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的回顾和抉择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诞生、经历20世纪发展创新、即将进入新世纪的谋求人类解放的理论。中国人民同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中国历史书写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和巨大影响，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了。20世纪近百年的历史，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充满沧桑巨变、变革最为深刻的世纪。在中国历史纪元的两千年中，前一千九百年都是在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中运作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始终在历代王朝更替中一以贯之，维持不变，而最后一百年，历史发展犹如脱缰的奔马，延续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顷刻崩溃，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之又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代替，而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中巍然挺立，正稳健地阔步走向新世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变动最深刻、最激烈的一百年，是一段大变革、大更新、大发展的历史。如果把这段历史同过去的历史长河相比较，当今的时代不愧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
为什么中国历史在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纪之交呈现出如此飞跃的态势？究其原因，是中国的内部和外部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打开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紧闭的大门；二是中国的近邻俄国突破了全世界资本主义阵线，创立了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也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三是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和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四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经过长期孕育和积累，到了20世纪，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病兆日益显著，社会发展趋势日益清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时机、条件也日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也必然会应运而生。
中国的变革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不仅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还在于有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其理论成果成千上万，但最有影响，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最有重大意义的，莫过于两大理论成果：一次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再一次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对此，作为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应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具体化，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归结为既要有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国情观。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是一贯强调既要忠实地继承，老祖宗和传统不能丢，又要创造性地发展，敢于和善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话，敢于和善于说前人没有做过的新事，总之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他们对待国情的态度，总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和规律，让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主观主义地去解释中国的实际，让实际服从于抽象的理论，用实际去为永远不变的理论教条作注解和论证。正是在上述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的不同抉择和不同答案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斗争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和独创性贡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一脉相承中所体现的两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也是两位历史巨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中，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历史总结。
他们的历史总结，尤其是作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更是涵盖了本世纪最后五十年的经验教训，并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思考的心血和智慧。邓小平理论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成功地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情况下，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其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十年“文革”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发生转折的。转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确定理论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的。随后又在农村、城市和各领域、各部门陆续展开。这种历史转折不仅有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有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使一系列出台的改革开放新政策具有针对性、稳定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这样的路线和政策，既是历史的选择，它的延续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定位在哪里？社会主义建设从哪里出发？这关系到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解和把握，关系到如何贯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一理论首先肯定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必须鲜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否定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是否定过去的历史和奋斗的成果；这一理论同时也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不发达的阶段或初级阶段，一切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离开现实和超越这一阶段的“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全面地把握上述两层含义，才能同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更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作长期奋斗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共同奋斗的理论基础。
其三，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入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新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好时期，概括起来可以说，成就为举世公认，成果使人民受惠。经济上，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民经济连续较快增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维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成为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政治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坚持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实行“一国两制”，树立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范例；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既坚定不移地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营造发展科学文化的宽松氛围，又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树立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对外交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反对霸权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总之，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最大、发展最好最快、又最为稳健的时期，它证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它不仅适合过去和现在，而且适合下个世纪，适合上百年时间。
从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看下个世纪，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中国在新世纪的历史抉择是大势所趋，是千百万人心所向，非少数人所能左右或变动的。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离不开三大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历史命运，离不开当代的几个重大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同全球化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全球化的关系。有人说，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全球化，他们据此认为，全球化意味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有人把全球化归结为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入生态化时代，而这些似乎是同马克思主义绝对排斥的；有人以为全球化要求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即从文化层面来解释社会冲突、寻求社会发展前景的思维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似乎就可否定马克思主义，等等。
其实，关于全球化思想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就以“世界性”的观念提出来了，并作出过一定的分析和预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估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必然结果，认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俞是扩展，资产阶级也俞是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他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正因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而“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也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此前在发现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谈到无产阶级作为失业大军也正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他们把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存在，指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都离不开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都是与世界历史性直接联系着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断可以看到：
