详细、战略布局清楚的手机档案馆客户端服务[43]。 二是丰富服务内容。Franca Garzotto，Paolo Paolini，Pasquale Savino(1999)认为超媒体档案App的文本内容应当短小有趣，比如吸引眼球的图像资料、贴近生活的视频材料和激发好奇心的奇闻轶事等[44]。肖春红(2011)认为档案移动服务内容应当包括开放共享的数字化档案、档案网站信息、政府公开信息和档案馆基本信息等[45]。李梦飞、桑毓域(2015)建议可以提供数字档案在线展览服务、与档案相关的讲座推介服务、多样化档案检索服务、个人档案上传权限服务和档案科普游戏平台服务等[46]。刘婧、周耀林(2015)主张民生档案是公众关注的档案类型，移动数字档案馆在服务内容的设置上应首先考虑满足民生需求，做到亲民、便民、利民[47]。 三加强技术保障。Jan Askhoj，Shigeo Sugimoto，Mitsuharu Nagamori(2011)主张建立一个基于云计算的应用程序文件存档系统，为档案App开发提供云存档解决方案[48]。徐一男、李禾(2013)提出档案部门要建立一个大数据处理的服务器集群平台，除了能完成大数据的计算、处理、存储，还可以依托高速网络与各类客户端进行数据交互[49]。张学辉、裴友泉(2014)详细阐释了“手机短信方式查询档案”和“WAP网站方式查询档案”的技术构想并重点研究了WAP网站的建设实践和实际应用[50]。Esa Kerttula(2015)提出建立一个云服务平台，对签名服务信任的应用程序进行托管，为芬兰公民和企业提供便捷的实时存取渠道和国外短信漫游服务[51]。 3 研究述评及启示 综上所述，档案移动服务研究的现有成果主要从技术角度和服务内容角度切入，围绕手机短信、WAP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四类档案移动服务展开，主要回答“何为档案移动服务”和“如何实现档案移动服务”的问题，然而，从国家体制、档案工作者和用户需求角度出发，系统回答“为何档案移动服务发展缓慢”和“如何推动档案移动服务发展”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面临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带来的App开发、社交媒体转型、宣传推广和信息保密等一系列问题，要推动档案移动服务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推动档案移动服务实践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3.1 研究档案工作与移动服务的共通点，明确档案专有概念 专业术语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某项研究已经趋于成熟。明确相关概念，有利于对档案移动服务整体研究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从而以此为核心形成更加成熟专业的档案移动服务研究体系。现有概念中，“手机档案服务”和“手机档案馆”是指基于手机客户端的3G和WAP等基础通信服务，“档案移动服务”是指基于各种移动智能设备的档案移动应用程序服务。以2013年为界，概念研究倾向于“档案移动服务”，但是还未达成共识。“档案移动服务”较之前者指代范围更加广泛，体现出用户终端设备从单一的手机端到多样化智能移动端的过渡，更有时代特色。此外，“档案移动服务”不仅仅局限于信息流服务，还包括远程寄档、网上支付和自助服务等非信息流服务，因此，笔者在文中使用的是“档案移动服务”。 3.2 研究关键环节与发展环境的契合点，构建生态系统模型 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要求档案部门与时俱进地变革档案移动服务模式，因此，研究档案移动服务与发展环境的契合点是十分必要且具有前瞻性的。建议从构成服务链的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档案移动服务的发展环境，指导档案部门在开发过程中扬长避短，构建起一个可扩展、可调整和可持续的绿色档案移动服务生态圈。 图1是笔者基于档案移动服务链建立的档案移动服务生态系统模型。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奠定了档案移动服务链的总体发展框架，是发展的硬环境；互联网+和物联网提供了将垂直型档案移动服务链培养成开放型生态圈的肥沃土壤，是发展的软环境；两者共同构成档案移动服务生态系统发展的总体大环境。在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档案移动服务的产品形态主要由“云”和“端”两部分组成：“云”是指云计算、大数据和用户运营等虚拟开放平台；“端”是用户通过手机、笔记本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看到的App界面，包括移动端和应用两部分。“云”和“端”相辅相成，中间流动着的则是“活”的档案数据，即内容，主要由档案部门自制以及与政府部门、社交媒体和图书馆合作完成。档案数据从“云”流向“端”，代表用户接收档案数据、获取档案移动服务的过程；反之，则代表档案部门获取用户反馈、收集用户数据的过程。在档案移动服务生态系统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生态系统持续发展，各个参与者既可以是用户，也可以成为开发者和管理者，表现出角色多元化、责任分散化和机制合作化的趋势。 基于图1的档案移动服务生态系统模型，研究档案事业管理体制、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趋势，可以从源头上发现我国档案移动服务发展缓慢的原因和变革刺激点，从而为档案移动服务发展消除阻力和增大助力；研究档案数据流动的关键环节，可以从过程中为档案移动服务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活力，从而实现互联网+时代的档案移动服务新业态；研究档案用户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可以从终端上针对性地指导档案移动服务，从而实现螺旋式优化档案移动服务质量；研究档案数据开发的多方合作模式，可以从本质上提升档案移动服务的内容质量，从而全面激活档案信息资源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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