第一，世界性或全球化，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同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也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相联系，仅仅把它归结为全球的资本主义化是片面的、错误的。
第二，研究全球化或世界性，必须从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性的高度来进行，从唯物史观高度来进行，而不应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
第三，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世界性或全球化，是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那时才会有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的一系列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会有真正的世界性的团结和协调。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如前所说，世界性或全球化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提出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中才能了解世界性或全球化的状况和问题，才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而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或全球化的前景也是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跨国公司和国际性的垄断，其时代特点必然要反映到它的全球化战略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不能忽视如下情况：
其一，当代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日益发展，全球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在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它的势力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现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有时还要进行政治干预，阻碍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要求，阻碍进行公平、合理、互利的贸易交往。因此，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对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当然是不利的。
其二，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要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不要用自己的发展去妨碍别人的发展，要求制定挽救地球的协议和公约的呼声与日俱增。这些也是资本主义难以解决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给人类带来了希望。
其三，现代资本主义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冷战结束、传统的政治分野与两极化对立态势有所变化的情况，提出超越左右两极的第三条道路，以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相标榜，用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组织新的国际社会同原有国际组织相对抗，推行新霸权主义，借以缓解自身的危机和问题。这些花样翻新的手法仍然是以维护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和更新，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识破，越来越受到发展中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反对。
其四，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有人只看到它同资本主义对立与斗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两者还有相互联系的另一面，没有看到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某些资本主义制度的赞誉者总是把两者绝对化，把一切美好的桂冠加在资本主义头上，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完美无缺的制度，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怀有偏见的理论。其实，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肯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和变革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某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总是把民主和极权、清廉和腐败、人道和斗争、文化和无知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野的“标志”，不加分析地把后者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无知。历史恰好表明：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就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揭露，对无产阶级专政所包含的民主思想作了精辟的阐发，随后又在七十年代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和肯定了以国家机关民主化来取代国家机器官僚化的经验，并且破天荒地把公社公职人员定位为“社会公仆”，肯定了公社对他们的报酬和权利作出的种种限制，为防止社会公仆蜕化为社会主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深刻地从解放全人类的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认为公社提供了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向着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前进。这一光辉的理想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对于那些把阶级斗争同人道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论调却给了当头一击。同样，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是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后起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地位上提出的，这种优越性不仅没有离开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恰恰吸取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一贯强调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社会主义绝不能建立在文化落后和愚昧迷信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美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上述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是以剖析资本主义而发展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去其历史作用，更不会灭亡。当然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或僵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修改，恰恰不是它的危机，而是它的生命力的表现。现在有些美国研究者还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对于促进自由、民主、正义、平等、人道的生活方式，对于消除人类的痛苦和压迫，都是同自由主义、保守思想相抗衡的不可替代的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到革命实践，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从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复兴，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命运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这种联系扩大化绝对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灭亡，这种错误在于：
一、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失败和它在其它国家的命运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
二、社会主义在苏联也仅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还处在不成熟，需要在实践中试验的阶段；
三、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观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各国社会主义者都会从苏联的失败和本国实践中总结经验，采取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模式的多样化，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就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我们也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1949年到1956年，我们成功地确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1957年到1966年，由于指导方针上犯有“左”的错误和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纠正错误，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使社会主义中国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没有充分地取得；1966年后的“文革”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离中国国情的道路，出现了中国历史暂时倒退的局面；在结束“文革”、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由于清除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淀需要时间和华国锋所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历史转折中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近五十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曲折复杂的历史变迁，都成了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都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就势所必然，势在必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第二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大飞跃和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问世的。
形成于世纪之交的邓小平理论，能不能适应中国即将面临的新世纪的需要？要看它能否回答和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面对的国际形势是和平与发展、是全球化，其确定的国内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都是完全适应新世纪需要的。
第二，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国情，参照世界经验，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问题，把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样既区别于社会主义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定位过高，轻率地宣布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忽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放松现阶段的任务和努力，实际上降低了共产主义的标准；又区别于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化的观点。初级阶段的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也为我们下个世纪一百年的艰苦奋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估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发展和遭遇，最为实事求是，对于正确解决前进中的曲折和突发事件，最富远见卓识。邓小平在九十年代、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也是他的晚年，讲得最多的莫过于两个问题：一是要把共产党内部搞好，使之不出问题，要注意培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二是要看到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出现某种严重曲折甚至暂时复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失败了，“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8页。 ）如同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善于对困难和曲折做革命转化工作，尤其深刻的是，他更善于把一切转化归结为依靠和坚持传统，依靠和坚持祖宗，即依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征程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极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
让历史告诉未来
纵观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当代世纪之交的新变化，没有失效，没有失败，更没有消失。失效和失败的是那种既脱离祖宗，又脱离现实，肆意曲解的“马克思主义”；那些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而以主观主义态度鼓吹和奉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早就被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所唾弃，早就被历史和群众所唾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根据中国的经验，关键是坚持什么样的学风，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作为一门科学，自有它明确的对象和比较稳定的内容，有它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有它合乎逻辑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对于这一切，都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去研究，而不可作孤立的静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表明，凡是在以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扩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内容成为风尚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就得到多方面的应用和展开，马克思主义就获得重大发展和创新，它所指导的事业就取得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几个光彩夺目的历史时期：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的后半期。他们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而自己又处于无权无钱的境况下，只是依靠真理的力量，从少到多地团结了国际无产阶级大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向资本主义堡垒的冲击，他们也是依靠着理论的科学性和坚毅的科学精神，为人类作出了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后又向许多长期被资产阶级学者占领的重要领域进军，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直到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从社会的发展到人类的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到社会的上层建筑，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到社会的精神生活，从阐述诸多的社会现象到总结重要的历史经验，等等。可以说，凡人类经历过或正在面对着的重大问题，许多未曾解开的历史之谜，以及人类未来不可回避的前景，他们都有所发现、有所论述，或奉献鸿篇巨著，或提出专题论文，为人类留下了内容无比丰富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这一时期不论就实践的开拓或理论的成就来说，都是极其丰硕和健康发展的时期。迄今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他们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二是列宁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后的时期。列宁的创建活动虽然是在斗争极为残酷的条件下进行的，但他的思想比较解放，比较注重实际，他特别欣赏歌德的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他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国同时胜利的理论，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变化提出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提出在资本主义包围甚至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他善于从实践和群众的呼声中，从总结经验中，及时提出新经济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随后，在他短促一生的最后岁月中，又以深邃的目光提出治党治国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诸如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工农群众对政府的检查和监督，组织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联盟，开展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等等。列宁的理论尊重实践，富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遗憾的是，这种势头由于列宁的逝世而受到扼制，由于当时苏联党内盛行的个人专断和思想僵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三是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的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标志是在十年内战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全党逐步认识和接受的，党的七大把它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后，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势头，也给它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延安到北京，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出版，大量研究和普及性著作的问世，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学科建设的开展，学术理论探讨风气的兴起，充分说明中国革命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推向高潮。
四是本世纪末最后二十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又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恢复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成果最多、环境最宽松、发展势头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国际风云频繁动荡，苏东剧变，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华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国内体制转轨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是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各种思想和观点分歧急待清理的时期。
基于上述辉煌历史和世纪之交的形势，我们既要巩固和推进已经取得的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要正视和解决面临的和前进中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要坚持老祖宗，又要坚持创新。坚持老祖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传统，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坚持创新，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特有的优势。优势必须精心地加以发挥，花力气把它作好。理论工作者要慎待自己的优势，要吸取理论上“失足”的历史经验。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必须鲜明，理论阵地必须由马克思主义占领。绝不要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陷入“趋同化”；也绝不要因为改革开放、对外交往和某项政策宣传的需要而收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搞“中性化”或“淡化”。思想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迷信思想、一切歪理邪说都会乘虚而入。最近所谓“法轮大法”同党争夺思想阵地的斗争说明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必须加强，绝不可当作老生常谈而予以忽视。要总结某些在基本原理上的失误而导致理论上严重错误的情况，对于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主体哲学、本体论、人学、文化问题等讨论中的得失利弊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教训。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还要继续推进和深化。要把重点放在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吃透国情、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上，要以历史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为典范。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要通过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后对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分析，作出有时代特点、为现实服务的理论论断。
第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尤其在我国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经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不同阶段。它在我国门类众多的学科群和统一的学科体系中，理应占有独立的突出的地位。目前，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中，它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还分属三个不同的学科，缺少整体的综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是同历史和现实中众多学派并列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则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研究。这种状况，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难以覆盖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主观上想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在各个学科之中，而现有的位置实际上也很难突出其指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都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切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突出其整体性、综合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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